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4月21日訊】（法廣記者安德烈報導）又有四位中國新公民運動人士被判刑，他們是丁家喜，趙長青，李蔚和張寶成。他們的罪名是：「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前兩位被分別判處3年零6個月和兩年零6個月；後兩位各判刑兩年。加之年初被判四年徒刑的許志永，被判一年半徒刑的袁冬，以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為旗號的新公民運動遭受重大打擊。

不過在社交網絡上，這些被判刑的維權者贏得一片聲援之聲。與新公民運動關係密切的律師滕彪認為，新公民運動案是政治案件，從本質而言是官方維穩和民間維權的衝突。滕彪在推特上寫道：「讓我們記住這些最優秀公民的抗爭和犧牲。讓我們也記住寫在判決書上的作惡法官，檢察官，以及背後作惡的秘密警察」。

法廣：您把目標直接對準個體的法官和檢察官，為甚麼要提醒人們記住他們？記住這些「寫在判決書上的作惡法官和檢察官」？

滕彪：在中國的司法制度下，這些案件很明顯是政治案件，是寫在判決書上的這些法官決定不了的。包括檢察官和具體的警察，他們都沒有權力去決定這個案件如何判決。但是我仍要說他們是參與了作惡，因為他們並不是沒有選擇，他們並不是被強迫去接這樣的案件，去參與這樣的司法過程。所以在這個體制下，他們是明顯參與作惡的。應該把責任追究到個人，雖然根本的原因是體制。但是，假如每一個人，包括這些法官、檢察官，他們都把責任推給制度的話，那就沒有人對這個惡行，對這個罪行來負責了。當然，如果民間社會能夠有更多的證據，能夠找出這個案件背後真正做決定做指揮的人，那也同樣要記住他們的罪行，並且要保留追究他們責任的權利。

法廣：您提出來的問題是，他們首先應承擔個人作為法官、作為檢察官的責任。在目前的制度下，他們瞭解案情真相的條件是否具備？要他們去拒絕接受這樣一個案子，或者說要他們作出符合法律的判決，這種可能性存在嗎？

滕彪：這個很簡單，首先丁家喜，趙長青等人，包括之前被判刑的許志永等等，所有這些新公民運動的參與者，或在街頭發表演講、或者組織一些活動，舉著標語來要求官員公開財產、或者是通過和平的方式來爭取教育平等權，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合法的行為，沒有觸及任何刑法的條文，而且都是值得這個社會表彰的、肯定的行為。這通過常識就可以判斷。第二點，這些法官檢察官都受過法律的訓練，他們很清楚對這些人判有罪是完全不成立的，這些行為從法律的角度沒有任何社會危害性。其它的不談了，只有這一點，它就無法定罪。所以，他們明知道無罪，而參與有罪的判決，這一點他們是無法擺脫責任的。雖然情況不完全一樣，有一些法官檢察官參與是主動的，積極地參與作惡，在這樣的案件當中爭取政治表現，為了將來往上爬；也有一些可能不太情願，不是那麼積極。但不管哪一種情況，他們的責任都是不能逃避的。

法廣：包括三個月前被判刑的許志永，新公民運動參與者非常重要的一個要求就是要求官員公示財產，但他們被指控的罪名卻是擾亂公共秩序，您認為這是一種政治判決，擾亂公共秩序罪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滕彪：這個罪名顯然是不能成立的。第一，他們通過和平的方式；第二，他們沒有擾亂任何人的正常的生活，更沒有擾亂公共場所的正常的秩序。也就是說，找不到任何受害人說他們正常的活動受到了騷擾。所以，從一開始，對新公民運動的鎮壓，對這些人的抓捕和審判都是非法的，這背後，顯然這是維穩的政治或者是當局刻意政治化的一個結果。

法廣：新公民運動是一個和平的，非暴力的運動，這個運動為甚麼會成為一個重點打擊的目標，參與的一些重要人士一個個被抓、一個個被判刑？

滕彪：新公民運動雖然正式發起的時間並不長，但是這一運動已經有很長遠的一段背景。它和2003年我們成立的「公盟」有直接的聯繫。公盟在10年多的時間裏做了很多推動人權和法制的工作。09年公盟被取締，但是我們換了一個名字叫「公民」，繼續推動人權法制工作。再後來就正式推出新公民運動。

新公民運動有很多活動，包括要求官員公開財產，教育平權，還有公民同城聚餐，幫助訪民圍觀黑監獄等等。這些活動，在中國民間維權活動不斷發展的一個大背景下，越來越有一定的街頭化和組織化的色彩。很多人開始在街頭徵集簽名，或者舉標語，喊口號，發表演講；另外一個就是參與人數不斷在增加。它雖然不是一個傳統的政治反對組織，但通過互聯網，它能夠動員越來越多的人，這樣的話，當局在維穩思路之下，認為新公民運動對他們的統治是一種威脅。他們害怕人多，害怕公民聯合起來，也害怕民間有一些政治性的訴求。所以，從根本上說還是維權和維穩的衝突。

（原標題：滕彪：讓我們記住作惡的法官）

（責任編輯：李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