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1月17日訊】

（二）真理，人「檢驗、發展」得了嗎？

（其一，訴諸感官，扼殺良知、理性，把人馴化成「高級動物」——「甘願把一切獻給黨的老黃牛」。）

（其二，強灌黨性，泯滅人性，造就「特殊材料鑄成的」變異人——紅色「狼孩兒」。）

其三，恐怖改造，煉獄洗腦，利用「革命大熔爐」批量鑄造全民性「斯德哥爾摩症」患者群體——「永遠跟黨走」的腦殘革命隊伍。

在2016年1月4日鋼鐵煤炭行業產能過剩座談會上，中共總理李克強舉例說明大陸企業產品需要升級、提高質量時承認，中國大陸現在連圓珠筆的圓珠都還需要進口。消息傳開，網上一片驚愕。

繼2004年之後，2016年1月8日2015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成色」最高的國家最高科技獎，再度空缺，屠呦呦未被推薦。對此，網上一片唏噓（屠呦呦憑青蒿素獲2015年諾得貝爾醫學獎，卻是個「三無學者」，即無博士學位、無海外留學背景，無兩院院士頭銜，前些年曾幾次被提名參評院士均未當選。她那個獲諾獎研究成果，在過去40年未獲國內應得的認可）。

據日前網上熱傳的《中學就是一座活生生的監獄——中學教師痛揭中學教育之病態》一文披露，在中學裡，「學生守則」、「校規校紀」（包括吃睡、入廁及髮型、服飾等規範），極為苛刻，講究「整齊劃一」。對作息嚴加控制，使學生成了做應試題的機器，從早七點到晚九點半，十幾個小時坐在椅子上。晚上十點宿舍熄燈後，還要用電池燈來照明，繼續完成課業。幾乎絕大多數人都喪失了青年人的活力，沒有獨立人格，沒有創造能力，沒有社會責任感，沒有個性，沒有才藝，甚至連愛好與興趣都沒有，病態十足，不僅身體虛弱，而且心理嚴重不健康，可以說是身心俱殘。老師哀嘆：「這樣培養的『接班人』將來憑什麼做民族的脊樑？」「如此不堪的教育如何支撐起中國的現代化大廈！」「教育病了，並不是肌膚之疾，而是從內臟和大腦壞了。」

上述惡果，其實是邪黨有意製造的。還不止中學，也不止教育界，那景況乃是紅朝的縮影。整個紅朝，就是一座大監獄、大煉獄。當然，中共不承認。學校，它叫改造人的「紅色熔爐」。單位、團體、國家，它都自稱是「社會主義革命大家庭」、「革命大本營」、「革命大學校」、「紅色大熔爐」、「革命大熔爐」。不過，不承認是不承認，而「紅色大熔爐」、「革命大熔爐」的說法，還是露出了這位老師文中所指的馬腳：「人身難得」。（《轉法輪》）好端端的人，放「熔爐」裡幹什麼？或許誰想到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了：孫悟空進去，不是煉出火眼金睛了嗎？對。那就提升生命。而共產黨的「熔爐」是正好相反，它是毀人的「煉獄」：戕害生命，變異生命，給人眼裡埋設「紅內障」。

學校毀人，舉國毀人，成批的毀人。因為它是嗜血的惡魔，嗜權的流氓，它要隨意指揮這樣腦殘的革命隊伍內外製造紅色血腥恐怖，既可「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又可對自己的同胞像對待敵人那樣殘酷無情，還死心塌地「永遠跟黨走」，「甘願把一切獻給黨」。

這，實則已經回答了為什麼造不出圓珠筆圓珠的問題，也回答了為什麼屠呦呦「牆內開花牆外香」的問題。也許誰會不以為然：我們有原子彈，是核大國，這點兒事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呀？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屠呦呦……。且慢，請別著急。筆者以前跟你一樣，一遇此類問題，也都是這麼想、這麼說的，弄清楚中共為什麼用「紅色大熔爐」、「革命大熔爐」毀人之後，才發現自己上了黨媽的當了，還被其「熔爐」熏染得相當厲害，患有不輕的「斯德哥爾摩症」【注】。

「斯德哥爾摩症」的症狀是，作為人質的被害者，被劫持進那種高壓密封的「熔爐」裡面，在持續的高度恐懼狀態，良知被壓抑、扼殺，求生慾望取代了理性，對眼前利害的權衡取代了對善惡、正邪的選擇，「利害標準」替代了「是非標準」。也就是經暴力威脅和謊言洗成腦殘之後，心靈被毒化、扭曲、異變，轉而認同綁匪。自然，症狀有重有輕，極端嚴重者，認賊作父、認賊作夫，就像誠心誠意地叫邪黨「黨媽」那樣。

承認自己得這種病很痛苦，但是，服下苦口良藥《九評共產黨》、《解體黨文化》之後，確是有了一種大病頓愈的痛快和自在。希望也相信您也會分享到這些。

「革命大熔爐」（大煉獄），確實起到了製造、催化「斯德哥爾摩症」的作用。因為中共搞的是暴政邪教合一的紅色國家恐怖主義（這也是其「革命實踐」的內涵所在），又具備形成「斯德哥爾摩症」的所有條件。換句話說，紅朝這個「大熔爐」是個紅色「學校群」、「監獄群」、「熔爐群」。大大小小的「單位」（不只是學校、監獄），都是「革命熔爐」、「紅色熔爐」，都是「斯德哥爾摩症」的孵化器。

或許誰又想，那位老師沒說這個呀？當然，中學生一般來說還屬於「半成品」。可是如此下去，不危險嗎？請再想一下，若全說透，在防火牆內，網上能轉的了嗎？在這裡，似乎是「借題發揮」，可絕非「無中生有」，也不外是「接題發揮」——把那位老師未能說完的話續上幾句。

請先一塊看看《解體黨文化》之三里怎麼說的：『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承認，中共灌輸黨文化的巨大工程十分成功。這是因為，第一，中共的灌輸以暴力手段做後盾，它的所謂思想改造不僅僅改造思想，很多時候，它還會去改造人的肉體（批鬥、勞改、判刑、直至殺害）；第二，中共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在中共統治下，要想出人頭地、取得成就，就不能不對中共俯首聽命，因此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大多被中共網羅來為其統治服務；第三，中共在幾十年的時間裡製造了一個封閉的環境（現在是半封閉），人們無從獲得完備的外部信息；第四，它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僅僅停留在書本上，而是把所有人都推進「革命的大熔爐」裡，用頻繁的政治運動給他們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象；第五，中共按照馬列毛那一套製造了一個社會現實，反過來顯得那套理論是正確的。比如鬥爭的觀念就是經過幾十年幾乎不間斷的殘酷鬥爭建立起來的，鬥爭成了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現實，所以鬥爭哲學也好像是對的了。

從某個角度看，「革命大熔爐」、「紅色大熔爐」，實際上，它也是對「革命實踐」的一種形象化稱謂。所以，就連「實踐」本身，中共也強行劃界。以上三件事，涉及到毛澤東所劃定的「三大實踐」，即階級鬥爭（包括其所謂「教育戰線」）、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領域。

所謂「三大實踐」的劃分，目的性很強：將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修煉實踐、修為活動，排除在外。為什麼？概言之，用「概念壁壘」「畫地為牢」，限定「思想領域」，把人的頭腦緊箍於「思想牢籠」之內，也就是那個無形的「大熔爐」之中。它怕人的眼界「放開」了，「看開」了、「想開」了，它的「熔爐」就沒用了。同時，這也有助於杜絕「熔爐」外方方面面的資訊傳播、經驗流入，即使傳到「熔爐」裡來，也容易受到抵制、排斥。

那個「三大實踐」的界定，不止是理論上的界限，也是「實踐」上的管束範圍。共產黨啥都管。「階級鬥爭」（後來叫「維穩」），都幾乎無所不包，所謂「政治統帥一切」、「穩定壓倒一切」。中學的「嚴控嚴管」實則是由此而來，正如那位老師所言：「教育制度只不過是社會制度的組成或延伸，學校更不可能脫離社會環境而存在的，學校只不過是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的附屬品，在辦學上毫無獨立性，從某個角度上看學校和老師並沒有錯。」其實，小學、大學，大同小異。反正都在它「紅色熔爐」裡。其實，學校的禁錮，不止那些，校門、教科書、課外讀物，都是強行規定的。在大陸，人不止沒有信仰自由、言論自由、遷徙自由，沒有知情權，也沒有信息選擇權，上網找真相你得翻牆。整個輿論環境，都是強加的。真想看的、想聽的、想學的，全是禁的。你自己辦學，不行。

當然，天下並不是給它共產黨準備的（老天爺正在滅它）。即使它大權在握之時，啥都管，也有管不到的地方，但留的餘地很小縫隙很窄。後來，餘地大了些，縫隙寬了點兒。那是因為，一方面，它顧不過來了。另一方面，黨文化成熟了，人們的黨性「自動化」程度高了。在掌控飯碗的前提下，它只是吆喝一聲「要佔領業餘活動時間和休閒娛樂空間」，甚至在某些事情上不用吆喝，只是控制出版等信息源頭和傳播渠道，就可以了，就可以把人禁錮住了。即使如此，它依然毒招連連。比如，在放鬆的名義下，姑息養奸，教人學壞：「只要不跟共產黨作對，你吃喝嫖賭都行。」

可見，所謂「三大實踐」，只是表面上的區別，實質就是一個：用黨文化改造人的「革命大熔爐」、「紅色大熔爐」。無論什麼行業、什麼領域、什麼團體、什麼單位，紅朝上下，皆為「黨爐」。

其實，這兒的問題，前面把原子彈、圓珠筆圓珠比作西瓜、芝麻的話裡邊，全說出來了，只是全是反話——「黨話」，因為「紅色大熔爐」足以讓人只會說「黨話」。請自問一下：為什麼造得了大原子彈，造不了小圓珠筆？「家有三件事，先從緊處來」。它「當家的」，為什麼把圓珠筆看那麼輕？把原子彈看那麼重？還不是毛澤東要當國際共運領袖和世界領袖，「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不惜活活餓死四千萬人？！也不要忘了，造原子彈的人才，是國民政府在戰亂時代培養出來的，是中共強扣加誘騙才留在或拉回大陸的。還有，請想想「錢學森之問」：為什麼1949年之後大陸沒有培養出創新人才？是不是黨媽從來就只是想把人熔煉成無產階級專政這部絞肉機上的「革命螺絲釘」？不然，為什麼讓人首先學雷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對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如果誰還有很多詞在舌尖上等著，那麼，請再想想：你是、「趙國人」嗎？現在，大家可都管紅朝叫「你國」、「趙國」，人家那無數冤魂之秧結出的血瓤「西瓜」、崛起的豆腐渣「泰山」，除了包含你的血汗，跟你還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還沒想開，請再想想不學無術，只會拍馬踩人的何祚庥，為何憑胡謅的「毛粒子」謊言，就能混頂院士帽子？靠栽贓法輪功，誣衊中醫是落後文化，就能得到重用？還有，屠呦呦遭遇中的諸多「為什麼」：是不是黨媽不稀罕、不待見，因為跟黨媽沒多大關係，沒多少用處啊？

所以，歸根結底，今天咱們得對黨媽有個再認識。黨媽從來沒有把生產、科研真當回事。或許誰想，後來不「以經濟為中心」了嗎？若真這麼認為，那就真太天真了。別的不說，「維穩是第一要務」，啥意思？中共的「中心」從來只是「權利」。弄「大熔爐」，就是為了展示「權威」過癮，玩弄「權柄」取樂，並藉以維持權力。

請注意：它管生產叫「生產鬥爭」，是「戰天鬥地」的用場，而「戰天鬥地」那是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改造人）」，就是燒「紅色大熔爐」。「大躍進」時期「大煉鋼鐵」，煉出一爐爐廢坨坨，「生產」失敗了，可是「生產鬥爭」勝利了，「指鹿為馬」的鬧劇成功了，「假惡鬥」的熔煉碩果纍纍。毛澤東沒倒，彭德懷倒了。你說，它的「中心」在哪兒？

或許誰想到，有的宗教也講，人是有罪的，人間如煉獄呀。是，有的宗教是這樣說了。可那是教人贖罪、還業，歸正、向善，往天堂升。中共是教人作惡、墮落、自毀，向地獄墜。天淵之別呀！

言此，是說，人都會趨利避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標準、正邪標準、好壞標准，本來與相對應的利害標準，是一致的。但由於利害有長短之分、本末之別，往往這種一致的對應關係並不直接體現，也不那麼直觀。但只要良知清醒，保持向善的心，就能把握好。而中共就是要在「邪惡實踐」的「紅色熔爐」裡，逆天而行，倒懸陰陽，顛倒乾坤，故意矇蔽、泯滅良知，反向利用人趨利避害的心理和本能，再用這種刻意營造的現實假象改造人的眼光、價值取向、生命走向，從而把這種名為「實踐標準」實為「利害標準」的東西，取代、冒充「真理標準」，使人變成黨性化的紅色「黨人」、「自幹五」式的「黨奴」，這是往死裡害人（人本不止一生，它鼓吹無神論，只顧一生、一時利害，最高夢想不過是「瀟灑走一回」）。

大陸人，沒出過國的，沒有「翻過牆」的，沒有瞭解真相的，就像電影《瘋狂的原始人》中的人們那樣，以為自己過得日子才是最正常的日子，而大陸「黨爐」以外是危險的，起碼是更危險的。儘管不像以前那樣，認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了，但是，依然覺得大陸日子不錯，大陸的問題全世界都有，甚至象鄧亞萍說的《人民日報》「從來沒撒過謊」，申紀蘭說的「只有中國有養老金」那樣荒誕無稽的笑話，還層出不窮，並被當真。可出去一看，翻牆一瞅，或一看九評、真相，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自己原來生活在「謊言爐」裡，被黨媽騙慘了，這是多數留學生不當「海龜」的原因所在。當然，也有不少這樣的人，即使到了最發達的美國，卻整天嘆息「好山好水好寂寞」。

那是因為他（她）沒有放棄黨文化的觀念，喪失了或者是從來沒有過「享清福」的正常概念，也不想改變自己，享不了清福了，反而依舊把在廣場上唱紅歌、跳狂舞，傻抽瘋之類活動當成了「正常享受」了，至於貪官污吏以瘋狂斂財、淫蕩亂倫為樂，就更不用提了。而真正的傳統文化，是以人內心的喜悅而非外在的物質享受來衡量人的生活品質的。

而這些，正是在「真理標準討論」之後發生的。「利害標準」取代「真理標準」（這個問題下面還要說到），也正是把「實踐」當作「真理標準」的一種惡果。

註：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1973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闖進了兩個全副武裝的劫匪，他們一邊狂掃亂射，一邊說「Party（聚會）開始了」。兩名劫匪綁架了三男一女四個職員。警察隨即包圍現場，於28日突擊成功，救出人質並擒獲劫匪。在警匪對峙的六天中，人質不但拒絕外面的營救，而且認為營救他們的警察要害他們，而綁架他們的人是在保護他們。更加使人驚訝的是，幾名人質獲救以後，不但不控訴劫匪，反而向媒體和法官讚美劫匪，感謝劫匪的不殺和善待之恩。其中一位女人質和劫匪之一訂了婚，另外一位人質建立了一個基金會，在全世界為其中一個綁架者籌款。

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強烈的求生慾望使這幾名人質認同了綁架他們的人，並且這種認同持續到威脅解除以後。這種精神病症後來被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需要有四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讓人切實感覺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脅，讓他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毫不猶豫地加害於他；第二個條件是施暴的人一定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使受害者相信，施暴者是他們生命的救主；第三個條件是控制受害人的信息環境，使他與世隔絕，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讓他得到的信息；第四個條件是讓受害人感到無路可逃。

不難發現，中共具備了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所有條件。中共對中國人異常成功的洗腦，其機制和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機制有著驚人的相似。

中共比較成規模地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開始於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審幹、鋤奸運動。黨員的反省資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夠深刻，難以過關。在運動的日日夜夜裡，幹部們普遍緊張焦慮，食不甘味、夜不安寢。黨員幹部在強大的暴力威懾和理論灌輸之下，經過漫長的精神煉獄，最終從肉體到靈魂都顫抖著屈服在「黨」的權威之下。作家劉白羽回憶道，他經過審幹運動的衝擊，「才從孤懸萬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實的地面」。所謂「平實的地面」，就是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而忘記了自己健康時的狀態。#

——摘自於《解體黨文化》之五（上）

責任編輯：任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