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8月01日訊】（大紀元記者海寧編譯報導）前耶魯大學教授德雷西維茨（William Deresiewicz）最近在《新共和國》（The New Republic）雜誌上撰文，批判美國以常青藤盟校（Ivy League）為代表的菁英學府已喪失了培養學生思考的能力，只是把他們加工成機械般死板、只知追求成功和領導力的機器。

德雷西維茨同時指責美國的菁英學府正在放大美國社會的財富不均等，扼殺社會流動性，維持部分人的特權，並創造了一個脫離社會的特權階級。他從自己親身參加耶魯招生和教學的親身體會出發，呼籲家長們不要再把孩子送進常青藤盟校，而是去那些能夠培養真才實學的學校。他還說，美國的教育制度亟需改革。

德雷西維茨在文章中說，雖然常青藤盟校的很多學子聰明、愛思考、有創造力，但大多數人固步自封，滿足於自己給自己設定的界限。極少有人對創意充滿激情，極少有人把上大學當作是發現和增長智慧這個更宏大計劃的一部分。

但在這天衣無縫的表象之下，他們的恐懼、焦慮、沮喪、空虛、沒有目的以及孤立卻達到了有害的程度。最近一項面向大學新生的大規模調查發現，學生自述的感情健康指標創25年來的新低。

目前的入學標準已經極端化，以至於進入經營學府的學子必須成功。失敗的可能性讓他們害怕。即使暫時的失敗，代價也無法承受。結果是他們對風險的強烈規避：你不能犯錯，所以必須避免犯錯的可能性。

德雷西維茨說，現在一提到大學，你就會聽到「投入產出比」這個詞。大師人們從來沒有問過「產出」是什麼。是更高的工資嗎？教育的唯一意義是否在與讓你找一份工作？大學的作用究竟是什麼？

德雷西維茨認為，大學的第一要務是教會學生思考，並非是開發學生針對某一學科所需的心理技巧。大學可以讓一個人脫離家庭的正統和職業生涯的召喚，在世外桃源待幾年時間並思考問題。

其二，一個尤其應該考慮的問題是塑造自我。只有通過建立精神和心靈、經驗的交流，一個人才能成為一個個體、一個獨特的人。大學的任務是協助你做這件事。書籍、創意、藝術品和思想、周遭的壓力都在通過它們自己的方式尋找自己的答案。

德雷西維茨認為，大學是學會思考的最佳場合。如果一個人在拿到學位時仍沒有開始思考，以後學會思考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一個本科生花了四年只是為工作做準備，時間基本上浪費了。

美國的菁英學府喜歡吹噓它們教導學生如何思考，其實它們的意思是其學生學到了分析和遣詞造句的技巧，能讓他們在商業上和其它行業中獲得成功。在它們看來，一切都是技術問題，一切最終都能用技術名詞來描繪。德雷西維茨稱，美國的一些你可能不曾聽說過的教會學校在培養學生思考方面做得比常青藤盟校更好。

德雷西維茨說，菁英學府把「領導力」奉為神明。做一個有成就的學生，需要不停的提醒自己將是未來社會的領導者。這些學校的關於「領導力」的定義不過是如何爬到高層。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學校告訴菁英學生他們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但最終他們殊途同歸，做著很少幾樣相似的事情。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頓和康奈爾大學在內的菁英學府中，約三分之一的畢業生進入金融行業。它們的學生不再去當神職人員、不再參軍、不再參與選舉政治，甚至不再從事基礎學科的學術工作。

對於大多數菁英學府，現存體制棒極了。申請人數不停的增加，學校捐款基金堅實，學費上漲雖然會招來一些象徵性的抱怨，但是學校的生意一點都不受影響。德雷西維茨質疑：所有人都從這個體制受益了嗎？

但是菁英學府的名聲並非虛妄。像哈佛一樣的學校是特權的堡壘，是富人送孩子去學習如何像夫人一樣行走、交談和思考的地方。這個體制正在放大美國社會的財富不均等，扼殺社會流動性，維持部分人的特權，並創造了一個脫離社會的特權階級。1985年，在美國250家菁英學校中，46%的新生來自美國收入排在前25%的家庭。200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55%。到了2006年，只有15%的新生來自收入排在後50%的家庭。越是菁英學校，學生家庭的經濟狀況越不平等。

德雷西維茨認為，目前只有美國的文理學院還能被叫做大學。此類學校一般較小，地點也比較封閉。它們也許是第二梯隊，但是絕不是二流學校。它們不想同哈佛以及耶魯競爭，但卻一直忠於真正的教育理念。

德雷西維茨稱，改革的時機已經到來。美國的高等教育不能僅僅改革，而是要為整個社會的變遷籌劃出路。教育系統需要敉平各階級，而不是創造不同階級。所謂的「平權法案」不應當基於種族，而應當建立在階級之上。對校友身份以及運動員的優待應當被廢除。學校應當對學生在簡歷中羅列的課外活動數量作出限制。

德雷西維茨表示，變革不能僅限於招生過程。問題在於常青藤盟校本身。無論如何聲稱它們的舉動出於公心，它們總是會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德雷西維茨呼籲家長們不要再把孩子送進常青藤盟校。

（責任編輯：張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