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1月27日訊】

（三）真理，還用「檢驗、發展」嗎？

（其一，「真理標準」的實質之一——造假：用邪說假冒科學，冒充真理，以「科學」「真理」雙重包裝蒙人。）

（其二，「真理標準」的實質之二——行惡：理論上否認「因果報應」，實踐上反向「獎懲賞罰」，以「利益標準」取代「道德標準」、「真理標準」。）

其三，「真理標準」的實質之三——爭鬥：披著政黨外衣，以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為前提，把「鬥爭哲學」當成「標準真理」，用「成敗標準」頂替「真理標準」。

近期，習近平當局正加速清洗江澤民姘頭陳至立曾長期把控的教育系統。2015年以來，大陸34所高校的53名高管被通報，其中，37人被查處，16人仍在被查。2016年1月8日，前上海海洋大學校長、書記潘迎捷（江澤民老鄉，曾在中共十八大前夕「陪」江詭異露面），因受處分被中共上海市紀委通報，又引起網上坊間對中共借「大學獨木橋」摧殘學生、暴斂錢財，導致人才機構畸形等腐敗罪惡的熱議。

有人說，盲目擴大大學規模、數量，變相高價出售大學畢業證，造成大學畢業生供過於求，就業率越來越低。有人說，中共太不負責任，造成教育結構極不合理，中等技術人才常年短缺，產業結構調整成為空談。

不過，它可不完全是盲目蠻幹。「一根高考指揮棒，萬馬奔擠獨木橋」，其實是故意「創設」的棋局，是其「鬥爭哲學理論創新」後的「新實踐」。紅色人才的看家本事，是「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即擅長「踩人」。培養人才，就是馴練「人踩人」（所謂「又紅又鑽」）。而「萬馬奔擠獨木橋」，是最妙的一招，不光能教孩子受馴，而且可令家長就範。別看政府教育經費給的少，比例在烏干達之下，可這樣一來收費可不低。一石幾鳥，多美！這叫什麼？「領導藝術」、「鬥爭藝術」。

不僅這些。所謂「弱勢群體」，也是刻意營造出來的，它本來也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另一層含義，或者說是弦外之音。公開取消「以階級鬥爭為綱」之後，「群體」，無非是「階級」的替代詞；「弱勢群體」，無非是「專政對象」（其中的各類「訪民」）、「團結對象」和「可教育對象」的總替代詞。

國企改革也是這麼回事。當時有人說，「主人」一下子變成「奴隸」了。那哪是變成「奴隸」了？本來就是。只是把「奴隸」的假主人外套給扒了。因為黨需要一批失業（它叫「下崗」）者：一來免得影響黨分贓（國企改革實質是明晰產權「分封制」、「家族化」），二來可增加不穩定因素，黨好有「維穩對象」，豐富「第一要務」，在鬥爭中求穩定，使維穩既顯得十分必要、任務繁重、艱巨，又非常迫切，從而成績斐然，經費多多。真怕不穩定的是人民，惡黨從來不怕人民的日子不穩定，而只怕自己的椅子和床不穩定。而黨的穩定，就靠人民的不穩定。過去叫，「政治第一」，「政治壓倒一切」，「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後來叫，「最大的政治就是穩定」，「穩定壓倒一切」，「有了穩定，才有一切」，「維穩是第一要務」。一位老警察說的簡明：「無論什麼名目，都是一副手銬」。立那些「名目」，亦屬於「鬥爭藝術」。

可是，中共無論怎麼折騰，它都打馬克思主義的旗號。眼下，快完蛋了，依然如此。「『自己都不信，還要強迫他人信』是中共這個邪教最流氓的手法之一。它知道邪教的教義是假的，社會主義是假的，已經破產，它自己都不信，但是還要人民信，不信還不行，不信就要鎮壓。最荒謬無恥的是，黨還把它的這種欺騙理論寫進了憲法，作為立國大綱（《九評》之九）問題是，這個流氓能夠這麼幹到今天，今天還這麼幹，還有沒有別的原因呢？

「真理標準討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提高辨別真假馬列主義的能力」。其實，這就露餡了：壓根就不用檢驗，「馬列主義是鐵定的真理」。討論來討論去，原地轉圈兒而已。但是，這個圈兒不是轉著玩的，也不是人們表面上理解的「雨過地皮濕」式的形式主義——它不是正常雨水，而是狼藥、血水、人工毒雨。

那麼，它的所謂「真馬列主義」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

「中共依靠鬥爭哲學發家，也依靠鬥爭哲學維護統治。實際上，正是在中共發起的一次又一次不斷的政治鬥爭中，民眾頭腦中的鬥爭思想不斷強化。這終於使得原本講究中庸之道、遵從以和為貴的中華民族，人人都不得不將鬥爭視作社會常態；將人與人之間充滿戒心視為常態；將你爭我奪、爾虞我詐視為社會競爭的生存之道。」（《解體黨文化》之二）

可以說，「真理標準討論」的成果在於，在經歷「文革」暴雨的「地皮」幹過之後，再次「高度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把馬列奉為圭臬，同時又讓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鬥爭哲學的「狼藥」在人們腦海中沉積了一層，教人視之為「標準真理」，作為事實上的「真理標準」。在悶罐式的紅色恐怖熔爐裡，稍微放長了風箏線的同時，加強了思想控制的力度（即其所謂「改善了思想領導」），重新給「鬥爭實踐」戴上了裁決真理的桂冠，從而給邪黨躲過「文革」帶來的嚴重生存危機、合法性危機，繼續麻醉良知，敗壞道德，使黨奴們繼續充當「只會說黨話的工具」，找到了新的說辭和藉口。也就給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為建設中心（『一切向錢看』、以至後來的『悶聲發大財』）」的觀念「更新」，「奠定了理論基礎，掃除了思想障礙」。「黨說啥是啥」「黨叫幹啥就幹啥」。——濤聲依舊。可以說，「真理標準討論」，是一場中共運用成熟的黨文化，教人自我畫地圈造爭鬥心牢的再洗腦運動。

想想看，本文開頭提到的，聲稱「我早就不信共產黨了」，「我什麼都不相信」的人，卻在憂慮：「沒了共產黨，中國怎麼辦？」或者是覺得「共產黨是壞，太腐敗，可現在也沒有什麼力量代替它呀？」若再問他「為什麼這樣想」，他會說「沒真事兒，沒正經，沒真理」。其實，是他被騙怕了，自己「沒主意」了。說他「沒主意」，只是說他沒了「真正自己的主意」，而邪黨灌輸給他的那個「主義」大著哪，還根深蒂固。那個「主義」，雖然表層不是「馬列主義」了，甚至連「毛思想」、「鄧理論」、「三代婊」等邪說，他都給當笑話了。可是，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卻像雲霧之源一樣，隱藏在其思想深處。尤其是鬥爭哲學，則已經在長期的「鬥爭實踐」中化為了爭鬥習慣，只是習慣成自然，自己都渾然不覺，也不願不敢正視、承認罷了。何至於此？

在評論中共「利用教科書灌輸黨文化」的問題時，《解體黨文化》之三（上）中說，「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黨文化教育危害最大的不是灌輸的具體內容，而是灌輸給學生的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認知框架。學生把這個認知框架內化以後，從此對該框架無法處理的信息或者採取極端排斥的態度、對該框架無法解釋的現象視而不見、不聞不問，或者用中共灌輸的扭曲思維方式對這些信息進行加工，最後得出有利於中共統治的結論。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今天的中國人一方面很有思想、能言善辯，另一方面極端偏狹固執，對自己不喜歡的事物深拒固閉，滿足於一種『有選擇性的無知狀態』。」

可是，「很有思想、能言善辯，」有的是什麼思想？能於何言？如何善辯？「極端偏狹固執」的，究竟是什麼東西？「有選擇性的無知狀態」，到底是是什麼狀態？對此，《解體黨文化》之四（上）裡的兩段話給了深刻而生動的答案：

「說今天的中國人離開黨文化，就不知道如何思維了，不會講正常人的話了，有人覺得這話太『過分』，帶有『侮辱』性，但是，事實就是這樣，因為黨文化的種種理論、話語系統和思維方式早已浸透人們思想的各個角落。」

「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識份子，在談論國家大事時那種胡攪蠻纏、自以為是、懷疑一切的態度，讓人很難平和的溝通。說他懷疑一切吧，他偏偏不懷疑共產黨；說共產黨不好吧，他說哪個黨沒有幹壞事；說中共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撓全面的改革吧，他說那是國情所限；說共產黨正在迫害人權吧，他說證據在哪裡；你指出證據吧，他說憑什麼相信你的證據；說他喜歡共產黨吧，他卻忙著把財富和孩子送出中共治下的中國；說他不喜歡言論自由吧，他卻很愛利用西方的言論自由來為共產黨的惡行辯護……有一個不是笑話的笑話：你列出很多共產黨干的壞事，他一個一個地否定，胡攪蠻纏，總是為中共找理由，問你證據在哪裡；說中共竟然割犯人喉管，他才不相信，反駁說塞塊布就完啦，傻子才會費那麼大勁去割喉管；你說網上都有，他還是振振有詞，問你誰看見了？他說網上的東西你也相信？當你說出張志新的名字，他傻眼了，他才想起來行刑前割張志新的喉管卻是共產黨自己都高調承認的。」

他到底在幹什麼呢？「爭」理——有理沒理，都得爭出個理來。

「求是」，在他那兒，早變成「爭理」了。因為黨媽永遠的「偉光正」形象，完全是「爭」來的。所謂「理越辯越明」，黨媽的理也都是「爭」來的，作為「唯一標準」的各類「實踐鬥爭」留下的，也都是「爭理」烙印。你看，中央電視台上，認錯的，走馬燈似的，一個接一個，不光大陸的，還有港台的，外國的。可誰見過黨媽認錯？

「真理標準討論」所謂「提高辨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的內核，就在這兒，就是這個「鬥爭哲學」，或者叫「爭理哲學」。

這意味著什麼呢？

「人們『告別革命』（過去的「實踐」——引者注），只是告別了革命的表面形式，而革命的黨文化內涵卻幾乎原封不動地留存下來。今天人們固然不再唱『語錄歌』、跳『忠字舞』、熱衷於大鳴大放、文攻武衛，可是中共的政治運動強化灌輸的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鬥爭哲學仍然被中國人當成放之四海而皆準、根本無須證明的普世『真理』。」（《解體黨文化》之三）

在紅色字典裡，實踐，是鬥爭的同義詞：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技戰線、教育戰線、思想戰線、理論戰線……。

可以說，「實踐標準」，就是「鬥爭標準」、「爭鬥標準」，即「成敗標準」：「今天的人們習慣於用『成功』與否作為衡量個人價值的唯一標準，而不論其採用了何種手段。所以攀上『款爺』、『老總』是女人的目標，身邊簇擁著漂亮女人是男人的風光，孩子考上名牌大學是家長唯一的期望。在這種鬥爭哲學裡，『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失敗』基礎上。這裡沒有良知與公義，也沒有是與非、善與惡，剩下的只是成與敗：成功便是好的，失敗便是劣的，於是人人都想爭做『老大』。是故血淚工廠比比皆是，民工待遇慘不忍睹；有毒變質商品充斥市場，『為富不仁』被視為理所當然；能夠弄權枉法仍逍遙法外者，則被視為『背景硬』、『關係鐵』……在黨文化『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邪說的灌輸下，中國人互相爭鬥、彼此猜忌，整個社會成為一盤散沙，一群無凝聚力的民眾更便於中共的極權統治。」（《解體黨文化》之二）

有人以為，「鬥爭哲學」、「相生相剋」都講「一分為二」，差不多。其實這是誤解。都講「一分為二」，但講法大不相同。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便是謬誤。「相生相剋」，講共同依存，同時存在，不可分割，相互牽制，相互影響。在名稱上，「相生」與「相剋」並列，而且「相生」在前，「相剋」列後，「和為貴」。其最典型的形象，就是太極圖（俗稱「陰陽魚」），陰陽渾然一體。儒家的「中庸之道」，實質就是「保持相生與相剋的和諧」，既不「過度」，亦非「不及」，這可使事物在平衡中，健康平穩地存續、發展。而「鬥爭哲學」，強調「鬥爭性是絕對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怕過火」，「矯枉必須過正」。名稱上只有「鬥爭（性）」，排斥了統一性。在實踐上，則是「走極端」（如極左）、「絕對化」、「做絕」、「滅絕」等。這樣，過度的相剋，只會敗事壞事，乃至使事物毀滅。因為它要「砸爛舊世界」，又要「不斷革命」。

那麼，「鬥爭哲學」的要害何在呢？鐘華人先生對它的剖析非常透闢：「將一塊磁鐵敲破，使它斷裂成兩段時，斷裂處會形成新的磁極，那這塊磁鐵就變成了兩塊，而這斷裂的兩塊，是無論如何都連接不上的，它們斷裂端會變成同一磁極，產生同性相斥的斥力，所以永遠無法癒合。而當能量循環之鏈被完全打斷後，斷裂處，也會形成新的陰陽之極，並產生剋力。社會如同一塊磁鐵，共產黨將社會劃分不同階級，不斷煽動階級仇恨，將這兩個階級完全對立起來以後，就如同磁鐵斷裂成兩段，它們在斷裂處，產生了陰陽克斥力，階級鬥爭便產生了。然後共產黨便在斷裂處抽走能量，全部流入自身，在兩個階級鬥得你死我活時，坐收漁翁之利。」（《中華龍脈之六：相生相剋》）消滅了老的地主、資本家，錢、地，最後都歸於黨了（變成了其邪惡的能量），黨媽變成新的地主、資本家了，農民、工人還得養著共產黨。區別只在於，黨媽比老的地主、資本家胃口大多了，心黑多了，手狠多了。

再看看，其「爭理哲學」在「實踐鬥爭」中是怎麼發展的。

中共的立場原則不斷變化，其《黨章》、《憲法》時常修改，「黨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連其理論都「不斷創新」：起初就馬列主義，後來，加上毛思想，再加上鄧理論，又加上三個代表，儘管前後互不相干，甚至互相矛盾，後來的卻都自稱為「新的繼承與發展」。「共產黨從沒有祖國，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極端民族主義；從剝奪所有私有財產，打倒一切剝削階級，到今天的吸引資本家入黨，其基本原則南轅北轍自不必說。在其發跡和維持政權歷史上，昨天堅持的原則今天放棄，而明天又再改變的事情比比皆是。但無論如何改變，共產黨的目標明確，那就是奪取和維持政權，以及享受社會權力的絕對壟斷。」（《九評》之一）

其「老變」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其「鬥爭哲學」是超越相生相剋的邪惡歪理，其「鬥爭實踐」是滅絕性、自殺式的破壞。這樣，它搞的東西，都是兔子尾巴——長不了。有些東西，比如人民公社，它喊「萬歲」，固然是自欺欺人，但起初它也不一定就想搞那麼命短，但是「鬥爭哲學」這套邪惡路子，一搞起來，很容易失控，就像森林縱火犯，點火由他，火著起來就不由他了，說不定來陣風，還把他給燒死了呢。比如，「文革」，毛澤東的設想是「大亂達到大治」，結果搞起來後，一發不可收拾，越來越胡鬧，最後折騰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共只好剎車，表面上還不得不「徹底否定」。比如，跛腳的改革開放，它講「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是心裡沒底，喊「一百年不動搖」，那是蒙人，可搞到現在，過度的道德敗壞、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過份的資源透支和環境污染，等等，早已難以為繼。再如，江澤民的腐敗治國，它最初的算盤是，一是把腐敗當成粘合劑，自己好管理，二是拿腐敗當靶子，好打擊異己。結果，腐敗成一灘污泥，逃官四起，裸官成群，民怨沸騰，正經事沒人幹，朝中也無人了，不打自倒。同時，也反倒給習近平收拾血債幫準備了把柄。

對於法輪功的迫害更是如此。「中共本想利用這次鎮壓來鞏固其暴政，結果不僅沒有能夠『充電』，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洩盡。現在中共已經壞得不可救藥，就像一顆爛透了的枯樹，無需風吹草動，自己就會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產黨的企圖到頭來只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不僅勞而無功，而且將毀了自己的前程。」（《九评》之五）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中共靠「鬥爭哲學」起家和生存，恐也會難免在「內鬥」中自毀，或許「天滅中共」之棋的最後一著，就是這麼落子的。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