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11月16日訊】「在禁閉室，我被崔玉財、王鋒強行按住，將雙手反綁上吊，雙腿雙盤，將脖子綁連至腳跟，整個人成了圓球狀⋯⋯我被反吊著，痛苦異常。這種吊綁直至我差點休克，雙臂膀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大陸生物靈芝系統的國家專利發明人賴繁榮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向最高法院控告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導致他遭非法勞教及經濟迫害。
明慧網十一月十五日報導，賴繁榮先生是生物科技精英，現年四十歲，擁有三個專業證書；二零零七年自創生物科技公司，擔任總經理職位，兼任研究院副院長職務，是生物靈芝系統的國家專利發明人；二零零八年至今，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連鎖經營策劃、農業技術開發工作。
以下是賴繁榮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修煉法輪大法的美好及遭中共迫害的事實：
一、修煉大法的美好
一九九八年六月，廣東外國語學院一位朋友向我介紹法輪功功法，推薦《轉法輪》一書。
我用了三天時間全部看完《轉法輪》，並找到天河區的免費煉功點習煉。在觀看李洪志師父講法VCD錄像時，每隔十多分鐘上一趟廁所，身體反應非常強烈。修煉前我在大學入學時檢查出乙肝（小三陽），休學半年，肝區經常劇痛，每天需煲中藥和吃西藥。父親一面要供我上學的食宿開支，一面要長期支付藥費，成了嚴重的經濟負擔。我一直暗自傷心，對人生產生了暗淡無奈的消極情緒。
修煉法輪功不到一個月，身體好轉效果明顯，醫院檢查乙肝基本病癒，吃煎炸食物不再口腔潰瘍，肝區不再疼痛，睡眠時間少也變得異常精神，感覺整個人身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變化，令家人放心，並鼓勵我習煉下去。
修煉法輪功前 在自私自利中無法自拔
修煉法輪功前，我一直在思考道德的有無、生死輪迴的究竟、是非因果等等，在社會中的利益得失面前是否應該像一些人那樣不擇手段。由於接受中小學至大學的無神論觀點教育並無法對我堅守道德、信奉「善惡有報」提供有說服力的邏輯支持，使我陷入深深的矛盾，轉而對遵守傳統道德觀念失去信心。
我一直為自己做一名好人找不到理念依據，哪怕偶爾做一件好事，或者利益選擇面前的表面對別人讓步，也不是全心全意的。在現實利益獲得的各種博弈中，挫敗抗爭在所難免，但在一次次的現實交戰中，我變得越來越麻木，越來越自私，內心亦無法自拔，對於別人的不幸少有同情心，為爭取自己的利益尋找各種藉口，甚至開始學習《厚黑學》、以「無毒不丈夫」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作為人生的指引，並視為真理。
決心用一生的付出去修煉法輪功 變成一個可以為他人完全著想的人
通過學習法輪功李洪志師父的系列著作，我明白了一個淺顯而深奧的做好人的道理，按照「真、善、忍」去做於國於民百利無一害，他無限增強了我對「善惡有報」輪迴規律堅定遵循的理念，決心用一生的付出去修煉法輪功。
如果不是因為法輪功，我將會在道德迷茫的十字路口變得更加自私自利，很難說會不會在人生苦短、不信輪迴的認識中做出甚麼傷天害理的事來。是法輪功的理念使我真正從內心認識到一個人必須去做一名好人，明白做一名好人的希望所在，曉悟道德提昇對社會、對民族的重要性。法輪功使我從一個「小我」中先完成自我解脫，主動去遵守基本的道德倫理，在現實生活中履行做一名好人的要求，最後上升到為國家、民族大義作貢獻的境界昇華。
一九九六年畢業後參加工作，我收取客戶現金時，客戶無意中多給的錢我一分不少的上交給公司，不接受客戶的行賄，並無償不計較的為公司加班，甚至完成重要的客戶軟件編程而不計報酬，獲得了公司領導的讚譽，主動提出轉讓公司股份給我作為獎勵。
為了更多人可以受益法輪功，我自費買了無數的書籍煉功帶給別人，用業餘時間幫助需要煉功的人學習動作。
二零零二年在天河看守所，由於獄警的株連懲罰，監倉不准買額外食品，我天天挨餓，每天做夢尋找東西吃，每當要在夢中吃到東西時就會在半夜醒過來，那種經歷人間地獄般的折磨所形成的痛苦沒法用語言形容。我記得自己偷偷留了僅有的一包快食麵，作為自己餓得不行時的應急食糧。不知為甚麼，被同室的一個人發現了，他可憐巴巴地說能否給他吃，當時我已餓得不行了。但我想到了自己是一名修煉人，應該時時處處為別人著想，在這個關鍵時刻最能體現我是否達到了「先他後我」的標準，最能說明我是否是在做一名真正的好人，當時我很捨不得那包快食麵，但我按照法輪功「先他後我」要求自己的時候，我突然覺得自己完全發自內心地可以（成為）為他付出生命！
這就是我徹底的人生觀的轉變，時時事事先他後我的具體表現。這種表現並不是學術層面的理論，不只是一種停留在思想中的哲學觀點，而是在現實行為中真正地做到。像這種事情很多，每一次能做到儘量為別人著想的考慮，都是基於法輪功「真、善、忍」內涵的深刻理解而發自內心而為的。
修煉法輪功以來，特別是在工作的應酬中，難免沾染酒色場合的等各種行為，而這種行為在中國大陸基本習以為常，司空見慣了，人的把持力不夠，很容易做出有違道德標準的事來，更甚者搞得家庭離散。比如，在KTV、洗浴桑拿場合，客戶互動中，黃賭毒因素隨處都是，唯有內心強大的道德使命感才能更好的抗拒這種誘惑。我在這種場合，都是主動迴避，或者對客戶勸善，時間久了，周圍的同事與客戶也不再找我進入這種場合，並以我為榜樣開始正言正行，從而影響了很多身邊的人。
在社會道德淪喪，以一日千里之勢往下滑的現狀中，任何的道德引導重建，都得在內心改變人心開始，才能使社會不好的風氣得以真正的改變，否則都只能是治標不治本。法輪功的理念，使我能在現實的各種誘惑中增強抗拒能力，並使自己在過失錯誤中主動分析自我內因的不足，糾正思想中的不好念頭，在這種修煉機制中，無論於已還是於人、於社會的確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修煉法輪功後，我的身心受益，影響了很多身邊的人，並對社會起到正能量的作用。
二零零七年後，我開始從事農業技術開發。中國的食品安全危機四伏，在政府監管不力的行政模式中，加上現在的人道德下滑，產生了很多不良商人，這些人甚麼壞事都敢幹。我們行業內部有句話是「養甚麼不敢吃甚麼」、「種甚麼不敢吃甚麼」，這是當下中國食品安全誠信嚴重缺失現狀的真實寫照，可以用觸目驚心來形容。
有一次我們去推廣生物環保水產飼料，其中一個養殖老闆說，只要不馬上死人，只要魚長得快、不易死，就是毒藥我都敢餵，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養的魚得病死光！其中有一種叫孔雀石綠的化學物，屬致癌禁用物品，但由於其殺菌效果顯著，無監管的養殖戶大部分都在使用，特別病蟲害嚴重時，更是非常普遍使用，哪管食品安不安全啊。在利益驅動下，良知拋在了腦後。我們的養殖場其中一個技術人員，在一次魚患病時偷偷使用了孔雀石綠後還沾沾自喜，覺得技術高明，挽救了漁場的經濟損失。
在權衡利弊後，我感到了做一個好人的真正壓力，雖然我使用違禁品會挽回一定的經濟損失，甚至用隱藏的手段方法等，可以規避被人追究責任的風險，但我想到自己是一名修煉人，即便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也得求「真」，應該在道德的至高層面做一名真正的有良知的商人，最終決定終止了該項目，並辭退了該技術人員，寧願虧本，也堅決不使用有害化學藥品，堅持做有機環保類的品質農產品的投資人。
在我的帶動下，後來的合作夥伴也接受了我堅持做放心安全食品的想法。如果人人都自覺做一名時時接受良知拷問的生意人，在得失中以道德為宗旨，相信中國的食品安全就有希望了。
家人受益
一九九八年修煉法輪以來，我母親是一個直接受益人。她長期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不能吃上火的食物，長期服藥讓她週身不適。跟我住一起後，她自認身體不適減少，吃上火的食物也不會口乾氣躁。
我利用日常接觸，經常用法輪功做好人的理念開導母親不要與人計較，增強她好人有好報的信心，從而令她內心開朗了許多，甚少與鄰里鄉人產生矛盾，即便有也能抱著寬容不爭的態度，從容應對。
這是我母親身心受益的直接案例，我雖然因為修煉法輪功而遭到不公待遇甚至坐牢，經濟上受到損失，但並沒有因此而失去親人的支持，反而家庭更加諧和了。
二零零四年，前妻在杭州滑倒，右前小腿骨折，醫生說非手術不能康復。在杭州醫院打了幾天吊針，我建議出院，並鼓勵她習煉法輪功。當時醫生不同意出院，說不開刀90%要成殘廢，非要出院，需要我簽字才予放行，否則後果自負。前妻的決心堅定習煉法輪功，結果出現了奇蹟。三個多月後，我父親無比擔心的焦慮中，親眼見證了前妻不開刀、打針、吃藥完全康復的神奇效果，前妻可以跑步了，斷骨完全對接長好，沒有出現走路一拐一拐的不正常狀況，連醫生都認為是一個奇蹟。
通過這個案例，不相信輪迴的父親觀念發生了很大的改變，認為「善惡有報」是存在的，與人發生矛盾時會開始自我檢討了，也化解了很多與人的多年積怨，父親的思想開朗，變得越來越健康了，我因此也少了一份擔憂。
二、遭迫害事實概況
失去自由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後，當地煉功點被強迫取消。派出所干涉不允許集體學法，不允許在煉功點煉功，否則沒收音響、書籍等。法輪功學員被剝奪了公開自由健身煉功的權利。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前後，我到廣東省政府和平請願，希望政府允許公開煉功。當時有大量防暴警察過來阻隔示威，氣氛緊張，請願人群被強迫郊外疏散。請願無門，憲法賦予公民合法上訪之權利被剝奪。
一九九九年九月，省府請願無果後，我去北京上訪。當時我在北京市上訪辦登記身分證後，沒有任何回覆，被統一遣送到朝陽區體育館內。後通知廣州駐京辦人員遣送回花都區國保部門，由一個徐姓的負責人登記資料並被「教育」警告一番，告知不要再去上訪。
一九九九年十月，為了繼續向政府講明自己煉法輪功的好處，請求允許煉功，我上北京上訪。在去上訪的火車上，我被截住，並被警車遣送至花都國保。當晚我被非法送至花都拘留所，關押了十五天。在拘留所的第二天，我被戴戒具（腳鐐，約二十斤重）至釋放當天。我戴鐐期間，吃睡艱難，沒有筷子吃飯，就用掃帚枝條，被強迫罰跪聞馬桶，語言上遭受恐嚇。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在當地派出所、街道等的各種壓力下，我去天安門廣場拉橫幅申冤，表達「法輪大法好」的心聲。我當場被推上依維柯警車，被一名警察打了幾十個耳光，眼冒金星。後在天安門派出所恐嚇威脅，被送至朝陽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五月，在貴州安順市被非法關押五天。當時兒子在安順市婦幼醫院出生，住地被抄家，沒收了書籍、錄音機等物品，至今未歸還。全家人擔驚受怕，精神創傷無法用語言來形容。
非法勞教
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九日，我在朋友家被破門強行闖入的沙河派出所警察帶走，在沙河派出所吊扣了整整2天，其間受到恐嚇威脅。第三天被送進天河看守所，連續六天六夜的審訊，他們兩個人一組兩小時換一班，對我進行輪番逼供。
在六天六夜裡，我不能睡覺，一直坐在審訊室的石凳上，警察聲稱不會打我，卻會讓我生不如死。
參與逼供的人員中，我知道的有徐青松、大海、古某等人。在天河看守所裡，我被逼寫認錯材料，沒日沒夜地做塑料花，接受變態的懲罰，餓得每天晚上半夜醒來。
腳爛掉了，手腳趾甲全部內陷，等我被送到赤坭勞教所時，走幾步就倒在地上。
在花都赤坭勞教所，我剛到時被送到二大隊，當時由李國明做教導員，周洋波、何教、黎教、武教、畢教、盧教、洪教等執行迫害政策。
整個人被綁成圓球狀反吊著
剛到二大隊時，被關在無窗的小房間，強迫寫悔過書、保證書，在李國明的安排下，由崔玉財、王鋒作打手，用法輪功圖片強行往我屁股下面塞，並在我面前燒李洪志師父的圖片，同時派人在前面拍照。
我反抗，但換來的卻是更多的暴力。當時，李國明在場，趾高氣揚地恐嚇。
第二天晚上，大約七點多，趁二大隊其他服刑人員參加工廠勞動外出時，避開監控，畢德軍領我出小屋，當時我並不知道是去禁閉室。
在禁閉室，我被崔玉財、王鋒強行按住，將雙手反綁上吊，雙腿雙盤，將脖子綁連至腳跟，整個人成了圓球狀。這是花都赤坭一所二大隊在李國明主持下的酷刑。
我被反吊著，痛苦異常，威脅要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歌，要求寫「三書」（悔過書、保證書、揭批書）。這種吊綁直至我差點休克，雙臂膀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鬆綁下來時，我完全感受不到手在哪裡，雙手舉直不會自動放下來，至今仍留有皮膚拉裂成類似妊娠紋的裂紋。
精神摧殘令我幾近崩潰
李國明當時強迫我點火燒法輪功圖片，並凶惡地說，現在將你燒書的圖片發上明慧網上去，讓全世界人知道你成了叛徒，讓法輪功的人收拾你！士可殺，不可辱，在這種精神摧殘之下，我幾近崩潰，處於生不如死的精神狀態，甚至有自殺的念頭。
這種精神上的摧殘折磨，遠勝於肉體上的傷害，我常常在半夜驚醒、失眠。如果不是法輪功「真、善、忍」的理念在內心支撐著我，我也許因此而對社會產生憤懣會用各種方式報復社會，或者放棄與人為善做好人的理念，從而變成自私自利的人。
我母親在勞教所見到我時，看見我的樣子，不停地哭，對她形成了長期的傷害。
酷刑之後，二大隊舉行多次100人以上的揭批大會，在會場上張貼污蔑法輪功的大字報，強迫要求我悔過，與文革時的批鬥會是完全一樣的。這就是江澤民提出的「在肉體上消滅」、「在經濟上截斷」、「在名譽上搞臭」政策在我身上真實的體現。
勞教所釋放後 遭定期監控、騷擾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在赤坭勞教所釋放後，我長期被街道、居委、派出所以慰問的各種形式進行定期監控、騷擾，對家人形成了巨大的壓力與精神傷害。
我父母親經常睡不著覺，無法接受我非法勞教服刑後為甚麼仍要被定期監控，擔心我再次被關押。
我要求街道派出所等部門，對此騷擾行為作出合法的解釋，但他們只是說這是上面的要求。我說，你們需拿出法律上的條文通知之類的文件來，哪怕是傳喚證也行，但他們說沒有。這是赤裸裸的公然違法行為。
被囚洗腦班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傍晚，我在家樓下被徐青松為首的一夥便衣警察卡住脖子，按在地上，差點窒息，被強行綁架至譚崗洗腦班，進行三個多月的精神摧殘、囚禁。
遭巨大經濟損失
二零零零年底至二零零二年七月，由於所在戶口派出所、街道施加壓力，我被各種藉口的監控，要求寫保證書等，上班的公司受到嚴重影響，被迫流離失所。
期間沒有任何經濟收入來源，家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與生活壓力。按我年薪十萬元計算，直接經濟損失二十多萬元。
二零零七年六月我被綁架到洗腦班三個月，我的生意損失數額達二百八十萬元。
我作為公司法人代表及主要股東之一，正在負責白雲區一個商業項目樓盤的獨家銷售代理策劃，由我主導策劃案的執行。二十多個員工突然無人主持工作，聯繫不上我，許多工作完全中斷。
發展商以此為由，拖欠我公司應得的成交二千多萬元的佣金，官司訴訟至廣州市中級法院。發展商說我主動失蹤，影響了銷售及項目的進度，為了辯解我被綁架的事實，我找到街道綜治辦要求提供一份我被關押在譚崗洗腦班的證明，但至今未果。
我對街道負責人講，就算是拘留也得有拘留證，我被綁架三個多月卻一張證明都拿不出，難怪發展商說我是有意失蹤，讓我百口難辯。我甚至無法向公司內部交待，無法向其它項目關聯的客戶講明自己突然人間蒸發的緣由，成了誠信缺失不可靠的人。
我在譚崗洗腦班不能自由大小便，強迫看污蔑法輪功的錄像帶、VCD，強迫要求抄寫批判法輪功的資料，囚禁在小屋裡，接受二十四小時的監控。#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