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6月04日訊】1989年，中國發生的「六·四」事件不但讓全世界極為震驚，也巨大地改變了中國甚至全世界的發展進程。在「六·四」事件25週年，自由亞洲電台製作了五集特別節目，對這一歷史事件作出儘可能客觀的詳細回顧。以下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石山製作的五集「六·四」事件特別節目。

「六四事件」事件的前因

1976年毛澤東逝世之後，他的接班人華國鋒聯合部份中共黨內重量級人物，迅速逮捕了包括毛澤東妻子江青在內的所謂四人幫。隨後，包括鄧小平丶陳云在內的一大批被毛澤東打倒的中共元老級人物上台，並逐漸取代華國鋒獲得中國的最高權力。

鄧小平等中共元老掌權之後，改變了毛澤東留下的既定政策，開始了所謂改革開放。改革，指的是經濟體制改革，而開放，則是指經貿方面對外開放。這批中共元老級人物，並未直接掌握中共名義上的最高職位。當時中國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是總書記胡耀邦，和國務院總理丶後來接任總書記的趙紫陽。

鄧小平提出了非常實用主義的政策，「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等。而胡耀邦則主持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全國大討論，全國知識份子和有識之士，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期間，對中國未來的方向大膽討論。尤其在大學中，青年精英們更是關心國事政事，當時學校中自由開放的氣氛，遠甚於今天的中國。

1986年底和87年初，中國爆發大規模學生抗議運動。這次運動首先由位於安徽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發動，學生抗議目標直指官員越來越嚴重的貪污問題，也批評對政府完全無法進行監督的人大代表制度。隨後，上海、北京、武漢、昆明、廣州、天津等17個大中城市高校都有大批學生上街進行抗議。

這次學運，在中共當局軟硬兼施的壓力下很快結束，但當時中共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認為這是當時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利」所導致，胡耀邦被逼辭去總書記職務，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則被以「煽動學潮」的罪名開除黨籍，中共並在全國開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自由化的運動。

然而令中共意外的是，僅僅一年半之後，另一次規模更大、時間更長、影響更為久遠深刻的民主運動，再次爆發。

1989年4月15日，已經下台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胡耀邦是參加過長征的中共早期幹部。曾任中國共青團書記，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末期，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76年四人幫倒台之後，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長，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後改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胡耀邦主持了所謂「真理標準」大討論，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中共擺脫毛澤東左傾僵化的政治經濟路線提供了意識形態準備。胡耀邦在任期間，實行較為寬鬆的輿論控制，也改變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基本國策，尤其是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使得大量中共高級幹部恢復職務，取消家庭出身社會歧視，使中國逐漸成為一個正常的社會。

因被黨內元老指責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胡耀邦1987年被黨內元老逼迫辭去總書記職務。

1989年4月下旬開始，北京天安門廣場，向胡耀邦致送花圈的人潮不斷。由於胡在知識份子心中的崇高地位，中國不少大學的學生自發參與悼念活動。並在悼念活動中對胡耀邦遭遇的不公待遇表達了不滿。

4月17日，來自北京多家大學的學生舉行了第一次遊行示威，並在4月18日再次前往天安門廣場，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示威。示威的學生向全國人大提出了七條呼籲：

一丶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份子給予平反；

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

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份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派出代表接受了請願信，示威和平解散：

4月19日和4月20日，北京的大學生們在中南海的新華門前示威，並和武裝警察發生衝突。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接替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宣讀了悼詞。

在人民大會堂之外，數千名北京的大學生正在靜坐請願。此前，為了阻止學生的抗議活動，北京市當局宣佈22日天安門廣場關閉，但北京的大學生選擇在前一天夜間進入了天安門廣場，並一直靜坐到追悼會舉行。靜坐學生選擇三名代表遞交請願信，三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跪拜請願」三個小時之後，請願信才被一名大會堂職工收下。由於學生請願並未獲得接納和重視，第二天，北京各大學學生開始罷課。大學生的抗議遊行開始擴展到中國多個大城市。

音頻：「六·四」25週年回顧（一）事件的前因

（二）胡耀邦逝世導致「六四」學潮

被中共元老認為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利而被迫下台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突然病逝。民間自發的悼念活動，最後終於在北京演變成為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並蔓延全國。

就在北京大學生悼念胡耀邦，並開始遊行靜坐抗議的同時，上海也發生了一件影響甚大的事件，其後果對整個「六·四」事件的升溫影響極大。

4月17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與北京的《新觀察》雜誌，聯合舉辦了一場紀念胡耀邦座談會，許多自由派知識份子出席了會議，有人大膽發言批評中共的政策。世界經濟導報負責人欽本立決定在4月23日出版的報紙中用多個版面刊登這些激烈言論。

當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得知消息後非常緊張，派出曾慶紅對文章進行審查並要求刪除部份激烈的文字。結果，在4月23日報紙出版當天，世界經濟導報並未刪改，而是全文刊發了原定文章。雖然上海市當局下令封殺報紙的發行，但仍有部份報紙已經出街。

海外媒體對當時中國自由派媒體《世界經濟導報》沒有正常出版做出了相當詳細的報導。4月26日，江澤民在市委大會上宣佈撤銷欽本立的社長職務。而中國很多新聞工作者，包括當時在人民日報丶光明日報和新華社工作的編輯，則發表聲明支持欽本立，並首次發出了新聞自由的呼籲。

4月26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文中用詞強硬，定性學生的示威為「一小撮人發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動亂」。

4月27日早上，北京十多家大學的學生從校園出發遊行，抗議人民日報社論的言論。非官方統計的數字，當天北京大約有近十萬學生參加了遊行，許多學生寫下了血書，並做好了政府武裝鎮壓的準備。在遊行中學生們高喊反貪腐、反官倒的口號，並高喊「共產黨萬歲」，表達他們並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只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整場遊行長達十四小時，學生衝破了北京警方設置的多個封鎖線，而政府在遊行中表現克制，警方和學生沒有發生大規模暴力衝突。

當天，圍觀的北京市民人數超過一百萬，這是自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最大型群眾遊行。當天，一個全稱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學生組織宣佈成立，代表北京市所有大學的大學生。

4月28日，中共政權安排了一場和學生代表的對話。出席官員包括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學生方面約有四十人。但官方拒絕承認北京大學生的「北高聯」，吾爾開希在會上被拒宣讀「北高聯」的七點聲明後，進場不久便憤然離場。

當天晚上，中央電視台播出三個小時的對話現場錄影，以表示官方重視對話和誠意聽取批評。兩天後，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也和北京大學生舉行對話，同樣沒有實質結果。隨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訪問朝鮮回國，氣氛有所緩和。

5月1日，「北高聯」召開中外記者會，發表一連串公開信，包括「告全國同胞書」、「告香港同胞書」、「告全國同學書」和「致領導人書」，呼籲人民團結一致爭取民主自由。

5月2日，北京大學生的學生領袖分別向黨中央、國務院和人大常委等遞交請願信，要求政府在二十四小時內，答覆他們提出的要求，否則會在五月四日舉行大型示威。學生提出對話以「七條為討論基礎」。

5月3日，中共政權召開學運爆發以來第一次中外記者會，拒絕了學生的所有條件，並指責請願書近乎威脅，所提條件，例如由普選產生和「非法」學生組織推選代表參加對話，政府難以接受。

袁木說：大學生「……就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為談判的對手，而且要超越政府之上……不僅不合情理，還表現了青年學生的相當程度的一種幼稚的衝動」。袁木又在會上強調學運由一小撮「黑手」在策劃。他點名以美國為基地的「中國民主聯盟」及暗示方勵之在背後出主意。

5月4日，學生再次上街遊行。遊行隊伍在人民紀念碑下發表一篇《新五四宣言》，指出這次學運是七十年前「五.四」運動以來最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目的是爭取「民主、科學、自由、人權和法治」，並宣佈翌日開始復課。

當天，來自北京的三百多名新聞工作者和學生一道，舉行自建國以來首次新聞界抗議遊行，抗議「被迫造謠」，博得北京市民及學生熱情及衷心的鼓掌。

中國各官方媒體的新聞尺度也在不斷抗爭中打開缺口，各種報紙甚至刊載了學生遊行的過程和照片。

同一天，人民大會堂內舉行亞洲開發銀行年會開幕儀式，總書記趙紫陽在亞銀年會開幕禮講話。趙強調應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應透過改革和合符理性和秩序的辦法解決。對於嚴重的貪污問題，趙直言是因為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公開化及透明度不夠。趙紫陽希望與工人、知識分子、各民主黨派和學生都廣泛對話，交換意見，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基調與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完全不同，顯露中共中央對學運態度分歧，也成為日後保守派打擊趙紫陽的「罪證」。

在「五.四」遊行翌日，來自三十多間高校的學生代表選出「對話代表團」，繼續貫徹學運的長期目的──透過與官方對話影響國策。

5月6日，代表團分別向全國人大常委丶國務院和中共中央遞交請願書，呼籲盡快對話，但不得要領，學生與政府關係進入膠著狀態。

5月9日，北京逾千編輯記者聯合簽署一封請願信送交全國記協，要求與官方對話，爭取新聞自由及討論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等問題。

5月10日，超過萬名高校學生參與單車遊行，在中央廣播電視部及新華社門外高呼要求新聞自由，聲援新聞工作者。

官方在此時亦破例地與新聞工作者對話，當時主管新聞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於五月十二日與《中國青年報》工作人員對話，表示中國新聞工作已到「不改革不可」的階段。

中央更成立五人小組，有系統地與各種媒介工作者對話，但由於中蘇高峰會議在即，預計對話須待五月下旬才開始。

五月初開始，大批外地大學生趕赴北京聲援，再次鼓舞了北京學生心底不滅的激情。於是，各院校又相繼宣佈重新罷課。堅持得最徹底的北大同學表示，罷課是一種象徵，藉此表明民主要求的意願，又認為運動尚未結束，同學們爭取的目標尚未達到，他們表示為平等對話作準備，除非對話有合理進展，他們才考慮復課。政府對學生堅持罷課沒有任何反應。

5月12日晚，政府的答覆仍是限制對話人數和形式，另外只允許報導部份對話內容。

部份學生已決定採取較激烈的抗爭手段，在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訪華前夕，發起絕食行動。

5月13日，學生領袖王丹帶領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有2千多名大學生參加。由於廣場上的氣溫很熱，很多絕食學生不適而暈倒。在廣場附近經常聽到救護車的警號聲。

5月15日，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訪問。這是三十四年以來蘇聯首腦首次訪問中國，原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歡迎儀式臨時改在機場舉行。

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會面，在電視轉播中，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表示，中共黨內重大事情需要由鄧小平拍板。

官方媒體開始出現同情示威學生的聲音，中央電視台出現廣場示威畫面。

5月16日，北京幾十萬各界民眾上街遊行聲援學生。5月17日，北京百萬群眾大遊行。在其它地方，總共超過兩百個大中城市的學生和普通市民遊行示威，聲援北京學生。

5月1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與北京的絕食學生代表對話，為時50分鐘。李鵬與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等人在會面時針鋒相對。

5月19日，名義上仍然是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到達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由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陪同。趙紫陽含淚對學生說他來晚了，「來日方長」，請同學們停止絕食。資料顯示，當時趙紫陽已經在黨內高層鬥爭中完全失勢，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當時在全國，多個中國野戰軍部隊頻繁調動，當局暗中積極部署，北京的氣氛日趨緊張，局勢一觸即發。

音頻：「六·四」25週年回顧（二）胡耀邦逝世導致學潮

（三）「六四事件」運動的高潮

5月19日夜間，當時仍是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並呼籲學生停止絕食。

學生在當晚結束絕食，改以靜坐形式請願。

然而在5月20日，中共政權宣佈在北京實行戒嚴。當天北京召開黨政軍官員大會，國務院總理李鵬稱北京已經陷入無政府狀態，宣佈當日上午10時起在北京部份地區實施戒嚴，而北京市政府宣佈禁止遊行和中外記者採訪。

憤怒的學生高呼「李鵬下台」，並且即時宣佈廣場20萬人大絕食抗議。

當晚，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分批開入北京，但是遭到學生和市民堵截，戒嚴令無法執行。軍人面對苦苦哀求的百姓及哭訴事件真相的學生並沒有作出強制行動，只是原地待命。

5月23日，北京街頭再次出現百萬人大遊行，各界民眾高喊「李鵬下台」。

當天，三名來自湖南的抗議者用帶染料的雞蛋擊中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在廣場維持秩序的示威大學生糾察隊把抗議者交送警方。

5月27日，在美國和加拿大訪問的人大委員長萬里回國，飛機在上海降落後，被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留在上海「養病」。當天萬里發表聲明支持戒嚴。

5月28日，全球很多地方舉行聲援天安門民主示威的遊行，在香港，有上百萬人參加了支持北京學生民主運動的大遊行。

5月29日，中央美術學院等6所院校學生在晚上趕製成一座「民主女神像」，豎立在天安門廣場。

6月2日，北京學者劉曉波、高新、周舵和台灣歌星侯德健，來到廣場大學生中間，宣佈展開72小時的有期限絕食。

6月3日早上，一輛軍隊越野車及後來運載軍械的旅遊巴士被民眾發現，裝備被沒收。下午，為奪回旅遊巴士上的槍械，北京武警和戒嚴部隊在六部口新華門和人民大會堂西側首次使用武力對付學生、工人和市民，有近百名市民受傷。

晚上大約10時，當局發佈緊急通告，宣佈戒嚴部隊將強行清場。軍隊出動坦克和裝甲車，衝向天安門廣場，沿途不斷遭到民眾阻攔。

凌晨三點左右，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戒嚴的軍隊達成協議，從廣場東部撤離了天安門廣場。

從深夜11時起至6月4日凌晨，荷槍實彈的軍隊在各地段與沒有武裝的學生與市民激烈衝突。北京城徹夜槍聲不斷，血流遍地。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

大批在京西方記者向全世界播報了中國軍隊殘酷鎮壓示威的消息和畫面。

6月4日凌晨，一隊坦克開出天安門廣場，向廣場東部的東長安街馳去。一位市民獨自一人站立在坦克之前阻擋坦克前進。這段持續三分鐘的場面，被位於北京飯店的外國記者全程拍下向全球播報。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挺立在一隊坦克之前的這個畫面，因此成為「六·四」事件的一個標誌性畫面。

音頻：「六·四」25週年回顧（三）運動的高潮

（四）「六四事件」當事人的回憶

1989年6月3號深夜到6月4日凌晨，荷槍實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以坦克和裝甲車開路，分多個路線衝入北京市中心，對天安門廣場強行清場。沿途路上，軍隊向攔阻的學生和市民開槍射擊，造成了嚴重的死傷。

云集在北京的各國媒體，把當時發生在北京的情況向全世界做出了播報。

中國官方的中國國際廣播電台RADIO BEIJING，也在凌晨的新聞節目中播出了軍隊鎮壓民眾的消息。

一些駐北京的外國外交人員估計，當夜約有兩千人死亡，受傷者更是無以計數。

6月5號，中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通過電視向全世界介紹了「六·四」凌晨軍隊進城過程中造成的死亡情況。

在這些冰冷的數字背後，是一個個曾經鮮活的生命，聯繫著一個個充滿愛意溫馨的家庭。

1999年「六·四」事件十週年期間，本台記者利萬方，曾經製作過一個專輯節目《目擊者說》。讓我們重新回顧該節目的部份內容，以對發生在當夜的事件，可以有更為清楚的認知。

音頻：「六·四」25週年回顧（四）當事人的回憶
當時的北京市民，後來移居美國的張利民，6月3號深夜和弟弟、妹妹正在天安門廣場。他向自由亞洲電台記者介紹了當時坦克衝進廣場的情景。

張利民的妹妹張向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的二年級學生。張利民含淚談及他妹妹當時中彈身亡的情況。

「這個時候就突然看到坦克衝過來，和平門的方向從西向東往前門方向衝過來，坦克開得很猛，猛烈地撞路中央的路障，火星的都濺起來，繼續又衝向路中央的人群，嚇得人們尖叫著四處逃。坦克過去以後大批的軍隊就衝過來，特別是從前門南側衝過來的軍隊，他們一邊開槍一邊往前衝，當時紅色的子彈天上地下往人群裡亂打，槍聲響成一片很亂。人們有跑的有叫的，很多人就奮起反抗，很多人就用磚瓦回擊，軍隊很密集的射擊，很突然的時間裡我和我的家人就衝散了。

張向紅被打中了，被槍打中了，背上有一個大洞血不注的往外冒，我看到流這麼多血我就求醫生，我說『抽我的血救她』。當時醫生無奈的說『沒有辦法了』。她是我最小的妹妹，我看著她成長起來的，看著她上大學為她高興、為她自豪，我試圖喚醒她，我就叫她『寶貝』，所有的醫生和圍攏過來的學生和我們的家人都哭著告訴我『她真的死了』。」

原北京航天部的幹部張先玲女士，在那一天失去了她十七歲的兒子。

張先玲回憶說：「北京護國寺有個中醫醫院，中醫醫院裡有一具無名屍，當時屍體在太平間，他們只讓看相片，那個學生死活不讓我看，因為這學生經常來我們家跟自己孩子一樣。還有一個朋友，那兩個認屍的人回來說就是……他說：『阿姨你回去吧！你不要看，看了很不舒服。』那些醫生護士說這小孩是從天安門那兒挖出來的，28中學就在天安門的西邊，28中學的門口有一片草坪，就在草坪的西頭挖了坑埋的人，挖出來的都是無名屍，但是王楠穿著軍服以為他是軍人，才把他弄到醫院的。」

北京市民黃金萍女士的丈夫楊彥生，三十歲，是中國體育報的記者，也在當天中彈死亡。黃女士描述了他尋找丈夫的經歷。

「協和醫院我就看那個樓道上、地上鋪著布子，躺著好多受傷的，大概有20～30人那樣，我就挨個找，沒有。到了3樓以後，我就看到一個護士，好像護士趴到一個大夫身上說：『這回送來的更慘』，說完她就哭了，摞在地下死屍羅在上面有兩摞，每一摞有7～8個，旁邊地上有2～3個在那兒躺著，我又找還是沒有。

我說你上哪兒找去了，她說我去了協和什麼同仁什麼都沒有，她說『這回他們開槍用那個炸子彈』，xx人當時中彈，由於是炸子在體內炸開了以後流血過多，她說這人就肯定不在了，這時候也說不下去了。」

在當天中彈死亡的，還有十九歲的中學生葉偉航。他的母親伊敏女士本人是醫生，她向自由亞洲電台講述了兒子身中三槍身亡的情況。

「去了以後，我那兒子幹乾淨淨的穿的非常漂亮，躺在太平間的床上，臉還是那麼白，一點都沒變樣。後來我仔細的看了看，後來醫院的xx告訴我，一個貫通槍前胸一個子彈沒打出去中了兩槍。後來我在看他的時候，我就摸他的時候摸到他的頭部，後腦勺有一個窟窿有一槍，那一槍這孩子馬上就不行了。」

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凌晨，從北京城外通往市中心天安門廣場的多條道路上，軍隊向圍堵軍車的市民和學生開槍射擊。其中，從北京城西部六部口、木樨地一帶傷亡最為慘重。這支部隊在推進途中不斷開槍，造成大量人員傷亡，是「六·四」事件中造成死亡最多的部隊。這支部隊，是號稱中國軍隊王牌部隊的北京軍區下屬第三十八集團軍。

據透露，當時任三十八集團軍軍長的徐勤先少將，拒絕在部隊調兵令上籤字被即時剝奪指揮權。接任的副軍長指揮軍隊執行戒嚴鎮壓命令。

「六·四」事件之後，徐勤先被開除黨籍，並被軍事法庭判處五年徒刑，在公安部秦城監獄服刑。他後來談到這件事時表示已作了殺頭的準備，表示：「寧肯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

（五）「六四事件」的後果

中共政權事後的公告則表示，整個「六·四」事件死亡人數約三百人，受傷人數則高達七千人左右。一些外國駐北京的外交人士估計，1989年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凌晨，北京大約有兩千人遇難。

6月5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佈告全國人民書，將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

被當局稱為「黑手」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和妻子李淑嫻教授逃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避難。

中國其它地方持續爆發抗議當局鎮壓北京學生和市民的示威遊行。6月5日，四川省會成都市的軍警全面鎮壓已經佔領市中心人民廣場的學生和市民。有消息說，成都市死亡的市民超過兩百人。憤怒的市民放火焚燒了位於市中心的人民商場。

6月9日，中共實際的最高領袖鄧小平在中南海接見戒嚴部隊高級軍官。

6月12日，當局陸續宣佈通緝方勵之夫婦和王丹、吾爾開希、柴玲、李錄等21名學運領袖以及工人抗議領袖韓東方和知識份子嚴家其、包遵信等多人，在北京和各地逮捕了大批參加示威的人士。

6月24日，中國官方正式宣佈罷免趙紫陽職務，原中共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隨後，中共政權在全國展開大規模秋後算帳，全國約有兩萬人被捕，其中1.5萬人被以「反革命罪」判刑，70多人被判死刑和死緩，在北京市至少有10名市民被以「反革命暴徒」罪名公開執行槍決。

從1989年4月到6月期間，由於有亞銀理事會會議和戈爾巴喬夫訪華，大批海外媒體記者聚集北京，並把整個事件向全世界及時播報。由於電視的普及，「六·四」事件成為世界全球數十億觀眾第一個看到的現場報導的政府鎮壓民眾事件，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美國總統老布什譴責中共政權踐踏人權。英國、法國、西德、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政府紛紛譴責鎮壓。美國和歐盟隨後對中國實施一系列制裁，包括武器禁售。

中共政權的聲譽在全球急劇下跌，大量親中共媒體倒閉。如在香港，由中共政權資支持的文匯報，在「六·四」當天以「痛心疾首」四個字作為當天的社論。隨後，該社社長李子誦、總編輯金堯如、副總編輯程翔和多位採編人員辭職。

6月25日，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放了中國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6月9日在中南海的講話。

鄧小平認為，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決定「六·四」事件必然會發生，遲早要來。事實上，「六·四」事件本身只是國際上僵持三十多年的冷戰格局發生巨變的開始。

1989年6月，波蘭反對派組織在議會和參議院選舉中獲得巨大成功。1990年12月，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在全國大選中當選為波蘭總統，團結工會踏上執政道路，而波蘭統一工人黨失去政權，從此未能返回政治舞台。

1989年11月9日，分隔東西德國的標誌柏林牆被民眾推倒，次年，原屬共產主義陣營的東德和資本主義陣營的西德合併，使得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兩個德國成為一個實行民主政治的統一德國。

1989年9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反對派達成協議，刪除憲法中 「工人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是社會的領導力量」等條款；改國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為「匈牙利共和國」。

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爆發超過十萬人的遊行抗議，要求結束共產黨統治。在隨後的大選中，反對派「公民論壇」獲得勝利，剛剛刑滿出獄的著名劇作家哈維爾擔任總統，完成該國政權的和平轉移。

1989年11月，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日夫科夫辭職。1990年2月，共產黨自行放棄一黨專政體制，黨名也改為保加利亞社會黨。同年6月，保加利亞舉行了首次自由選舉，保加利亞成為多黨制國家。同年11月，國名改為保加利亞共和國。

1989年12月，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示威群眾和警察部隊爆發衝突。由於軍隊拒絕鎮壓普通民眾，導致羅馬尼亞共產黨內部分裂，反對派成立了救國陣線。12月25日，救國陣線臨時軍事法庭判決齊奧塞斯庫夫婦犯有屠殺罪和非法擁有大量來源不明財產罪，並於當日執行槍決。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權正式倒台。

1990年3月，阿爾巴尼亞實行首次多黨參加的全國選舉，產生了第一個選舉產生的政府，近五十年的由阿爾巴尼亞工人黨一黨專政的局面結束，工人黨改名為社會黨。

1991年12月25日晚，全世界所有的人注視著莫斯科紅場上發生的蘇聯歷史上的最後一幕：從克里姆林宮的旗杆上，飾有鐮刀斧頭和紅色五角星的蘇聯國旗緩慢降下，宣告這個世界上歷史最長面積最大的共產黨專制國家徹底消失。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石山先生所製作的五集特別節目，客觀回顧了25年前發生在北京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音頻：「六·四」25週年回顧（五）「六·四」事件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