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6月11日訊】辛灝年答問精選

【提問】謝謝辛先生的演講。 我是芝加哥大學的學生，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確的話，您的意思好像是講下一個「學生運動」好像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現在時機還沒有成熟。那我稍微有一點不同的看法，當然我不是做這個研究的。 我的感覺其實現在中國的情況和世界的情況有很大的變化，那共產黨內部是不是也有可能會發生很多的變化，包括外部給它帶來的變化，特別隨著加入到WTO和全球化。那有沒有可能真正地在中國大陸實現和平演變，避免比較暴力的運動。

【辛灝年】我想簡單的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未來有沒有「學生運動」，這場「學生運動」是不是一定能夠勝利，進而帶動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勝利？它不是必然的，因為也許用「學生運動」來改變時代政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也許下一個根本就不是「學生運動」，而是下崗工人，或是我們的農民和我們的知識份子們走上了街頭，或者說沒有走上街就已經把問題解決了，就像東歐和蘇聯等一些國家的變化一樣。所以不用把任何一個變革的希望寄託在某一個社會集團和政治團體的身上，我們要相信全體人民的覺醒，相信當國人的心理已經準備好了的時候，任何時候都是變革的契機，任何時候都有變革成功的可能，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你說共產黨有沒有和平演變的可能？由於它自己內部的矛盾，它中間一些先進的改革派人士，要求振興黨，使中國通過和平演變走上一條比較好的發展道路。

說實在的就連我都是這樣希望的。 我們希望中國能夠和平演變到一個較好的民主秩序裏面去，能夠盡快的轉變到民主制度當中，能夠盡量的縮小動亂和流血這樣一些不好的局面。但是，我也想告訴大家，我們常常在討論自己國事的時候，特別是到了海外之後，我們要力求矯正自己的一點那就是，你的願望和中國大陸現實之間的關係，要清楚地知道大陸的現實是甚麼呢？如果大陸的現實和你的願望非常一致的話，那就會朝著這個願望發展。可是，如果你的願望和大陸現實之間的距離比較大，這個時候你的願望可能就是不正確的，你的願望就不見得能夠實現。

我們不能夠指望一個統治者、一個有罪行的人都能夠自覺地改造自己、改正自己，並且一定能夠改造好。改革也絕對不是說，你自己想改好就能改好的。就像醫生不能給自己開刀一樣，即便是醫生給自己家人開刀，那手都是哆嗦的，不要說給自己開刀啦，所以醫生是不能治自己病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還要看這個病的輕重緩急。如果這個病到了開刀也得死，不開刀也得死的地步，那我們就開刀，猛地一家伙，說不定還能讓它求死復活。如果不開這個刀呢，他是肯定要死的。所以很多病人在絕望的時候，接受開刀治療，這也是一個事實。

還有一種情況，他得了絕症，但他又不想死，那怎麼辦呢？ 咱們中國有中草藥，有一劑藥叫葆和湯。 你今天吃一劑中藥葆和湯，明天再來一劑中藥葆和湯，就這麼拖一天是一天，保一天是一天，撐一天是一天，到該你死的那天，你也就死了。這也是一種辦法。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我想反過來問兩個問題：第一，你從近現代四百年來，各個專制政權轉變成民主制度的歷史經驗當中，你能找到一家不是被他殺，或是自殺，而完成這個過渡的國家政權嗎？我再說得明白一點，哪一個專制政權在走向民主和建立民主制度的過程當中，是靠自己「變」過去的呢？

舉一個例子，蘇聯是自己「變」的，可是它變的前提是讓蘇共政權垮台，是讓蘇共共產制度崩潰。沒有這兩條，它是「變」不過去的。近的如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遠的如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所有的專制政權，沒有一個不是被「革」掉的，或者是自殺成功的。蘇聯的最高專制主義統治者戈爾巴喬夫也認識到不順從人民的自由意志，是不可能使得這個民族和國家興盛的。那麼中國共產黨裏面能不能出現這樣一位領袖呢，或出現這樣一部分政治領袖呢？我現在不敢樂觀。

——轉載自《新唐人電視台》

（責任編輯：謝東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