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5月29日訊】系統思考是西方科學領域在1969年後逐漸流行的一種思考方法，是西方科學界把東方哲學的因果關係帶入了西方科學的片段分析和細化研究方法當中的努力，是西方科學界開始有有意識的實踐整體思考的行為。

讀者如果對這種思考方式有興趣可以參考//systemdynamics.org/ 這是Jay Forester 在麻省理工學院創立一個思考體系。本文不是介紹這個體系，而是用這種思考方式探討中國的現狀與將來，用這種看問題的方法來看中國過去的100年的歷史和今天的因果關係。

本文的目的希望提供讀者另外一種角度看待中國的歷史和將來。同時也試圖探討這樣一個因果規律-即社會道德，社會整體思潮和社會思想的精神表現不僅僅是社會的人文走向的表現，也是社會制度結構的決定因素。

美國一個著名思想家系統學家丹娜麥多說：當你處在一個系統之中的時候，後面對於前面的刺激的反饋，永遠都是滯後的，你只不過是解決前面製造的問題而已。而大多數的人們無法跳出日常循環所帶來的制約。

理論上說只有跳出系統那個本身才能看清這個系統的問題，才可解決這個系統的問題。今天的西方漸漸的拋棄舊科學的片面性，開始通過系統思考來看問題，如同中國古老思想的陰陽平衡理論一樣，真正的用一分為二的方式來看待這個世界，也許人們才有機會更全面的認識這個世界。

讓我們做一個假設： 2015年8月到9月間，一個特別事件的發生，導致中國開始一場靜靜的革命，既不是茉莉花也不是太陽花，算是蒲公英吧；既不是紅色也不是橘色，沒有顏色，但是其對社會和未來的深遠影響是巨大的，其發生的特點表現在一切似乎是在不經意當中悄悄的發生著。

中國的近百年時局一直是動盪的，但還在一種慢慢消失的道德力量制約下而沒有崩潰，而這種舊的體系中慢慢減弱的道德力量已經沒有能力再支撐這個龐大的國家體系了，新的道德規範或思想就將在舊的體系的解體中產生。為甚麼會做這樣判斷，為甚麼是2015年，為甚麼是八月九月？其實這是一個隨機的思考，提出一個時間點做參考，但2015年有可能是社會思想和物質基礎開始成熟的那一年。要認識今天以後的5年，讓我們不妨回頭100年。

中國100年的系統掙扎

1909： 這年的中國是光緒皇帝駕崩的第二年，大清朝的皇權集權體系其實就結束了，民國是在1911年開始的，也是從1909年開始的-因為從1909年起人們的心理已經開始為民國準備了，不要說這個朝代的有識之士，想想還有多少清朝體制內的社會各個階層的中堅群體的思想是對大清抱有信心的呢？幾乎每個人不都在懷疑這個王朝的未來麼？

1911-1949：中國開始從皇權集權體系改變為民國體系的過程，這是朝代的改變-管理代碼的改變但還不能說是系統本源代碼的改變。中國仍就是封建式的國家，因為人們的思想如此。1911-1949中國是戰亂期間，而世界也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這時的中國思想是活躍的但集中在極少數知識份子當中-絕大多數民眾的思想是愚昧和沒有受到教育的貧民，五四運動（1919）如此有名，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恐怕還不如北京地壇廟會的10分之一人多吧，不過那是歷史的尖端，是系統需要動盪，期待改變的前奏。

1949：中國從民國體系進入到共產黨一黨獨裁的集權體系當中，這是在封建式的集權體系在民國時期無法達到分權平衡的集權過程。人民素質，國民經濟條件，世界外部環境也導致這個局面。

1949-1978： 中國的大部份時間是在動盪和動亂中度過的，但你沒有見到這個體系的崩潰是因為它的系統封閉性就如今天的北韓，加上人們的思想的殭化的，雖然進入到了所謂的社會主義，但皇帝還在，只有在毛死後，這種實質的封建式的集權體系才開始無法再有絕對權威的繼承了。

1978-1989：在鄧的相對權威和黨體系保持集權情況下，社會結構和黨的內部進行了分權的過程，我們熟習的名詞分產承包，包產到戶，權力下放，價格改革，都是這個事情的產物，初步的改革人們嚐到分權的好處，就在民眾希望政治上改變的時候，集權體系不願放棄手中的權力，改革因1989年學生運動被鎮壓而停止。

1989-1999： 鄧發現回頭路沒的走，繼續經濟改革，中小企業和民營發展時期，社會的自由度逐漸放開，經濟改革的物慾條件和鎮壓學運所顛倒的社會正義也啟動了社會道德整體開始下滑。江澤民作為共產黨的第三代權利核心已經沒有了鄧的相對權威，因此其更沒有甚麼安全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使得江希望能利用集權體系再次對社會上的自由思想和分權行為進行干涉，這最終導致思想控制的再次大規模嚐試-也就是對法輪功信仰自由的鎮壓為標誌性的事件。

筆者認為集權體系雖然表面上說物質決定精神，但其是最害怕的是思想的自由，集權體系深知精神對物質制約的道理。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針對其內部的自由思想和中國社會不同社會階層和群體的鎮壓，核心的重點還是對思想自由的鎮壓。黨這個歷史怪物雖然表面認為物質決定精神，並認為只要發展讓人們掙到錢，集權體系就可以維持不變，但實質上它最懼怕的還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自由，這從1949年後的歷次運動，三方五反，四清運動，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到鎮壓各類宗教系統，可以驗證並看到規律。

1999 年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鎮壓，實際再次證明了這個黨的集權體系是如何的對自由思想的懼怕，同時也代表了集權體系自己的思想核心的逐漸崩潰；這麼說的原因是這次鎮壓和最後的思想控制嚐試從開始就遇到前所未有的抵抗，而且現在已經徹底的失敗了，即使千方百計妖魔化鎮壓對像（法輪功）也無從改變這樣的事實。

2000-2008： 當權者內部仍然有人認為，發展的速度可以解決政治腐敗所代來的問題（陳良宇的案子-2006年為這個慣性化了逗號，2008年奧運會為這個思想化了句號）。從2003年開始共產黨內部開始思考速度不是決定因素這個問題了，同時胡作為鄧的真正繼承者無法改變江在權力版圖上賴著不走這個事實，也沒有自信對江的勢力進行制約和碰撞，就此開始考慮自己下來和後鄧時代的權力交接的問題了，奧運的聖火其實也點燃了下個階段權力鬥爭的開始，埋下了2012年爆發的薄熙來事件的導火線，自此100年過去了（1909-2008）。

2009-2013：這4年的變化實際上是非常明顯的，而且是戲劇性的，我的一些朋友還在認為這些是換屆出現的短期問題，這算是一種深刻的膚淺吧。

這時的中國思想自由的空間因互聯網加強和擴大了，物質財富的累積讓個體的自信增強了，40年的經濟體系開放（1979-2008），導入更多的受教育人口的增加，知識階層在普通民眾中的比例擴大了，政府集權式的控制不可避免的減弱了，周永康所代表的江姓政治集團的舊體系開始走向命運的末路，這是1999開始以鎮壓法輪功為代表的對思想自由的鎮壓失敗的必然結果。

但是，2009-2013還不能說是改變的前奏，而是社會整體系統對內部問題的清除和清掃，這樣的過程可能要持續到2014年底到2015年年初。
2014年是一個慣性的過程年，應該不會有特別的事情發生，因為你懂得的都發生了呀。

變革會來麼？暴力革命會來麼？

變革是必然到來的，但是不一定是暴力革命，為甚麼呢？因為外部環境，內部財富累計的確立，都不適合這種革命了，問題是主動的主導的改變，還是被動的被改變。

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是物質基礎決定了社會道德精神的變化。這是歷史給我們的盲區，其實社會思想的和物質基礎互動不可分割，但筆者認為恰恰思想卻是各種改變的原始動力，讓我們觀察這樣的歷史現象：

1.1949-1978年的集權體系和思想無法承擔歷史的罪惡和社會和國家經濟的貧困底線。人民實際上在思想上厭惡和排斥這個所謂左傾思想了，因此思想解放必然到來。

2.1979-1989的解放思想無法突破舊的集權體系的接受成度，思想解放被壓制

3.1989-1998思想解放和自由開始反彈，表現為社會上新興信仰的出現，和社會思想多元化以及人民對思想自由的追求

4.1999-2014法輪功修煉團體代表的思想自由體系再次被壓制和鎮壓，這個鎮壓的力度遠遠大於歷次的中共的運動和鎮壓的力度，因為對於舊的體系來說，對付信仰自由的困難遠遠大於擺平思想自由運動的困難。

上面對集權思想體系和自由體系互動的簡單分析也從另外的角度說明集權思想體系無法承擔當今中國社會人文發展，社會財富，人口和其教育程度的內涵的，以致這個體系不斷的製造社會動盪。

不會是暴力革命的另外一個理由是：集權體系對一個封閉的皇權體系而言，暴力革命改變皇權是理所當然的的手段；對於一個開放的世界和逐漸擺脫殭化的社會自由思想體系而言，暴力革命是高成本的社會改變，並非自由體系改變集權體系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暴力革命發生的可能性比較小，但是這不表明改變不會來的不猛烈。

今天對未來來說是甚麼樣的社會歷史背景？

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一個觀點，即改變的原因和動力一般兩點：

1）理想主義的使然
2）問題成堆被迫改變

這兩點的作用點都和社會的整體思想，社會的人文結構和社會資源結構結合的；也是和社會財富的累積，和社會階層的變化是相輔相成的；在筆者有限的對歷史的仔細觀察和思考中發現，各種改變的外在環境雖是物質的但其內在決定卻是精神的；換句話說社會思想和情緒的改變和社會道德質量的演變是社會最終走改變的決定因素。

1909年，社會思潮對舊體制的失望無論是有沒有教育程度的人都可以感受的，整個社會處在的貧窮和道德的取向極端化之中，外部世界的環境也是要打破舊秩序試圖建立新的秩序，這是系統走向加強不歸回路的典型特徵，因而導致1911年系統的管理代碼的改變，那麼為甚麼中國會走到共產黨的中國的歷史階段呢？

1949年前的中國，共產主義的思想較為有效的符合了一個貧窮社會的大眾心裏需要和低成本的重建需要，這是系統走向平衡回路的典型特徵。西方陣營已經較為富有了，系統初步形成，而東方和中國的環境處在極端混亂需要重建的狀態，進而使得對秩序的要求和一個低成本的社會形勢的需要是如此的迫切，而且社會道德需要一個高的目標重建社會秩序。當然，大家都忘了共產主義的歷史出身是流氓無產階級，流氓是沒有理性，無知且不負責任的，而無產階級和流氓在一起，你懂得，剩下的就只有暴力和欺騙的手段，但歷史就這樣走了。1949年後，世界的整體環境，由於東西陣營的對立，使得每個陣營內部的優化都減慢了。

1989開始，中國經過了40年的所謂共產主義實踐，證明共產主義中國一個無法繼續的方向，同時共產主義在全世界也以失敗告終了，剩下幾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傢伙們。中國社會既有的道德思想已然被破壞打散沒有可以凝聚社會的基礎和結構了，1989.6.4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發生了，64也代表了中國社會的道德反思的結果，人們希望真正的改革，但也很快就被鎮壓了，這是系統希望打破平衡回路的一個表現。

1999-2014是社會道德和信仰自由對集權系統的反擊的階段，這是社會體系作為整體對一個落後的操作系統再次作出的調試反應，這種膠著的狀態的形成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共作為國家和民族體系的內的一個子系統，長期綁架和利用整個系統資源行惡，子系統因為貪婪不斷的利用其掌握的系統優勢，霸佔整個的系統資源，中共的黨的體制和中華民族和中國的關係是一個典型的由子系統占有整個系統資源，以子系統的利益和目的佔有整個系統利益和目的的例子。

2012-2014是社會整體系統作為整體開始甦醒時期，但思想還處在盲目中，但是不讓某個子系統繼續利用整個系統資源行惡這樣的思想已經達成了某種社會潛意識的思想共識。這是中共系統開始清理薄熙來和周永康的原因，因為他們是中共這個子系統裡的子系統，他們試圖用他們的系統特徵和子系統目的代替中共的系統特徵和系統目的，中共作為整體必然清理這樣的子系統。

2015-2019年會是系統資源代碼的改變開始麼？

舉這樣一個例子，一個電腦的軟體已經不適應硬體的發展了，那個軟體不願離開這個硬體，其他更好的軟體系統已經在發展自己的程序了，但舊的操作系統不希望改變現狀，這種可能性會很長麼？不會，這也就是中共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也在試圖改變更新的原因，但是如果現在的電腦還用DOS的操作系統為基礎的視窗系統，那是無法適應64元運算的硬體系統的。

中國的歷史是從公元前841年開始有編年史到今天2014年大約2855年。在過去的兩千多年直到今天中國實質上還是封建帝王的社會結構。中國會在以後改變這樣的社會結構麼？2015年是這個變化的開始麼？ 非常有可能。

這個判斷是在過去40年 1979-2008年的每10年社會變動頻率基礎上的猜測，在過去中國到現在的兩千多多年裡，中國不過仍然是舊的集權體系延續的過程，思想不斷的變化但沒有更新，道德不斷下落，又不斷的試圖回到系統主導但不斷的失敗的演變，這是陰陽反背對東方的制約，而這種制約在過去100年走到了這樣一個極端的境地：社會道德沒有力量重建系統的生機了，那麼要麼腐敗到腐爛，要麼更新到重生，而過去100年的事件規律，是前60年每30年變動週期到後40年每十年動盪週期，這是社會結構走向突變的可能曲線。

新陳代謝也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從這個方面說，中國民間思想的開放，自由思想和信仰對集權的挑戰就不難理解了，這就是歷史的一部份，集權的壓迫，必會導致自由的的反擊。

舊的子系統最後的一張底牌已經打了出來，就是沒有我會亂，沒有我做系統管理人，沒有人可以生活的好。100年前，清王朝的王爺們也是這麼說的。

中國如果要改變的更好，黨這個子系統已經是所有問題的癥結了。這個黨如果不能思考其作為整個大系統的的子系統的事實，那麼其所面臨的歷史懲罰是無法避免的。

2015年這個大的系統會不會開始啟動其資源代碼的改變，筆者無法知道，如果社會的思潮和社會的道德思想開始認識到這是必須改變的時候，那麼改變是無法避免的，因為當多數個體看到這個黨不改變，系統無法更新，整個社會會處在危險之中，有那個系統整體會讓下線或子系統的繼續浪費整個系統的資源和未來呢？如果有，那也就是一個滅亡的系統。從這樣意義上說，2015-2019是這個改變的前奏。

另外的一個角度，中共體制內也不是沒有明白人，他們也已經看到了這個方面的變化，他們也有系統思考的能力，因此在2009-2014年的權力重組過程中，認識到僅僅是權力交替已經不能實現系統的穩定了，也就是說不是說抓了判了薄熙來和周永康就沒事了，體系不變問題還會重現，因此現任的領導者準備好了國家改革的領導小組，你不能不說這是聰明人的行為，也還不能說他們的目的只是權力交接這麼膚淺。

保黨不如拋棄黨

對於中共來說，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說法叫做保黨，黨到底是甚麼？黨原本是社會結構中一種管理群體的組織形式。在中共來說黨就是少數人用來控制多數人的一個系統工具而已，為了保黨而保黨如同放棄系統目標為了個工具折騰麼？保黨也可以說是少數人用來阻礙系統更新和變革的藉口。

現在保黨的有好處麼？對於其黨的所有成員來說，中共已經是一個沒有核心思想和價值觀的政黨了，對於黨內的99.8%的成員來說（比例的目的在於說明問題-筆者認為比例只多不少）以前黨可以帶來現實的一些利益，社會的尊重，現在的大多數人們已經沒有這些好處了，而且社會情感上人人在唾棄他們，就算入黨是為了向上爬的目的，在這樣一個高危險系統裡能爬多高多遠呢？對於0.2%的黨的既得利益群體來說，保黨的需要在於權力的延伸和保持，但黨本身是一個負系統(破壞性系統),其類似絞肉機式的權利分配和繼承方式，使得在這樣的一個系統裡尋求利益對這樣的人來說也是危險的，最終的結果是甚麼呢？看看歷史吧，作為個人來說，毛的下場和歷史罪惡，鄧的歷經苦難和製造的苦難，今天的江，胡，習那個覺得自己是安全的呢？在黨內總書記這個高度夠高了吧，中共歷史上有幾個總書記的歷史結局是好的？這個黨再保下去，有誰會得到好結果麼？

對於這個政黨內的精英個體來說，拋棄黨實在是順應歷史潮流配合歷史更新的遠見行為；個體還是有希望的；對於這個黨掌控的政權和其整體來說與其恐懼自由的力量不如尊重自由的力量，對於這個政黨裡面的普通人們來說，自己這輩子還沒有嚐到過自由的味道吧，黨利用你們不給別人自由，你們自己也沒有自由，你們不斷根據黨內少數人的意志製造恐懼，恐懼也一直伴隨著你們麼？

人們對自由是嚮往的，但是對系統失控是恐懼的。其實自由的精神本身即定義了自由行為的規範和道德的責任；當人們有了自由精神和自由權利的時候，也必然要承擔起自由的責任，這是自由體系的成功之道，也是有自由信仰社會的系統優勢。

與其保護一個負的走向滅亡的政黨系統，不如站在歷史的潮流之中改變它，重建一個體系比在舊體系上更新一個體系的成本要少的多不是麼？

舊體系自身總是希望能夠不徹底改變自己的情況下達到系統的更新，這是任何一個舊體系的思維盲點，在此意義上說體制內的人不跳出這個體制看問題即使再聰明也沒有歷史的先機。

中國在兩千年的封建歷史的最後，來一個秦始皇或戈爾巴喬夫類的人物可能都不大現實；中國需要一個喬治華盛頓式有勇氣和遠見的人物，這樣的人會不會出現筆者不敢保證，但是我敢說大多數人心理上已經在嚮往自由了，從這個意義上說，2015-2019是這個社會的思潮開始拋棄黨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