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3月12日訊】
在我變得堅強之前
木子燕（Piscataway ）
涉世未深，我就被命運帶到了一個陌生的國度。我除了集聾子、瞎子、啞巴（對英語不會聽、不會看、不會說）於一身，沒過多久又普升為最高級的非法移民之一，從此心裡又多了一種怕。所以做人是小心翼翼的，不敢遷怒於人。能潛伏下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兒。
對於我們這些沒有獎學金的自費留學生來說，在美國的生活情形是另一番的不同。除了努力學習，保持身分外，與有綠卡人士結婚是茶餘飯後的話題。於是不漂亮的嫁老外，漂亮的想法兒做闊太，意志堅強的誓做愚公克服萬難。我把自己規範在最後一類。好多年後， 在拿到公民紙的那一刻沒有熱淚盈眶，也有沒山呼萬歲，更多的是坦然淡定。因為這張紙的字裡行間，有著我無數的心酸，更有我無數的堅強。
這是個我在變得堅強之前的故事。
很久以前的法拉盛，沒那麼多的中國人，中國店屈指可數。成衣廠不少，所以競爭就多了。眼見著成衣廠進了淡季，我的民生受到了威脅。但我的台灣老闆娘對我很不錯，怕她罵我沒良心，想另找份工，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才是。一日放了工，邊走邊諑磨，一抬眼到了那家台灣夫婦開的魚店，沒多想，就先進去了。結果，他們說：「明天來試試吧」。
第二天一大早，來到魚店。在老闆娘的指導下，從後面的冰櫃裡搬出一箱又一箱的魚，先把冰餔在有隔間的木櫃檯上，然後，把魚以不同的種類分別碼在木格子裡。這時老闆娘交代我要為顧客挑魚、稱魚、洗魚，然後交給她去結賬。一切就續，我就開始了埋頭苦幹。正值中國新年前，魚店還是挺忙的。店裡除了冰，就是水，但是沒有暖氣。一可始，幹得還起勁兒，漸漸的，隨著手上的口子越來越多，帶鹽的水沾滿了雙手，實在難忍。把凍得又紅又腫的雙手放在嘴邊兒，使勁地哈些熱氣想暖暖手，不曾想在吸氣的一剎那，那魚腥的味道，差點兒讓我背過氣去。用水管兒的自來水去清洗，也是格外的冰冷。看見老闆娘那收銀台下面的小電爐，那個唯一有熱氣的地方，真想去暖暖我那像紅羅卜般的雙手。但轉念一想，這是第一天試工，別讓人以為我在偷懶兒，只得作罷了。就這樣，我又一往如初地在冰茬裡翻來覆去的為顧客挑魚、稱魚、洗魚。老闆娘臉上的笑容似陽光燦爛，我臉上的表情 卻是麻木討厭。全身的肌肉跟那凍冰冰躺在冰嚓裡的魚沒甚麼倆樣，只不過我是帶口氣兒罷了。
好不容易挨到收工，我用全身最後的力氣使勁往家走，心裡想的只是那放滿熱水的大浴缸。
熱水把浴室弄得煙煙霧霧的，還外帶著那重重的一直跟我回家的魚腥味。我把身上的衣服一層一層地扒下來扔在地上，坐在近乎難忍的熱水裡，用肥皂在身上搓來搓去，恨不能把剩下的那層皮也搓下來。望著本來纖細，現在卻像紅羅卜般的手，我的眼淚嘩啦啦地流下來。這已經是忍了好久好久的淚水了。而我只能關起門來，在它的背後默默地流淚。如果我當初接受了外公和外婆的建議，嫁給那個有綠卡的帥哥，也許就不會受這等洋罪。我拒絕為綠卡嫁人，唯一的信念是不為五斗糧而折腰。我的反抗和選擇換來了如此的懲罰與逆境。「我錯了嗎？」我不覺自歎不幸，越想越委屈，望著窗外的月亮，我說，「媽，我好想回家。」我的脆弱此時在這小小的浴室裡被發洩的淋漓盡至。鏡子裡煙騰騰，不見我的面孔，磨難裡朦朧朧，不知何去何從。
哭累了。心裡的埋怨和不平衡只能讓它留在那裡，生活還要繼續。擦乾眼淚，忘記那魚店的無法面對。明天還是回衣廠吧，好在沒人知道我的背叛。衣廠的情形也不很好，但最起碼那兒冬天有暖氣，也不必在魚腥味裡打滾兒。我繼續尋找我的機會……
這是我一個知難而退的生活經歷。從愚妹妹變成愚阿姨，只怕不日要做愚婆婆，但愚公的精神一直牢牢記心裡。
我的高中
驁涵 （River Edge）
五十年代初，杭州教育局，將中學的名稱都改成枯燥的數字。甚麼惠嵐、聯合、安定、清華、樹范、宗文等中學分別變成杭州二、六、七、八、九、十中。排頭兵杭一中由杭高和建國中學合並而來，也就是現在的杭州高級中學，它是浙江名校，前清的貢院就設在這裡，民國早年是浙江兩級師範。1955年時，杭一中校舍很大，從貢院前街往北一直到體育場路。教學區七進二層樓，非常整齊。據說是參照東京帝國大學格式建造的。還有科學館、音樂教室、游泳池等設施，在浙江是首屈一指。
杭一中1955屆高一有13個班，我在高一（1）班，年齡最小的班。我們是和尚班，沒有女生，清一色的小伙子。保持幾個和尚班，是杭一中的傳統。在這個班，我只待了一學期，寒假回家打籃球，著涼感冒、得了肺炎，耽誤了學習時間，只得休學一年。
1957年年初，我回到杭州一中，插入下一屆的高一（3）班，也是和尚班。同學之間差別很大，有同學父親是大學教授，或者是總工程師，也有副市長的兒子。據說一個烈士的兒子，是團支部書記。後來說他父親是叛徒，就當不成書記了。
「大鳴大放」時，一個姓陳的同學說，班幹部都是團員，這是「團天下」，後來受到重點批判。我那時喜歡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特別是他的《馬丁伊頓》、《野性的呼喚》、《狼》等作品，並深受其熱愛自由的影響，嚮往吉卜賽人放浪不羈而浪漫的生活，崇尚「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我認為，自由是做人的尊嚴，剝奪自由，比剝奪生命更為殘酷。因此被說成是個人自由主義者，也歷經很長時間的批判。作為懲罰，在勤工儉學中，分配我到鍛工廠打鐵。鍛工師傅特別嚴厲，八磅大硾一口氣要打二十多下，一天下來雙手都是血泡。第二天繼續打，血泡破了，血絲和汗黏糊在一起，鑽心的痛，眼淚都要出來了。這種觸及皮肉的批判，撼不動年輕人的靈魂。我還是認為自由是人生來的權利。我說不怕「標異立新」，但不要「裝腔作勢」；「運動是永恆的，沒有甚麼終極目標」等，都被當作「反動言論」批判。
許多同學與我劃清界限，不願和我接近。PFZ同學是唯一的例外。他來自安徽淮北，父親是個南下幹部，在婦幼保健院當領導，與眾多女性相處中，似有緋聞。他母親在安徽老家，叫他先到杭州，給他父親個約束。不久他母親和弟弟同來杭州，也沒有管住父親，最後他父親被調到浙南一個縣醫院去當院長。PFZ同學考取了浙江大學固體物理專業，畢業後分配到廣東南嶺一個礦山。那裡女性很少，只好讓他父親在縣城給他介紹了一個對象。因為長期在放射性元素下工作，影響生育能力，他們沒有親生兒女。PFZ同學的遭遇是個悲劇，因為他出身好，可以考取浙江大學固體物理這種好專業。因為需要，他必須去重點的、保密的單位工作。可是他沒有愛情的自由、也沒有健康的自由、更沒有生育的自由。百病纏身退休，回到南方縣城，不懂當地方言，孤獨的生活陪伴著他的殘年。
那幾年怪事很多，提倡「四紅」，搞「勞衛制」達標，半夜在操場跑1,500米，不到三圈就說到了終點，弄虛作假，自己都覺得可笑。消滅「四害」，PFZ同學和我跨過錢塘江，到蕭山農田抓老鼠。一天只搞到一隻老鼠，將尾巴縛在竹竿上，搖搖晃晃進了杭州酒家，吃了一碗湯年糕，就得意洋洋地回到學校。不知是怎麼搞的，寢室的臭蟲特別多。校方在操場邊上支起兩個大鐵鍋，將水燒開，把雙層大木床放進去煮。開始臭蟲少了一些，沒有幾天，臭蟲更多了。幸而不久我們畢業了，也免遭臭蟲之苦。
學校先是「大鳴大放」，後來反右鬥爭。校長金亮是個好好先生，很樸素，大家都尊敬他。崔東伯老師是副校長，在教育界很有威望，是所謂花瓶式的「民主人士」。書記邢經書老師為人正直，但他必須執行上頭的指示，造成他個人的人生悲劇。教生物的竺老師閒談間說了一個笑話：戰爭多，寡婦多，貓多，老鼠少，三葉草長得好，糧食就增產。這個笑話也是他成為右派的一個理由。幾個有真才實學的老師，像俞易經、洪坦等都被打成右派，他們遭批判鬥爭後，去農場勞改。也有老師，神氣活現。有個姓王的政治教師，趕走右派老師後，頭髮油光，皮鞋錚亮，談笑風生，正是不可一世。
洪坦老師原來在溫州日報工作，他愛人錢淑華老師在杭州女子中學教語文。高二時他做我們的班主任，他講課風趣、幽默，平易近人，大家都喜歡他。在學校他有一間單身宿舍，課餘時，我們有幾個同學經常去他那裡，討論各種問題。他喜歡用一個煙斗吸煙，我們建議他戒煙，他說不可以，認為享受是人生一樂。他說如果以後科學發展到可以不吃飯，他還是要吃飯，因為這是一種享受。他認為世上沒有一個人是絕對正確的，除非他已經死了，或者還沒有生下來。由此說他是否定當局的領導，理所當然劃成右派、下放農場，與我們沒有考取大學的同學一起勞動。同學們還是很尊敬他、照顧他、保護他。特別是何聰光同學，事無鉅細、體貼關心，使他十分感動。平反後，他回杭州師範學校，見到邢經書老師，大家敘長問短，邢老師一而再、再而三向洪老師道歉，洪老師覺得很不好意思。其實，邢老師也是潮流使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文革」中吃足苦頭，紅衛兵貼近他的雙耳燃放爆竹，令其雙耳失聰，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洪老師卻因禍得福，他在農場勞動，躲過了「文革」的驚濤惡浪，如今八十多高齡，依然健在，思維敏捷，談笑風生，評論古今往事。可見人生難測，唯正直、剛毅立命於世而無悔。
1959年高考結束後，杭州的夏天多雨，PFZ同學和我游弋在西湖邊上，命運將驅使我們東奔西走，誰也難料前程。依依作別，我回到老家農村，等待高考錄取消息。不久收到南京某高校錄取通知書，是我的第七志願。祖父眉開眼笑，他盼到了我們家族的第一個大學生。YWH知道消息後，頗為不悅。他對我期望過高，他希望我能上更好的學校。殊不知我在學校受到批判，能有一個學校錄取，已經很不錯了。我該踏上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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