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10月07日訊】
李嘉誠據理力爭和回顧歷史事實，不容被誣陷
9月29 日，李嘉誠通過他所屬的香港長江和記實業集團的官方網站發表對中共媒體《別讓李嘉誠跑了》一文的一個回應，他指出文章的「文理扭曲，語調令人不寒而慄，深感遺憾」。
《別讓李嘉誠跑了》一文是在9月12 日刊登在中共新華社屬下的《瞭望智庫》上，現在李嘉誠正式回應中共媒體的文章，看來事情還在發展當中。可以預料李嘉誠正在受到壓力，他不得不據理力爭和回顧歷史事實，他不容被誣陷。
李嘉誠表明，長和集團在內地的發展當中，及將要發展的總樓面面積遠高於 2,000萬平方米，零售店鋪2,300間，這些產業仍然在中國大陸，中共當局隨時可以操控商業法律和稅務法規對李嘉誠施加壓力。由此可見，李嘉誠身受壓力是現實的，他的三張紙的正式回應撤資的指控「我身本無鄉，心安是歸處」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誠需要一個保持資本繼續發展的環境，需要一個「心安的歸處」
從2013年開始，李嘉誠憑他的經驗和敏銳的感覺深感在中國大陸的經濟、金融和房地產都發生了向下滑的趨勢，無力回升。李嘉誠需要一個保持資本繼續發展的環境，需要一個「心安的歸處」。因此李嘉誠轉移資本，追逐利潤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舉動。
為何在此時來「修理」李嘉誠呢？
為何在此時來「修理」李嘉誠呢？中共黨內極左派勢力仇視民間資本和私人資本，根本不願意接受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因此，在新華社發布《指導意見》的前一天刊登出《別讓李嘉誠跑了》一文，其目的是試圖醜化和誣衊民間資本，以達到阻止執行《指導意見》。它的中心思想是在對國營企業改革當中接受中國民間資本和外國資本入股或參股，經營和管理國營企業。
中共極左派們深深害怕中國民間資本和外國資本入股改革國營企業之後，可能會將國營企業演變成民間企業或私人企業，挖掉中共政權統治的經濟基礎，害怕因為國營企業改造導致引發政治變革而最終喪失政權。這就與中共當政者的政治方向有關。
中共政權和資本的關係是不平等關係
中共在目前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期間，在政治上強調「四個堅持」不變，要保持中共專制獨裁，但又要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現在中共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中共政權就無法生存，中國社會也得不到發展，民眾的就業生活沒有保障，就會掀起顏色革命。但是中共又不敢放任資本自由發展。這非常明顯的突出了中共政權和資本的關係，這種關係是不平等關係，不論是私人資本還是國家資本都得為中共政權服務，都要受中共政權的控制和主導。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規定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可以入股或參股中國國營企業，參與經營和管理國營企業，但最終要接受中共決定性的主導權。在這個權力和資本的格局下，《別讓李嘉誠跑了》一文就孕育出籠，這就是《別讓李嘉誠跑了》一文的主導思想。不管任何資本，在中國大地上，只有共產黨說了算，你們可以賺錢，但是要聽話、服從命令，這就是中共權力和資本的關係。
事實上從1978年中共11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以來，首先引進香港和台灣資本、技術和市場，進而逐步引進了外國資本。這些資本進入到商業、零售業、房地產業，和中國本身從未有過的新興產業，由外資獨股，直接投資，或中外合股，基本上沒有外資入股國營企業。這種做法沒有涉及損害國有企業的利益，所以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共當局一直接受和歡迎外資直接投資，極左派們對此也大多不吭氣。
李嘉誠的投資集中在房地產和零售業，與中國國營企業沒有利益衝突，雙方相安無事，即便是現在李嘉誠的資本當中的相當部分撤出中國大陸，仍然無害於中國國營企業。相反，《別讓李嘉誠跑了》一文，不顧歷史事實指責李嘉誠，是用文革思維和語言對待三十多年來李嘉誠對中國大陸的貢獻。
李嘉誠捐出了170億港元，當中87%是用在大中華地區
李嘉誠先生在1980年創立了基金會，在2006年宣布基金會是他的第三個兒子。當年已經把1/3的資產，也就是超過90億美金投放到基金會。基金會致力於推動奉獻文化，資金已經捐出了170億港元，當中87%是用在大中華地區。
我們可以來做個對比，有中共元老派、太子黨和中國官僚們所掌管的國營企業，和李嘉誠家族做個對比。前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對中共當局建議，把中國國營企業的每一年的利潤的20%上交國庫，建立中國社保基金。這個建議認為，由於中國民眾看到了有社保基金之後，就能夠敢於減少私人儲蓄，敢於消費，就能夠使中國內需消費增加，就能夠逐步建立中國內需市場，最終推動建立消費型的中國經濟發展。可是佐利克的建議被中共當局一口否決了。
中共元老派、太子黨和中共官僚們獲得最大的利益，但卻是一毛不拔
中共元老派、太子黨和中共官僚們在中國國營企業當中獲得最大的利益，但卻是一毛不拔，顯得極端的貪婪和自私。相對比的是，李嘉誠卻拿出了個人資財的1/3，超過90億美金建立基金會，捐款給中國大陸，包括建立汕頭大學，這就顯得李嘉誠大度和高尚。
但是這些事實在《別讓李嘉誠跑了》一文的作者們看來，中共元老派、太子黨和中共官僚們的貪婪和自私是可以接受的，是不可以批評指責的。而李嘉誠轉移資產是不可以的，還指責李嘉誠捐款不夠多，應該將全部資產交出歸公，中共當局才滿意。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建立至今90多年來，搶奪私有財產、霸佔公有財產的思路再次表現罷了，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本質。
「修理」李嘉誠的目的是阻止資本外流
「修理」李嘉誠是在於製造宣傳輿論，以達到阻止這日益擴大的資本外流的目的，因為李嘉誠資本出走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李嘉誠是個指標性的人物，他的一舉一動有極大的影響力。中共當局試圖用《別讓李嘉誠跑了》一文來阻止李嘉誠資金轉移，並警告其他富豪們、財團們的撤資行動。但是這一切都適得其反，《別讓李嘉誠跑了》一文可能會加速資金外流。
歐洲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經歷過皇權、教會和商人三者之間，經歷長期鬥爭之後，商人們最終獲得了自由發展的環境，和在法律範圍內充分發展的權利。資本主義自歐洲開始已經有五百年歷史了，雖然已經相當成熟，但仍然是矛盾不斷。近百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極大的矛盾。
19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了經濟大蕭條，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資本家為了競爭而高度集中壟斷資本擴大生產；另一方面是社會民眾收入低下，無力增加消費，這就產生了大量產品沒有銷路，生產和消費脫節了，形成了資本主義生產過剩，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
新自由主義應運而生
下面我要引用2015年9月7日在FT中文網上的一篇文章《中國放棄新自由主義將難逃金融危機》，作者是張小彩。她這樣寫的：「為了克服資本主義的弊病，人類向三個不同的方向探索，試圖發現更為合理的國家政治、經濟組織制度：第一，德國和義大利則選擇了法西斯主義；第二，在蘇聯和東歐國家以及後來的中國，實行了共產主義（也就是現在的社會主義）；第三，在歐洲的大部分和美國，人們仍然相信資本主義是迄今為止最有效率的社會制度，但希望藉助於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也就是國家對市場的適當干預以熨平經濟周期，達到社會相對公平。」
「二戰後，人們認識到法西斯主義是人類的災難，第一種嘗試戛然而止，只留下了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加凱恩斯主義的模式和蘇聯、東歐、中國社會主義模式兩面大旗。」
但是這兩面大旗在二戰後也發生了劇變。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加凱恩斯主義的模式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運作艱難、社會矛盾日益加深，凱恩斯主義難以為繼，終於讓位給哈耶克在上個世紀40年代創立的新自由主義。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國保守黨上台，首相柴契爾夫人迅速果斷的執行國有資產私有化、放鬆對資本管制，拋棄凱恩斯主義，採用哈耶克新自由主義，挽救了英國經濟。這是西方國家走上新自由主義的轉折點，美國總統里根之後也隨之跟上採用了新自由主義。
中共改革開放道路是走凱恩斯主義道路
蘇聯、東歐、中國社會主義模式已經完全失敗了，中國不得不走上了改革開放道路，也就是走上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道路。實際上中共是走凱恩斯主義道路，充分發揮政府干預經濟的功能。儘管開放港、台和外國資本，但不讓這些資本壯大，嚴加管控，尤其不讓這些資本影響中國政局。
在中共當局看來，凱恩斯主義道路是最符合中共當局的最大利益，尤其是2001年中國參加了WTO組織之後，充分大量的利用港、台和外國資本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中國的經濟GDP迅速的上升，中國外匯儲備急劇增加，成了全球第一名。
凱恩斯主義要求管理，也就是國家對市場適當的干預或控制，以減少經濟周期的波動，以達到社會相對的功能。
新自由主義主張，用私有經濟充當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抑通脹、精減國家官僚機構、減少國家干預、減少財政赤字、保持預算均衡、取消或者降低進出口關稅、取消跟外國投資的限制等等。它的目標是擴大資本可以達到發展經濟最佳和最大的效果。
三個順差造就了「中國經濟奇績」
在2008年3月，我寫了《伍凡評論》第72期，文章題目是「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因和後果」。文章當中，我詳細的說明了中共當局調控經濟發展獲得了GDP迅速成長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三個順差，如下：
第一個順差是貿易順差，所謂貿易順差就是大量的商品出口額大過於商品進口額。第二個順差是FDI，也就是外國對中國的直接的資本投資，超過了中國的資本輸出。還有第三個順差，指的是誤差和遺漏，也就是說出口順差加上外國直接資本的投入，這兩項的總和和中國存在外國的外匯儲備額的對比誤差值。如果中國貿易的順差和外國直接資本的投入FDI的總和，高過於外匯儲備額的話，那就說明另外有熱錢從地下管道輸入到中國。或者外逃的資本減少了，而外逃的資本也加入了地下管道的熱線，迴流到中國，這就是第三個順差。
相反的話，如果中國的貿易順差和外國直接資本投入FDI的總和，低過於外匯的儲備額的話，那就說明資本外逃了。也就是逆差而不是順差了。這三個順差就是被秦暉先生稱之為「中國經濟奇蹟」的主要依據。
現在三個順差全變成三個逆差，資本大量外流
但是好景不長，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GDP連年下滑，4－5年之後，大概在2012到2013年期間，上述的3個順差全部變成逆差，資本開始外流。2014年中國資本輸出超過外國資本直接投資。成為資本凈輸出國。現在中國資本繼續流向了外國。
從2013年開始，李嘉誠集團轉移出150多億美金，現在依然拋售中國大陸資產和香港資產。它的原因在於中國經濟狀況，商品出口急劇減少，企業獲利的利潤下降，勞動入口紅利下降，工人工資增加，勞動生產效率沒有相應提高，投入企業當中的資本成本增加，而資本獲利率卻在下降。所有這些矛盾的現象，最終都出現了一個的結果。那就是中國經濟的產能過剩、商品過剩，中國經濟走向了蕭條。這是中共當局走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道路、採用凱恩斯主義，由中共當局調控經濟和管控資本的必然結果。
採用凱恩斯主義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這一個模式在西方國家都走過了、都失敗了。現在他們採用海耶克新自由主義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都成功了，起碼可以說，克服了經濟蕭條這個難關。可以說現在歐洲和美國經濟要比上個世紀70年代前，採用凱恩斯主義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要好。
中共是堅持凱恩斯主義，還是走新自由主義道路？
可以預料，在即將召開的中共18屆五中全會上一定會討論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下一步該如何走。究竟是仍然堅持凱恩斯主義不放鬆，還是要考慮試著走上新自由主義道路，這兩者的差別是新自由主義要求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調控、放鬆對資本的管制。但是要走上新自由主義道路，如何安排中共權力和資本的關係是個關鍵，這就是我今天評論一開始就提透的問題。
如果仍然是要按照中共18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改革60條中的原則來辦事，也就是在經濟活動當中要「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又堅持黨領導的「主導作用」，那麼這和採用凱恩斯主義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因為黨領導的「主導作用」將是最終決定性的作用，是換湯不換藥的把戲而已。而在整個運作過程當中，「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和黨領導的「主導作用」會無時無刻的在不斷地爭論、吵架和打架，矛盾百出。
中美兩國企業家的差別
下面我要舉中美兩國企業家的差別做個例子來說明中共權力和資本的關係。習近平訪美第一站是西雅圖，他選擇和那些領導了美國復甦的大企業家們的會晤，這其中臉書（Facebook）的創始人、董事長和執行長札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有蘋果Apple的首席執行官庫克（Timothy Donald Cook）、有亞馬遜的老闆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還有在中國深深受到吹捧的、傳奇般的投資者巴菲特（Warren Edward Buffett），以及微軟的創始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等等。我們可以回顧蘋果、微軟和Google的創始人在開始創業的時候，他們只有科技創新的點子，而創業資金幾乎是身無分文，所以他主要要靠創業資本家的投資才能夠開始他們這個創業，才逐步走向成功。
可見不受權力控制的資本在推動經濟發展當中的重要作用，這就是新自由主義主張，由資本開創經濟的範例。和奧巴馬不同，這些人的權力是不受到任期的限制。奧巴馬很快還剩一年多，他要下台了，這些美國的大企業家們所擁有的資本，有自主自立的全部的權力，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任何事情。雖然他們必須要遵守有關稅收、就業和環保的法規，但他們能夠非常大的能力去影響這些法規怎麼樣制定。此外，他們的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影響力也大大超過美國政府和國會可影響的範圍。
中國民間資本是很可憐的，完全沒有李嘉誠的資本權力和能耐
那麼我們拿中國的企業家們來做對比，相對來講，阿里巴巴的馬雲就沒有那麼走運了。在創業的時候，中共銀行不貸款，中國私人資本不敢投資，馬雲就只得找上日本銀行和美國雅虎來投資。阿里巴巴名義上是中國公司，但是從佔有股票比例來講，美國、日本和紐約股市，它們所佔有阿里巴巴的股票的總和，早已超過了50%以上。阿里巴巴在開曼群島登記，實際上是個外國公司。還有騰訊、百度也是有類似這樣的情況。但是馬雲和張亞勤等人和他們的美國同行是完全不同，馬雲和張亞勤這些人要直接聽命於中共當局，他們要執行中共當局的決定和規則，接受各種內容的審查，必要的時候可以關閉他們的企業。他們沒有和中共當局對話的地位，更沒有對抗的能力，只有聽話服從的資格。可見中國民間資本是很可憐的，完全沒有李嘉誠的資本權力和能耐，這是中共權力不允許中國民間資本壯大和自立的根本原因。
我今天的評論從《不要讓李嘉誠跑了》這篇文章開始，進入到中共權力和資本的關係這樣的分析，再進入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今天是採用凱恩斯主義，沒有採用新自由資本主義，所以中國的經濟已經走到了蕭條、走到了產能過剩、資本外流。那麼中共會不會像歐美一樣，再走上採用海耶克的新自由主義呢？這是我今天要談的這一個文章的重點，我們拭目以待。
如果中共當局仍然不改革國營企業、也不鬆綁民間資本、不釋放中國私有部門的潛能、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仍然在凱恩斯主義道路上走，那麼可以預言，中國經濟是沒有希望的。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