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5月29日訊】中共自25年前對和平靜坐的學生開槍屠殺之後，就在一條罪惡、邪惡與自取滅亡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直至犯下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完全超出人類理性可以承受和預料的範圍，被稱為「這個星球從來沒有的邪惡」。

將邪惡推到極端的罪惡之路：從開槍屠城到活摘人體器官

當一個政權敢於用防衛國土的武裝力量來對付自己的人民時，它的本質就暴露無遺了。國家的存在意義不是執政黨、政府和政權，國家是一個由國土、國民和國民所共同尊奉的價值體系（宗教信仰、道德理念和文化傳統等）這三位一體構成的。

國土是被動的物質，價值體系維繫著一個民族的道德水平和行為標準，是一個民族能夠共生共榮的保障，而國民則是這三位一體中最重要的能動力量和主體。國民是國家的主人、主宰。政府的角色只是一個「管家」，替國民打理「國事」，它的權力是國民所授，當一個管家偷竊主人的財產或者凌駕於主人之上，這個管家是必須被解僱的。

這是一般的理論邏輯，不適合中共。中共從一開始就不想做「管家」，中共是一夥明火執仗的強盜，先使用欺騙和謊言，加上根本不想兌現的虛假「承諾」，贏得一部份國民的好感，藉助中華民族被日本侵略這個巨大劫難，悄悄養精蓄銳，擴大力量。當國家在8年抗戰中被消耗的遍體鱗傷、筋疲力盡，希望休養生息之時，這夥強盜卻赫然出手，悍然發動內戰，居然成功地趕走了原先的「管家」，建立了一個為所欲為的邪惡政權。

中共不做「管家」，強盜的本性是掠奪，它與被劫掠的對象是敵對關係，不是僕人和主人的關係。只是中共成功地把這種敵對關係「國家化」了，於是全體中國人民都成了任中共宰割、屠戮、奴役和驅使的受害人。

那麼，當「六四」的青年學生向中共要求「民主」和「自由」時，強盜的感受是甚麼呢？鄧小平殺氣騰騰地說，中共這個「江山」是幾千萬「烈士」的頭顱換來的，誰要想改變它，就要用同等數目的腦袋來交換！

中國學生只不過要求正常社會人人都有的權利，如同人要呼吸和喝水這樣普通，中共頭目就要學生用腦袋交換！中共嗜血的本性由此可見一斑。因此，它的「江山」叫做「紅色江山」。這種「紅色」是不斷需要鮮血來維持和保鮮的。

為了這種「紅色」，中國人已經不止付出幾千萬人的犧牲為代價了，僅僅在1958—1962的大饑荒年代，中國就餓死六千萬人！

而自從中共「六四」屠城之後，中共就走了一條誓將罪惡推到極致的極惡道路。這條極惡之路是江澤民從學生的鮮血中走向中共最高權力開始的。

十年之後，「六四」學生鮮血的血腥氣還沒有褪盡，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就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對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民眾，進行了全面、血腥、殘暴的鎮壓。在其授意下，中共成立了一個「法外執法」的機構：「610」辦公室，在「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斬斷、肉體上消滅」的宗旨下，對法輪功學員非法關押、勞教、判刑。在此期間，法輪功學員在精神和肉體上，遭受了空前絕後的折磨，許多人被迫害致死。

發動迫害15年以來，明慧網共收集到3643例可以查找的法輪功修煉者被迫害致死案例，更多的致死案例因中共的群體滅絕政策而無從知曉，特別是2005年，相關證人揭露，中國存在大量的集中營，用以關押法輪功修煉者，目的是「活體摘取法輪大法修煉者器官」，這一驚天黑幕的爆出，舉世震驚，完全超越了人類道德良知的底線，被認為是「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人類在這樣的罪惡面前，幾乎無法思維：思想因罪惡的極致而感到窒息，語言也失去了表達的能力。它遠遠超出了人類思想、感情和語言的承載力。

覺醒之路：從制度的思考到人心的淨化

中共的邪惡在推向極致的同時，中國人也真正覺醒著。89「六四」是國民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思考，要在制度的改變上落實。

制度設計是人類重要的選擇，是針對人性人心中的惡進行約束和抑制的努力。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所說，「如果每一個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這透露出一個信息，僅僅從制度去約束政府，是沒有效果的，因為政府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超然存在，是由具體的人來組成的。

當代大思想家哈耶克表達的觀點非常不看好政府：「在我自己漫長的一生中，我對政府的看法越來越糟：政府越是想採取某些明智的行動（而不是簡單地遵從現成的規則），它造成的危害就越多──因為，一旦被人知道政府要達到某個特定的目標而行事（而不是僅僅維持一個自我調適的自發秩序），就難能免於為某些黨派的利益服務了。」

合理的制度設計可以限制了人性中的惡，然而，人性一旦墮落，任何制度都無法抑制它作惡的趨向。

真正的問題還在於人性，在於人心。中國自黃帝開始，推行人文教化，以禮樂規範、調節人的內外行為，從而培育人的完美品德。這種文化，經過堯舜禹湯和周文王的豐富完善，奠定了中國的文化的基礎；而暴君如桀紂之流也知道這點，所以他們竭力詆譭、破壞這些人文教化，製作靡靡之音，淫巧之物，放縱情緒和慾望，消滅人們的廉恥之心，向善之意。

制度的設計，背後站著的正是這個民族的信仰、價值體系和人文教化。美國憲政的背後，是對上帝、對神的信仰，是對上帝所造之萬事萬物的尊重。沒有這種精神力量的支撐，這個制度無論多麼完美精細，都會被懷疑，被人為破壞，從而無法立足。德國思想家韋伯將美國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清教信仰聯繫起來，美籍華人學者余英時，也撰文論述儒教思想對明清時期中國商人的影響，就是要說明精神力量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其作用非常之大。

當一個民族一脈相承的價值體系、人文教化、文化傳統被破壞得蕩然無存之時，人性墮落，人心渙散，美醜善惡，是非對錯完全顛倒的時候，單純追求制度的改革，無法觸動社會根本問題，這就是中國的現實。

單純從制度層面的思考達不到認清中共本性的深度，中共不像表面看上去僅僅是一種專制和獨裁，它不是任何政治理論所探討的邪惡制度類型，那些制度無論多麼不好，都是在人性範疇之內的敗壞，而中共的惡，超出了人類理性可以把握和理解的範疇，因為這個政權完全是反人類的，是誓死與民為敵，誓死與人類普世價值頑抗到底的強盜、土匪、黑幫、信奉魔鬼的政權。

真正剝開中共鬼畫皮的還是《九評共產黨》。法輪功以「真善忍」為核心，修心向善，中國古老的價值觀和文化傳統正在全面回歸，帶動整個社會人心歸正。人心的歸正，人性的向善，不斷提升著人的精神境界。古人說：道德出智慧。在「真善忍」的佛光普照中，中共的「假惡鬥」無處遁形，正在灰飛煙滅。

——轉自《新紀元週刊》自由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