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7月26日訊】時政關心者北京聚餐會談顧准

6月30日上午，在北京城西北角的一個餐館裡，聚集著四十來位老中青的時政關心者。他們每月聚餐一次，見見面，聊聊天，沒有任何組織形式，也沒有固定的儀式議題，只是就大家共同關心的時政熱點和社會發展等問題，暢談交流，各抒己見，有的慷慨陳言，有的條分縷析。既有共識，相互補充；也有異見，彼此砥礪。往往歷三四小時，方盡興而別。

這次聚餐，適逢次日（7月1日）是啟蒙思想家顧准誕生100週年，所以，紀念顧准，就自然而然地成為當天漫談的主題之一。

顧准的後半生顛沛流離，直到1972年，才獲得靜心研究的機會。他的研究是圍繞「娜拉出走後怎麼辦？」這個問題進行的，指的是中國今後應該走甚麼道路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意味著他已經意識到毛澤東所選擇的道路是一條歧路、死路，必須改弦易轍，另覓新路。然而，天憎奇才，不假以年，他1974年便在貧病交迫、舉目無親的困頓中告別人世。因此，他的研究開始不久就中斷了，留下來的很少作品，當時既沒有出版機會，他那些驚世駭俗、足以啟蒙當代的深刻思想，也沒有產生任何影響。直到九十年代，才在他胞弟、陳敏之等的努力下，先後出版了《顧准文集》和《顧准日記》等著作，使他的卓越見解得以面世。它促進了許多因「八九血案」而反思歷史的知識份子的覺醒，發揮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啟蒙作用。

時至今日，當年顧准提出的「娜拉出走後怎麼辦？」，依然沒有明確的科學答案；朦昧主義、奴隸主義、民粹主義、拜金主義、虛無主義等等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思潮，依然瀰漫於整個社會。中華民族迫切需要一場新的啟蒙運動。顧准雖然沒有對「娜拉出走後怎麼辦？」作出完整的答案，但他當年的研究成果，為我們提供了尋求答案的線索，可以成為亟待開展的新啟蒙運動的推動力。老人聚餐會把紀念顧准誕辰100週年作為當天的談話內容之一，不但是對這位啟蒙思想家的崇敬和懷念，而且有著為推進新啟蒙運動加油助力的重大意義。

民主同法治的結合和議會制度

顧准一生十分坎坷。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曾擔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 因在稅收政策上堅持「按率計征」，拒絕接受不合理的「自報公議」等群眾運式的徵稅方法，被加上「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等罪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56年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1958年被劃為右派，摘帽後又以莫須有的罪名，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家庭破裂，妻離子散。1972年回經濟研究所後，他計劃用十年時間，從研究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入手，探索人類社會和祖國發展的正確途徑。但這個宏偉計劃只進行了兩年，1974年12月3日，他就因患肺癌不治逝世。

顧准的十年研究計劃，主要是為了尋求中國發展的道路。他是從考察古希臘的歷史開始他的心路跋涉的。他考察了雅典城邦從貴族寡頭專政向直接民主過渡的歷程，發現希臘民主和法治的不可分割，認為這是希臘文明創造性的特徵的根本來源。希臘城邦制度的流風餘韻對西方民主制度有著巨大的影響，民主和法治的相得益彰正是希臘文明的重要遺產。

顧准認為，直接民主是同城邦制度相互依存的，城邦制度的精神是自治自給，是完全的主權和完全的獨立。但這種民主形式只適合於城市，不適合於廣土眾民的大國。大國的民主形式只能是議會制度。大國如果實現直接民主，到頭來只能成為「君王權術的偽善藉口」。而議會制度則是「一種複雜精巧的、適合於廣土眾民國家實行民主的制度——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一種足以代替它的制度，雖然它極不完善。」

看來，民主同法治的結合和議會制度，是顧准通過對希臘文明的解剖發現的、可以解答「娜拉出走後怎麼辦」的重要線索。

拋棄終極真理的理想主義

對於中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是顧准縈繞於心、經常思考的問題。他回顧歷史的重點，就是尋求理想主義如何異化為專制主義的秘密。他從自己的切身經歷中體會到：「如果革命家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而且內心裏相信這個終極目的，那麼，他就不惜為了達到這個終極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政。」基於這個認識，他拋棄了終極真理的理想主義，批判因某種遠大的理想而引起宗教式的狂熱，轉而回歸理性。他倡導科學精神，倡導多元主義，認為科學精神同權威主義是水火不相容的，權威主義扼殺進步，民主才是必須採用的方法；民主的基礎是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而學術和思想的自由則須以多元主義為前提。只有容許不同的學術主張、不同的理論思想在實踐中較量、交融，才能揭露專制主義的真容，找到「娜拉出走後怎麼辦」的答案。

正是在對理想主義異化為專制主義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上，顧准斬釘截鐵地表示：「當今天的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地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 這些義無反顧的誓言，突出地展現出顧准同終極真理決裂的堅定決心和反對專制主義的戰鬥精神，今天讀來，仍然擲地有聲，鼓舞人心。

顧准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的七十年代就已經認識到中國社會的專制主義性質，確實是非常難得的。遺憾的是當時整個社會都處於個人崇拜和奴隸主義的籠罩之下，他的先進思想沒有傳播的機會。偉大的啟蒙思想沒有發揮絲毫的啟蒙作用，這是那個瘋狂歲月的社會條件決定的，無可奈何。

環視當今社會，依法治國的流於空文，意識形態的一元獨斷，憲法權利的有名無實，政治體制的專制如故，如此等等的現實告訴我們：全國上下、體制內外，仍然深陷於朦昧主義而不自知；「娜拉出走後怎麼辦」的正確答案還沒有找到，認識與實踐就更談不上了。現階段需要開展一場全民性的啟蒙運動，才能打破朦昧主義的夢境。當代知識份子的歷史責任，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動新的啟蒙運動。紀念顧准，宣傳他的思想，將有助於啟蒙運動的開展。這是本文開頭提到的老人聚餐紀念顧准的心願。

2015年7月5日。

——原載《動向》雜誌2015年7月號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