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10月09日訊】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發時，保衛毛澤東的紅衛兵要抓人，一般情況下用得罪名是「反革命分子」，現在，到了20世紀的中國，抓文人也不少，但用的罪名五花八門，極盡奸巧之計，比如，抓捕王建民用得是「非法經營罪」，前幾天，我寫了一篇文章，涉及維權人士郭玉閃，他也是被官方以同樣罪名「捉放曹」的。總之，警方要根據上級領導的命令抓人，很容易找到理由，至於徇私枉法對國家和法制的破壞，一概不在當官考慮的範圍之內，用警察的話講，先抓了再說。不過，現在與文革時期也有所不同，最大的變化是，那時抓人執行任務的「工具」，比如，「紅衛兵戰士」，從心裡是認為被抓者是該整的，而如今正好相反，有相當多的警察心裡很同情被抓者，只是為了完成上級任務不得不順從旨意而已，不要小看這一人心相悖的變化，它孕育著社會的隨時可能發生的變革。

王建民就是在這樣一個風雲變幻的時期跌倒的，他做夢也不會相信自己會被抓，因為建民一直認為他是在香港辦雜誌的，不僅身分是美國籍，又有港人的還鄉證，而且，他自己寫的文章越來越少，既使寫了也是非常溫和的，善意的，他只是提供作者和讀者一個與論平台，尤其他認為有前老闆張曉卿做參照系，他辦的《臉譜》與《新維月刊》都比較包容，有些東西甚至被反共的右派視為「親共」，海外有一家觀點激烈的媒體對其稱為「香港黨媒」，只有像我這樣的與他有10幾年交情的老朋友，才對其了解得深入骨髓，當2014年5月31日，建民被捕後，有一個資深媒體人士告訴我，建民是軍方的「文化特務」，還講了許多故事，我不知道真假，也不便核實，反正我是無黨無派的，我也不管他是什麼黨的，哪個派的，什麼背景的，反正他曾是我的好朋友，這是鐵的事實，在我人生最黑暗的年代，他對我不拋棄，不漠視，曾為我始終不渝地大聲呼籲，我也應當同樣對待他，毫無疑問，有關他的是一個「因言獲罪」的冤案，不論最後的判決結果是「神馬」，深圳法院用「神馬」罪名了結，都無法在筆者心靈中詆毀或矮化王建民的形象。

在筆者看來，建民至今不放也未判，是因為警方包裝得太困難，文革時砸爛了公檢法，強加一個罪名可以信手捻來，如今，畢竟要經過三個部門：公，檢，法，要有一審和二審，國內媒體可以閉嘴，但海外網媒卻可以深入腹地，要用「非法經營」等罪名取代「反革命」，要包裝出一個創辦家庭作坊式的雜誌的「反革命集團案」，有點牽強和可笑，但官方也不想放過他，不論深圳以至廣東的貪官污吏怎樣絞盡腦汁，怎樣給專政的工具施加壓力，按照兩級法院審判的程序，總要把案子拿到深圳的法庭上，並公布於眾，那麼，屆時，不論建民態度如何，都不會改變我的判斷：這是廣東貪官對港媒揭露地方官員腐敗內幕的打擊報復，是周永康式的徇私枉法者對「一國兩制」和「中美關係」的破壞，是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踐踏，是「共青團派」對習近平「依法治國」的嘲弄。

但是，這不等於說，王建民沒有值得自我檢討的地方，換句話講，他跌了一大跤，必須知道原因何在，這一點正是此文的重點，如果說建民有缺點的話，那就是說，他過於自負，過於輕信，當媒體表揚和事業有成的虛幻雲霧，在眼前撩繞時，他既看不清別人，也沒看清自己。回憶上個世紀，我也是這樣，但現在我有一些改變。所以，去年他被捕前的一週，我曾從高瑜被抓而敏感地嗅出了血腥味，打電話明確地奉勸他立即離開深圳避險，但建民堅決不聽，他過度自信地相信上述筆者所言的一些人，包括官員，商人和警察，王建民誤以為中國垮越式的進步了，不會抓像他這樣的鼓吹改良的文人，而忽略了環境與體制對人的驅使和捉弄，當上級根據形勢需要下令抓人時，警察是絕對不會對其網開一面的。

建民看不透別人，始於上個世紀，記得我與其認識後不久，有一次他代表《亞洲週刊》到大連採訪，我介紹他認識大連年輕的畫家范旭，范與我相交多年，山東人，才學出眾，但鬱鬱不得志，我想通過建民的筆捧捧他，以便他在畫壇脫穎而出，那時，范旭在大連富麗華大酒店剛搞過畫展，在地方產生一些影響，但在全國範圍內知名度不高，因此，作為《亞洲週刊》駐中國的特派員，他對范旭非常重要。那天，我做東請吃飯，約了畫家范旭，但建民有一點勉強，雖然見了面，但也沒寫什麼，卻對我引見的另一個所謂的「陶藝大師」發稿猛捧，至今，我的腦海裡還能浮現出建民對范不屑一顧的表情。當時，我對建民說，范旭是一個對朋友重感情的人，雖然畫技有待提高，但應當全力幫助。後來，2006年我出獄後，在大連古玩城與范旭不期而遇，他見到我不僅慷慨解囊，而且在談及薄熙來時，他堅定地說，你要繼續寫下去，一點都不要怕，你不要寫書法，這不是你的專長。我念及與建民一起聚餐的故事，感慨萬千，對其表示愧疚，我說，當年沒能幫你而時常感到難過，他卻很大器地說，你已經盡力了。而另一個被建民吹捧成為「陶藝大師」的人，後來才知道是安全局的「線人」，2000年12月3日，我被捕的前一天，他曾帶著鄭義強等幾個特務，去一家餐廳指認我，這件事足以說明建民看人不准。

類似的故事還有一大串，河北某民企老闆孫某某曾坐牢，是建民一手炒熱的，不僅為其連篇累牘地宣傳，而且還找人為其打通關係，幾年前此老闆東山再起了，他的秘書還通過我要建民新的電話號碼，可見交情不淺，但這種長於錦上添花的人，不會雪中送炭的，當我求其為建民請律師或給以援助時，他竟變成入海的「泥牛」，永無聲息，因此，美國拒絕這個民企老闆入境是大好事，因為他不夠朋友啊。此外，還有建民曾深入哈爾濱一家監獄採訪「貪官」朱聖文，頂著巨大的壓力，冒著被抓的風險為其呼籲；還有黑龍江省被迫害致死的張律師的女兒，也是建民與我幫忙申冤的，相信他沒得到一點好處，可是，當建民進了看守所，他的太太拉扯三個孩子，窘困得不得不去擺攤賣魚，這些人都選擇了沉默和旁觀，更不用論及那些大名如雷貫耳的文人了。總之，可以想像的是，在去年的5月底之前，圍繞著建民唱頌歌的人當中，一定有磨刀霍霍的叛徒，兩面派，背後準備捅刀子的壞人，看不透他們是建民的悲哀。

然而，僅僅停留在這樣的怨恨他人的層次上看問題，就流於膚淺了，不錯，人性的特點大都是趨利避害的，但社會的體制和生存環境對人的思想性格的再造和制約才是根源，像現在這樣動輒因為言論而抓人，並且不在乎罪名的形勢，怎麼能不使大多數人深感恐懼呢？像河北的民企老闆孫某某想再發展，再賺錢，當然他的膽子很小，他擔憂自己幫了建民而危及前程，甚至再進監獄，故此，對他的困境裝聾作啞，也應當理解；像朱聖文的太太，張律師的女兒，那個雙重身分的「陶藝大師」，等等，都是普普通通的凡人，他們既便同情受難者，也不敢有所表示，是不是用這種寬容的心去理解，才是對的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那些身在海外的朋友又如何解釋呢？總之，建民之敗，在於看不透他人，但我還是認為，與其責備上述這些曾傷害或令我們不爽的人，不如期待後集權時代結束前的一種變革：由60年代的心口一致到今天的口是心非，再到明天新的思想高度的人格統一，可能有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我們現在走到了哪裡？#

2015年10月7日於多倫多大學。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責任編輯：南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