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7月04日訊】公元1898年9月28日，老北京菜市口監斬官一聲令下，成全出六位被後世萬眾敬仰的人物，為了紀念他們，後人敬稱他們為戊戌六君子，這六人，年齡跨度從49直至23歲，有被通緝後從容呆在家裏等待官兵上門的，也有因未得到消息來不及逃跑被捕後哭叫「哥子的事為何讓弟承擔」的，他們被捕後都被冠以統一的罪名「康黨」，而他們之前一系列讓朝廷不爽的行為無非卻是希望朝廷改革吏制，關注民生，想不到這些舉動卻為他們日後被送上斷頭台伏下殺機，因此他們可以算作近代中國最早的良心犯，但中國的老百姓卻不管這個，在他們看來無論推到菜市口的囚車裡關的是貪官還是良心犯，圍觀看熱鬧的他們都用同樣的東西招待–白菜幫子和爛西紅柿。
如果撇去個人感情理性的去回顧戊戌年發生的事情，我們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那就是被當局冠以試圖顛覆大清罪名慘遭處決的這六個人中，真正有反政府言論和革命動機的只有譚嗣同一人，而其餘的五人都以效忠大清，忠於皇上自居，六君子中的「康黨」楊銳和劉光第表面上雖支持變法，但骨子裡卻仍有難以取捨的東西，為此經常因政見不合攻擊康有為，可以說，如果不是慈禧一道殺無赦的聖旨成全了他們，這六人除了譚嗣同剩下的都不大符合良心犯的標準，而最莫大的諷刺則是，處斬前夜關在同一死囚牢裡的六人中竟能衍生出革命者，改革者，保皇者等幾種不同的身份，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康廣仁根本算不上甚麼者，他能拿出手的最大罪行無非是辦辦報紙，這在當今天朝算是個大罪，可以扣個煽顛罪，但在那時的晚清，民間辦報是被官方允許的，何況康廣仁又是個儒生，他的不幸純粹是因為其始作俑者的哥哥犯事後跑了，去捉人的官兵為了交差才把其送進來的，中國的事情有時就是這樣奇怪，當初六君子被捕後，他們中多數人怎麼也不會想到等待自己的會是菜市口問斬，特別是劉光第和楊銳，都被送進死牢了卻還抱著「是他們搞錯了，一旦查明就會放我出去」的幻想。
可以這樣說，戊戌六君子的英名之所以能永垂不朽其實和他們生平做的事情無關，只因為中國人熱衷於死亡崇拜，一旦死者和一些一般人想做卻又不敢做的事情聯繫上，那麼死者瞬間就會變得無限偉大，哪怕他生前曾遭受過怎樣的非議和攻擊，都無法阻止他將以一個殉道者的身份被眾人捧上神壇，而這時人們也不會再去深究死者當時到底是慷慨赴死還是乞命後未獲准許，因為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事跡會在他死後被無限誇大代代相傳，甚至因為中國人的這種死亡崇拜，死者往往在這個過程中還會被冠以眾多其實與他並不相符的榮譽頭銜，比如「良心犯」。
老郭因為政治信仰原因被中共迫害，所以一直無法像常人那樣去工作上班，因此時間自然比別人都充裕，這些時光老郭便全部把它們消磨在圖書館裡，戊戌六君子的故事老郭在上小學時通過歷史課本就耳熟能詳，但中國的學生教材經過某些專家的捉刀後早已嚴重脫離了事實，所以最真實的歷史最好是通過當時親歷者或傳記家的回憶錄才能挖掘出來，不否認戊戌事件是一次朝中改革派大臣聯合皇上為試圖奪回權利所做的嚐試，但那和當時的中國百姓們絲毫沒有半點關係，因為即便政變成功在晚清全國變法的推廣下，老百姓也不可能因此獲得選票去行事自己手中的權力，更不可能獲准組建政黨參與政治的權利，他們依舊不能脫離大清國臣民的束縛還得永遠忠於皇上，天賦人權的進步理念也並未隨著康有為推廣的新政降臨中國，因此，康有為們所做的事情與其說是為了百姓的福利與權利吶喊不如說是在為因遵循守舊而腐敗虛弱的清王朝專制延命更為貼切，而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推廣這件事的參與者失敗被處決後，竟然被後世人熱捧到了「良心犯」的高度，就好比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幫迫害死的黨的副主席劉少奇，儘管早在文革之前劉少奇就是整死東北王高崗的幕後黑手，但大家對此卻視而不見，仍舊把劉定義為同四人幫鬥爭被迫害含冤而死的老幹部，照這種說法，劉也應該是文革中的良心犯。而國人所以能如此這般在選擇性失憶後塑造出一批批名不副實的良心犯，歸根到底老郭認為還是國人掩藏在內心深處的奴才心裏作祟。
戊戌年發生的事情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其實就是一群看到天朝腐朽不堪的大臣們為了不讓天朝過早的嚥氣，自發的想通過給天朝輸血換一種方式讓天朝繼續進行獨裁統治，可惜在這個過程中做這事兒的人不但馬屁拍到了馬腿上在誰當老大的問題上得罪了不該得罪的人比如慈禧，還因為推行的變革中嚴重觸犯了當權貴族的利益，導致輸血失敗，而這之後世人把與此事有牽連為此喪命的六人熱捧為六君子的行為卻怎麼也讓筆者看不太懂，因為中國人所以能在1898年後只用了14年就擺脫了清王朝專制的統治，最大的歸功就是戊戌年間康有為等人變法的失敗，好在歷史不能假設，若不然假使清王朝成功推行了新政，增強了軍力，發展了經濟，或許還會再往下延續一二百年的命，這對於中國臣民們來說是有害無益的，因為變法中有「以工商立國創辦民企」有「改用西洋軍事訓練；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卻唯獨沒有「天賦人權，公民的生命和人權應該受到公正法律的保護」更沒有「一人一票用選票行事公民參與政治的政治權利」，所以即便變法成功，大清王朝也依舊是獨裁政府，中國人也仍然是專制下的奴隸，到那時也許今天我們正在奉大清「慶豐」年號也未嚐不無可能。所以，戊戌變法的失敗應該讓我們感到慶幸，因為我們擺脫了洗腦，並渴望追求真正的民主自由，那麼我們不應再去迷信於某些公知提出的「幫助政府改革」，「督促政府監督政府權力」這些不切實際的口號，曾遊歷英國考察了西方民主憲政的老郭始終堅持一個觀點，「黨和國要分開，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否則就是獨裁」。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