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7月17日訊】有些作家活著，我們以為他早死了。幾個月前剛剛去世的馬爾克斯是這樣，今年剛剛出版新作《慶祝無意義》的米蘭•昆德拉也給我們這樣的錯覺。
　　
其實判定一個知名作家是否還存在，有一個很好的風向標，每年十月份諾貝爾文學獎頒獎之際的候選者名單，掃一眼就能一目瞭然：昆德拉每年都是陪跑者。不過這位自從1975年開始隱居在巴黎的作家，幾乎不接受媒體採訪，深居簡出，我們瞭解他唯一的辦法只有閱讀他的新作。按照昆德拉的理論，小說家的存在應該讓後人以為他沒有生活過。一個作家就該隱藏在作品後面，當一個作家出來說話的時候，很可能意味著他已經失去了創作能力。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昆德拉近些年引起公眾關注還是在2008年10月，布拉格極權主義研究院一位年輕的歷史學者根據警方檔案，在該國新聞週刊上撰文，指控昆德拉1950年曾向當局告發同學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為西方特務，導致後者被判刑22年。此事引發軒然大波，但昆德拉拒絕接受採訪或者提出全面的反駁，他拒不不承認曾經為秘密警察工作過，還稱這些指控已經發展成「對作家的刺殺」。他經常將民主社會的八卦記者對個人隱私的侵犯比作極權社會的國家監視。「隱私」是一項神聖的權利，如果沒有了，他說：「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了——沒有了愛，沒有了友誼」。
　　
我無意重複這件風波，因為這件指控中的另外一位嫌疑人已經去世，真相如何我們不得而知。或者正如當事人之一愛娃•米利特卡所言，在告密這件事上，告密者是一位名人還是普通人沒有甚麼區別。我提及這件事情是想表明，歷史並未如我們想像的已經遠去，很多記憶並未被人遺忘，無論是那些親身經歷者，還是我們這些從歷史教課書中得知真相的後來者，很多時候，當我們以為開始遺忘的時候，歷史會以一種猝不及防荒，荒謬絕倫的方式在場。
　　
我在閱讀完昆德拉的新作《慶祝無意義》的時刻想起這個公共事件。這本只有一百多頁的小說估計會讓很多讀者失望，我們似乎無法接受在沉寂這麼多年之後會讀到這樣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小說的厚度與我們多年的期待值形成強烈的感情落差。另外這本小說也讓我們意識到，昆德拉似乎沒有甚麼「進步」——如果這個詞彙可以形容一個作家的作品的話，換句話說，我們沒有讀到令我們感到十分驚艷的東西，小說風格沒有太大的改變，內容依然如此，形式也如此。總之，它沒有達到我們期待的閱讀閾值，就彷彿我們期待一個寫了大半輩子小說的作者每次都要做出改變，給我們震驚一樣。我們做好了震驚的表情，沒有得到的驚艷的期待，於是閱讀後的表情僵硬而無趣。
　　
但是，當我第二次重讀這本小說，突然意識到我原本的理解出現了偏差。一個作家寫作到這個階段，已經不是為了迎合讀者的閱讀期待，更多是想表達自己未盡的思考。與其批評其毫不改進，倒不如試著理解為何他如此寫作。我們已經習慣了在昆德拉的小說中的反極權主義的主題。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有多少人還真正關心這個看似老掉牙的話題?蘇聯已經解體了，東歐衛星國也是七零八落，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雖然沒有達致預期的目標，全球化浪潮已經席捲了世界。大眾文化的狂歡，商品化的奇觀，技術革命不斷更新，這些看似的進步給了我們盲目樂觀的緣由，就彷彿那些發生過的歷史跟我們已經沒有了關係。這個時候在昆德拉的小說中讀到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的笑話，突然有種恍然隔世的感慨。

昆德拉在《慶祝無意義》中說「在我這個無信仰者的詞彙里，只有一個詞是神聖的，那就是友誼」。這本小說中寫到的四個主人翁：阿蘭、拉蒙、夏爾和凱列班的友誼，但是這種友誼建立在他們對共同話題關注之上。他們生於不同的年代，以斯大林之死為分界線，有的生於斯大林去世之前，有的生於斯大林死之後多少年。但是這個無意義的故事因為一個斯大林的笑話聯繫在了一起，因為這個笑話啟發了他們排練了一出關於斯大林的木偶戲，將這位死去的獨裁者用另一種方式復活，說話，講述他統治的荒誕屬性。
　　
我說這是一個「無意義」的故事，這是昆德拉系列小說一大特點，他的小說會淡化情節和敘事，意義之間的關聯並不明顯。他會用隨筆和評論的寫法延續小說的節奏，喜歡用哲學化的思辨提升小說的深度。當然，昆德拉不是哲學家，但是他的哲學思考與他小說的詩學緊密聯繫在一起，他常常將自己置於小說之中，與自己小說中的人物進行互動，同時也邀請自己的讀者參與其中，將讀者與小說中的人物建立聯繫。正是從讀者反應的角度來理解昆德拉的小說，我們會從中解讀出不同的側面和含義。所謂「無意義」不是指向小說創作的虛無，而是指向小說意義的不確定，因為每個讀者根據自己的閱讀情境去理解小說的話，他們對內容的解讀與自己的生活就形成了現實的鏈接。
　　
《慶祝無意義》中四個主人翁並無明顯的個體屬性，他們面目模糊，與其說四個人物，倒不如說代表了不同時代對斯大林代表的極權主義的態度。換句話說，《慶祝無意義》中唯一住的關注的主題仍然是昆德拉的極權主義經驗。這也許是很多讀者會初次閱讀這本小說之後失望的原因所在。但這恰恰也是這本小說的「意義」所在。2008年的那段對昆德拉指控的風波讓我們意識到，極權主義在我們的生活中並未遠去，無論是依靠極權的慣性，還是依靠歷史的記憶，就算蘇聯解體，斯大林死亡，昆德拉遠走巴黎，但是在他離開捷克二十多年後，他依然無法逃脫極權主義的對他的指控，這是他唯一的小說經驗，也是他多年所承受的記憶之重，他將記者對他隱私地侵犯看作極權社會的國家監視，這一點已經說明了他的態度。
　　
在對昆德拉的指控當中，一個很強有力的理由是，昆德拉在離開捷克之前，曾是這個國家極權主義體制的擁護者，無論是身為作家還是在電影學院擔任講師，他都在這個體制中游刃有餘。他從一個默默無聞、對建設美好未來滿懷熱情的學生變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社會主義詩人。他出版過兩部抒情詩集，被年輕一代的共產黨人譽為大膽創新的改革者，並成為受歡迎的電影學院講師和作家聯盟領導者的一員。大約在1954年的某一天，他從蘇聯旅行回來，他開始懷疑俄國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最大的罪行。和大多數同時代的人一樣，昆德拉隨後脫離了布爾甚維主義。20世紀60年代，他成為一名傑出的改革派知識份子。他在1967年作家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以及同瓦茨拉夫•哈維爾的辯論被命名為《捷克的命運》，成功入選歷史教科書，並成為解讀該國歷史的基本讀物。1968年後，當他察覺到這個國家已經陷入了恐怖的極權主義氛圍，他的作品開始被禁，昆德拉很快就踏上了流亡之路。這段經歷也成為很多在國內地下鬥爭作家對他的批判的理由，因為當昆德拉獲得最高世界聲譽的時候，捷克的文化正處於和極權體系作艱苦鬥爭之中。國內的知識份子和流亡的知識份子在這場鬥爭中協同作戰。他們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艱辛：他們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自己的職位，自己的時間，自己的舒適生活。而昆德拉遠在巴黎，過著看似安逸富足的生活。事實真的如此嗎?昆德拉難道已經遺忘了那些可怕的經歷和歷史?他的小說只是為了取悅於西方讀者嗎?
　　
至少在這部最新小說《慶祝無意義》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不斷用存在的荒誕感對抗遺忘歷史的努力。小說中有一個很荒誕的情節，斯大林開始說話，用康德和叔本華的哲學為自己的統治辯護，這個世界有很多的表象，所以會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亂，怎麼才能在這個混亂中建立起某種秩序呢?斯大林說：「答案是清楚的：把唯一的表象強壓於大家。也只能由一個意志來強加，一個巨大的意志，一個超越於眾意志的意志。只要我的力量允許我這樣做我就是這樣做的。我向你們保證在一個大意志的統治下，人們最終會對甚麼都相信!」這個情節最為荒誕的部份不在於從斯大林口中說出哲學家一樣的言辭，從中尋找統治的合法性，而在於昆德拉使用了一種舞台劇橋段，讓扛著獵槍的斯大林出現在四位主人翁聚會的公園當中，並且受到了人們的歡迎。這個具有高度隱喻性的情節看似荒誕，卻意有所指。不要以為我們已經遠離了極權主義和暴政，不要以為我們遺忘了歷史，就可以高枕無憂。極權主義的許多變種都潛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以製造平庸之惡的形式，以高度大一統的巨大意志統治著我們的生活。
　　
昆德拉終其一生都在對抗這種極權主義的經驗，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隨筆，都貫穿著對這種烏托邦，對這種幸福未來的許諾，對這種唯一的意志的對抗。所謂「慶祝無意義」，其實是對唯一意義的解構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