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2月28日訊】
編者按：自「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中國社會發生一系列重大事件，這些事件給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變化，並將繼續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深遠影響。然而，中共利用中國市場做誘餌，甚至通過外交途徑，向各國政府、媒體、公司和投資者施加壓力，脅迫國際媒體過濾被中共視為「極度敏感」事件的真相。由此導致外界對中國時局的判斷如霧裏看花、進退失據，並可能因此錯失歷史機遇。
2015年2月18日，《大紀元》香港分社社長郭君女士在東京新宿京王酒店舉辦關於中國時局的研討會上演講，她解析了當今中國時局的焦點問題，並對正急劇變化的中國時局會對日本和香港帶來的影響做了分析。吸引了日本政商界，傳媒界以及研究機構等上層人士慕名前來參加會議，重新認識及深層了解中國政局的全貌。
文／郭君（大紀元香港分社社長）
世界上最近20年的一個流行話題，就是21世紀是「太平洋世紀」，這是因為過去兩百年，世界文明的中心是歐洲，然後轉移到美國，所以20世紀是「大西洋世紀」。我個人覺得，亞洲取代歐洲可能說得太早了，「太平洋世紀」未必能這麼快到來，但世界從一個中心向多中心的變化中，太平洋周邊地區確實會越來越重要。
太平洋周邊國家，最重要的國家，其實就是美國、中國和日本。這三個國家的關係走向，決定了未來所謂「太平洋世紀」到來的時間。
從現代地緣政治上看，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極為重要。中共建立政權之後，毛澤東、鄧小平都採取了和日本合作的策略。因為中日關係，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可能是最重要的對外關係之一。歷任中共外交部長，大部份由駐美國大使擔任，小部份由駐日大使擔任，大概能說明這個問題。
一，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對日本關係的定位
不過近二十年，即江澤民時期的後期，中日關係開始出問題。要理解這個趨勢，恐怕還是要從中國內部政治的發展著眼。
第一，在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的30年，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已經完全崩潰。中國社會主流的道德價值觀，既沒有了古代仁義禮智信的核心，因為已經被徹底破壞掉了，也沒有了共產黨建立起來的所謂道德價值，所以說缺乏核心價值。然而，缺乏道德價值的核心，對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巨大社會體來說，是有摧毀作用的，因為這種社會的團結合作，需要一種「心靈動員機制」，以前的中國古代是天道、皇權、忠孝仁義等等。現在這些都沒有了，共產主義信念又已經崩潰。所以此時民族主義就變成了「心靈動員機制」。民族主義在政治層面，很容易變成國家主義，即所有發展，包括經濟政治、個人權利、自由等等，都服從於國家利益。
問題在於，民族主義需要一個「敵人」才具有最大的凝聚力。很不幸，日本成為中國國家主義敵人的最佳選擇。美國太遠、太強，越南、菲律賓、印度等不是太小，就是處於中國地緣政治核心區域的邊緣。日本國家大小適合，與中國有歷史糾葛，又因是美國的盟友，故而被視為「假想敵」。而且還有釣魚台的領土糾紛等等。中國人覺得仇恨日本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
第二，共產黨專制文化的核心是「仇恨」。文化大革命當中的八個樣板戲，其實講的核心價值就是兩個字──仇恨。以前，共產主義主導中國意識形態的時候，強調「階級仇恨」。現在，國家主義主導中國的時候，變為「民族仇恨」。
仇恨是一種情緒的反映，它是不需要理由的。人類情緒可以存在很長時間，即使產生情緒的原因已經消失了，但情緒還會存在。比如仇恨，開始為甚麼仇恨的原因可能早忘記了，但仇恨會繼續存在。而且，情緒會在社會上傳染。仇恨也是這樣，人類大腦會自動運作，為這種情緒尋找合理的理由。中國社會的普遍仇日，正是這種情況。
第三，今年九月，中共將舉行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年之後的首次勝利遊行大閱兵。這是中共第一次舉行這樣的閱兵。很多人問，為甚麼七十年之後才舉行這種閱兵，以前從來沒有過？
答案則是：這是中共對其政權信心極度不足的反映。正如我們前面說過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取代了共產主義成為中國大陸主要的核心價值，那麼抗日戰爭勝利，就成了一種一定要搶奪的「價值制高點」。過去2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一直在爭論是誰領導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最近一些年，爭論變成了是誰領導了抗日戰爭？
所以最近中共的官方媒體會刊登一些批判和醜化國民黨軍隊抗日時期將領的文章。而台灣的國民黨方面，也在爭奪這個「價值制高點」。誰現在對日更強硬，在普通人心中，誰說的話就更可信了。
第四，我們之前說過共產專制權力繼承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因為缺乏繼承的合法性，會產生一些內部和社會的問題。而共產黨專制體制的運作，最高權力掌握的權威至關重要。所以，在權威不足的時候，這位最高權力掌握者必然要表達一種對外的強硬姿態。相反，當他有足夠的能力掌控內部的不平衡因素的時候，他才能有足夠的空間去落實平衡外交。
以前毛澤東、鄧小平都選擇對日本親善的關係，正是因為他們具有了足夠權威。
凡中共內部不穩定，權力鬥爭激化的時期，往往就會出現對日關係降溫的情況。
我個人認為，中日關係，決定了亞洲（主要是東亞和東南亞）是否能集體進入新時代的關鍵。中日之間，恐怕不僅僅是在政治和經濟上合作，而且應該有多層面的接觸合作，包括文化、藝術、哲學、文學、文化心理學、歷史研究以及科學方面的合作等等。而且中日之間的合作，顯然也不能僅限於政府層面的合作，或者政府主導的民間層面合作。
合作的前提是和解，然而在目前的條件下，全面和解恐怕會非常困難。想像一下，中日之間要解除歷史仇恨，中國需要一個權力繼承接替更自然合理的機制，需要形成一個更寬容、更包容的價值體系，需要一個更有自信的國民文化環境，所有這些的前提，都是中國要首先擺脫共產黨體制。
劇變中的中國政局
從更廣泛的角度看，中日關係惡化，其實也是中美關係惡化的一種表現。這和中國經濟崛起，促成中國力量輻射範圍的擴大，導致中國的國家利益和現有國際秩序發生衝突有關。衝突、妥協、合作，可能是未來日本、中國、美國「三國演義」的主軸，如何發展，決定了未來「太平洋世紀」的走向。但我們今天主要集中在中國內部問題。
（一）中國最近兩年的政治權力風暴
2012年，胡錦濤擔任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已經接近10年，當年第四季，中共召開十八大，這正是中共內部最高權力交接的時刻。當年的2月份，中國第四個直轄市，重慶市的原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突然逃進美國駐四川成都的總領事館，要求美國提供政治庇護。同日，數百名重慶武警包圍成都美領館，和領館的保安對峙。但很快，四川省公安廳派出特警趕到現場，和重慶市的武裝警察對峙。
王立軍在2012年之前的十年間一直非常活躍，做了很多侵害人權的事情，所以美國方面拒絕其要求。最後，中國政府派出了國家安全部的副部長邱進，到領館接走王立軍，並把他直接帶到北京。
這件事，成為後來中國高層政治風暴的一根導火線，直接影響了2012年後至今中共的高層權力爭鬥。
第一個直接受到影響的人是薄熙來。
薄熙來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也是中共重慶市委書記。他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擔任遼寧大連市長之後，就一直是中國政壇非常受關注的一名官員。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是中共建政早期的經濟決策人物之一，曾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1979年第三次復出掌權，依靠一批中共元老人物推動「改革開放」政策，薄一波是其中一個重要人物。
薄熙來在重慶推行「唱紅打黑」運動，「唱紅」，就是用唱文革之前共產黨革命歌曲的方式，讓民眾「懷念」毛澤東和中共建政早期時代，而「打黑」，則是用嚴厲的手段，甚至是不合程序的法律手段，打擊最近十多年崛起的私營企業家（指他們是黑社會份子，用非法手段致富）。
這個運動，實際上是一個全面「向左轉」的運動。由於過去20年中國貧富懸殊嚴重，普通民眾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獲益很少，因此社會上普遍存在仇富仇官情緒，所以薄熙來在重慶的政策，受到了很多底層民眾的歡迎，當然更受到中共內部左派的大力支持。
王立軍是薄熙來一個重要政治助手，準確的說是薄熙來的一個最重要的「政治打手」，王立軍負責為薄熙來打壓任何對他政策有異議的官員和知識份子，因此王立軍是薄熙來最重要的親信人物之一。
薄王翻臉 王出逃成都美領館
王立軍逃往美領館及後來被帶到北京，都交給美國和北京中共高層一些有關薄熙來的內部情報，因此，他的出逃，導致薄熙來被北京解除職務，全面調查。
官方的版本是這樣的。薄熙來的妻子，一個在中國非常活躍的財經律師，親手謀殺她的一個英國籍的財務顧問──海伍德。王立軍調查了這個謀殺案，發現了真相，向薄熙來報告，薄熙來要求他掩蓋案情，但王立軍不從，結果導致薄熙來要除掉王立軍，所以王立軍逃亡美國領事館。
但實際上，根據我們掌握的消息，是北京發現薄熙來竊聽中共高層電話，從而懷疑薄熙來的意圖，並開始進行調查。主持這個調查的有三個人，一個是胡錦濤的親信，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第二個是中紀委書記賀國強，第三個是胡錦濤的政治接替人李源潮。最後，中紀委找王立軍談話，向他施加了很大壓力，這才是王立軍和薄熙來真正反目的原因。
2012年3月，薄熙來被正式解除職務接受調查，最後，王立軍、薄熙來和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都被法院宣判有罪，王立軍是叛逃罪，薄熙來是貪污受賄和濫用職權罪，谷開來是謀殺。
在這裏，我們必須講一下王立軍到底受到了甚麼壓力？
法輪功學員 成器官移植供體
2006年，《大紀元》報道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一事，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廣泛關注。而且越來越多證據顯示，中共司法部門和軍隊醫院合作，把在押的犯人，主要是良心犯，作為器官移植手術的器官供體來源。加拿大前司法部長經過調查之後，把這種器官移植稱為「按需殺人」。世界上很多國家，聯合國機構和人權機構，都開始調查有關指控，中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在中國，首先大規模開始活摘器官的，正是薄熙來曾主政的大連和後來他擔任省長的遼寧省。王立軍本人，也是活摘器官的直接操作者，他在遼寧鐵嶺市當公安局長的時候，曾親自參加了數千起器官摘除手術，這也是他在一個獲獎感言中自己公開說出的。另外，他們也把一些在監獄死亡的良心犯人屍體，交給一個德國商人做塑化處理，然後拿到全世界進行屍體展覽。
這是一種反人類罪。然而，對中共來說，在某個無法繼續隱瞞的時刻必須推出一個替罪者，以擺脫活摘器官帶來的政治、道德和法律責任。王立軍以及其政治後台薄熙來，因此受到極大壓力。
對薄熙來的調查，是中紀委直接進行的，調查的結果，卻牽涉出一大批相關人物。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人，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他是第二個受到「王立軍事件」影響的人物。在胡錦濤主政的10年間，周永康主管中國的司法、檢察院、法院、公安局，和150萬武裝警察，是中國和平時期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
（二）中共政治結構特點
談到這裏，我們必須談一下中國政治權力結構的特點。
中國和其它國家一樣，在步入現代社會之前是皇權專制社會。這個社會的權力結構是一個金字塔形，最頂尖的是皇帝本人。當皇帝駕崩之後，接替他的通常是他的兒子，在中國通常是皇帝的嫡長子。這個由血緣、母系家族地位和出生順位的權力傳遞，使得新任皇帝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現代民主社會，則採用了民主投票選舉。國家的行政首領，也因此擁有權力的天然合法性。
但在共產黨專制國家，尤其是在中國，這個權力傳遞卻很容易出現問題。新的權力接替者，既不是天然的血緣傳遞，也不是民主選舉，而是一個小圈子的「討價還價」和「利益平衡」。因此，這個新的最高權力掌握者，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他的危機感遠遠比古代社會新皇帝和現代民主社會的新領導人高得多。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任何有政治野心的人，都希望能夠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法運作，以便取得這個金字塔頂端的最高權力。
因此這種專制體制，就必然存在激烈的權力爭鬥問題，這是由專制制度的政治結構決定的。
中共體制存在激烈的權力爭鬥
鄧小平指定了江澤民的接班人，但江澤民退休之後，接任者胡錦濤卻並不能掌握真正權力。江澤民通過安排他自己派系人馬在一些關鍵位置上，使得他的權力可以延續，這種情況在專制體制中是常態，而不是特例。
現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正是一個中國核心權力圈妥協的結果。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毛澤東率領紅軍到達陝北的時候，習仲勳是陝北紅軍的領導人，因為接納了毛的紅軍而頗受毛澤東器重。但在中共取得政權之後，習仲勳與毛的關係變得疏遠，一個原因是因為習仲勳不願意亦步亦趨地跟隨毛澤東某些瘋狂的政策，另外習仲勳亦是中共黨內少數沒有跟隨政治鬥爭整肅別人的其中一個人，因此在中共黨內有很好的口碑和人脈。
習仲勳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被撤職，那時候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尚未開始。習近平從一個紅色貴族變成了社會底層人。十五歲作為知識青年到陝北「插隊」做農民，十年後，回到北京上大學。大學畢業後，習近平在軍隊中供職兩年，然後從河北正定縣開始，二十多年內從縣長、市長、省長一步一步陞遷，2007年左右，在浙江省委書記的任內，被中共核心權力圈子決定為接替胡錦濤成為新一代中共最高領導人。
而一旦成為最高權力繼承人，習近平便成為黨內爭鬥的焦點。
已經退休十多年，但仍然常常干預高層政策的江澤民，通過他在權力中樞任職的黨羽，希望在2012年中共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最高權力架構的時候發揮支配性的影響力。但習近平堅持自己決定所有重大事項，不容許任何人插手干預。因此才有2012年9月份習近平兩個星期隱形的事件。
2012年9月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之際，已經被內定爲中共下一任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突然從公衆視線中消失。十四天後才出現，期間各種傳聞滿天飛。我們得到的消息說，當時江澤民堅持加入其挑選的十八大政治局和常委人選，習近平以辭職作為回應，在拉鋸兩個星期之後江澤民做出讓步，承諾不再插手高層事務。十八大習近平正式出任總書記之後，第一件事就是下達文件，決定讓「老領導們」不再出面干預政治和政府事務，包括不得四處露面題字，出版回憶錄也需要獲得批准等等。
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江澤民親信的周永康，對習近平的新政策干擾阻礙最大。事實上，周永康反對處理薄熙來，也反對習近平對政法委系統的整肅。周永康和薄熙來的關係在中國眾所周知，兩人一個在內，一個在外，多年密切配合，再加上其他江澤民派系的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協助，使得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在位10年無所作為。
媒體曝薄周密謀政變內幕
1月13日出版的《鳳凰週刊》封面報道披露周永康同薄熙來建立政治同盟、密謀政變的細節內幕，報道指周薄二人在重慶有過一次密談，談話內容涉否定鄧小平的改革理論、試圖復辟「文革」，並表示要「大幹一場」。
周永康回京後對身邊的「追隨者」說：「我們要幹成『大事』，像薄這樣的人應該利用，他可以幫我們衝一衝。」意思是薄熙來可以為中共左派重新回到最高政治權力中心帶頭衝鋒。報道還稱，周永康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甚至已不滿足於對地方或系統人事部署的操控。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連任不得超過兩屆和「七上八下」（即在任常委年滿68周歲退休，67歲以下的政治局委員仍可晉陞常委）的退休制度，時年69歲的在任常委周永康理應退休。他卻拉幫結派，密謀操控，試圖繼續留任，甚至企圖升任中共人大委員長，當某些勢力的後台老闆。
實際上，薄熙來和周永康背後真正的政治靠山，是前中共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他的主要助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慶紅。江澤民為甚麼要支持周永康和薄熙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和他希望延續鎮壓法輪功的政策有關。
習「蒼蠅老虎一起打」
習近平上台之後，開始在中國展開政治清洗。他用的手法是「反腐敗」，在中國叫做「蒼蠅老虎一起打」，就是底層官員和高層官員的腐敗都要大力打擊。
到現在為止，初步估計有數萬名官員被撤職查辦，其中省部級的官員大約有50名左右，政治局委員和前政治局委員，包括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內，抓了3個人，薄熙來、周永康和徐才厚。
軍隊中有30多名將領被撤職查辦，職位最高的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各級軍事將領調換人數有3百多人。
九成被撤查官員是江派
實際上，習近平政治清洗的對象是江澤民派系的官員。大約有九成被撤職查辦的官員，是有明顯江澤民派系色彩。這就是為甚麼我們一直認為，目前中國的政治大風暴，實際上是習近平和江澤民的權力鬥爭。而這個鬥爭的最後結果，很可能會導致江澤民，和他的主要助手曾慶紅被清查。
今年1月11日，中共黨媒新華網在首頁頭條以標題《習近平：反腐不定指標、上不封頂》報道了習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以來關於反腐的言論摘登，報道稱許多內容是首次公開發表。「上不封頂」言論來自習近平去年10月23日在四中全會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在過去2、30年中共的話語系統中，反腐敗最多用到的是「不管職務多高都會一查到底」，用「頂」這個詞，很明顯是在暗示外界，周永康並不是一個「頂」。
1月13日，習近平在中紀委第五次全會上直接點名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違紀違法」，稱反腐無禁區，全覆蓋等。中共新華網報道在標題上突出習近平的言論，強調「反腐還將繼續深入」。
當日的報導文中，稱習近平講話「釋放反腐六大信號」，中共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解讀認為，習對反腐形勢的一系列結論是一個關鍵性判斷。
值得留意的是，同在1月份，江澤民的長子江綿恆被撤去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一職，官媒刊登文章批評中國的電信企業腐敗壟斷。江綿恆是中國的所謂電信大王，控制中國的電信行業。這可以看作是習近平對江澤民的警告，同時也是「反腐打虎」逼近江綿恆和江澤民家族的信號。反映出習、江生死搏擊最真實的現狀。
未來中國政局的走向，仍然圍繞著習近平和江澤民之間的權力鬥爭進行。
中國經濟的特點和未來走向
最近10年中國房地產價格急劇上升。樓價最貴的是北京，然後是廣州和深圳。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廣東省是中國率先改革開放的省份，比其它省份早約10年，外資企業最多，出口最大，私人企業家數量也最多。上海是中國的金融和商貿中心，有整個長江流域作為經濟腹地，潛力非常大。但樓價最高的卻是北京。
實際上，北京的億萬富翁是中國最多的。2013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的前4百名，有58個是北京人，上海有37人，深圳有34人。提出這兩個數據，是因為它說明了中國經濟一個最大的特點：
1.權力為核心運行的社會
無論是經濟活動還是其它活動，都圍繞著權力運行。所以北京富人及高級官員最多，房價最高。
2.政府主導和控制
中國號稱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市場仍由政府主導，且政府擁有絕對控制權。即使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的項目，中國仍然實行嚴格的非關稅控制。譬如銀行服務，中國採取的方式是一個分行一個分行的審批制度，就是外資銀行開設任何一個分行，都必須經過政府的審批。
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也模仿。對外來企業，不論是外國企業或者中國其它地區的企業，均會實行排擠的政策。
其實，也正因為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絕對地位，才有各級官員貪污腐敗盛行的局面。中國民眾有一個說法，把各級官員拉出來排隊，隔一個人槍斃一個人，不會有冤枉的，只會有漏網的。
3.出口外貿導向
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動力是出口。2012年，中國外貿進出口額為3萬8,669億美元，當年中國GDP為8萬2,200億美元，進出口比例佔47%。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外貿進出口佔這麼大的比例，況且中國是如此龐大的一個國家。
原因是，中國進口的貨物，基本是用作製造出口貨品。因為大部份中國出口品都是低級加工商品，大部份原料和部件都是進口的，所以導致出口越多進口越多。
中國官方剛剛公佈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增長了2.3%，大概是1978年以來增長最低的一年。這種趨勢，很可能對中國經濟有決定性的影響。
4.政府公共投資
中國經濟向來是由政府投資主導，政府投資對經濟有決定性的影響。2009年中國政府推出4萬億人民幣的刺激經濟方案，2012年再推出4萬億，今年估計中國政府還會繼續增加公共投資，以刺激經濟增長。
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資作為政府的危機處理方案，可以獲得短期的效益，但會產生幾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第一是投資邊際效率遞減。90年代，每投資2元，會有1元的經濟收益，但現在大約是投資5元才有1元的收益。
第二是擠壓私營部門的資金。中國政府投資（也包括增發的貨幣）基本上都會進入政府項目和國有企業，導致中國私人企業難以獲得資金。中國南方的私人企業通常只能轉向地下銀行貸款，其利率最高甚至可達60%以上。
第三會導致中國通貨膨脹壓力增加，尤其是因為國有部門的低效使用資金，對通脹產生更大的壓力。
5.國內消費不振
世界大部份國家國內消費對經濟貢獻率都在70%左右，中國長期在50%，最近幾年甚至下降到40%以下。
這和中國經濟的結構有關。其一個是貧富懸殊。經濟增長的成果主要被最富裕的階層獲得，他們多賺了幾百萬，只會增加投資和奢侈品消費。增加消費，必須是普通民眾收入增加才能達到，而貧富懸殊抑制了這個過程。
第二是社會保障不足。中國人需要應付子女教育的高額費用，以及自己日後的退休、醫療等的開支，再加上房屋價格的高額負擔，都促使中國人減少消費。中國人的高儲蓄率也和這個有關。
6.缺乏創新
中國經濟過去20年雖然高速增長，但實際上產業結構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中國的技術水平基本上停留在80年代，這和中國缺乏創新有很大關係。
大部份中國產品，哪怕是所謂的「新產業製造品」，大都是模仿技術，核心技術是買來的，甚至關鍵零部件也是買來的，自己無法生產。最好的例子是汽車，中國現在每年生產1千萬輛汽車，但卻不能自己生產發動機。甚至是中國幾乎所有的走紅的電視節目，不是模仿美國的就是模仿日韓的，自我創新的東西非常少。
中國缺乏創新的第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無法保護創新者的利益。任何發明和創作品公佈於世之後，在中國都可能在幾個月甚至幾個星期內被抄襲，而中國的司法卻無法保障創新產品的權益。
另外一個是更為深層的原因，中國政府對信息、言論、藝術創作的控制和封鎖，對所謂「異議觀念」和「聲音」的封殺，嚴重阻礙中國人的創新精神。一個不允許出現錯誤的社會，其實就是一個不允許創造和創新的社會。
7.經濟泡沫
有關中國經濟泡沫問題在國際上和中國國內已經被討論多年。表現是房地產價格虛高。中國是一個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國家，上海市和貴州省人均國民收入相差近10倍。在北京，普通職工年收入5萬元人民幣，買距離北京市中心80公里遠郊的房屋，可以買1平方米，要買北京二環以內的市中心房屋，只能買半平方米。
有人開玩笑說，要買北京的房子，一個工人要從清朝康熙年間開始工作存錢，一個農民要從宋朝開始工作存錢。
房屋價格如此之高，和中國貧富懸殊有關，也和中國缺乏安全的投資工具有關。因為有錢人大多會選擇以房地產作為投資，所以中國這兩年曝出有些官員擁有1百多套房屋的新聞。
中國房地產價格，從2000年到現在上升了10倍以上。房地產從工業、商業領域吸走大量的資金，如果一旦房地產價格下跌，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言而喻。
而中國各地方政府是推高房地產價格的主要推手。因為大量增建房屋和基本建設以及推高價格，地方政府可以從稅收，以及賣地（和土地用途轉換）的過程中獲得大量利潤。因此在中國，地方政府往往和銀行和房地產商形成一個所謂「鐵三角」，用低價收購甚至搶奪普通民眾的物業和土地，然後建房高價出售。
由於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高度依賴土地和房地產（有的城市比例高達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所以中央政府也不敢採取措施壓低房地產價格，有時候也以寬鬆的貨幣政策來維持這個市場的運作。
但這卻導致中國積累的金融風險越來越高，最後的結果是高通脹，或者是銀行破產。由於中國的銀行由政府擁有，所以中國的高通脹必然會出現。去年開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轉過去多年的上升趨勢開始下降。未來2、3年，是中國人民幣匯率風險最大的時期。在中國擁有高額人民幣資產的企業，應該採取預防措施。
中國社會現狀的幾個特點
1.貧富懸殊
根據中國大陸媒體《時代周報》2009年6月25日的報道，在2006年，中國大陸私人擁有財產超過5千萬元人民幣（以下同）的有2萬7,310人，超過1億元的有3,220人，後者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佔超億元富豪人數的91%。
考證超級富豪中高幹子女們的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通過在資源產業、壟斷行業和資本市場的縱橫捭闔和整合運作，迅速積累下了令人咋舌的巨額財富。
2012年北京大學的一個研究發現，中國的堅尼系數已經達到0.6，遠遠超過0.4的社會動盪警戒線。中國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1/3以上的財產，底層25%的家庭卻僅有全國1%的財產。還有更為驚人的數據，早前中國人民銀行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是世界財富最集中的國家。
美國密芝根大學的一項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NAS）的新研究表明，中國的堅尼系數是0.55左右。中國貧富收入差距排名世界第一。
據彭博社去年的報道，毛澤東死後統治中國的八大元老，人們稱之為「八大家族」包括鄧小平、薄一波、陳雲、宋任窮、彭真、王震、李先念和楊尚昆，他們的後代至少有18人擁有或運營離岸公司關連實體，包括英屬處女島和開曼群島；至少26人控制中國大部份大型頂尖國有企業，並且積累了驚人的財富。
僅王震的兒子王軍、鄧小平的女婿賀平和陳雲的兒子陳元，3人在2011年就掌握總計超過1.6萬億美元的資產，這筆龐大、天文數字般的資產相當於中國年度經濟產出的1/5，換句話說，相當於南韓和台灣的GDP總和。
世界銀行的研究亦顯示，中國1%的家庭佔有社會41.4%的財富，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2.官民對立 民眾仇富仇官
中宣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社科院2010年有項調查，在中國互聯網上，網民在網誌、微博、論壇上有關中國政治和政策發言中，接近90%是批評政府的。
中國人對官員和富人的仇視程度，可以從普通網民的言論中表現出來。中國的社會新聞，如果發生民間的糾紛，只要其中一方是官員或者是富人，網民的輿論會一面倒支持另外一方面，他們不管事實的真正原因是甚麼。
地方官員腐敗和環境惡化所引起的抗議、騷亂等群體性事件，2010年以來達到20多萬件。為了鞏固共產黨政權，中共今年的維穩費高逾8,150億元，高於軍費的8,082億元。
3.共產主義意識完全破產
在中國流傳一個笑話，說中共官員召開會議，講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但其實台上講的人不相信，台下聽的人不相信，台上講的知道台下聽的不相信，台下聽的，也知道台上講的不相信。
這個特點，可能和日本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之後，中國共產黨需要用民族主義來維繫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會經常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對中國來說，美國和俄羅斯太大，對付起來很困難，而越南和菲律賓太小，不容易煽起太高的民族情緒，而日本是一個恰好的對象。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正好作為一個重要的鼓動民族情緒的理由。任何時候，只要中國內部問題嚴重，當局就會有意無意使用這個工具。
（四）中國進入中共垮台的前夜
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兩條腿，必須同時進步，達到某種平衡才能維持社會穩定和進步。在過去的30年，中國靠犧牲社會公平維持經濟增長。事實上，中國歷史對此作出了最好的演繹。
每個新的朝代，都是建立在相對公平的條件下，經過長期戰爭，國民窘困，新政府分發土地，鼓勵農耕，然後經濟快速發展。隨後，官僚權貴逐漸掌握社會資源，貧富懸殊增加，但皇權專制體制無法處理這個問題，最後貧富懸殊嚴重惡化，導致社會動盪，新的暴力反抗出現，導致大規模戰爭，然後再進入下一個循環。大部份循環都經歷2、3百年時間。
現代民主社會通過選舉，把這個循環縮短到10年或者20年，像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輪流執政，因此可以在短循環內解決問題。
事實上中國政府對此有所警惕。胡錦濤和溫家寶在2006年之後，推行社會收入分配改革，希望能夠增加社會中下層人群的收入，但實際上效果有限。因為中國的富人正是各級官員和其家屬，經過富人來設計政策和執行政策，讓人剝奪自己的利益，恐怕是世界最難的事情了。
實際上，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也是針對中國這個現狀的一個措施。他在重慶實行偏左的政策，確實獲得了不少底層民眾的支持。
我認為習近平未來會延續類似抑制權貴和富人，增加中下層民眾的收入的路徑來推動他的政策，但正如前面所說的，如果習近平不能順應歷史潮流，大力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他的經濟政策注定難以成功。
中國時局巨變下的香港
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說起來非常有意思，香港和日本一樣，都對中國改革開放都做了重要的貢獻。日本是政府主導，提供資金援助和免息貸款，然後大企業到中國投資。香港則是由民間主導的。大家知道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香港的商人陸續進入中國，主要是把香港的製造業遷至大陸。尤其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香港幾乎所有的製造業工廠都向北遷移。連帶工業管理，和加工出口的產業模式，都完整地輸入大陸。
到90年代後期，香港基本上已經沒有任何製造業了，全部都進了中國大陸。1984年，趙紫陽建議開放沿海14個城市。中國的經濟策劃是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而「一補」是指補償貿易），兩頭在外（原料和市場在國外），大進大出。鄧小平在內部講話中也說，如果中國大陸「搞出十多個香港，中國的事情就好辦了。」後來幾十年，中國經濟其實正是走了這種模式，由最接近香港的廣東省開始，完全接受香港經濟模式，然後再推廣到全中國。現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佔GDP的百分之四十，貿易形式與香港相似。
中國仿效香港土地政策
香港的土地政策亦被多次參考。記得90年代中期，大批中國各地考察團到香港考察，他們最羨慕的是香港的土地政策，香港政府因為出售土地，積攢大量資金，稱為土地基金。1997年之前，香港的土地基金約為3千億港幣，折合約4、5百億美金。我還記得當時採訪一個中央級的考察團成員，他對香港土地基金的羨慕之情溢於言表，因為那個時候，中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財政緊張，所以後來中國參考了香港的土地政策，各個城市陸續仿效香港的做法，政府開發囤積土地出售，然後和地產商合夥抬高房地產價格，導致許多中國城市財政收入，有一半以上來自土地出讓金。
1997年中英雙方對香港未來如何發展產生了很大的爭論，爭論有兩個，其中一個就是關於土地基金的使用。末代港督彭定康，要動用土地基金修建大嶼山機場和相關道路橋樑，中國政府認為英國人故意把這筆錢花完，因為那筆錢在當時中國政府看來是一個龐大的數目。
第二個爭論是彭定康在香港推動立法局的民主選舉。
香港的立法局有兩種議員，一種是直接選舉，像其他現代國家一樣，由選區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現在這種直選議員有35個席位，佔一半的數量。另外一種，是所謂功能界別選舉，就是分行業的選舉。譬如金融界及金融服務界，選出兩名議員。但問題是，金融界及金融服務界的選舉，是由投資銀行、大證券行以及商業銀行選的。所以金融界及金融服務界的選票，只是來自極少數的市民。
中共政府認為這個方法對他們有利，因為控制幾百個企業機構，比控制數百萬選民容易得多。所以要延續這個方法。彭定康是英國派香港總督中唯一一個政治人物，以前的總督都是外交部的職業外交官。彭定康的辦法，是擴大功能組別選民的投票權。譬如金融業的議員，由香港所有金融業從業員投票，等於選票增加了幾十萬票。中國政府全盤否定，所以在97年之後，恢復了原來團體投票人制度。現在的議員選舉，仍然維持95年彭定康選舉改革之前的方法。
選舉委員會控制特首人選
另外一個，是香港特首選舉。97年，中共籌組了一個400人的選舉委員會，負責選舉香港的行政長官。後來這個選舉委員會成員增加到800人，再增加到1,200人。這個選舉委員會成員的認定由中共操作，包括所謂36個界別的人士，香港所有的議員，包括區議會議員，中共的人大政協代表，宗教、教育、文化藝術、工商企業、銀行、勞工團體、鄉議局等等。藉由這樣的安排，中國政府可以控制大部份的選委，因此可以控制特首的人選。
去年香港的「雨傘運動」，是因為北京政府曾經承諾香港在2017年實行全面普選。但在具體的操作上，中共人大常委提出了一個決定，特區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必須先由這個選舉委員會進行資格認定，其中還有「愛國愛港」等非嚴格法律用語的界定條件，因此等於是香港人可以投票，但只能投中共認定的候選人。
所以香港人認為，北京給的「普選」，可能是壞蛋A和壞蛋B，你們可以選其中一個，但這不是真正的民主選舉，因此出現抗爭事件。
北京不願港有真正民選
北京不願意香港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大概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是北京不希望看到香港出現一個難以控制的行政長官。第二，北京擔心香港的民主選舉，會成為中國大陸的「榜樣」。因為過去30年以來，香港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尤其是在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非常巨大。北京好不容易通過各種統戰措施，把香港商界精英套住了，他們不會允許節外生枝，再出現一個新的政治、社會模式，刺激中國大陸內部的自由派和民主運動。
在學術界有一種說法，認為香港是原始資本主義的標本。所以香港有非常簡單的稅制，非常低水平的社會保障，非常自由的經商環境，政府對經濟領域幾乎沒有任何控制。所以很多人說，香港是一個有自由無民主的地區。
我個人認為，一個社會的發展，需要「陰陽平衡」。用現代社會學的術語，社會發展需要兩個因素的平衡，一個是社會整體經濟效率的增長和提高，第二個是需要社會公平。然而這兩個因素是對立的，因為社會公平需要政府介入，用稅收和社會保障的方式進行收入再分配，所以需要增加稅收。而社會效率提高，則需要鼓勵資本家投資，減少稅收，減少福利。
我自己有一個「兩腳原理」。一個社會必須兩個腳同時邁進，整體社會才能進步。這個有點像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或者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兩國的前者都要求減稅，鼓勵投資，減少社會福利，照顧社會強勢集團；而後者，都更重視社會公平，要求加稅，增加社會福利。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更像一個家庭裏面的父親，鼓勵兒子獨闖天下，用自己的力量贏得成功，而民主黨和工黨更像母親，比較重視家庭裏弱小的孩子，會私下拿錢接濟他們。
傳統的中國社會，因為缺乏兩隻腳的調整機制，所以必須藉由一種破壞性的社會崩潰完成調整。這就是中國改朝換代的原因。朝代政權建立初期，因為戰爭的破壞，社會相對公平，政府鼓勵農耕、增加生產量。7、80年之後，因為和平時期較長，經濟出現大發展，社會出現分化，土地兼併大量出現，然後富人和權貴階層交融結合，社會貧富分化嚴重，貧富懸殊，社會矛盾日趨激烈。百年後，社會動盪開始，最後演化成為下一次大爆發，再次通過革命或者戰爭重新令社會變為公平狀態。
在這一點上，香港比較接近中國古代傳統社會。香港是世界上經商最自由的地方，稅收很低，所以政府缺乏大幅度調節貧富懸殊的財政基礎。
1997年，香港一個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大概是1萬5千港元，到了2014年還是這樣的水平，香港普通工資水平，過去17年幾乎沒有變化，但香港的物價水平上升了一倍。
富豪多卻無助香港經濟發展
97年之後，香港的富人階層加緊了和中國大陸的融合過程，通常是通過與中國大陸官員合作，在房地產行業獲得大量盈利。結果是香港億萬富豪人數增加得非常快，現在香港也是世界上億萬富豪密度最大的地方。這些富豪財富的增加，對香港經濟卻沒有大的幫助，基本不會增加就業機會和稅收。
這是香港社會普遍不滿現狀的基本原因。尤其是年輕人，對未來沒有希望，我認為這是香港人和中共政府產生矛盾衝突的基本背景。
在製造業全部轉移到大陸之後，香港這個城市還有三大功能，一是金融中心，二是貿易物流中心，三是信息中心。其中貿易物流中心的地位近年越來越弱，因為中國大陸沿海大量建造港口，年輕人國際視野越來越開放，加上外國留學回來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使得貿易和物流都不需要經過香港。
港維持金融與信息中心地位
但香港仍然維持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制度，是港幣和美元的聯繫匯率制度。香港沒有中央銀行，幾家發鈔銀行，在收入1美元的時候，發放7.8港元。這個制度的出現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美國聯邦儲備局為香港制定包括利率在內的貨幣政策。但美國經濟和香港經濟並不同步，發展狀況也非常不同。隨著香港經濟和中國大陸經濟關係越來越密切，港幣和人民幣的關係也可能會越來越密切，而和美元的關係越來越疏遠。一旦香港改用人民幣，或者港元脫離和美元掛鉤，改由和人民幣掛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會受到極大衝擊，尤其是來自上海的衝擊。
資訊信息中心和金融中心以及貿易物流中心都是相聯繫的，因為金融業，包括股市、證券、期貨交易，以及其他金融服務和貿易服務，都必須有不受封鎖限制的信息自由流動。而香港從英國治理時期保留下來的英美法系法律體制，也正好為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提供了基本保障。
港優勢法律基礎正受侵蝕
然而作為香港最後優勢的這個法治，正受到侵蝕。包括北京對香港內部事務頻密插手，對司法問題的介入（諸如人大解釋香港基本法，北京要求香港進行國家安全立法，人大常委為香港做出政改決定等等），實際上大大損害了香港的司法體制。這種情況若繼續下去，香港一旦喪失法律制度上的優勢，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的地位必然逐漸喪失，香港這個所謂東方明珠的角色，也就不復存在了。
1994年，一個1949年從上海逃到香港的資本家對我描述過當年他剛到香港的感受，他認為香港就像是上海的一個郊區農村，一切都非常落後。事實上，香港從1840年租借給英國之後，一百年的時間，並沒有變得比中國大陸普通城市好很多，不如上海、南京甚至廣州等地。香港之所以發展起來，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閉關鎖國政策，使香港具有特殊一個地位。
從地緣經濟上講，香港的地位遠遠不如上海和天津，因為中國南方山多水多，道路難行，作為一個經濟中心城市，香港對內陸的輻射面積有限，比不上上海和天津。香港之所以有最近50年的成績，完全是因為有一個具有司法獨立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雖然這個制度缺乏了民主這一環。
香港未來的出路──中國全面民主化 與香港共同發展經濟
未來，無論中共是否繼續在中國大陸執政，香港在中國的獨特地位都會逐漸降低。如果中共不再執政，中國大陸面臨一種全面的變化局面，完全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那麼香港的地位就和1840年到1949年的情況相差不大。如果中共繼續執政，中共必然用溫水煮青蛙的策略，逐步控制香港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把香港變成一個比深圳稍微特殊一些的特區。那個時候，香港既失去了獨特的優勢，又沒有那種和北京天然的權力關係，結果可能更加糟糕。
所以，香港的問題絕對不是一個單獨的，可以和中國大陸分割開的問題。中國大陸共產黨專制不解決，香港的問題就無解。香港的未來其實只有一條路，那就是中國本身全面自由民主化之後，然後和中國大陸一起，取得共同的社會經濟發展。因為香港保留殘存的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系、貨幣自由兌換的結算系統、開放的金融交易中心和有限度的信息交匯和中華文化的底蘊，這對巨變中的中國，能夠迅速結合中西方優勢，成為國際和中國交匯的中心，這是香港未來的出路所在，但目前，很多外國人在香港「雨傘運動」後選擇離開了香港。
江習激戰加速中共解體及財富轉移
在上述中國政局大背景下，目前日趨白日化的習近平陣營與江澤民集團之間的激烈角力成為中國政局焦點，江澤民自1989年「六四」事件上台後至今已經有近26年，胡溫執政期間，江澤民實際上仍在幕後通過其黨羽周永康、曾慶紅、賈慶林、李長春及軍方高層控制中國黨政及軍方核心權力機構，江澤民集團實際上把持中國二十多年，其勢力也遍及中國經濟領域，王立軍逃往美領館事件後，江派培植的權力接班人薄熙來被捕，中共十八大後，中國最高權力核心更替，江澤民集團開始失去對最高權力的控制。江澤民集團與習近平當局的博弈正影響到中國與國際社會的方方面面，同時，因中央及地方權力更迭、財富轉移，大量資金外流避險。
其中以下幾點最為突出：
1，中共高層博弈江習激戰
香港成磨心涉「雨傘運動」關鍵事件
「雨傘運動」震驚全球，港府向湧上街頭的民眾釋放催淚彈，並威脅有進一步的清場行動。作為香港特首的梁振英，一直在激化局勢。
去年9月22日，香港25所大專院校拉開為期5天，抗議中共人大封殺港人真普選的罷課行動。23日，學聯向梁振英發出公開信，要求梁兌現參選特首時聆聽民意的承諾，到添馬公園與市民、學生對話。9月25日，梁振英不僅沒有露面，反而與幾百名沒有參與罷課的香港學生對話，這是梁振英用中共文革的手法，挑動香港民眾互鬥，分化香港，撕裂香港。
自從6月10日中共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推出改動香港「一國兩制」的白皮書之後，港人被激怒，香港局勢激化，學生罷課，民怨沸騰，佔中一觸即發。從表面上看，香港局勢激盪是中共拋出政改問題所致，香港人認為人大通過的議案是違憲的「假普選」，但其背後實質涉及江澤民集團與習近平當局的激烈博弈，而法輪功問題是核心議題。
「610」這天推出一國兩制白皮書
「610」，這原本是一個普通的數字組合。但是，對於迫害法輪功的江澤民集團來講，則是一個迫害法輪功的標誌性數字和日期，中共把專門迫害法輪功的機構叫做「610辦公室」。
香港局勢急劇被激化的導火線，是中共江派政治局常委劉雲山把持的國新辦，在去年6月10日當日拋出分化香港的「白皮書」，把如此重大事情選在6月10日，說明江派絲毫不隱晦這一點；在香港成立的專門針對法輪功的「青關會」也特意選在6月10日這一天成立。6月10日白皮書的拋出，令51萬香港市民在7月1日上街遊行抗議。
而江澤民曾慶紅勢力在香港發起的「反佔中遊行」，則特意選在江澤民8月17日生日當天舉行。這次「反佔中遊行」同時也是一次江派在香港特務系統的大曝光。曾慶紅把持香港多年，幾乎出動了手下所有的特務，還有廣東，潮州、深圳等僑聯會、同鄉會等機構的特務也傾巢出動。
在「反佔中遊行」之前，江派還製造了用特務冒充法輪功學員衝擊駐港軍營的事件等等，用來栽贓法輪功學員。
江派毫不掩飾地在告訴政治對手習近平，這樣做是因為法輪功問題，這也是告訴國際社會和民眾，香港目前的緊張局勢和迫害法輪功有關。
江派擺明了就是在為法輪功問題和習近平對抗，江澤民把香港作為一個籌碼來要挾現任當局，在向習近平發出明確信號：上台了，你就必須延續江澤民對法輪功迫害的政策；在法輪功問題上，如果當局不緊隨江澤民的話，江派將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惜毀掉香港。
「香港問題」是江派與習近平的最新較量下的產物。早前，江系已經不斷製造事件以在法輪功問題上捆綁現政權。而習近平當局針對江派的反擊也毫不隱晦，其標誌性事件就是去年12月20日，當局拋出迫害法輪功的610辦公室主任李東生。在中共官方媒體報道中，李東生作為610辦公室主任的頭銜放在其公安部副部長的頭銜前邊，以及李東生曾是央視「焦點訪談」節目的負責人，而「焦點訪談」是中共央視污衊構陷法輪功的主要節目，這些信息反映李東生的落馬是因為迫害法輪功。
在江澤民集團推出一國兩制白皮書之後，習近平當局相應處理了江派副國級高官蘇榮，蘇榮因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而臭名遠播於國際，是江澤民集團因迫害法輪功在國際上被起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因此，香港政改也被捲入中共高層的政治博弈。習近平陣營與江澤民集團都在用毫不隱晦的方式激烈搏擊。
那麼中共高層分裂的根本原因是甚麼？江澤民派系為甚麼要選擇香港來攪局？
了解中國真實情況至關重要
香港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天堂，在上百年英國的管理下形成的經濟市場，有健全的法律和稅務制度並與國際接軌。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位居世界排名前列。其重要地位，使得香港成為聯繫中國大陸與國際的紐帶，同時，香港的自由經濟市場也是中國大陸未來經濟與政治發展的範本。
但是，從香港主權移交中共的十多年間，中共對香港的實際控制權一直掌握在江派二號人物曾慶紅手中，執政十年的胡溫政府對港澳並沒有實際控制權，由於江派勢力在香港的多年經營，這種狀態仍在持續。如今，江派拿出香港這張王牌來攪局。
江澤民集團自掌權後，從來都沒失去過對中共實權的掌控。「十六大」後是曾慶紅和羅幹掌權，「十七大」後是周永康掌權，江澤民一直在背後「垂簾聽政」。
周永康由於年齡問題在「十八大」後退休，江澤民集團必須安排令其放心的接班人選來接替周永康，繼續掌握中共實權、甚至在最高權力層面維持對法輪功的迫害。習近平原本只是江澤民集團選中的過渡人物，由於習行事低調和無明顯派別色彩，被各方接受。但是，江澤民真正安排的接班人選卻是薄熙來，只有心狠手辣與手上沾有法輪功學員血債的薄熙來才讓江澤民放心。因此，就有了用薄熙來接替周永康然後替代習近平的政變計劃。
在王立軍、薄熙來事件後，薄熙來被判無期，江澤民輸掉手中的這張牌，江的垂簾聽政又被廢掉，因其多次暗殺習近平不成，中共最高權力的掌控沒有落到江派手上，江派通過殺戮、爆炸等針對平民百姓的恐怖血案，來製造混亂，試圖以此奪權上台；習近平陣營則以處理對迫害法輪功相關的人物作為反擊，李東生、蘇榮等因此相繼落馬。
如今，江澤民集團只有孤注一擲，動用曾慶紅培養多年的親信梁振英與在香港的所有資源。
江派所恐懼及正面臨的危機，是對法輪功迫害政策的停止。中共迫害法輪功是一件牽扯到一億法輪功學員的重大事情，維持迫害需要巨額的資金以及相關的政治、經濟、外交等國家機器的運作配合。此前，江澤民開動了全部的國家機器圍繞迫害法輪功運轉，這些一旦被完全曝光，會引發系列清算。
如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巨大的經濟市場使得世界大部份國家都爭相與其做生意。人民幣的匯率直接影響著世界經濟，中國經濟以及中國社會的穩定，中國的投資環境牽動著世界經濟的穩定，以及世界各大財團的利益。因此了解中國發生的新聞和真實情況至關重要。但是，如果不能夠了解十幾年來中國發生圍繞法輪功議題的事情，就無法真正了解中國，無法真正讀懂中國。
甚麼是法輪功真相？
1999年7月，江澤民發起對法輪功的迫害時，當時全中國有一億人修煉法輪功，加上法輪功學員的親朋好友，迫害牽扯幾億人，這場對幾億社會民眾的鎮壓，破壞的是中華的傳統文化。中共為了維持迫害徹底摧毀中國社會的法制，拖累中國的經濟，打亂正常的社會秩序，也把中國的道德推向崩潰的邊緣，種種無解的矛盾與危機，已經遠遠超出中共的控制，也讓中共的統治走向末路。
法輪功學員遭受了「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打死算白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這樣的迫害政策，承受了毒打、電刑、強姦、強迫注射破壞中樞神經藥物等百種酷刑的折磨，迫害手段集古今邪惡之大全，甚至出現了「活摘器官」這個星球上從未出現的邪惡迫害，數以萬計善良的法輪功學員被強行摘除器官。
江澤民集團反人類罪惡超越了人類最基本的道德底線。這一驚天罪惡，通過法輪功學員十幾年持續講真相，殘酷的事實在國際社會上曝光，歐洲議會和美國國會都提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議案，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人權團體和社會主流民眾都在關注、譴責和要求制止中共活摘的罪行。
在國際社會普遍曝光的壓力下，中共高層很多人都在留後路。江澤民集團因恐懼現任當局不延續江派迫害法輪功的政策，為防止現任當局做出任何可能的行動，江澤民、曾慶紅等利益集團成員於是與習近平拼死對抗。
中共迫害法輪功持續了15年。15年來，中國大陸和國際間的法輪功學員堅持向全世界講真相反迫害，使法輪功真相被國際主流社會和民眾了解，法輪功洪傳世界130多個國家和地區，同時，法輪功學員發起了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的「三退」運動，已經有超過1億9千萬中國民眾覺醒，退出中共。
迫害法輪功致中國社會道德下滑
1992年，法輪功由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公開傳出。短短七年間，根據中共公安部內部數據統計，當時大約有7,000萬到1億人修煉法輪功。法輪功學員遵循真、善、忍的準則修身養性，強身健體。千千萬萬人獲得健康、昇華身心，迫害前，中國社會的好人好事層出不窮，社會走向穩定。
在「無神論」割裂中國傳統文化、及經濟大潮造成道德真空的時候，法輪功重建了中國人的信仰體系，為中國的未來奠定穩固的道德根基。無論是對綿延五千年、積澱了巨大歷史財富的中國古老文明，還是對世界的文明來說，這都是一件有百利而無一害、功德無量的幸事。
但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因一己之私，出於對權力的過份保護和妒嫉，悍然發動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從此，中國所有的法律形同虛設，所有的政府職能，從政治、司法、外交、教育、媒體……方方面面，都把重心壓在法輪功上，每年相當於四分之一國民經濟的社會綜合資源被用於迫害法輪功，最高時更達到四分之三。
一個政府向全世界撒著彌天大謊，對其最善良的主流民眾進行殘酷迫害，據明慧網公佈有幾千法輪功學員（民間則說幾百萬）被害死。即使如此，法輪功學員仍然以難能可貴的勇氣與和平精神，講述真相，法輪功在全世界130多個國家和地區傳播。中共迫害難以為繼。經過14年的瘋狂迫害，中共不僅沒有迫害倒法輪功，反而不得不面對無法收拾的苦果。公權肆無忌憚，官員全面腐化墮落，社會道德崩潰，民間抗爭此起彼伏，紅牆搖搖欲墜。
中共政權面臨垮台
繼任者出於維持政權的需要，出於對亡黨的恐懼和血債的顧慮，並不願意死心塌地繼續迫害政策，但這讓迫害法輪功的「血債幫」非常恐懼，害怕迫害停止後遭到清算，因此不惜一切代價捆綁現任高層，甚至不惜謀反，導致薄熙來下台。
但高層的搏擊並沒有停止，對法輪功的鎮壓直接欠下血債的江澤民集團唯恐被清算，在政治、經濟全方位對現任當權者進行阻擊。不解決迫害法輪功的問題，一切改革都是空談。中國局勢處於持續動盪之中，中共只會加速解體。
15年來系統掩蓋重大真相
當前，法輪功問題已經成為中國局勢的核心問題。拋開這直接涉及幾億人的關鍵問題、影響政局的核心因素，外界對中國的局勢根本無法判斷，無法決策，一切都未明朗，不得其解。王立軍、薄熙來事件之後，問題尤其凸顯。
當代社會如此重大事件的真相被各國媒體集體過濾，當中國面臨的問題凸顯時，外界找不到判斷中國局勢的著力點，對中國重大問題的解讀偏離事實，分析推演偏離真實。
習近平「獵狐行動」及江派合同不被承認
中國政治形勢最新變化不僅帶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的大變化，也直接影響國際品牌、跨國企業、外資企業等各類企業在中國的發展策略。在新形勢下，各類企業需要了解中國政治時局新動向，準確把握中國市場未來新版圖，對中國市場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避免短視，降低風險，從而贏得穩定的商業未來。
這部份內容包括下面幾個要點：
中共中紀委反腐的勢頭已經延燒至海外。近日，中紀委網站披露，外交部紀委書記已於近日率組赴中共駐美國使館、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等外交使領館巡視，有評論認為這是對「江派」海外勢力的進一步追剿，過去由江派勢力直接主導的通過大使館、中領館針對海外企業界的各種非法行為將被清算。
習否定「江派」的商業合約
在一黨專制的中國，政治權力和經濟是密不可分的，政治因素決定經濟變化。
在江澤民掌權的20年裏，眾多國際品牌、全球企業與中國政府簽署商業合約。現在的政權鬥爭中，習近平的中共新政府正在陸續否定和終結以江澤民為首的前幾屆政府的大量商業合作契約，甚至追究相關法律責任。基於中國當前的政治經濟局勢，國際企業需要對中國政治局勢有正確的理解，如果還在考慮與「江派」舊政府的交換利益和政治妥協，將不可能贏得中國市場。
習近平當局的「獵狐行動」：
據中共官媒2014年12月5日報道，自2014年7月22日以來，已有428名外逃的貪官被捕，其中231人為「自首」。此次中共當局為追捕逃亡境外官員所進行的「獵狐行動」，是由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所主導，被視為反腐「第二戰場」。
外界認為，王岐山的意圖不只是「拍蒼蠅」，而是瞄準了「大老虎」。習陣營此次「獵狐行動」的四大目標人物包括江澤民的心腹高嚴、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周永康的小姨子賈曉霞和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
現任習近平當局非常反感江澤民做法，正在逐個抓捕江的親信，包括在海外部署「獵狐行動」，抓捕江派在逃貪官；另一方面，江派與各國簽訂的各種合約都會被否定，「全部得重新談。」海外中國問題專家指，2015年，國際正評估因習近平反腐所帶來的新政經形勢。
以下被外界視為習近平當局否定江派合同的一個案例：
今年1月30日，墨西哥政府宣佈無限期擱置高鐵項目，令中國鐵建（01186）、中國南車（01766）等牽頭聯合財團的訂單徹底落空。而去年11月，中鐵建等財團中標高鐵項目，但3天後被墨西哥總統戲劇化叫停，當中內幕頗為曲折。
國際媒體廣泛報道，中鐵建高達37億美元的墨西哥合同被告吹內幕，涉及墨西哥總統夫人數年前涉收受來自投標方、中鐵建合作財團之一的豪宅饋贈。高鐵項目長期由已判死緩的中共前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掌控，值得留意的是劉志軍亦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心腹。
導致合同毀約是墨西哥總統夫人，其涉嫌與江派控制的大財團中鐵建高層有利益輸送關係。熟悉中國事務的專家分析，這類相關利益輸送的資料多來自中共國安部高層。因為習近平現已掌控中共國安系統，當局現大多採用向海外媒體透露江派在海外行賄各國政要及大財團的證據，來達到取消江派合同的目的。
事實上，江澤民掌權的20年，動用手中權力和財力進行「金錢外交」，收買外國政府和企業簽訂大量合約，覆蓋金融、能源、汽車、電訊、運輸、媒體、製藥、娛樂、食品以至房地產。當中涉及巨大貪腐和紅色滲透，黑幕重重。
類似的外國政府對中共企業「變臉」的例子還有很多。如中國遠洋（1919）在希臘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資計劃，該港口原計劃將67%權益出售予中國遠洋，但在希臘新總理齊普拉斯上台後觸礁。還有法國圖盧茲機場將49.9%的股權，作價三億零八百萬歐元，予一個中國財團，但因國家安全在國內引起強烈反對。另外，中共在斯里蘭卡、緬甸投資因政府換屆而被叫停等，不少都涉及到江派企業的海外擴張。
另一例關於一家香港財團在大陸的靠山出問題而導致危機：
香港上市公司佳兆業（1638）一案至今兩個多月，戲劇性地發生連串「爆煲效應」，比電影更離奇。案中關鍵人物、佳兆業創始人郭氏三兄弟（郭英成、郭英智、郭俊偉）去向成謎，至今沒有公開露面。媒體報道習近平當局破天荒用鎖定樓盤的方式，逼迫匿藏香港的郭家三兄弟回國調查，供出更多參與幕後運作的中共江派要員。
資料顯示，出生在揭陽普寧的郭氏三兄弟，早年移居香港。佳兆業出事後，去年10月一度傳出失去聯繫的老二郭英成，突然於12月以健康為由辭任執董、董事會主席等職務，老三郭英智辭任非執行董事，隨後接連有高層辭任。而郭家老大郭俊偉雖然是股東，但並沒有擔任職位。
有媒體透露，郭之所以不敢回大陸，關鍵在於當局要逼迫他們供出幕後錯綜複雜的政商關係，除了此前媒體廣泛報道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兒子周濱外，還涉及到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在深圳的心腹、深圳第一把手，市委書記王榮及早前落馬的前深圳政法委書記蔣尊玉等等，佳兆業被整肅與其依靠的中共江派勢力沒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周永康掌控中共政法系統十餘年，在政法系統黨羽遍佈，而且政法系掌握實權，「悶聲發大財」。陸媒財新網旗下《新世紀》雜誌曾發表長篇調查報道稱，周永康長子周濱及其外母詹敏利成立的中旭系，一度與兩家香港上市公司花樣年、佳兆業進行合資，土地儲備上千畝，部份項目被周永康家族代理人、四川商人吳兵提供給政法系統等官員使用。
2014年7月周永康被立案調查後，10月蔣尊玉即涉貪落馬被當局帶走調查，同時也傳出郭英成被有關部門帶走，佳兆業資金斷鏈風暴隨即爆發。
很多跡象顯示佳兆業的郭英成與蔣尊玉關係非一般，當年深圳至今規模最大的城市改造項目佳兆業廣場深圳龍崗區樓盤開工儀式上，時任龍崗區委書記的蔣尊玉現身現場，此外，郭氏兄弟亦和盛傳是江派人士的深圳市委書記王榮，以及曾擔任江澤民秘書、被指為江情婦的前深圳市委書記黃麗滿過從密切。
疑香港青關會幕後金主
2009年10月15日，佳兆業曾高調捐款200萬元給王榮擔任組委會成員的深圳關愛辦，打造所謂的「佳兆業白衣天使關愛工程」。「深圳關愛辦」和深圳「關愛協會」經常密切合作，推行所謂的「關愛行動」。而深圳關愛協會被指是在香港圍堵法輪功的「香港青年關愛協會」的上層機構。
據總部設在美國的「追查國際」2012年8月發表的報告稱，所謂的中共「關愛協會」是「邪教協會」的另一個名稱，與「610辦公室」同類，這個自稱為「民間組織」的邪惡團體是專門為迫害法輪功而成立，以民間身份出現的中共官方機構，是迫害法輪功和其他信仰團體的打手。其幕後指揮者是以周永康為首的蓋世太保機構——中共政法委，其分支組織延伸至香港。
對於關愛辦的角色，追查國際發言人汪志遠對《大紀元》表示，雖然沒有仔細研究，但從其深厚的政法委背景，「（關愛辦）很有可能是關愛協會的另一套班子，換個名稱，都是起統戰和洗腦的作用。」
「獵狐行動」下江派企業敏感
消息人士指，由於佳兆業的郭英成牽涉甚廣，成為習近平「獵狐行動」的首要目標，目的是震懾匿藏香港的江派富豪，並要他們回國接受調查。
伴隨著年初江澤民兒子江綿恆被撤職，很多香港商界人士紛紛意識到訊號。郭家兄弟的遭遇，令金融界正密切評估其政商風險，不敢和江派企業掛上關係。2015年中國局勢將發生很大變化，曾與江派關係密切的企業極有可能成為被清洗的高危企業，投資界密切關注其走向。
過去，很多大企業在選擇合作媒體方面，有意避開法輪功，因為恐懼中共的報復而帶來生意上的損失，現在情況正發生改變，法輪功不是最敏感的話題，現在與江澤民集團相關的江派命運及企業才是商界最敏感的話題。
眼下很多國際財團試圖弄清楚如何辨別及避免與即將遭到清理的江派企業合作，避免因與江派官員合作而失去未來的中國市場，因此眾多的國際投資界人士、和眾多國家機構的官員、研究員為分析了解及獲得中國市場，成為《大紀元》的忠實讀者。
大量資金繼續外流
在江習激戰、中國局勢不穩定及近2億中國民眾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中共政權面臨崩潰的政情背景下，中國資金開始大量流出海外，尋取避難環境。
以美國為例，美國是中國大陸資金流入的熱點之一，去年投資移民項目EB-5簽證一萬個配額首次用罄，中國人就佔去83%配額。在申請投資移民的同時，中國國內政局及資產價值的不穩，也使中國富豪熱衷投資房地產，成為主力買家。2014年，中國人在美國的房地產投資總金額為220億美元，較2013年增長達72%。當中以紐約最為熱門。這些富豪往往透過空殼公司買樓，以隱藏資金來源和身份，當中不乏被政府調查的人。
李東生 蘇榮 等六十多名江派高官下台
「法輪功真相是當今世界大事 關係全球及中國未來」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已落馬的近百名從中央到地方的省級高官中，絕大部份是江派人馬。近期，有十多名中共將領落馬，大部份也是江派軍中黨羽。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局勢將發生大變化。消息稱，習近平當局對江派的清理行動已拓展到經濟領域，經濟政策將出現大調整，財富也會出現重大轉移。
目前，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習近平控制實權後的中國局勢，都想了解和認清形勢、了解真相。江習激戰帶來一個現象，就是在中共淫威下被掩蓋15年的法輪功真相正全面曝光。江習兩年多來每一次激戰後，就有更多的法輪功真相被曝光。這包括，每次江習激戰之後，就有江派要員落馬，而這些要員都涉及江澤民集團構陷法輪功的要案。
譬如，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政協副主席蘇榮、天津公安局局長武長順下台、中共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被逮捕等都涉及江習激戰。
中共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落馬
中共前「610」辦公室主任兼公安部副部長的李東生於2014年7月14日被「立案偵查」，並被採取強制措施。
2013年12月20日，李東生被調查；5天後即被免職。在此之前8天，即2013年12月12日，歐洲議會通過一項緊急議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體摘除器官。
《大紀元》獲悉，李東生落馬的直接誘因是歐洲議會通過的反活摘器官議案；中南海高層研判，該議案在全球範圍曝光中共活摘器官，是法輪功在全球範圍「講真相」活動所導致，引起中共高層震驚。活摘器官罪行正在全球曝光，現任高層要留後路則需迅速拿出相應對策。
原本安排在2014年落馬的李東生同徐才厚一樣，被提前處理。李東生落馬通告中罕有地強調其跟迫害法輪功團體有關的三個隱密頭銜（中央防範和處理x教問題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防範和處理x教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即610辦公室』主任、國務院防範和處理x教問題辦公室主任）；顯然，此舉被外界認為，是現任當權者向外界釋放信號：不願意替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揹黑鍋。
江集團活摘器官罪惡在國際曝光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一意孤行，對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發動極為殘酷的迫害。並持續至今。
江澤民下達了對法輪功修煉者「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對法輪功可以不講法律」等一系列「群體滅絕」指令，更下達了「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令。
在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等的策劃下，先後經過兩任政法委書記羅幹、周永康的直接指使，成千上萬無辜的法輪功修煉者遭到中共殘酷迫害和虐殺。中共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難以計數的法輪功學員被活活殺死。
由於中國內外一億法輪功學員15年來堅持傳播真相，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驚人罪行在國際廣泛曝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了解真相後紛紛譴責中共滅絕人性的暴行，站出來支持法輪功團體。
歐議會通過緊急議案後李東生落馬
2013年12月12日，歐洲議會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投票通過一項緊急議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體摘除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數族裔團體器官的行為」。決議要求「歐盟對中國境內的器官移植，以及與這種不道德行為相關的迫害做出全面、透明的調查。」決議還呼籲，中共「立即釋放」包括法輪功學員在內的所有良心犯。
《大紀元》獲悉，中南海高層的圈內人士私下曾表示，法輪功在全球各地「講真相」絕對有效果，而且是有大效果。講此話者還透露，李東生其實跟徐才厚一樣，也是提前落馬的，原本應到2014年落馬，後來提前了。
該知情者還說，李東生落馬的直接誘因是歐洲議會2013年12月初通過的「反活摘器官議案」。該議案基本可以歸結為由法輪功在全球範圍「講真相」活動所形成，因此要拿出對策。
2013年12月20日，中紀委通告李東生「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通告中罕見強調其跟迫害法輪功團體有關的三個隱密頭銜。現任當權者為將來不替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揹黑鍋匆忙鋪墊後路。
李監製「天安門自焚偽案」新聞
李東生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1978年進入中共央視，1994年4月1日，央視新聞中心推出新聞評論節目《焦點訪談》，李東生是主要策劃、組織、終審者之一。他擔任央視副台長期間，曾主管《焦點訪談》。
從1999年法輪功遭到迫害、中共610辦公室成立伊始，時任央視副台長的李東生就擔任副主任一職，負責反法輪功宣傳，其主管的《焦點訪談》在收視率最高的黃金時段曾播出大量抹黑法輪功的節目。
據「追查國際」（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不完全統計，從1999年7月20日到2005年為止的六年半中，《焦點訪談》共播出102集詆譭法輪功的節目。其中從1999年7月20日開始到年底的5個多月就佔70集。李東生之後的快速擢升與這些行為有直接關係，但是令其進入「仕途快車道」的則是2001年「天安門自焚偽案」的報道。
2001年1月23日，天安門廣場發生自焚事件，央視一反新聞審查的常態，罕有地快速和高調在《焦點訪談》報道，把事件栽贓在法輪功上。以此挑起中國人對法輪功的仇恨，也一度愚弄了全球70億人。
事後證明，這是由中共前政法委書記羅幹主導，李東生負責媒體策劃報道，嫁禍法輪功的陰謀。「國際教育發展組織」將「天安門自焚偽案」界定為「政府一手導演的國家恐怖主義行徑」。
中共政協副主席蘇榮落馬
中共江派曾慶紅的心腹、中共原政協副主席蘇榮被罷免人大代表職務。蘇榮與「吉林幫」幫主張德江關係密切。此前有報道稱，張德江因牽涉蘇榮和徐才厚案，被當局抓住把柄，其處境岌岌可危。
中共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是江澤民集團在中共現任政治局常委會中的最高級別官員，張德江為攪亂習近平當局的佈署，拋出關於香港政改的白皮書，4天以後，張德江政治同盟蘇榮就落馬，這是習江又一輪的交鋒。此舉是針對作為港澳辦第一負責人的張德江。
此白皮書是由中共江澤民集團策劃拋出，意在激化矛盾搞亂香港，涉及江澤民集團想將中共人大委員會的權力坐實，將人大權力凌駕於於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權力，並以此對之施壓，令其難堪。此事後成「雨傘運動」爆發的導火線之一。
蘇榮被免人大代表職務
2014年6月14日，中共政協副主席、前江西省委書記蘇榮被調查。其是中共18大以來首個被調查的「副國級」高官。隨後，中共官媒新華網連夜發了至少7篇文章對蘇榮「大起底」，並追問背後「大老虎」，製造輿論。
6月25日，蘇榮被免去中共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撤銷其全國政協委員資格。9月25日，江西省人大常委會發布公告，蘇榮被罷免中共第十二屆人大代表職務，並報送人大常務委員會備案、公告。
蘇榮1998年擔任吉林省委副書記、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組長，主持全省對法輪功的鎮壓行動。其調任青海省委書記和甘肅省委書記後，更是賣力執行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的政策。
蘇榮因積極鎮壓法輪功，被海外法輪功學員控告，出訪贊比亞期間被告上當地法庭，並被要求等候傳訊。蘇榮隨後在當地中共使館協助下偷越邊境，倉皇逃離贊比亞，更遭贊比亞發佈通緝令，成為「國際通緝犯」，蘇榮在中共官場上已經被標籤為「法輪功在海外起訴的官員」。
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落馬
在蘇榮被調查及落馬的同一時期，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於6月27日，突然被中紀委宣佈調查，消息震撼廣東官場。
早年投靠周永康和曾慶紅陣營的萬慶良被中紀委官員「秒殺」前，毫無徵兆，速度之快引起震驚。網絡熱傳他是被中紀委官員直接在會議現場被帶走，並由11人押走直飛北京。萬慶良是18大以來廣東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不但震動廣東官場，也在大陸網絡上引起熱議。
萬慶良是攀附周永康、曾慶紅這條線升遷的，廣東揭陽書記陳弘平依靠萬的關係，先後得到包括潮汕機場、中石油煉化項目、中海油LNG接收站、華潤電力等在內的大型基建項目。這些項目幾乎都是來自曾慶紅、周永康等人的控制領域。
正如前文所說萬的發跡是靠著和江澤民集團的關係，因此萬慶良亦不遺餘力地執行江澤民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萬本人亦於2006年被「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通告追查。
追查通告稱：「萬慶良在任廣東省團委書記期間，為撈取政治資本，在廣東青年、學生中大搞各種迫害法輪功的宣傳和活動，並積極配合媒體宣傳對世人大量灌輸中共用以鎮壓的謊言。由於迫害法輪功不遺餘力，他於2003年3月被省長黃華華提拔為揭陽市市委副書記、副市長、代理市長，2004年10月轉任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
通告稱：「在揭陽，萬慶良領導和指揮著當地的公、檢、法機構，肆意拘捕、關押、騷擾、酷刑折磨和司法外殺害揭陽法輪功學員，並授意建立所謂的『德育基地』，以軍訓為名，用組織觀看誹謗法輪功的錄像、圖片展等形式，矇騙、毒害揭陽市的所轄縣、市、區的中學生。」
天津公安局長武長順落馬
緊接著另一名江集團高官，中共天津市公安局局長武長順7月20日被宣佈落馬。據悉，武長順是1999年秘密策劃構陷4.25所謂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事件」的具體操作人，也是關鍵人物。
武長順落馬，引起外界對法輪功當年「包圍」中南海真相的再度關注。眾多已公開的資料和證據顯示，中共將法輪功學員的「4.25和平上訪」誣陷為法輪功「包圍」中南海，是為製造迫害藉口。
武長順是已經自殺的前天津政法委書記宋平順的最得力助手和心腹。據官媒報道指，2007年6月宋平順被秘密調查期間在辦公室離奇自殺。之後武長順亦曾遭有關部門調查，不過之後被掩蓋免查。
據財新網報道，武長順獲周永康賞識，被周永康以「保障北京奧運會安全」為由庇護，免於查處。而宋平順是夥同中共前政法委書記羅幹，直接參與構陷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事件的策劃者之一，在2007年被秘密調查期間在辦公室離奇自殺。
羅幹連襟發表污衊文章
1999年4月11日，中共前政法委書記羅幹的連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的《青少年博覽》雜誌發表題為「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文中，何祚庥污衊法輪功致人得精神病，並暗喻法輪功會像義和團一樣亡國。該人的污衊令法輪功學員備感無辜，頗為痛心。
公安莫名毆打抓捕學員
天津一些法輪功學員認為何的文章與事實不符，並容易誤導不了解法輪功的民眾。同月18日至23日，一些法輪功學員前往教育學院及其他相關機構陳述實情。
然而4月23、24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動用防暴警察毆打陳情的法輪功學員，導致有的法輪功學員流血受傷，45人被抓捕。
當法輪功學員請求放人時，卻被天津市政府告知，中共公安部介入了這個事件，如果沒有北京的授權，被抓捕的法輪功學員不會獲釋。天津公安向法輪功學員建議：「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天津市政府的反常態度和警察的毫無顧忌，據涉及此事件的法輪功學員透露，當時明顯感到天津市政府受到一股來自中共高層的壓力。
法輪功行使公民上訪權利
1999年4月25日，上萬名法輪功學員自發來到中南海附近的國務院信訪辦，行使憲法賦予公民的上訪權利。
一開始，法輪功修煉者們是在國務院信訪局集結。後來，幾名武警告知法輪功學員部分地點不安全，部分地點不能站立，因此在武警的導引下，法輪功學員在不知情下被分為兩路，把中南海圍成一圈。後來何祚庥也出現並穿梭在人群中，企圖挑起事端。所幸最終未有奏效。
據一位目擊者敘述，4月24日晚上已有在公安部門工作的法輪功學員遞名片，向中南海當局說明要上訪陳情，但未引起公安的重視。晚上9點多，中南海附近的一條叫做「府右街」的大道旁，開始有背著行李的、有拿著打坐用墊子的學員，三五成群集結一起，其中很多是由外地前來北京的學員。
25日清晨6點多，這位目擊者來到府右街北口，發現警察堵在進入中南海的路口，法輪功學員沒人去衝闖。可是不久卻出現了一幕：警察先把法輪功學員的隊伍從馬路東口引到西口；然後又指揮著隊伍，由北向南緩緩地向中南海正門行進。同時，迎面另一隊功友正由南向北，朝著目擊者這一隊伍而來。兩行隊伍正好在中南海正門相遇會合成一隊，據各媒體的報道匯集在中南海的人數大約有萬名以上。
目擊者表示，學員們從四面八方繼續湧來，密密麻麻地排滿了中南海之外附近區域大街小巷的路邊。但是，交通沒被堵住，連盲道都讓出來。
在時任中共總理朱鎔基的出面調解下，傍晚時分，天津釋放了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這就是震驚中外、被稱作「中國上訪史上規模最大、最理性平和」的「4.25」法輪功學員萬人大上訪。
4月25日當夜，江澤民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向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關的官員寫了一封信。在信中，江澤民誣指4.25上訪事件有「幕後」高手在「策劃指揮」。
為了製造鎮壓和迫害法輪功的口實，江澤民集團把和平、理性的上訪活動，誣陷為「萬人包圍中南海」，動用全部國家媒體向外散佈謊言，真相至今被掩蓋。
對法輪功群體犯下的反人類罪惡和欠下的血債，是江澤民集團的死穴。習近平當局在中共體制內改革，但中共的黨性和體制成為江澤民集團狙擊習近平政權的武器，江習在此背景下的激戰，必然伴隨著大量被隱瞞的中國真相曝光，而這些真相是當今世界的大事，關係全球及中國的未來。
在中國成為國際第二大經濟市場的今天，法輪功真相已不再侷限在人權範圍，而是影響所有國家、大投資財團、國際社會各界民眾生活的大事，在這個意義上，了解中國政局、了解法輪功真相就變得更加迫切和非常重要。◇
今天的世界，真相就是財富。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