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11月02日訊】（大紀元記者伊鈴報導）持工作簽證來加拿大的上海電子工程師談尼爾（Neil Tan），在上海的房屋遭上海市楊浦區政府非法強拆，導致他和家人無家可歸。其父母、祖父母在長久不公平對待下，在短短的3年內，相繼含冤離世。談先生不僅痛失家園，還失去至親至愛的親人。

幾年來，談先生奔波有關部門，多方求助，希望尋找一個公道。然而，最終求告無門，自身還慘遭關押、打傷，身心經受重大打擊。

談先生曾希望求助於法律途徑還他一個公道，然而，大陸律師幾乎都不敢接這個案子，即使願意接的律師也要價很高，達幾十萬人民幣，且坦言相告：「告政府是很難贏的，過去告的人幾乎都是人財兩空。」

談先生說：「我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奉公守法的公民，沒有違法犯法，卻無緣無故被監禁，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並且隨時有可能受到進一步的誹謗和陷害，我們的人身安全沒有得到應有的法律保護。」

「公民至少應有正當維權、投訴，而不受到限制和打擊報復的權利，政府職責是為百姓伸張正義、善待民眾，否則我們不擁護這樣形同虛設、不講善惡、不講法制的政府。究其緣由，政府應對此事負有全部責任。」談先生說。

目前，談先生正在計劃向中共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舉報上海相關部門的違法和侵犯人權的行為，要求政府對拆遷給予合理的賠償，或賠償在原住宅附近同等面積的房子。

悲傷又無助

這是一個商場的早市時間，儘管周圍人來人往，一派熱鬧景象；然而談先生卻顯得跟這個氣氛格格不入。無助、傷心清楚地寫在他臉上。他用一種幾乎空洞的聲音向記者講述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於不能自持，不得不停下調節情緒。

在遭受不公平對待的不到3年的時間裡，談先生不僅失去母親，接著又失去父親——這位家庭經濟的頂樑柱。父母的離世，令談先生的爺爺奶奶悲傷欲絕，淒涼無依。不久，他們也不幸相繼離開了人世……

「媽媽爸爸爺爺奶奶他們是我生命的全部，在短短兩三年之內喪失至親，僅僅因為我們的房子被拆遷。」談先生說。

「沒有了親人，沒有了賴以生存的家園，更沒有可以依托、值得信賴的國家，有的只是對這一切的失望無奈和擔憂。我心力交瘁，倍感無助，我的整個世界崩潰了，無法相信這一切會是真的。」

「很想知道我的祖國怎麼了，沒有王法公理可言嗎？這還是我曾經信賴的黨、國家和政府嗎？我是個80後的青年，沒有經歷過社會動盪，平生第一次對自己的祖國和政府的體制感到絕望和質疑。」談先生說。

私有房產遭強拆

談先生的家位於上海市楊浦區國泓路813弄2號506室，那是屬於他和父母的私有房產。2011年初，上海市楊浦區政府房屋徵收辦公室在沒有出具拆遷許可證、沒有書面告知，只派了兩個人來談先生家告知：這個地段要動遷，並在未提出任何補償標準情況下，便開始徵用民宅。

在此之後的兩個月裡，那些家裡有做公務員的鄰居陸續搬走了。據稱：公務員需無條件配合政府拆遷，為其它動遷戶做典範，否則將失去公務員身分。

談先生的父親幾次去徵收辦，得到的答覆是：每平方米給1.4萬元的補償，他家大約可以獲得50多萬元人民幣，並讓他儘快簽合同搬家。談先生的父親拒絕簽字，他要求：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補償，就在附近解決一套同樣面積的住宅。因為房屋徵收辦公室提的這個賠償額度無法在附近購買類似房子。

談先生的父親被視為不配合，接下來強制行動開始了：他家門鎖被人用膠堵了，住宅樓的水電被切斷，還拆了一部分樓梯。很多鄰居感到了恐懼、無奈。之後陸續有很多鄰居接受了不合理補償條款，搬走了。沒有水電，談先生的父母也只能住到了他的祖母家。

談先生的父親再次去徵收辦提出自己的要求。對方的回答是：「如果你們同意，願意2萬元每平方米補償。」談先生的父親仍然認為這是一個不合理的價位。當時周圍在售房屋的最低價格是每平方米2.5-3萬元。（現在同樣地塊的樓盤售價已在5萬元每平方米左右）。

2011年6月底，談先生的父母回家時，發現他們的房子正在被拆除，推土機發出轟隆隆的聲音，眼看半邊建築物被拆掉了。

談父試圖上前阻止這種強拆行為，遭到拆遷人員的阻攔。不僅如此，他們還叫來兩個彪形大漢，強行將談先生的父親拖離現場，造成他手臂及膝蓋部位扭傷、創傷。不僅不讓進入現場，還被告知：他家的家具等物品已經被保管到倉庫。現場人員解釋說：「這是房屋徵收辦讓他們這麼做的。」

無奈之下，談先生的父母隨即現場撥打了110報警。

說話不兌現 談母含冤離世

談父處理過傷勢之後，第二天找到動遷現場負責人張主任，對強拆一事表示不滿，這位負責人說：「拆是不對，我給你補償就好了，肯定讓你滿意。」

談先生說，事後，房屋徵收辦絲毫沒有兌現補償承諾。無奈之下，他父母又多次到他們的上級部門楊浦區房管局、上海市政府信訪辦等部門。得到的答覆是：直接找房屋徵收部門解決問題。

2011年8月26日，談先生的父母終於再次找到張主任，但張說：「我們最多會考慮補償你們每平米1.4萬元，而不是2萬元。」

談先生的母親原本患有糖尿病，聽到這個消息，精神受到刺激，在回家的路上感到胸悶、氣虛。談父一看，趕緊把她送進了醫院。但是，終因受刺激太大，一小時後因急性腎衰竭，不治身亡。

聽到媽媽去世的噩耗，身在多倫多的談先生悲憤難耐：「我近乎窒息，腦子一片空白，所有的思緒都在那一刻停滯，擎在手上的香煙隨著手臂的顫抖不知不覺中滑落了……我最親最敬的母親從此遠離了我，她才54歲……」

當晚，談先生在車裡這麼茫然而麻木地坐了一夜。雖然是多倫多夏天的夜晚，涼風從車窗外吹來，他整個人僵直，週身充滿無盡的寒意，腦子瀰漫的是對這個世界的迷茫和不解……他感到無助又無望。

被「踢皮球」 求助無門

為了尋求一個公道，在匆忙料理了母親的後事之後，2011年8月底，談先生與父親到楊浦區公安分局就他家遭受強拆及動遷不合理補償，導致他母親過世等情況，請求立案調查。

該分局接待人員說：「拆房子是政府行為，政府是我們的父母，我管不了。」不予立案。談先生要求對方提供不予立案通知書，但分局不同意。

於是，他們又來到五角場派出所，請求提供之前的報案證明，派出所接待民警說：「房子是政府拆的，對這事你有任何不滿可以去法院告，我們幫不了。」

父子倆隨後去了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諮詢，接待人員說：「這種事通常是告不贏的。」他們又諮詢了幾位律師，要麼不敢接案子，要麼開價驚人，達幾十萬人民幣。

之後他們去了楊浦區房管局，見到分管土地徵收的王副局長。他說：「房子不是政府拆的，這類事情需要通過司法途徑解決。」

同時，他們父子又到上海市信訪辦反映情況。對方說：只負責轉案件，會督促房屋徵收辦公室，但不負責解決問題。父子倆要求對方出具一個信訪接待過的書面文件，但被窗口的接待員拒絕了。

不久後，談先生離開上海回到多倫多。

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談先生來到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尋求幫助。歷時九個月，得到的回覆仍然是只支付1.4萬每平米的補償金。理由是：他們不配合拆遷。

2012年3月7日，正值中共兩會期間，談先生從多倫多趕到北京國家信訪局上訪，滿懷希望政府能解決此事。

「當時國家信訪局周圍人山人海，我排隊五個多小時之後，才見到國家信訪局的接待官員。我對拆遷事提出訴求，並請信訪局進一步明確我家的房子到底是誰拆的？是政府徵收部門，還是另外第三方實施的違法行為？同時請求政府派人找有關專家進行房屋價格鑑定。

當時信訪官員把談先生家的事情錄入了電腦，但沒有給予任何回單。談先生希望獲得辦事人員的姓名及聯絡方式。對方只告知：#37，事後再無音訊。

政府遲遲不予解決拆遷事宜，談父倍感憂鬱。2012年10月22日當天，談父突然爆發急性心肌梗塞，帶著遺憾和無奈辭別了人世。

遭被喝茶、綁架、毆打致傷

2013年2月，談先生再次回到上海，繼續他上訪之路。他陸續到之前造訪過的各級部門尋求解決之道。2013年6月10日，他再次來到北京國家信訪局，到窗口詢問他家事情處理進展，儘管他強調說：「去年我來時情況是被錄入電腦的。」但他們說看不到。

當時，談先生還留意到隔壁窗口的上訪者，在傾訴過程中略顯情緒激動，當即被人拖走了。

談先生失望而無奈地從國家信訪局出來，越過人潮，大約幾分鐘後走到路口。當時兩個男士向他走來，強制挾持他到了附近的一家餐飲店：要同他談談，請他去喝茶。

他們對談先生說：「我們知道你來過國家信訪局兩次。如果今後有甚麼事情，可以到你的居住地辦理，不要把事情搞到首都來，這樣做是很難有結果的。」還叫談先生「好自為之」。

後來，談先生了解到：這些人應是各省、各地派來截訪的。據說：他們錄入信訪局的電腦資料也被他們買走銷案了，否則，中央可能會重罰地方政府治理不當。

回上海後，談先生又奔走在地方政府部門之間，試圖找到解決之道。

2013年6月14日晚，談先生剛回到住處樓下，兩個人上來攔住他，說要找地方跟他談談。談先生不同意，他們強行把他帶上了一輛黑色大眾轎車。

談先生講述：「一個多小時後我被帶進了一棟建築四樓的房間，有三個人很凶，對我說：『你到處上訪、告狀，會給我們帶來很多麻煩，給社會帶來不安定因素。』之後我被關在屋子裡，說是讓我想清楚，今後打算怎樣做。」

「接下來的兩天，每天有人送三餐給我。第四天早晨，來了兩個人，問我是否想清楚，我很氣憤同他們理論：『你們不能這樣對待我一個守法公民！』這時一個人上來朝我肚子踹了兩腳，後來又補了一腳。聲稱如果我不繼續鬧，他們就放過我，否則我麻煩就大了，走到哪兒他們都可以找到我。」

當時，談先生感到身體很不舒服，說：「想清楚了，你們不要為難我。」隨後他被送回住處樓下。但談隨即感到腹部疼痛不適，立即到長海醫院內科查看，診斷結果是腸出血，並出現便血、週身無力症狀，經治療，一個多月後症狀才消失了。

談先生表示：「不能接受這樣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合理的拆遷補償標準。」至今，他堅持沒有簽約賣房，他懷著無奈離開上海回到多倫多，再沒有返回中國。#

責任編輯：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