孫文廣:2015「被旅遊」看上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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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1月28日訊】2015年六四前公安提出去「旅遊」,問想去哪?我要去上海。1948年我隨父母,舉家遷上海,後來進山大,每年假期,都回家探親。孩子上復旦,也常去看望,上海成了我的第二故鄉。1981年我在勞改隊,寫了篇《評毛澤東的城市建設方針》(已收入《獄中上書》p361),其中多次提到上海,批評毛澤東「城市太大了不好」。回大學任教,再次研究上海,發了文章。現在故地重遊,不少感觸。

從侄女夫妻遭遇看戶籍制度

5月25日,我們到了上海,住進西區一個賓館。晚上見到侄女和女婿,拉起家常,他們回憶過去經歷;「文革」中,兩人都是中學生,響應中共號召,一起到安徽插隊落戶,以後進了當地工廠,在安徽生活十多年,兩人又都回了上海。但是侄女戶口仍在安徽,退休金只有1600元;看病必須回安徽報銷,而且只能報銷很少一部份,為此,她小病拖,大病抗,現在落下一身毛病。而她的丈夫,戶口轉到了上海,退休金卻是4200元。比侄女多了2600元,看病全部報銷。

兩人僅僅因為戶口不同,差別就這樣大,他們的遭遇在上海絕非個別,不到二十歲下鄉,回上海生活近三十年,現在是六十多歲的人,因為沒有上海戶口,而受到各種歧視。至於農民工,外地遷入者,所受歧視更是不言而喻,現行的戶籍制度,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權。

在特權制度下,廳級幹部,只要工作調北京,一家人,全有北京戶口,雞犬昇天;孩子考大學,輕鬆上北大。當前的戶籍制度是保護特權階層利益的,這些特權者也是改變戶籍制度的主要阻力。

1949年中共建政,在這前後我都住在上海。1949年前,民國時期,國民可以自由入住上海,有錢的可以買房子,沒錢可以搭棚子(棚戶),也可以找個小船,在蘇州河上安家(船民)。民國時期從農村進上海根本不是問題,我的大嫂就是1948年從山東農村進入上海的,根本不需要找關係、找後門落戶口。

1949年在歡呼聲中,迎來「解放」,但是隨之而來卻是,剝奪廣大民眾遷徙自由權利的戶籍制度。從此之後,農村居民要有個上海、北京戶口,比登天還難,北京上海成了國中之國,這樣的戶籍制度必須廢除,這個制度是為特權階層設計的。現在的中國只有極少數高官才享有遷徙自由。

2006年我在國外發表一篇:「發展農村,遷徙自由必須入憲」,(收入香港出版的《逆風33年》p117),指出:從1912年開始,民國的六部憲法和約法中都有遷徙自由的內容。

但是現在國內,找個討論 「遷徙自由」的空間都很難。

從餐飲業,看上海

侄女和女婿請客吃飯,小飯店飯菜不貴,一份白斬雞只要30元,烤鴨40元,美味可口,小而精,大家把菜全部吃光,這家飯店,是個殘障人開的,經營有方,顧客盈門,在上海已經開了幾家連鎖店,生意都很好。在這附近多家飯店連成片,在市場競爭下,優勝劣汰,質量才有一流。有天我們到一家小店,裡面已客滿,沒有座位,有人竟端著一碗麵條,在門口站著吃,如果不是價廉物美,誰願站在門口吃飯呢?

北方飯店,客人要的米飯,是一碗碗端上來,剩了全倒掉。在上海,我們幾個人吃飯,上來的米飯是桶裝的,吃多少自己盛,剩下的處理一下可以繼續賣給客人,這樣會減少浪費。

和山東、蘇北小城市相比,能看出,在市場經濟下,超大城市上海的優越性。超大城市有聚集效益,不但有人、財、物的聚集,還有文化、思想、創意的聚集。集聚、交流能產生互補、產生能量。在超大城市中可以產生良好的服務,新穎的思路,傑出的人才,優秀的企業。在過去的六十多年裡,當局對超大城市嚴格限制,分散其資源,瓜分其財富,搞國有化,這是一種掠奪、搶劫,造成的嚴重後果會逐步顯現出來。

尋找我家舊址和我的母校

2015年六四前孫文廣到北京和上海「被旅遊」(孫文廣提供)

到上海後徵得公安同意,還去尋找了我家舊址,虯江路135弄。那裡曾有我的家,1948年我的父母用20兩黃金買下的二層樓房。獨門獨戶,包括一個板房,面積將近200平方米,有個獨立的涼台,旁邊是一條小河。這個房子在「文革」中變成了「國有」,不給任何補償。

前幾年,當局搞拆遷,逼我嫂一家搬到邊遠地方,原住處,現在雜草叢生,據說這裡的房價現在是五萬元一平米。這種房屋拆遷,得到好處的是政府當局和某些官員。我家前面的虯江路也被攔腰截斷,建了座假山,上海交通擁堵,為何要截斷一條馬路呢?

當年粵東中學合影 (孫文廣提供)

去找我原來讀書的粵東中學,這所中學坐落在四川北路,靠近橫濱橋的一個弄堂之中。現在弄堂不見了,弄堂口蓋了座大樓。官員為了蓋高樓,不惜堵死一個弄堂,居民難道沒意見?在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官員把民意當狗屁。

最後,發現我的母校已經被撤銷。有100年歷史的中學,為何關閉?可能是生源不足。上海的中學,不准農村學生來讀書,我記得,民國時期,城市中學不排除農村學生,我的大哥,家住山東榮成農村,在40年代考到青島禮賢中學(現八中)住校讀書。為甚麼後來不准農村孩子進大城市讀中學呢?這是不是對農村學生的歧視?大城市學校招生應該公平對待農村學生。

上海市區觀感

公安開車去浦東參觀「中華藝術館」,從上海西郊去浦東,要穿過整個上海市區,經過天山西路、中山西路、中山南路,一路觀察上海的市容,有很多感觸。

上海的建築可以分幾個時期。早期有英、法、日租界留下的西方的建築文化。1945年後,民國政府統治上海,因為忙於內戰,新建不多。1949年後,中共掌權,極力限制分解掠奪大城市,驅趕上海人去邊疆三線,上山下鄉,多年出現人口負增長。(見本人《上海的發展與城市建設方針》山東大學報,1988年3月)

1983年我坐牢8年後回上海看望兄嫂,當時上海街道景觀依舊。1949年後的30多年時間,上海建設處於停滯。返回學校我寫了「上海歸來話上海」(寄給黨中央胡耀邦)。

80年代初,上海市政的指導思想,還是計劃經濟,限制大城市,沒有長遠考慮,沿街蓋宿舍樓,不留店面房,留下了現在的景觀,給後來的改造製造了困難。改革開放後,大批人口湧進市區,交通堵塞、住房短缺,這才考慮建設高架道路、輕軌、地鐵、高層住宅,新建的沿街一層全是店面房。上海景觀有了重大的變化。

從道路命名看歷史

2015年六四前孫文廣到北京和上海「被旅遊」(孫文廣提供)

1949年前上海道路起名,很科學,道路南北走向,以省命名,如四川路、河南路、西藏路、廣東路;東西走向,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福州路、漢口路等等。一條道路若很長,會有分段,比如南京東路和南京西路,四川北路和四川中路,這都是同一條道路的兩段。一條中山路,繞上海一圈,以東、西、南、北,分段命名。我多次去台北,那裡很多道路命名和上海很相似。

但是1949年後,很多城市道路命名,既帶政治色彩,也有長官意志。如在濟南,貫穿城市中心東西的一條大馬路,有5個名字。西段叫經四路,中段叫共青團路、泉城路,東段叫解放路、解放東路,中共以「解放」「共青團」為道路起名,是要宣傳它的偉光正。很多官員也都想任上給道路起個名,以作紀念。就像不肖之徒,到風景區,刻下「xxx到此一遊」一樣。

1958年,省委書記決定山東大學從青島搬到濟南(因為省委在濟南)校區西邊定名為山大路,北邊是山大北路;南邊叫山大南路。這是三條互不相關的道路,後來山大北路向東延伸,起名叫「華龍路」。給人帶來很多不便。

規劃城市中共官員不如滿清巡撫

中共很多官員既缺文化,也不尊重歷史,盲目排外,沒有國際觀。在城市規劃和道路命名上,還不如滿清的巡撫。根據1914年出版的《濟南指南》記載,當時的山東巡撫和袁世凱反覆商量,在1904年5月,聯名上奏清廷,要求將濟南開發為商埠,附有藍圖,標注了以經緯命名的道路。橫向道路以「經」字命名,從經一路到經十一路;縱向道路以「緯」字命名,從緯一路到緯十二路。這種命名很科學。如果延續下來,濟南城市道路的命名,將可能和美國紐約的道路命名媲美。那有很多道路是按數碼編排的。

重霾下的北京

12月7日,我陪妻子去北京看病,兩個公安再次開車「送行」。住了三天兩夜,適逢北京嚴重霧霾(10月8日),當日北京實行車輛限行,公安的車號被禁行,只能拋錨在停車場,我們在大街上徘徊,我建議在一個漢庭連鎖酒店休息幾個小時,價格不高,服務態度也不錯。今年上半年,在臨沂住過錦江連鎖飯店,飯店的服務態度、衛生條件都還可以。我想在中國,這種連鎖酒店,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可能有較好的發展前途。這也會為企業家施展才能提供機會、使得一些優秀的管理方式在全國推廣,為客人提供優質的服務。

在北京住過的兩家酒店,都戒備森嚴,第一個酒店,進房間要刷三次卡(走廊兩次,房間一次),另一個酒店乘電梯必須刷卡,沒有卡絕對禁止上樓進房間。

兩個酒店,經營都不景氣。其中一個是四星級的十七層樓的大酒店,竟沒有洗澡的熱水,據說鍋爐已經壞了幾天,室內供暖也差,半夜數次被凍醒。早上提供免費早餐,吃飯的人寥寥,看來入住率不高。我住的另外一個旅館,去吃飯的人更少。看起來,當時北京的旅遊觀光業是非常不景氣的。

像北京這樣一個有著大量古蹟的超大城市,應該遊客如雲才是,現在北京連續的重霾天氣,有人形容市區成了「毒氣室」,誰敢來旅遊?前幾年,中國片面追求GDP增長,形成房地產和鋼鐵等產業的大躍進,造成空氣嚴重污染,最後波及北京的旅遊、餐飲、酒店業。

半年以前我去上海,在那裡吃飯,能看到有些飯店經常客滿,旅館中住宿的人也是熙熙攘攘的。觀察、中國兩個最大的城市,也能看出發展上的差距。霧霾只是原因之一,在管理思維方面,北京也存在差距。北京官場氣氛太重。

2016年元月28日

於山東大學
13655317356
0531 88365021

責任編輯: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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