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2月03日訊】閒暇時在網上無意看到台灣作家龍應台早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時隔多年，這篇名為《在北京吵架》的舊文如今讀來，仍然令人感慨萬千。

文章大概描述的是某年的假期，龍應台帶著孩子到北京旅遊的一段經歷。作為一個中國人，在祖國境內的某個城市「粗淺地體驗」，這似乎算不上是一件新鮮事。然而，龍應台筆下簡短而犀利的講述卻呈現出另一種「既是祖國又是外國」的糾結情緒。短短一個月的旅程，幾次刻骨銘心的經歷，竟讓這位見多識廣的旅居作家對北京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無所適從。

有人說，一個城市的品格完全可以從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人中得以體現。這句精準而獨到的見解與龍應台筆下的北京似乎達成了某種難得的契合，故事中幾個尋常生活片段、幾句簡單的對白，已然將北京人以及北京這座城市的品質表現的淋漓盡致。尤為經典的兩個片段分別發生在飛機場和集貿市場。飛機場中「語調凌厲如刀片、氣勢如鞭子」的海關工作人員以及言行舉止類似的停車場管理員不僅讓龍應台強壓住了內心的憤怒，更讓年幼的兩個孩子仿若見到了凶戾的野獸一般，驚恐不已。此外，市場裡操著一口京腔的當地商販也「毫不遜色」。除了給人留下「挑釁、抬槓、低級」的印象之外，他們的言行根本無法讓人感受到老北京厚重、古樸的人文風貌。

這就是龍應台帶著孩子在北京數次與人打交道之後所形成的粗淺感受。上至代表著官方權威、城市形象的公職人員，下至體現著本土文化、市井民風的普通買賣人，勾勒著北京風貌的這些不可或缺的社會角色卻在舉手投足、言語交流中向外界呈現出了這樣一個連起碼的禮貌和尊重都蕩然無存的粗鄙的北京。如果此時，我們還能想起北京遍地掛滿的寫著「愛國、創新、包容、厚德」所謂「北京精神」的宣傳條幅，那種明顯的反差、鮮明的對比，便足以演繹出一幕諷刺味極濃的黑色幽默情景劇了。

或許故事中那些不知何時淪為了丑角的北京人只不過是讓人為之慘淡一笑而已，但將這一切看在眼裡的兩個孩子最本真的反應以及最直白的問題卻給人帶來了錐心刺骨的心靈傷痛。當海關的工作人員對著他們的媽媽頤指氣使的叫囂著「你給我過來」時，孩子不解的問道：「那個女人為甚麼那樣對你說話？」當媽媽小心翼翼、故作輕鬆的回答「她沒有惡意」、「她太緊張了」之時，孩子卻弱弱的問道：「就是工作緊張也沒有人那樣對人說話，對不對？」自小生活在德國，並且從未見過這般情景的孩子甚至認為，這就是中國人與德國人的不同。作為母親，龍應台用東德人的反面例子，以及西德人與台灣人的正面例子來竭盡所能的廓清孩子心中的疑惑，也清晰的告訴我們：制度的缺失才是造成人性腐壞的根本原因。

中國從毛時代起，人性的自由便開始禁錮在將獨裁、專制、特權集於一身的極端制度之中。「共產主義」的洋為中用使中國人揹負著「絕對平均」的思想枷鎖，恐懼於個體的差異以及人性的不同；而「集體主義」則將個人的本性和權利扼殺在萌芽時期，是否「一切服從上級的命令」成為優勝劣汰的唯一法則。儘管此時的中國人與東德人有著異曲同工的制度所成之處，且與西德人和台灣人亦有著因制度不同而導致的明顯差異；然而他們的骨子裡仍然留存著中國人幾千年來代代相傳的道德基因以及文明血液。因此，那時的中國人與今時今日龍應台所遭遇的中國人仍然有所不同。只不過，這樣的僥倖在接踵而至的「十年文革浩劫」，摻雜著污穢糟粕、只為政治權貴謀取資本的「改革開放」，以犧牲民眾利益、透支國土資源來換取經濟發展的「與時俱進」中，早已化成飛灰，隨著過往的歷史遺風飄散開去。

由此，忘卻了幾千年精神傳統以及天道祖訓的中國人如今便只能在充斥著謊言與暴力的所謂制度中苟延饞喘、丟了魂似的僅維持著肉體的存活。除了被動而無奈的接受著制度的思想塑造，成為由一個模子倒出的無數個大腦模型之外，中國人能為自己做的實在是太少了。他們的糾結心情像極了龍應台遊歷北京時的那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情緒，在這個習以為常幾近麻木的土生土長的國度，他們的無所適從之感並未由於麻木而不覺。與龍應台一般強忍著不吵架的壓抑感，也從未由於幾十年如一日的歲月蹉跎而漸趨平靜。然而即便如此，今天的中國人卻仍然選擇了在隱忍和沉默中過著欲哭無淚的生活，這才是讓人最為揪心疼痛的根本所在。

當龍應台在北京的市場中忍無可忍的與商販發生了一次爭吵，她試圖向驚恐中的孩子解釋「媽媽只有在不公平的時候才吵架」之時，孩子卻委屈地勸說道：「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不公平也不吵架？」或許這句發自本心的純真之言能讓我們更加深切的體會出，中國人在面對不公平的制度造成自身的不公時，仍然會選擇隱忍、「不吵架」的根本原因。在暴徒面前，出於極度的驚恐，或許隱忍才能換取一線生機。這是人性自我保護的本能，也是中國人為了活著而自我安撫的僥倖心理。然而殊不知，對於中共這種不給他人留下任何餘地的暴戾之徒，隱忍不發除了帶來變本加厲的傷害之外，絕沒有一絲轉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