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4月05日訊】2014年4月2日下午4點左右，得知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成員譚凱被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區國保傳喚，當天晚上9點左右得知來金彪被被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區的國保傳喚。
當天晚上，我從7點後我一直給譚凱打電話，手機開通但不接，十點以後，也給來金彪打電話，也是如此情形。次日上午，仍舊聯繫不上譚凱，來金彪，還得知民主黨人徐光在昨晚（2014年4月2日）被突然闖入家中的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名勝景區的國保傳喚到玉泉派出所訊問。
2014年4月3日上午9點30分左右，我被杭州市公安局與拱墅區分局的國保以涉嫌所謂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傳喚到家住轄區的大關苑東二社區警務室，半小時後被帶到大關派出所審訊室經行訊問。警方主要問我《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對台灣學生運動的聲明》、《李大偉建三江被抓，手機涉嫌被盜用》、《中國民主黨人陳開頻已經安全回家》等事，我如實告訴他們聲明的發表包括裡面全部內容與簽名人的確定都應由我負全責，兩篇文章也是我所寫，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發現任何媒體有對我冒名頂替的行為。下午2點20分釋放，我向他們索取了杭公（偵）傳喚字[2014]015號的《杭州市公安局傳喚證》。
回家不久，先後接到陳開頻與吳遠明（任偉仁）兩位民主黨人的電話。陳開頻先生說下午傳喚他了一個半小時左右，警方問了他《陳開頻：建三江考量習大大的魄力與走向》文章事宜。吳遠明說警方問了他有關浙江民主黨為王成律師家屬赴建三江募捐的事宜及譚凱先生設立的「民主大同思想研討」微信群裡「吵架」之事。但前一天被警方傳喚的譚凱、徐光、來金彪三位直到我晚上10點多睡覺時也沒有聯繫上。都已經超過24小時還沒有下落，的確讓人擔心。
今天（2014年4月4日）我和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的其他同仁繼續尋找譚凱、徐光、來金彪的下落，上午9點左右楊建民先生給我打電話，說他在來金彪家，來金彪由於電腦與手機都被警方抄走，所以就一時無法把自己回家的情況告訴大家。我想，怪不得來金彪的手機除了深夜關機外，其餘時間都開著，但我每次打過去就是不接，原來對方可能開機在用（或許以此為平台窺視所有加了「來金彪」群聊的微信群），又怕被我識破。
上午11點左右，我到了徐光先生打工的公司，問在裡面的員工，說昨天與今天都沒來。再到譚凱所在的的電腦維修鋪點，發現入口處用凳子檔著、平時放在桌子底下的幾台電腦主機不在。下午3點06分，見到@胡臣的微信：「現在去見國保」。下午3點21分，@胡臣在微信上說：「已經回來了，就一個問題，讓（我）搬離下沙（開發區），不然就抓起來。據下沙國保說，譚與徐被刑拘了」、「整個談話10分鐘不到」。到了傍晚我聯繫上徐光愛人張老師，得知警方已經將有關要求家屬簽字的材料郵寄送達徐光戶籍所在地富陽的老家，玉泉派出所的警察好像是說要關押徐光幾天，現在關在杭州市看守所，但如果徐光繼續不配合（以沒有義務配合警方對本人及同仁進行政治迫害為由：拒絕回答任何問題、拒絕簽署任何法律文書），那麼就有可能回不來了。至筆者發稿時，民主黨人鄒巍從早上到晚上，已經到譚凱住在康樂新村的家去看過好幾趟，都是「鐵將軍把門，千呼萬敲沒反應」，到晚上10點45分，鄒巍打來電話說「我剛去了最初傳喚譚凱到達地點的西湖區文新派出所，值守警察說，譚凱的案子從頭到尾都是國保（政治警察）在管，他們（普通警察）沒有參與，現在可能關在西湖區看守所，也已經通知家屬了」。鄒巍說他正在設法尋找譚凱父母的聯繫方式，我對鄒巍說「你跑了一整天，應該也很累，家中焦急等兒回家的老母身體也一直不好，還是先回去休息吧，其他事情明、後天再落實也不晚」，他說「那就明天再說吧，太晚了我去打攪人家也不好」。
此次浙江警方對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成員的多人談話威脅（如對胡臣先生）、傳喚，每個人的事因幾乎都不一樣，我判斷：可能與建三江、茂名PX抗議、及溫州強拆教堂等事件有間接關係，警方通過主動打壓民主黨，勢必導致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及其成員把主要精力收回到關注、營救本黨成員身上，就無力參與、支援、幫助、關注其他重要的民眾維權事務了。這不僅僅是警方以攻代守來減輕民主黨活動對中共浙江地方當局的壓力，極有可能還受到更高層某些勢力的暗中唆使，呼應高層派系惡鬥的需要（至少筆者有多方信息告知本人：2006秋年我遭受「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迫害時，就因「法治浙江質詢函」被高層某些勢力藉機用來脅迫當時主政浙江的習近平先生簽字「決定」，習近平先生「將計就計」才化險為夷。本人雖在多種場合講過「個人恩怨得失比之於國家大義，不值一提」，但此話只對本人有約束力，不能也無權干涉其他任何人、包括民主黨同仁對於「恩怨情仇」的價值判斷）。
尤其可笑的是，對於徐光、譚凱兩人傳喚以及刑拘，據目前我所掌握的信息，是因為徐光、譚凱兩人參與了「民主大同思想研討」微信群裡「共產黨一大有南湖的一條船，將來民主黨一大說不定來個西湖的一條船」之開玩笑，被故意設局或利令智昏的特務們當做了陞官立功的「救命稻草」。在此，我有必要做出如下說明：
第一，直接「代表」中共當局來與我打交道的杭州市公安局與拱墅公安分局的歷任國保（在民主黨公開組黨之際還叫「政保」）曾多次問過我這樣的問題：樹慶你是否參與過中國民主黨一大的討論與籌組？我是這樣回答的（多次重複）：民主黨的一大是遲早要召開的，在召開一大前，幾乎每個民主黨員都會想到這件事，一大問題是我們日常聊天中經常提及的問題，我也不知道說過多少次。實際上，不管是誰，所談論的中國民主黨一大，都是說說而已，更確切地說是在開開玩笑罷了。這是因為在中國大陸開放黨禁前民主黨不可能開成具有普遍代表性又符合民主程序的一大，所以你們大可不必將任何談論中國民主黨一大的人作為政治迫害對象。
第二，中國民主黨力圖將自己建設成一個尊重與恪守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的開放性政黨，始終嚴防自身演變成獨裁專橫的列寧主義政黨，因為我們深知列寧主義政黨的結果就是黨魁支配組織、組織綁架國家、國家壓制民眾。既然如此，可以肯定，在開放黨禁前，無論海外、還是國內，任何人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即組織召開一個具有普遍代表性又符合民主程序的一大。如果幾個人勉強湊合、草草完事地開成了所謂的「中國民主黨一大」，其做出的決定很難讓其他沒有充分表達或有效參與的民主黨成員或組織遵從，其結果是導致民主黨部份組織的變質、也加劇整體的分裂內鬥，不僅難以實現民主黨捍衛人權、推動中國實現民主法治的進程（現階段主要通過履行在野黨對於執政黨中共的監督制衡，併發展自己來加強這種制衡能力），也有違與民主黨「和平（非暴力）、理性、公開、合法（法治）」的行動準則之「理性」準則。所以說，任何民主黨人目前所談論的一大因其缺乏可行性，只是停留在口頭的開開玩笑而已，我們民主黨人都沒當真，中共當局倒當起真來了，豈非可笑？中共自己腐朽管不好連累了國家與人民，而濫用國家公器（警察，國家財政供養而非中共黨費私養）管起反對黨內部事務來倒「雷厲風行」，同樣荒唐可笑！
陳樹慶
2014年4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