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9月10日訊】齊齊哈爾市六十八歲的教師崔學敏女士，一九九四年五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後三個月，曾困擾她的多種疾病一掃而光。一九九六年學校年終評定中一人拿了五個獎項，連年被評為省系統優秀教師。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大法迫害的十六年中，崔學敏女士經歷了讓人難以想像的磨難。現在她對迫害的元凶江澤民提出控告。

据明慧網報導，崔學敏女士的先生張文德，原係齊齊哈爾市檢察院一名處長，患有腦出血後遺症等其它疾病，面對崔女士多次在家被野蠻綁架，他承受不了這無恥的虐待，病情不斷加重。二零零七年大年初十晚六點，青雲街派出所三名警察闖入家中，崔學敏被他們強行抬下樓。從那開始他的精神與身體狀況每況愈下，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去世。

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發生後，崔學敏女士遭非法拘禁、強制洗腦。在二零零零年七月被劫持到齊齊哈爾市雙合勞教所，為期三年。以下是崔學敏女士在控告書提及遭迫害的一些經歷。

遭勞教所小號酷刑

二零零零年八月到二零零一年五月，我被關在勞教所的小號長達九個月時間。小號是廢棄多年的雞舍，因我煉功、背法，被關禁閉近一個月。禁閉室是寬一米，長一米五大小的黑屋。地上鋪的是木板，在木板上有一個鐵環，我坐在木板上，雙手背銬在串在鐵環上的手銬裡，直不起腰，伸不開腿，二十四小時不讓睡覺就這樣坐著，每天放便二、三次，上完立即扣上，吃飯都不給打開，是普教人員餵飯。一個星期後我的雙臂腫脹得很粗，手腫得像饅頭一樣，換大號手銬都剎到肉裡去，雙臂痛得撕心裂肺。八月天氣很熱，而禁閉室的門關著，黑黑的悶熱得我渾身的汗像水洗了一樣，因不許洗漱，身體氣味難聞。半個月一天洪正權所長帶著隊長王巖等幾人到禁閉室門口問我：還煉不煉了？我說：煉。洪說：那就銬著，就走了。還有一次李威傑教育科長帶了幾個轉化人員對我說教，我與其論理，也就是兩、三分鐘的時間，李就把那幾個說教的人帶走了。等我被放出來後雙手很長時間不聽使喚，臀部被磨出厚厚的繭子，半年才恢復正常。

小號的法輪功學員遭受酷刑是常事，暴打，上大掛等，經常安檢。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天，我們圍坐著學法，楊穎手裡拿一個紙條給我們念，被新來的小警察發現，闖進來就搶。我們索要她不給，年齡最小的許金鳳帶著哭腔大喊：「那是法啊！」我們監室五人集體絕食抗議。隊長付雙艷和陳大夫， 李大夫用灌牲口的鼻飼管給我們灌食，每次灌完食，我都是眼睛充血，鼻子流血不止。

兩次遭到單關嚴管

二零零一年大年後我所在的二大隊，把我們十八名堅定的法輪功學員關在一間約二十多平米的房間裡，一半地方擺上書桌，每天早八點半到晚四點半由警察看著強制我們糊藥盒。室內擁擠不堪，洗漱也在室內，我們的飲水桶，飯桶，漿糊桶，垃圾桶和便桶五桶並排擺放在靠門的牆邊，室內氣味難聞。我多次找隊長王巖和白所長談話，要求改善生存條件，撤出書桌。遭到隔離關押，我被單關，而且被副隊長趙麗娟兩次銬在床頭上。當我與隊長王巖理論時她說：「雖然你不說話，可你的一個眼神就能影響其他人。」白所長說：「這是對你的照顧，你住的是高間。」

二零零一年六月我又被單關嚴管，由兩個犯人和三個轉化人員看著。二大隊副隊長趙麗娟下令不准轉化人員與我說話，而且是一個星期換一次人。

野蠻灌食和藥物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一次絕食，勞教所陳大夫在食物裡加了藥，灌食後，我處於二十四小時瞪大眼睛不能入睡，而後身心疲憊。

二零零一年十月開始，被超期關押十個月的法輪功學員陸續獲釋，到十二月時，一九九九年被綁架的法輪功學員就剩我一個人了，因為我是唯一的三年期限，而且還加期一年，一共是四年。面對非法關押，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況下，我於二零零二年一月開始絕食抗議非法關押，要求無條件釋放，遭到野蠻灌食和藥物迫害，長達五個半月。每天兩次灌食，頭一個星期，強行灌食都由護衛隊的幾個男警察按著，大夫插管有時要反覆幾次，幾乎每次灌食後都是鼻孔流血。

一個多月後，每天要點四大瓶藥水，由犯人輪流看著。尤其是陳大夫每次灌食都是濃濃的鹹鹽水似的淡奶粉，使得我口幹得張不開嘴。一次星期天她值班到監室給我灌食，因沖的奶太熱，放在桌子上涼著，大約五分鐘後，她讓犯人歷桂英摸摸熱不熱，回答熱。摸了兩次後她不耐煩地要歷桂英（大興安嶺的犯人）嚐嚐，她喝了一口，半天沒咽。過後她告訴我：那個奶比我家醃鹹菜的鹹鹽水還要鹹。她看我極度痛苦的狀態，甚為同情，每天她是多次左手端著臉盆，右手拿著一杯涼水勸我漱口。一天她非搶著給我洗衣服，被陳大夫發現了，於是她大叫大喊地訓斥歷桂英：「你到勞教所幹啥來了？還想在勞教所找個媽呀？」六月初一天又是陳大夫值班，灌完食後，我開始腹瀉，大約五次我就脫水昏迷了。身體癱軟無力，氣短，天旋地轉，身體動彈不得。就這樣一個星期後，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回家。當時我已是滿頭白髮，皮包骨頭，已經脫像了。當時親人看到我時失聲大哭，就連看管我的小警察都在抹眼睛。我也記不清是哪位小警察走到我身邊關照地說：「怎麼要絕食哪，看你……」

遭曙光派出所綁架、搜查和酷刑

二零零五年五月，我被迫流離失所五個月後回到齊市，居住在建華區西園小區沈子力家（租用）。二零零六年五月被齊市鐵峰區曙光派出所綁架，兩天後被非法抄家，搶走了所有的資料和物品，包括電腦、兩台打印機、塑封機、切刀、大法書籍和真相資料等，還有許多耗材。我被關在所長初春辦公室坐鐵椅子，就是雙腳銬住，兩手伸進椅背的兩個圓孔中，再用手銬銬住，整個身體不能動彈，背銬時間長了雙臂劇烈疼痛，就這樣我被銬了四天四夜。

每天都換警察看守，而每次都是重複一樣的動作與程序。看管警察坐在我對面，翹著二郎腿，右腳蹬著我的膝蓋，凶巴巴地看著我，說一些誹謗的話。參與人中最凶惡的就是警長盛濤。就這樣公式似的重複四天後將我送齊市鐵路看守所。一個月後送回齊市看守所。到齊市看守所的第四天，我身體出現不適，經檢查確認是心臟病，甲肝和沒有血壓。開始我還能自己上廁所，後來醫務室的劉護士以給我打針為由在我手和胳膊上亂扎，還說自己完成任務了。一天當她給我打了升壓針後，我就起不來了，頭暈得厲害，心跳加快，氣短，身體鬆軟無力，陷入了死亡狀態。在齊市第二醫院搶救，一個星期後回家。

長年被公安扣押身分證 被單位除名

自從我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進京，一星期後被齊市龍沙分局局長李政，片警王學接回，身分證就被非法扣押在公安手裡，甚至二零零四年我在與單位或哈爾濱省行索要退休金時，去彩虹派出所索要身分證，派出所所長王曉峰蠻橫不給，並大叫隨時再送我勞教。片警劉明說：「不能給你身分證，如果你上北京，所長的寶座就泡湯了，十多萬的錢就白花了。」後來換了所長辦第二代身分證時同樣。一次姓郭的片警要我辦身分證的，原因是因為照片不清。我明確地說：「身分證是證明我身分的，放在你們手裡算甚麼？」他二話沒說就走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進京，於十月十一日被齊市農行鐵峰支行除名，當時行長是李永軍。我被單位除名這個決定，從來沒有人通知我和我的家人。我是二零零零年八月份是勞教所的警察告訴我的。

我於二零零四年七月至十月向齊市農行，鐵峰支行索要退休金期間，行領導互相推諉，不予辦理。當時市行行長孫憲臣，人事科長孫洪斌，支行行長韓雪松。於是我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三日向齊市勞動仲裁委員會起訴，勞動仲裁委員會的劉處長受理了此案。一個星期就將起訴書送達到鐵峰支行，準備開庭。

在十月二十一日早九點，我接到劉處長電話約我到他單位，我去後看到劉處長臉色很不好，在場的還有孫力仁和付佳民副處長。劉處長對我說：「我和市610（專職迫害法輪功非法機構）的李志強吵了一架，他讓我撤訴，因為你是市法輪功站長，對法輪功沒有認識。我說我不管她是煉甚麼的，只要是不符合《勞動法》的，我就糾正，我就是幹這個的。」後來市委書記楊信給勞動局局長施壓，才不得不撤訴。他還破例將三佰玖拾元的訴訟費還給我。

我老伴去世後，我的生活費就是在齊市檢察院領取的四百五十元遺屬補助費。#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