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11月30日訊】「（他們）幾次給我灌下摧殘大腦的不明藥物。當最後一次把一杯白開水灌下去後，我朦朧昏迷中，聽到他們在議論說：完了，廢了，以後好了也不行了……當時我不明白甚麼意思，直到出獄後我的大腦記憶仍不能恢復，才知道他們在水裡下了藥。他們一連幾天幾夜不讓睡覺，姓陶的處長多次用重拳長時間的毒打我頭部，多次扒眼皮看死了沒有。我脖子以上全是黑紫色，雙腿不能行走，意識不清，幾次昏迷過去。」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報導，山東龍口市下丁家鎮「二等乙級」殘廢軍人王文強，於六月下旬控告前中共黨魁江澤民。

王文強一九九七年一月修煉法輪大法後，身心重獲健康。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後，王文強被多次綁架、非法拘禁、毒打、酷刑折磨，被逼流離失所，並被誣判十一年重刑。

以下是王文強在控告書中自述個人經歷和遭受迫害的事實（略有修改）：

我叫王文強，一九五九年出生在龍口市下丁家鎮老師夼村。我曾經入伍，因所在部隊屬陸軍船運大隊，我船擔任海上捕撈任務。我每年出海時間較長，大部分時間在海上作業，惡劣潮濕的海洋氣候，特殊的工作環境使我患上了嚴重的類風濕、關節炎等多種疾病。雖然多次住院治療，可是病情越來越重，很多關節變形。我後來被所在部隊評定為「二等乙級」殘廢軍人，帶病回鄉。一九八五年七月，我被黃縣民政局安排在下丁家鎮醫院擔任物質保管員。

幸遇大法 身心受益

為治好病，我查閱了很多醫學資料，都沒有甚麼好辦法。每當發病的時候，我都是大把大把吃藥，外加敷膏藥。長期抗生素治療，使得身體免疫力下降。

一九九七年一月，我有幸得到法輪大法的救度。修煉法輪功後，我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能夠嚴格要求自己，按「真、善、忍」標準做好人，遇到問題向內找，提高自己的心性，很快改掉了以前沾染的酗酒、抽煙的惡習。以前醫學界都束手無策的頑疾類風濕、過敏性鼻炎等多種疾病不翼而飛。

一年多內遭七次綁架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功的惡毒誹謗和攻擊，迫害法輪功學員。我懷著一顆對政府信任，對社會負責的善心去北京向政府講清真相，半路被綁架截回，送單位非法拘禁在下丁家接待站。妻子（修煉法輪功）也被綁架到接待站，家裡被非法抄家。兩個孩子沒人照顧，後來被親戚收養。我被列為重點迫害對象。不讓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接觸。每當甚麼敏感日，他們就把我綁架拘禁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下丁家鎮武裝部長王立輝當上了鎮「610（中共非法組織，專職迫害法輪功）」頭子，緊跟江氏迫害法輪功，稱本鄉鎮為法輪功「重災區」。他們謾罵大法師父，逼撕師父法像，逼交大法書籍資料，勒索錢財，一九九九年底，他們逼我在法輪功和黨員之間作出選擇。當我選擇法輪功後，他們即開始了各種更邪惡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再次進京上訪，在天安門廣場有一個表面和善的人，後來發現他其實就是一個便衣，邀我一起去信訪局。

當我一上車他們就變了臉。他們將我綁架到一家旅館，登記後戴上手銬。我被塞到廁所裡，在那裡待了兩個多小時。他們後來勒索我一百元。那時進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特別多。當天我們鄉鎮就去了六名，我和當地一名學員被銬在一起二十多個小時，從北京一直回到單位。

回來後，單位院長杜堯順當眾大罵並打我耳光，鎮書記呂世林惡狠狠地說：「我讓你活不出來！」鎮政府私設公堂，直接把我們拘禁在政府四樓「鐵籠」裡（鐵窗、鐵門大小便在屋裡）。

而後他們綁架我到下丁家醫院四病房。兩個人一張床，家人送飯，每天還要交十元錢床位費，我被非法關押了二十六天。

我所在單位去北京截訪，他們的車票、宿費、飯費、喝酒的錢都從我的工資中扣取，共勒索我二千多元。

一九九九年新年前，臘月二十七日晚，我到一法輪功學員家，被人誣告。鎮政工書記陳勇帶人把我們幾個綁架到鎮政府，關進鐵籠，屋裡放一隻馬桶，也不通知家人，我家人在外面找了半宿吃盡了苦頭。

就這樣，我在鎮政府過的年，直到正月初四，家人找人疏通才被放回，並被勒索六千元作抵押。

只因為修煉法輪功，我被單位先調為收款員後，被調到離家二十多里地的一個村診所，改為藥房取藥。

二零零零年兩會前，我正在上班，院長杜堯順帶鎮政府人員莫名其妙地把我綁架到前夼村（大山深處的一個小村）秘密迫害。

這次鎮政府多人直接參與毒打法輪功學員，他們使用警棍、電棍等工具。我被兩名政府工作人員陳貞偉、孫玉亭長時間毒打。兩根電棍同時電擊，膠皮棍毒打全身，我幾次被打倒在地，身上到處是傷、瘀血。

我後被獨自拘禁在一間小屋裡，沒有燈，也沒有床，一床薄被裹在身上直接在水泥地上睡了三十四天。每頓飯一塊玉米餅，每天按照十元錢收費，上午上凍時讓我們刨土修路，下午化凍時叫我們在屋裡聽他們訓斥。

在這裡有的法輪功學員被打得臉腫得老高，下丁家醫院的大夫都來搶救。這次我被勒索去四百元錢。這些政府工作人員在江氏的高壓下幹著違法犯罪的惡事，對法輪功學員欠下了血債，這次被迫害的有十多位本鎮法輪功學員。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又莫名其妙地被鎮政府非法拘禁在下丁家鎮敬老院。他們幾次想拍錄像迫害法輪功學員被我制止。下丁家鎮長曹承緒（現為龍口市「610」人員。原在豐儀鎮任職時，他曾打死法輪功學員田翠香），把幾個法輪功學員關在一個屋裡，對一名老年學員指責謾罵，被我制止後，他記恨在心，伺機報復。

他當晚喝完酒後找了三個政府幹部，對我毆打、體罰，讓我蹲馬步。他們幾個站一圈，就像電視裡地痞打人的做法一樣，凶殘到了極點。就這樣一年多的時間我被綁架了七次，多次遭毒打、勒索錢財，精神備受折磨。

後來龍口市辦了610洗腦班，在下丁家鎮，離我所在單位不到一里路，裡面非法拘禁了很多大法學員，還有煙台芝罘區等外地送來的，不時從裡面傳出法輪功學員被殘酷迫害的消息。

刑訊逼供酷刑折磨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單位院長打電話讓我到醫院辦公室去一趟。當我一進辦公室，他就告訴我要送我 去洗腦班，時間根據我的表現而定，我說我要上廁所，希望趁機逃走。哪知他們已經做了安排，會計室主任韓懷青抓住我的摩托車後座，我被重重地摔在地上，臉也被摔破了，我掙扎後跑到山上。後來得知摩托車被鎖在醫院家屬宿舍，家人多次到院方去要都不給。後來他們送人了，使我損失了這輛六千五百元的摩托車。

為了綁架我，他們經常非法闖入我家，騷擾我的家人。他們常常半夜圍住屋前屋後，手電亂照，兩個上學的孩子嚇得直哭，家人擔驚受怕。我被迫離開家，開始了兩年半的流落他鄉的生活。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一日深夜，我在招遠市被警察綁架，因提包裡有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真相資料，他們很快就查明了我的身分，那時我才知道早已被他們非法通緝。

我被連夜綁架到招遠公安局，銬在暖氣片上，折騰了一宿，第二天我被戴上鐵鐐帶到一間密室綁在鐵椅子上，兩手腕分別鎖在椅子的兩個把手上，兩腳被鎖住椅子腿上，腰部被一條鐵鏈子捆住，整個身體捆得死死的。他們開始對我刑訊逼供，酷刑折磨。

當天下午從煙台芝罘區來了兩個610頭目，一個他們叫他陶處，另一個姓于。他們指揮整個提審過程。招遠「610」辦案組人員用高壓電電擊我耳朵、面部、脖子等敏感部位，幾次給我灌下摧殘大腦的不明藥物。當最後一次把一杯白開水灌下去後，我朦朧昏迷中，聽到他們在議論說：「完了，廢了，以後好了也不行了……」當時我不明白甚麼意思，直到出獄後我的大腦記憶仍不能恢復，才知道他們在水裡下了藥。我的大腦記憶嚴重受損，至今沒有完全恢復，他們一連幾天幾夜不讓睡覺，姓陶的處長多次用重拳長時間的毒打我頭部，多次扒眼皮看死了沒有。脖子以上全是黑紫色，雙腿不能行走，意識不清，幾次昏迷過去。當我醒來時已經在招遠看守所了。

此時我生活不能自理，兩個犯人來照顧我。我被綁架之時，我們的資料點也被非法侵入，非法搜查。他們將我的私人物品、手提電腦、打印機、刻錄機、塑封機、手機等搶劫一空，身上的一千九百餘元現金也被盜走。

在看守所呆了幾天後，他們把我綁架到招遠「610」洗腦班。我遭受鐵椅子迫害和精神折磨。幾天後，他們又把我綁架到煙台芝罘區「610」洗腦班（位於幸福法庭）。在那裡，他們顛倒黑白正邪不分，胡言亂語逼我說假話，逼我寫檢查，輪番轟炸，全是些污蔑大法的鬼話。二十天後我被送回招遠看守所。

在招遠看守所，我受到非人的虐待。每天早上半個窩頭，一塊鹹菜，中午晚上一個饅頭，一杓沒有油的菜，根本就吃不飽，天天強迫勞動——捻豆、扎花、縫布娃娃。他們為了多提獎金，基本上天天晚上逼迫幹活到十二點以後。

一天晚上因為我煉功，被楊姓副所長看到。我被綁在鐵椅子上，狠狠地被踢了一頓，我被體罰一宿後第二天回到監室。

我被非法拘禁在招遠看守所裡七個多月，家人多次會見都不讓見面。他們違法不通知家人，（家人無法）上訴。

二零零四年三月，招遠法院非法開庭，誣判我十一年徒刑。這樣我又被綁架到濟南山東省監獄繼續迫害。

山東省監獄裡的罪惡

在省監獄，在教導員李偉，隊長陳巖的授意下，他們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手段不斷翻新。學員之間不能說話，二十四小時被人看著、監視，上廁所都得有人跟去，看你是否真假排便。晚上睡覺不得蒙頭，說怕死了以後不知道……他們對不同狀態的法輪功學員進行分類隔離，採取不同的方式攻堅。我們經常遭到突然清號，搜身，稍有不慎就會遭到（加重）迫害：關禁閉、嚴管、隔離等，很多都是隱藏起來的迫害，真是牢中牢、獄中獄。

二零零五年五月，我因和幫教組長（猶大）張樂金，拌了幾句嘴，被嚴管二十天。在這二十天裡，我被逼每天坐在一個很矮的小凳子上，按規定姿勢坐好不准動，背監規，每天兩杯水，每頓飯一個饅頭，晚上逼洗冷水澡，十二點以後才能睡覺。有幾次早上三點才讓你躺一會。

犯人趙紅勇說，這是他的天下，他說怎樣就得怎樣。有一次刮鬍子沒有和他說，剛刮了一半，被他把刮鬍刀搶去，硬是解除嚴管後，才刮的另一半。這件事發生一個月後，他自己因一點小事被監獄關了禁閉。張樂金因多次迫害法輪功與邪惡為伍，遭到明顯的惡報。他後來內痔較深多次住警官醫院，吃盡了苦。我多次提醒，他不聽，直到我出獄前跟他講，他才有點醒悟，知道說他們太壞了。

大約在二零零五年九月份，我在二組門口，對面正對著十五組（嚴管組），門半開著，一個犯人在用手抽打一位被嚴管的大法弟子莊世君（青島人）。我大喊一聲： 罪犯不准打人……他嚇了一跳，從各組出來很多人，問怎麼回事？我說這屋裡正在打人。

幾天後，教導員李偉找我談話，我把這件事跟他反映。他說要落實一下嚴肅處理，但不了了之。之後我就離開了十一監區，被下到五監區。

二零零五年迫害升級，監獄搞擴建，扒舊樓，蓋新樓。各地法輪功學員被送來的非常多，因我們幾個一直不配合他們，也沒有達到他們所謂的轉化要求。

有十幾個法輪功學員被分到各監區，我和王新忠被分到五監區清掃衛生。當時這個隊有二十名大法弟子被四十名包夾監視。他們（包夾人員）為了討好警官，為了減刑，經常給我們製造事端，一不小心，就可能遭到迫害。法輪功學員之間不能說話，每月寫思想匯報，我又被兩次嚴管。

二零零六年春天，監獄搞污蔑法輪功圖片展，大院一側掛滿誹謗師父污蔑法輪功的宣傳板，讓我們都去觀看，我遭到突然「清號」、搜身，在沒有發現違規的情況下，他們把我和王新忠、田得軍分別嚴管三週時間。犯人黃剛、徐化發逼我脫下褲子猛打二十鞋底。後召開有關法輪功學員會議，人人表態，對我們進行批判。教導員李亭，隊長朱明升說是讓我們長記性，守規矩，不能給他們添亂。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我出獄回家，下丁家鎮政府來車接我，醫院也來人了，當地派出所又非法取我的指紋、筆跡，照相、手機監聽，暗中監視。我到單位要求上班，單位院長說我早被單位開除工籍，所有單位拖欠工資、福利待遇都沒有了，單位職工的集資款四千元給我壓了十六年才要回。

修煉大法全家受益 遭受迫害親人離世

我的父親王允孚，一九二一年出生，為人一生正直、仁義，忠厚老實，文革時挨批鬥，一九九七年喜得大法，並能按「真善忍」的標準做好人，願意幫助別人，逐漸放下以前的恩恩怨怨，提高自己的心性，改變人生觀。他認真學法煉功，在很短的時間裡，他腰腿痛全好了，拐也扔了，藥也不吃了，而且滿頭的白髮出現了大片黑髮，身體出現了向年輕人方向轉化，這都是大法給他帶來的好處。

我的母親隋淑蓮，一九一九年出生，是一位小腳婦女。她從小就相信神佛的存在，行善敬佛，拉扯我們兄弟姐姐六人一生吃了無數的苦，一九九七年有緣得到大法的救度。她第一次見到師尊（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法像時，就喊出：這是真正的師父來救我們。

那時我家是個煉功點，父母親每天晚上早早來，聽大伙讀書，聽、看老師講法錄音、錄像煉功等。母親沒有讀過書，但她整天捧著《轉法輪》（法輪功主要著作）看，不識的字就問，我家學法的人多都支持她，師父也幫助她開智開慧，使她在不長時間就能夠通讀《轉法輪》。兩位老人身體非常健康，在大法中修煉昇華，全家老少皆和睦相處。老人生活得輕鬆愉快。

妻子邢淑恆，一九九七年開始修煉大法，義務承擔村裡的輔導員，管理家中七畝多地的果樹，其中大櫻桃六畝，在一九九一年引進煙台大櫻桃優良品種，發展優質苗木，並購買七十餘本煙台大櫻桃管理教材，贈送果農，使大櫻桃在當地迅速發展，至今鄉親還在受益。

妻子成為種地能手，一九九八年下丁家鎮政府把『科技種田示範田』的大牌插在我家的大櫻桃園裡，並引來了遼寧、大連、煙台等外地客商，繁榮了市場，同時個人也得到很好的收益。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的鎮壓法輪功給我們帶來了災難。父親因文革時被整怕了，一生正義，心理要強、但法輪功被電視造謠抹黑，承受社會壓力，我數次被綁架迫害使他。父親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去世。母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從這一天開始，江澤民正式迫害法輪功）為證實大法以八十歲高齡，走到北京，後來在二零零七年我在山東省監獄遭迫害離世。

一九九九年以後，我被多次綁架、流離失所，遭受冤獄迫害。妻子在家管理六畝多的果樹，還照顧兩個上學的孩子，還經常遭到鎮政府及相關人員的惡意騷擾，受歧視遭白眼承受著多方面的壓力。

在這裡我把自己這些年的經歷寫出來，是想叫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了解這場迫害的邪惡，在人類歷史的最後時期看到大法的美好，有一個正確的選擇。#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