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7月24日訊】三月初的斯德哥爾摩已經融雪，海水歡欣地拍打海岸，喧響如同古老的樂曲。正是詩人特朗斯特羅默筆下描繪的北歐早春風景。

被譽為瑞典「國寶」的特朗斯特羅默（簡稱特翁），住在斯德哥爾摩南部的一座舊式公寓的四樓上。這個依山面海的社區比較清靜，是瑞典藝術家們聚居的地方。八十三歲的老詩人自1990年中風，右半身癱瘓，說話有語言障礙。從這個公寓的窗戶上，可以看到遼遠的天空與波羅的海、白色的輪船。這宜人的風景給病殘的詩人帶來極大的安慰。

垂垂老矣的詩人坐在客廳裏向我們微笑。他白髮滿頭，鼻子高聳，淡藍色的眼睛溫和而鎮靜。我想起他筆下常常出現的鷹的形象：一隻孤獨的禿鷹，在黃昏斜陽中獨立絕崗懸崖，它有高飛的羽翼和俯瞰大地的敏銳目光。

◎ 《夢境跳傘》獨特的研究角度

在特翁獲得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前後，我曾在《開放》等港臺報刊上發表過三篇文章，向中文讀者譯介特翁的詩歌。2013年，傅正明在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本中文評論專著《夢境跳傘——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歌境界》。去年底，傅正明把該書的內容簡介和部份章節譯成瑞典文，寄給特翁。

特翁的太太莫妮卡寄來聖誕卡，表達他們的感謝之意。莫妮卡說，特翁覺得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他欣賞自己被描繪為半是黑暗半是綠色的詩人。」三月初，我們應莫妮卡之邀登門拜訪。

自五十年代出版第一本詩集，特翁便獲得很高的聲譽，被公認為是歐洲重要的象徵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詩人。長期以來，儘管西方文學界有不少關於特翁詩歌的譯介，但卻有一種翻譯豐富、評論貧瘠的現象，少有理論研究專著。

傅正明撰寫評論專著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他依據瑞典文原文，參考有關研究著作，借鑒色彩詩學、原型批評、詩的神學和東西方比較文化等多種方法，以不同於西方學者和中文譯介者的獨特眼光，分析詩人以黑色和綠色為兩大主調的詩歌境界，追蹤他半是基督徒半是禪修者的精神求索。

這是特翁夫婦很好奇的地方。莫妮卡曾致信傅正明說：「你的解讀和分析與我們先前讀過的非常不同。」這是指傅正明的研究中有著東方佛學的視角。當我們見面時，莫妮卡又代表特翁向傅正明發問：「作為一位中國學者，你怎麼會對西方文學有這樣深入的研究？」我告訴他們，傅正明在北京大學讀文學碩士時，其專業是「文藝美學」，他的興趣又側重於西方美學，曾翻譯過古希臘的文學專著。而歐洲文化之根就在希臘，因此，旅居瑞典二十年的傅正明對歐洲文學比較熟悉。

◎ 莫妮卡曾搜索口袋硬幣維持生計

當我們在客廳裏坐下來享用甜點時，特翁看看我，又看看莫妮卡，笑了起來。我和莫妮卡互相對望，才發現我們不約而同地穿了式樣相同的素雅碎花開衫。特翁不時對我們說：「Mycket bra! (很好！)」他只能說簡單的瑞典文，更複雜的內容需要太太莫妮卡代為表達。

熱情、優雅而開朗的莫妮卡，原來的職業是護士。在瑞典，有些女性是因為聽從內心的召喚，像南丁格爾一樣選擇了護士這個為他人服務的職業。自1958年和特翁結婚，莫妮卡就成了詩人的第一讀者和詩歌批評家。這位護士的文學修養很不一般，她常常能發現詩人所不能發現的問題。

特翁夫婦曾長期過著清貧而簡樸的生活。據詩人自己回憶，過去他們家的經濟狀況常常捉襟見肘，每到月底工資尚未發下來時，莫妮卡總要搜索全家每一件衣服的口袋，把找到的硬幣零錢湊起來購買食物及日用品。然而，他們在精神上卻非常富有。

以前莫妮卡是在背後支持詩人的女人，到1990年秋特翁因腦溢血導致中風，半邊癱瘓和失語癥，莫妮卡辭職專事照顧特翁。此後她不但要打理家庭的一切事務，還必須走上前臺，成為特翁在社會和國際上的代言人。

和我們對話時，莫妮卡不時靠近特翁，註視他的表情及其手勢，解讀他的想法，然後向我們轉達特翁的觀點。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婚姻，使這對夫婦「心有靈犀一點通」，莫妮卡總是能夠清晰準確地為特翁代言。

◎ 喜鵲、茶杯、書櫃與藍房子

傅正明在和特翁對話中，提到他詩歌中多次出現的一種鳥，瑞典文叫skata，有些中文譯者將此鳥譯成「喜鵲」。但傅正明認為，在中國文化中，喜鵲是好運與福氣的象徵，而skata在北歐神話中則是死亡王國女王身邊的鳥，是不幸、悲哀、危難和疾病的象徵。因此，skata不是喜鵲而是「兇鵲」。

善解人意的莫妮卡一聽，馬上就代表特翁表達他們的看法：為了顧及另一種文化的象徵意義，譯者在翻譯skata時，可以改換成另外一種鳥名。傅正明雖然早就覺得此鳥可以譯為烏鴉，但還是只添加一個形容詞，譯為「寒鵲」，同時闡明了它的象徵意義。

莫妮卡給我們泡茶的杯子，是來自中國的明黃色花瓷小杯，她說特翁有時也喝茶。恰好傅正明在其專著中，從禪宗取譬，把特翁詩歌的結構稱為「茶杯裏的宇宙」，一個看重當下日常生活近乎「茶飯禪」的宇宙。

作為研究者，傅正明有一個特別的心願：想看看特翁的書櫃。他認為看一個詩人的書櫃，最能瞭解該詩人所繼承的文化傳統和詩歌源流。於是莫妮卡讓傅正明在客廳和書房的各個書櫃間打量。

特翁本人有一首題為《書櫃》的散文詩。他說書櫃是從死者的屋子裏弄來的，他放入沈重的新書，如同放進深淵。他想像書櫃如一棟大樓，那裏掛著死者的肖像。奇妙的是，「一個早晨玻璃內側結滿霧氣。死者的肖像在夜間開始呼吸起來」。在特翁的詩歌中有一種「死者的視角」，那些死者大多是二戰的犧牲品，傅正明稱之為藏傳佛教所說的中陰身的視角，把死亡視為另一生命的開始。

莫妮卡說，特翁更多的藏書放在特翁祖傳的藍房子裏，她拿出了一個藍房子的模型給我們看。藍房子位於斯德哥爾摩附近的一個小島上，這座消夏的別墅是特翁的外祖父留下來的。在童年的特翁眼裏，做領航員的外祖父是帶領人們「穿過島嶼與海水的奇異迷宮」的人。那座藍房子凝聚著特翁家族的歷史與少年的回憶，是詩人的一座精神殿堂。

◎ 他的靈魂比王維更為廣袤深邃

由於特翁的詩歌大都舒緩平靜，與大自然和日常生活有一種和諧的關係，不像現代西方詩人那樣焦慮與憤怒，因此，他被某些中國詩人稱為「瑞典的王維」。中國詩人把特翁視為「純詩人」，因此熱衷於談論特翁詩歌中奇異而瑰麗的意象，卻不太理解特翁詩歌裏深邃的政治意義和歷史哲學。

其實，特翁詩歌與中國唐代王維的詩歌只有部份相似的地方，例如，他們所描寫的自然風景極富詩情畫意，辭秀調雅，但二者形似而神不似。王維雖然在寫詩技巧上有很高的成就，但作為隱逸詩人，他在思想上並無太多可取之處。王維消極遁世，有不少阿諛奉承的唱和詩和直接宣揚佛理的作品。

根據傅正明的分析，特翁雖然像王維一樣，也有「中年頗好道，晚家南山陲」的一面，但他始終不是那個「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的人。特翁手上的「灼熱的石頭」，在晚期的詩歌中仍然溫熱。

筆者認為，特翁與王維的根本區別就在於，這位北歐詩人的靈魂更為廣袤深邃。作為一位心理學家，一位賦予啟蒙思想的哲人，他把世界視為一個謎團，立誌要「感受它，破譯它」。他的詩歌中包含了一些人生重大命題，例如死亡、歷史和回憶。

有瑞典評論家稱特翁為一個「緩慢變化中的宇宙」。這個宇宙就像他詩中的參天橡樹，「面對九月大海墨綠的要塞/ 伸出宏闊的花冠」。他將在生活中觀察到的萬事萬物，例如日月星辰、風雨天地、動物植物，以哲思溶化凝練成鉆石般精美的詩歌。

◎ 他的植物園有奧斯維辛焚屍爐的殘磚

獲知我們是來自中國xxxx那場血與火的悲劇之後逃出來的流亡者，莫妮卡和特翁深表理解與同情。我告訴他們，特翁最讓我感動的一首詩是《關於歷史》。在那首詩裏，特翁描寫陰暗的大樓只有一扇窗戶亮著——人們看見德雷福斯的面孔。我說，你的那首詩描繪的也是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命運。

我問他們是否知道，特翁在中國讀者中最為人所知的一首詩是《黑色的山》。這首詩在瑞典讀者中並不是特別令人註目的，為甚麼會在八十年代吸引中國讀者呢？

「巴士拐了又一個急彎，掙脫了陰冷的山影
車頭向著太陽呼嘯而上
我們擁擠在車內。獨裁者的畫像被扔在
皺巴巴的報紙裏。」

只有我們這些走過八十年代的中國人，才能體會當年閱讀此詩時所感受的興奮之情。那時我們正從黑山的陰影中走出來，把暴君的照片丟棄在廢紙裏，向著光明奔去。

我問莫妮卡，特翁本人及其詩歌是否具有政治性，莫妮卡的回答是肯定的。她說特翁整個家族都是關心政治的，在二戰時期他們反對納粹。在回憶錄《記憶看著我》中，特翁談到他青少年時代的「政治」本能是衝著戰爭和納粹去的，他用文字表達了對瑞典親德分子的反感和厭惡。特翁還曾到布拉格的猶太公墓拜謁亡靈。在一次訪談中，他強調說：「作為人，絕不能被遣送到一個永恆的奧斯維辛。」

傅正明在他專著的序詩中致特翁：「超現實的植物園圍牆上/ 有奧斯維辛焚屍爐的殘磚。」他認為，包括米沃甚、辛波絲卡和特朗斯特羅默在內的一代歐洲戰後詩人，常以無辜犧牲品的視角來回顧歷史，觀察現實。避免後奧斯維辛寫詩的野蠻性，是他們寫詩的警號和禁令。特翁的一本詩集題為《為生者和死者》，他為受難的生者和無辜的死者寫作的詩歌，是一種精神救贖。

特翁用左手在傅正明的專著上緩慢地簽下自己的名字，我們便告辭了。那位曾經在光芒四射的大海上盤旋的禿鷹，此時安靜地蜷曲在客廳沙發裏，揮揮左手，目送我們離去。我知道，這是第一次見面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因為我們不願多打擾這位遲暮老人的安寧。

中國詩人杜甫曾說：「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而這位瑞典詩人也吟誦道：「禿鷹收翅化為一顆星辰。」那麼，在夜間星辰閃亮之際，我們會再次相逢。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4年四月號

（責任編輯：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