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6月01日訊】5月30日，中共黨媒新華網報導稱，中共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當日召開的「反恐」專題會議上，提出「要創新情報工作體制機制」。其潛台詞應該是舊有的情報工作體制機制已無法適應當前的政治和社會需要。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面對頻頻發生在各地的暴恐事件，中共的情報系統似乎無所作為。背後的原因何在？

資料顯示，中共的情報單位並不少，主要分兩大類型，一是國家情報系統，包括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敵偵處，前者是唯一對外公開承認的情報單位，亦是情報及治安系統中，主要針對各種對外情報蒐集及反間諜工作的機關，同時也負責國內的反間諜工作，監視被其所認定的「可疑人員」。二者均向海外派出了大量的專職或兼職情報人員，滲透在各個階層，蒐集情報。

二是軍事情報系統，包括總參二部、總參三部、總參四部和總政治部聯絡部。總參二部是主導中共軍事情報系統的首要機關，主要負責偵察各國有關軍事情報，其外派武官均受其轄制，其中一局負責對台工作。總參三部主要任務是對無線電通信實施監聽、各種密碼破譯及衛星偵察照片判讀等工作。總參四部則掌管電子戰研究工作，而總政治部聯絡部所轄情報局為獨立軍事反情報單位，重點蒐集台灣的軍事情報。

另據海外民主人士、《遠華案黑幕》一書的作者盛雪女士透露，其書中所涉及的中共三大情報系統的運作內幕引起了中共高層的極度惱火，並開始內部調查究竟是甚麼人向其洩露了秘密。這些秘密就包括中共駐外使館武官都是總參的情報員等。

此外，原中共駐澳大利亞的外交官陳用林披露，中共很多重大情報都通過駐外使領館蒐集。他以中共駐澳使領館為例，稱其內部都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外交系統，另一個是情報系統。情報系統人員的經費是獨立的。外交系統的官員一般是通過公開方式，如閱讀報刊、因特網、公開監視異議人士的集體活動等方式蒐集情報，也參與接受一些線人的情報，這些線人或打電話、或寫書面報告，或當面報告。蒐集完情報後，外交官員會向領導匯報，再分析整理報告給國內情報部門。至於情報系統的人員就直接向總參或安全部匯報。

至少從表面上看，中共在情報系統投入的人力、物力並不少，不過卻並不是用在蒐集恐怖份子的信息上，反而其在近十幾年間，將大部份精力投入到監控法輪功和異議人士以及蒐集他們的相關情報身上。從1999年江澤民發起鎮壓法輪功的狂濤後，中共這兩大情報系統就開足了馬力，派遣大量特工到海外，在國內外全面蒐集法輪功各方面的情報，大到集會、各種活動，小到法輪功學員的家庭工作情況等，並直接或間接參與海內外的迫害。

中共情報系統如此賣命，與其頭目是江澤民的馬仔有關。從1998年3月至2007年8月擔任國安部部長的許永躍，是江澤民、曾慶紅的親信，他曾是中共元老陳雲的秘書。八九年六四前夕，當江突然被上調進京時，到機場迎接江的就是許永躍。當時江不知上調的真實意圖，心煩意亂，是許在機場為江吃了定心丸。為了報答許，江在掌握實權後，迅速將其提拔，而許則將國安部變成了江、曾監視打壓政治異己的有效武器。

也正因為如此，胡錦濤為打擊江系，才在2007年將其提前撤換，換上了自己的心腹耿惠昌，但因為鎮壓法輪功的政策並沒有改變，國安仍在這方面大量蒐集情報，參與迫害。國安系統亦有若干江繫馬仔，如2月被捕的北京市國安局局長梁克，就秘密接受周永康的指令，暗中竊聽中共高層。

國安如此，掌控在周永康手中的公安系統在蒐集法輪功和異議人士的情報方面，更是不遺餘力。而由江繫馬仔徐才厚掌控下的總參也是如此。據悉，原總參情報部長楊暉是江選中之人，2008年，胡錦濤通過查辦黃光裕案，給了江系沉重一擊，楊暉也被迫離開總參情報部。隨後，其親信劉鵬輝被曝出是美國間諜，楊暉在徐才厚和梁光烈的庇護下，被軍委「明升暗降」調到南京軍區成為參謀長。

雖然持續兩年的中共高層博弈，使江系元氣大傷，但受其掌控的情報系統卻多多少少依然按照慣性，按照以往的方針運作。這樣的運行機制顯然無法有效蒐集恐怖份子的情報，而且如果暴恐勢力的背後正是江系人馬，且這個系統中的某些人也秘密參與了恐怖行動，就更無法給習陣營提供貨真價實的信息。因此，孟建柱的話外音不排除要整頓情報系統之意，並重新調整蒐集情報的方向，而當務之急就是摒棄江系餘孽，否則習陣營還將面臨突如其來的恐怖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