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退徵文】「真理標準討論」是中共洗腦術(4)

作者:鄭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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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1月17日訊】

(二)真理,人「檢驗、發展」得了嗎?

(其一,訴諸感官,扼殺良知、理性,把人馴化成「高級動物」——「甘願把一切獻給黨的老黃牛」。)

(其二,強灌黨性,泯滅人性,造就「特殊材料鑄成的」變異人——紅色「狼孩兒」。)

其三,恐怖改造,煉獄洗腦,利用「革命大熔爐」批量鑄造全民性「斯德哥爾摩症」患者群體——「永遠跟黨走」的腦殘革命隊伍。

在2016年1月4日鋼鐵煤炭行業產能過剩座談會上,中共總理李克強舉例說明大陸企業產品需要升級、提高質量時承認,中國大陸現在連圓珠筆的圓珠都還需要進口。消息傳開,網上一片驚愕。

繼2004年之後,2016年1月8日2015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成色」最高的國家最高科技獎,再度空缺,屠呦呦未被推薦。對此,網上一片唏噓(屠呦呦憑青蒿素獲2015年諾得貝爾醫學獎,卻是個「三無學者」,即無博士學位、無海外留學背景,無兩院院士頭銜,前些年曾幾次被提名參評院士均未當選。她那個獲諾獎研究成果,在過去40年未獲國內應得的認可)。

據日前網上熱傳的《中學就是一座活生生的監獄——中學教師痛揭中學教育之病態》一文披露,在中學裡,「學生守則」、「校規校紀」(包括吃睡、入廁及髮型、服飾等規範),極為苛刻,講究「整齊劃一」。對作息嚴加控制,使學生成了做應試題的機器,從早七點到晚九點半,十幾個小時坐在椅子上。晚上十點宿舍熄燈後,還要用電池燈來照明,繼續完成課業。幾乎絕大多數人都喪失了青年人的活力,沒有獨立人格,沒有創造能力,沒有社會責任感,沒有個性,沒有才藝,甚至連愛好與興趣都沒有,病態十足,不僅身體虛弱,而且心理嚴重不健康,可以說是身心俱殘。老師哀嘆:「這樣培養的『接班人』將來憑什麼做民族的脊樑?」「如此不堪的教育如何支撐起中國的現代化大廈!」「教育病了,並不是肌膚之疾,而是從內臟和大腦壞了。」

上述惡果,其實是邪黨有意製造的。還不止中學,也不止教育界,那景況乃是紅朝的縮影。整個紅朝,就是一座大監獄、大煉獄。當然,中共不承認。學校,它叫改造人的「紅色熔爐」。單位、團體、國家,它都自稱是「社會主義革命大家庭」、「革命大本營」、「革命大學校」、「紅色大熔爐」、「革命大熔爐」。不過,不承認是不承認,而「紅色大熔爐」、「革命大熔爐」的說法,還是露出了這位老師文中所指的馬腳:「人身難得」。(《轉法輪》)好端端的人,放「熔爐」裡幹什麼?或許誰想到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了:孫悟空進去,不是煉出火眼金睛了嗎?對。那就提升生命。而共產黨的「熔爐」是正好相反,它是毀人的「煉獄」:戕害生命,變異生命,給人眼裡埋設「紅內障」。

學校毀人,舉國毀人,成批的毀人。因為它是嗜血的惡魔,嗜權的流氓,它要隨意指揮這樣腦殘的革命隊伍內外製造紅色血腥恐怖,既可「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又可對自己的同胞像對待敵人那樣殘酷無情,還死心塌地「永遠跟黨走」,「甘願把一切獻給黨」。

這,實則已經回答了為什麼造不出圓珠筆圓珠的問題,也回答了為什麼屠呦呦「牆內開花牆外香」的問題。也許誰會不以為然:我們有原子彈,是核大國,這點兒事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呀?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屠呦呦……。且慢,請別著急。筆者以前跟你一樣,一遇此類問題,也都是這麼想、這麼說的,弄清楚中共為什麼用「紅色大熔爐」、「革命大熔爐」毀人之後,才發現自己上了黨媽的當了,還被其「熔爐」熏染得相當厲害,患有不輕的「斯德哥爾摩症」【注】。

「斯德哥爾摩症」的症狀是,作為人質的被害者,被劫持進那種高壓密封的「熔爐」裡面,在持續的高度恐懼狀態,良知被壓抑、扼殺,求生慾望取代了理性,對眼前利害的權衡取代了對善惡、正邪的選擇,「利害標準」替代了「是非標準」。也就是經暴力威脅和謊言洗成腦殘之後,心靈被毒化、扭曲、異變,轉而認同綁匪。自然,症狀有重有輕,極端嚴重者,認賊作父、認賊作夫,就像誠心誠意地叫邪黨「黨媽」那樣。

承認自己得這種病很痛苦,但是,服下苦口良藥《九評共產黨》、《解體黨文化》之後,確是有了一種大病頓愈的痛快和自在。希望也相信您也會分享到這些。

「革命大熔爐」(大煉獄),確實起到了製造、催化「斯德哥爾摩症」的作用。因為中共搞的是暴政邪教合一的紅色國家恐怖主義(這也是其「革命實踐」的內涵所在),又具備形成「斯德哥爾摩症」的所有條件。換句話說,紅朝這個「大熔爐」是個紅色「學校群」、「監獄群」、「熔爐群」。大大小小的「單位」(不只是學校、監獄),都是「革命熔爐」、「紅色熔爐」,都是「斯德哥爾摩症」的孵化器。

或許誰又想,那位老師沒說這個呀?當然,中學生一般來說還屬於「半成品」。可是如此下去,不危險嗎?請再想一下,若全說透,在防火牆內,網上能轉的了嗎?在這裡,似乎是「借題發揮」,可絕非「無中生有」,也不外是「接題發揮」——把那位老師未能說完的話續上幾句。

請先一塊看看《解體黨文化》之三里怎麼說的:『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承認,中共灌輸黨文化的巨大工程十分成功。這是因為,第一,中共的灌輸以暴力手段做後盾,它的所謂思想改造不僅僅改造思想,很多時候,它還會去改造人的肉體(批鬥、勞改、判刑、直至殺害);第二,中共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在中共統治下,要想出人頭地、取得成就,就不能不對中共俯首聽命,因此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大多被中共網羅來為其統治服務;第三,中共在幾十年的時間裡製造了一個封閉的環境(現在是半封閉),人們無從獲得完備的外部信息;第四,它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僅僅停留在書本上,而是把所有人都推進「革命的大熔爐」裡,用頻繁的政治運動給他們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象;第五,中共按照馬列毛那一套製造了一個社會現實,反過來顯得那套理論是正確的。比如鬥爭的觀念就是經過幾十年幾乎不間斷的殘酷鬥爭建立起來的,鬥爭成了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現實,所以鬥爭哲學也好像是對的了。

從某個角度看,「革命大熔爐」、「紅色大熔爐」,實際上,它也是對「革命實踐」的一種形象化稱謂。所以,就連「實踐」本身,中共也強行劃界。以上三件事,涉及到毛澤東所劃定的「三大實踐」,即階級鬥爭(包括其所謂「教育戰線」)、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領域。

所謂「三大實踐」的劃分,目的性很強:將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修煉實踐、修為活動,排除在外。為什麼?概言之,用「概念壁壘」「畫地為牢」,限定「思想領域」,把人的頭腦緊箍於「思想牢籠」之內,也就是那個無形的「大熔爐」之中。它怕人的眼界「放開」了,「看開」了、「想開」了,它的「熔爐」就沒用了。同時,這也有助於杜絕「熔爐」外方方面面的資訊傳播、經驗流入,即使傳到「熔爐」裡來,也容易受到抵制、排斥。

那個「三大實踐」的界定,不止是理論上的界限,也是「實踐」上的管束範圍。共產黨啥都管。「階級鬥爭」(後來叫「維穩」),都幾乎無所不包,所謂「政治統帥一切」、「穩定壓倒一切」。中學的「嚴控嚴管」實則是由此而來,正如那位老師所言:「教育制度只不過是社會制度的組成或延伸,學校更不可能脫離社會環境而存在的,學校只不過是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的附屬品,在辦學上毫無獨立性,從某個角度上看學校和老師並沒有錯。」其實,小學、大學,大同小異。反正都在它「紅色熔爐」裡。其實,學校的禁錮,不止那些,校門、教科書、課外讀物,都是強行規定的。在大陸,人不止沒有信仰自由、言論自由、遷徙自由,沒有知情權,也沒有信息選擇權,上網找真相你得翻牆。整個輿論環境,都是強加的。真想看的、想聽的、想學的,全是禁的。你自己辦學,不行。

當然,天下並不是給它共產黨準備的(老天爺正在滅它)。即使它大權在握之時,啥都管,也有管不到的地方,但留的餘地很小縫隙很窄。後來,餘地大了些,縫隙寬了點兒。那是因為,一方面,它顧不過來了。另一方面,黨文化成熟了,人們的黨性「自動化」程度高了。在掌控飯碗的前提下,它只是吆喝一聲「要佔領業餘活動時間和休閒娛樂空間」,甚至在某些事情上不用吆喝,只是控制出版等信息源頭和傳播渠道,就可以了,就可以把人禁錮住了。即使如此,它依然毒招連連。比如,在放鬆的名義下,姑息養奸,教人學壞:「只要不跟共產黨作對,你吃喝嫖賭都行。」

可見,所謂「三大實踐」,只是表面上的區別,實質就是一個:用黨文化改造人的「革命大熔爐」、「紅色大熔爐」。無論什麼行業、什麼領域、什麼團體、什麼單位,紅朝上下,皆為「黨爐」。

其實,這兒的問題,前面把原子彈、圓珠筆圓珠比作西瓜、芝麻的話裡邊,全說出來了,只是全是反話——「黨話」,因為「紅色大熔爐」足以讓人只會說「黨話」。請自問一下:為什麼造得了大原子彈,造不了小圓珠筆?「家有三件事,先從緊處來」。它「當家的」,為什麼把圓珠筆看那麼輕?把原子彈看那麼重?還不是毛澤東要當國際共運領袖和世界領袖,「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不惜活活餓死四千萬人?!也不要忘了,造原子彈的人才,是國民政府在戰亂時代培養出來的,是中共強扣加誘騙才留在或拉回大陸的。還有,請想想「錢學森之問」:為什麼1949年之後大陸沒有培養出創新人才?是不是黨媽從來就只是想把人熔煉成無產階級專政這部絞肉機上的「革命螺絲釘」?不然,為什麼讓人首先學雷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對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如果誰還有很多詞在舌尖上等著,那麼,請再想想:你是、「趙國人」嗎?現在,大家可都管紅朝叫「你國」、「趙國」,人家那無數冤魂之秧結出的血瓤「西瓜」、崛起的豆腐渣「泰山」,除了包含你的血汗,跟你還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還沒想開,請再想想不學無術,只會拍馬踩人的何祚庥,為何憑胡謅的「毛粒子」謊言,就能混頂院士帽子?靠栽贓法輪功,誣衊中醫是落後文化,就能得到重用?還有,屠呦呦遭遇中的諸多「為什麼」:是不是黨媽不稀罕、不待見,因為跟黨媽沒多大關係,沒多少用處啊?

所以,歸根結底,今天咱們得對黨媽有個再認識。黨媽從來沒有把生產、科研真當回事。或許誰想,後來不「以經濟為中心」了嗎?若真這麼認為,那就真太天真了。別的不說,「維穩是第一要務」,啥意思?中共的「中心」從來只是「權利」。弄「大熔爐」,就是為了展示「權威」過癮,玩弄「權柄」取樂,並藉以維持權力。

請注意:它管生產叫「生產鬥爭」,是「戰天鬥地」的用場,而「戰天鬥地」那是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改造人)」,就是燒「紅色大熔爐」。「大躍進」時期「大煉鋼鐵」,煉出一爐爐廢坨坨,「生產」失敗了,可是「生產鬥爭」勝利了,「指鹿為馬」的鬧劇成功了,「假惡鬥」的熔煉碩果纍纍。毛澤東沒倒,彭德懷倒了。你說,它的「中心」在哪兒?

或許誰想到,有的宗教也講,人是有罪的,人間如煉獄呀。是,有的宗教是這樣說了。可那是教人贖罪、還業,歸正、向善,往天堂升。中共是教人作惡、墮落、自毀,向地獄墜。天淵之別呀!

言此,是說,人都會趨利避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標準、正邪標準、好壞標准,本來與相對應的利害標準,是一致的。但由於利害有長短之分、本末之別,往往這種一致的對應關係並不直接體現,也不那麼直觀。但只要良知清醒,保持向善的心,就能把握好。而中共就是要在「邪惡實踐」的「紅色熔爐」裡,逆天而行,倒懸陰陽,顛倒乾坤,故意矇蔽、泯滅良知,反向利用人趨利避害的心理和本能,再用這種刻意營造的現實假象改造人的眼光、價值取向、生命走向,從而把這種名為「實踐標準」實為「利害標準」的東西,取代、冒充「真理標準」,使人變成黨性化的紅色「黨人」、「自幹五」式的「黨奴」,這是往死裡害人(人本不止一生,它鼓吹無神論,只顧一生、一時利害,最高夢想不過是「瀟灑走一回」)。

大陸人,沒出過國的,沒有「翻過牆」的,沒有瞭解真相的,就像電影《瘋狂的原始人》中的人們那樣,以為自己過得日子才是最正常的日子,而大陸「黨爐」以外是危險的,起碼是更危險的。儘管不像以前那樣,認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了,但是,依然覺得大陸日子不錯,大陸的問題全世界都有,甚至象鄧亞萍說的《人民日報》「從來沒撒過謊」,申紀蘭說的「只有中國有養老金」那樣荒誕無稽的笑話,還層出不窮,並被當真。可出去一看,翻牆一瞅,或一看九評、真相,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自己原來生活在「謊言爐」裡,被黨媽騙慘了,這是多數留學生不當「海龜」的原因所在。當然,也有不少這樣的人,即使到了最發達的美國,卻整天嘆息「好山好水好寂寞」。

那是因為他(她)沒有放棄黨文化的觀念,喪失了或者是從來沒有過「享清福」的正常概念,也不想改變自己,享不了清福了,反而依舊把在廣場上唱紅歌、跳狂舞,傻抽瘋之類活動當成了「正常享受」了,至於貪官污吏以瘋狂斂財、淫蕩亂倫為樂,就更不用提了。而真正的傳統文化,是以人內心的喜悅而非外在的物質享受來衡量人的生活品質的。

而這些,正是在「真理標準討論」之後發生的。「利害標準」取代「真理標準」(這個問題下面還要說到),也正是把「實踐」當作「真理標準」的一種惡果。

註: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1973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闖進了兩個全副武裝的劫匪,他們一邊狂掃亂射,一邊說「Party(聚會)開始了」。兩名劫匪綁架了三男一女四個職員。警察隨即包圍現場,於28日突擊成功,救出人質並擒獲劫匪。在警匪對峙的六天中,人質不但拒絕外面的營救,而且認為營救他們的警察要害他們,而綁架他們的人是在保護他們。更加使人驚訝的是,幾名人質獲救以後,不但不控訴劫匪,反而向媒體和法官讚美劫匪,感謝劫匪的不殺和善待之恩。其中一位女人質和劫匪之一訂了婚,另外一位人質建立了一個基金會,在全世界為其中一個綁架者籌款。

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強烈的求生慾望使這幾名人質認同了綁架他們的人,並且這種認同持續到威脅解除以後。這種精神病症後來被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需要有四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讓人切實感覺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脅,讓他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毫不猶豫地加害於他;第二個條件是施暴的人一定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使受害者相信,施暴者是他們生命的救主;第三個條件是控制受害人的信息環境,使他與世隔絕,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讓他得到的信息;第四個條件是讓受害人感到無路可逃。

不難發現,中共具備了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所有條件。中共對中國人異常成功的洗腦,其機制和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機制有著驚人的相似。

中共比較成規模地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開始於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審幹、鋤奸運動。黨員的反省資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夠深刻,難以過關。在運動的日日夜夜裡,幹部們普遍緊張焦慮,食不甘味、夜不安寢。黨員幹部在強大的暴力威懾和理論灌輸之下,經過漫長的精神煉獄,最終從肉體到靈魂都顫抖著屈服在「黨」的權威之下。作家劉白羽回憶道,他經過審幹運動的衝擊,「才從孤懸萬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實的地面」。所謂「平實的地面」,就是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而忘記了自己健康時的狀態。#

——摘自於《解體黨文化》之五(上)

責任編輯:任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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