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6月08日訊】（大紀元記者文婧德國報導）土耳其大家庭、德國老奶奶、拳擊俱樂部……這是柏林移民生活的一些真實片段。
外國移民的成功故事往往被伊斯蘭極端份子的「風頭」蓋過，移民犯罪也吸引了人們的關注，但事實上，移民中的傑出人物層出不窮，有的成為主治醫生、國會議員、開業律師、著名記者，也有的默默無聞地為他人奉獻，改變著身邊的環境。
在外人眼裡，柏林Wedding區是個「三高」問題街區：移民比例高、失業率高、犯罪率高。此處居民的真實故事，到底是甚麼樣的？
《世界報》的記者走訪了柏林Wedding區的一家人，他們的德國鄰居，還有那裏的拳擊俱樂部。
素描一： 80歲的德國奶奶和15歲的移民孩子
80歲的Gisela Kullack是個典型的德國祖母，在《世界報》上登出來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她鼻樑上架著一副老花鏡，家裏收拾得一塵不染；喝茶時，茶杯下面一定要有一個小盤子墊著。
她一輩子都生活在柏林，80年中只搬過一次家，1974年，她和先生從柏林的Moabit區搬到Wedding區的Schönwalder Strasse大街。
站在她家窗前眺望，就可以見證世事變遷，她見到過不知多少次滿載著紙殼箱的搬家車來了又去，外國人也是一批又一批在輪換。
先是七十年代的盟軍士兵，他們暫時住在柏林城裡，等城市邊緣的兵營蓋好就搬走了；之後是法國人，他們有很多孩子；再之後是土耳其工人，一家一家的，他們的孩子更多，現在第二代都已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了。
外國人成份也越來越多樣，這裡已成了一個小聯合國，巴勒斯坦人、埃及人、波蘭人、東南亞人……保加利亞人和羅馬尼亞人在這幾年也大批出現。
在這扇窗戶後面，Kullack女士看著鄰居家孩子長大。Can Ates就是其中之一，他今年十五歲，頭兩側的頭髮剃得短短的。Can已經是第三代移民，一半土耳其血統，四分之一德國血統，再加四分之一丹麥血統。他的父親是黑頭髮黑眼睛的土耳其人，母親是金髮白人。
在電梯裡，如果Kullack女士遇到剛剛從學校回來的Can，她會問他在學校的分數，他有禮貌地回答；他還不時幫助腿腳不靈便的她購物，而她不時地塞給他一張五歐元的紙幣，讓他去買冰激凌吃。
對於Kullack女士來說，鄰居是德國人還是外國人並不重要，Ates一家人說另外一種語言，但是他們見到她時都會用德語很友好地打招呼：「Guten Tag，Frau Kullack。」
兩個月前，當她的95歲的先生在浴缸裡摔倒時，她根本就沒有力氣將他扶起來。於是她到樓上Ates家去求援，是Ates夫婦幫了他們的忙。
在這個街區，人與人之間都互相認識，鄰里之間互相幫助是自然而然的事情。Can認識這裡的每一個人，熟悉這條路上的每一塊石頭。他在德國長大，當然這裡就是他的家鄉。
素描二： 問題街區的背後
2014年11月，Wedding區的Humboldthain公園裡，一群年輕人將一個人打傷。
2015年1月，警察搜查了Wedding區的幾所公寓，逮捕了幾個和敘利亞ISIS組織有關聯的恐怖份子，他們計劃恐怖襲擊，Wedding區的公寓是他們存放武器的地方。
2015年3月，警察在Wedding區逮捕了2014年底在KaDeWe入室搶劫犯中的一名罪犯。
當這些事件出現在晚間新聞中後，登上了流行小報的頭版後，馬上就掀起了轟動效應。這些事情成了外國人融入失敗的證據，這些犯罪份子似乎成了生活在社會陰影中的人群的代表。
當這些沸沸揚揚的言論傳回Wedding區時，這裡的人們開始驚訝了。他們看看鄰居，再看看鏡子裡的自己，無論如何也無法同意那些外面人給他們貼上的標籤。
從土耳其來的母親們，她們看到自己的孩子早就是德語說得比土耳其語好了；巴勒斯坦人的兒子們，已經和一些德國人一樣為高稅率而不滿了；很多在這裡出生的第二代移民也像規規矩矩的德國人一樣，看到鄰居把垃圾放到外邊不該放的地方，他們也會去提意見，當然，他們去提意見的時候，都說的是德語。「融入」，在這裡真的是個大問題嗎？
土耳其男孩Can和德國老奶奶Kullack女士居住的樓有八層，41間公寓，41個家庭。仔細觀察大門處的門鈴名牌上，上面只有十分之一的名字是德國名字。
Can說：「我們這座樓就好像是一座鐘，需要我們經常上油，我們互相合作，讓所有的事情都能順利進行；如果有些事情不順利的話，那麼土耳其人對每一個問題都會有一個辦法來解決，也給每一位鄰居留一杯茶。」
《世界報》的記者有感而發：這就是這裡的故事，人們在這裡總能找個新的起點，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可以找到家的感覺。
素描三： 挽救年輕人的拳擊俱樂部
在和Schönwalder Strasse大街交叉的Gerichtsstrasse大街上有一個拳擊俱樂部，老師Buelent Calikiran曾經是世界冠軍，他也是一名土耳其外籍勞工的孩子，說土耳其語時都會帶著德國口音。
13年前他來到這個街區開辦拳擊課時，這裡的人很高興，因為男孩子終於有了一個打發過剩精力的正常渠道了。
拳擊俱樂部所在的這個地方之前是一個小賭場，再之前是一個酒館。早先是喝酒的聚集在這裡，之後是賭博的，而現在，人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景象：每星期一、三、五下午放學後，拳擊班的孩子們訓練前熱身時圍著住宅區跑步，不到800米，不到3分鐘跑完。
Buelent Calikiran為學生們定了不少規矩，比如不談政治，不談宗教，因為這兩個話題帶來分歧，帶來爭端，甚至戰爭。拳擊俱樂部是個中性的地方，只是個訓練的地方。
Calikiran說，如果誰像新納粹一樣穿著大皮靴來到這裡，而且對外籍工人說三道四，那他就得走人；同樣，如果誰到這裡談伊斯蘭聖戰，他也得走人。
再比如，一進門就要脫鞋，不能大聲喧嘩，不能罵人，每個人都得和其他人打招呼，要有禮貌，要互相尊重。
又比如，不能遲到，不能隨便缺課，唯一能夠接受的遲到理由是，學校下課晚。
俱樂部的規則也延伸到學生的日常生活中：不許在外面打架，不許荒廢學業。
無論觸犯了哪條規定，懲罰都是：不許上拳擊課。對喜歡拳擊的年輕人來說，這一項處罰就足以讓他們乖乖地遵守各項規定。
就這樣，大部份拳擊俱樂部的學生們遠離了那些游手好閒的同齡人，也遠離了那些在這個社區年輕人中非常流行的壞習慣，在揮汗如雨中，他們既打發了過剩的精力，也學會了控制自己的行為。
Can，這個15歲的年輕人已經在這裡上了9年課了。他說，他從來沒有抽過煙，沒有沾過酒，更不要提毒品了。在過去13年裡，除了兩個學生，其它拳擊俱樂部的成員都成為了規矩本分的人。在這樣的街區，這無疑是個小小的奇蹟。
正因為如此，一些家長把拳擊俱樂部當成了教育孩子的最後希望，一位絕望的母親曾給Calikiran打電話，央求他收下她的兒子，因為他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同齡人混在一起，Calikiran收下了他。
在俱樂部的牆上擺著各種獎盃，懸掛著得勝者贏來了腰帶，還掛著得勝者的照片。其中一張照片裡是一個年輕人，他的腰帶表明他贏得了一項冠軍，Calikiran指著這張照片對《世界報》的記者說，這個年輕人如果不來這裡，他早就進監獄了。
對於Calikiran來說，「學校永遠是第一位的」，他說：「我希望我的學生們都能夠完成學業。」為了這個目的，他和學校老師們密切合作，學校老師的號碼都儲存在他的手提電話裡，老師也可隨時給他打電話談學生的問題。
在學校裡，在這個社區裡，Calikiran就好像是一個中間調停人。從根本上來說，他是在從事一項社會福利工作。從孩子們那裏收上來的俱樂部會費僅夠交房租和電費。就連訓練用的墊子都是Calikiran自己掏錢買的，為此他攢了五年的錢。
訓練結束後，已經很晚了，這時候Calikiran再去當保鏢，這是他賴以為生的工作。雖然拳擊俱樂部不賺錢，反而要搭上自己的時間和金錢，但Calikiran不想放棄這裡，他說：「這些年輕人需要我。」
背景介紹
柏林Wedding區Schönwalder Strasse大街附近的街區一共生活著1.6萬人，五個人中有三個人有外國血統，土耳其人是最大的移民團體。八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失業，即使有工作的人，也不是每個人都能養活自己和家人，幾乎一半的居民需要國家補助。
因為生育率高，所以這裡的人口非常年輕，十八歲和以下的青少年占1／5。年輕外國移民的失業率遠高於柏林平均失業率，這造成了這里特有的社會問題。
結語：
移民，並不是社會邊緣人的代名詞，更不是罪犯的同義詞。大部份第一代移民因為語言的關係無法展示自己的才華，但是他們勤勤懇懇，為下一代創造了一個能夠發展自己的環境。
移民二代和三代中雖然有不務正業的，也有罪犯，個別的甚至成為伊斯蘭極端份子，但也有拳擊老師Calikiran這樣的，他們在儘自己的力量改變這一切。
也有像Can這樣的孩子，他們有自己的生活目標。Can明年就要參加中學中級考試了，以後他想考Abitur，也就是大學入學資格考試，然後去參軍，並在軍隊裡學習飛行。他最終的目標是去漢莎當飛行員。
取得大學入學資格並不是參軍的必要條件，但Can還是對自己提出了這個高要求。
為了當飛行員的這個目標，他現在就已經開始注重牙齒的保養，因為飛行員的牙不許有補過的：他尤其重視物理課的學習，這部份知識也是飛行員必須具備的。
Can說，如果飛行員這條路走不通，他想去當演員，當然這只是第二個方案。
展望以後的生活時，他表示不想離開這個街區，最好能永遠呆在這裡。因為這裡是他的世界，他的家。
責任編輯：余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