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3月15日訊】中共的「兩會」民間稱「二會」，每年都會有一些天雷滾滾，很「二」的「提案」橫空出世，給那些呵欠連連、鼾聲陣陣的代表們起到提神醒腦的作用。今年就有一位政協委員認為，「《水滸》這樣的電視劇應該禁播，戰爭題材的電視劇要有所控制，這些都和暴力相關。《水滸》是舊時代的名著，與我們時代不適應。」

在紅朝那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文化環境中，大概沒有其他古典文學名著能像《水滸》那樣命運多舛。在需要時，捧到天上，不需要時，踩在地下。或捧、或批、或禁，只取決於領袖和黨的需要。

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談到少年時在私塾讀書的情況時說，「我讀過經書，可是並不喜歡經書。我愛看的是中國古代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其中關於造反的故事。」這其中就有《水滸》。梁山好漢「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對當年那個叛逆的湖南少年，估計沒有多少吸引力，而嘯聚山林、快意恩仇、殺人放火的夢想在毛家少爺的心裡早已落地生根。

美國作家特里爾在其著作《毛澤東傳》中寫道：1919年春，就在北京的學生提出砸爛孔家店時，毛去了山東，遊覽了泰山和孟子的出生地後，又到了梁山，「就是《水滸傳》中英雄聚義的地方。」這個經歷在文革中由江青證實，應該是確有其事。按照毛當時的資歷，想從當時圖書管理員月薪8塊大洋升到像陳獨秀教授一樣的月薪300大洋，是難上加難。1920年代的中國正是軍閥割據、風起雲湧的時代，像屢試不第的黃巢或丟掉驛站飯碗的李自成一樣，不甘居人下的毛澤東同樣摸到了那個動盪年代的命門：只有舉旗造反，才有出頭之日。雖然毛當年在考察宋江的「革命」道路時，八百里梁山水泊早已是滄海桑田，但占山為王是毛揮之不去的梁山夢。八年後夢想終於成真，並按照《水滸》中「火拚王倫」的故事，在井岡山重新演出了「火拚王佐」等人的戲碼。

40年代初期，毛在延安曾說過：「梁山的好漢，都是些不甘受壓搾，敢於反抗的英雄。」後來毛反復講「《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它描寫的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水滸》被毛上升到極高的政治高度，他自己也儼然是梁山好漢的化身。毛雖然也短暫接受了中央政府的招安，但那只不過是權宜之計，「殺去南京，奪了鳥位」才是目的。「乾爹」斯大林的勸阻，都動搖不了打過長江的決心。

下山摘了桃子的「偉大的舵手」，這時看《水滸》的角度也完全變了。再也不提革中央政府的命，現在要革的是「眾頭領」的命。毛不僅從《紅樓夢》看出「階級鬥爭，出了好幾十條人命」，還先後從《水滸》裡看出了「路線鬥爭」和「修正主義」。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突然開展「反右傾運動」，彭德懷等人被打倒。但是面對「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困難和基層幹部的指責，毛若有所指地說：「李逵是我們路線的人，李逵、武松、魯智深，這三個人我看可進共產黨，沒人推薦，我來介紹。」很顯然，「偉大的統帥」需要像李逵一樣頭腦簡單、忠貞不二的打手為自己保駕護航。這時也喜歡看《水滸》、病怏怏的林彪跳了出來當起了「李逵」。

但隨著「林版李逵」折戟沉沙，「走資派」鄧小平復出，鄧、周合流，有部分否定「文革」的苗頭後，毛又打起了《水滸》的主意。1975年8月至1976年10月，中國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評水滸，批宋江」的運動。報紙上刊出了毛的「語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江青更是直接捅破窗戶紙，「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水滸》被當成了影射政治對手的暗箭。

隨著「紅太陽」的隕落和「文革」的破產，《水滸》也獲得了短暫的安寧。但隨著江澤民的「腐敗治國」，《水滸》的「誨淫」功能被故意放大，各路美女紛紛以扮演「潘金蓮」、「潘巧雲」為榮。另一方面，中共幹部自由落體式的腐敗墮落，幾乎各個機構都充滿了「高俅、童貫、蔡京」式的幹部，所以現在擔心《水滸》的「誨盜」作用，害怕人民起來反抗，催生出新時代的「晁蓋」、「宋江」也就不足為怪了。

《水滸》在明初成書後，故事在民間說書和戲文中得到了廣泛流傳，到明末崇禎時期，在政權風雨飄搖的時候，《水滸》被嚴厲禁止，但還是沒能逃脫覆亡的命運。《水滸》現時的遭遇，也昭示著中共正在走向同樣的歸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