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10大罪狀之一:偽造身世 竊取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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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4年02月21日訊】項守信是根據呂加平揭發江澤民的二奸、二假的材料「一奸是其父江世俊是偽滿漢奸,二奸,江澤民是蘇俄姦細,一假是早期的假地下黨員,二是假烈士遺孤」所創作。

呂加平的揭發信是實名-公開的,是通過郵局寄給國家領導人,包括已退休的國家領導人、以及各自轄市、各省市領導人、以及新聞媒體、大專院校等等,長期無人反駁,無人控告,無人敢動呂加平。「足以證明呂加平把江澤民的二奸二假判了死刑」。呂加平的文章還用事實駁斥了美國作者寫的(江澤民傳)和江澤慧接受採訪時說的謊言。以下是呂加平的揭發材料:

呂加平文前說明(2009年12月5日)

文前說明:此文是筆者12月1日所寫,並已通過公安國保和國家安全部門的組織系統呈交於中共黨中央、胡總書記、中央政法委、中紀委、公安部和國安部等領導及部門,筆者於12月5日對該文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現以12月5日的版本為準,並作為附件附於12月26日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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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站在中國最高權位上發號施令十數年並又當「太上皇」的江,在其神聖不可侵犯的唬人畫皮裡面,裹著的竟是一個「二奸二假」的黑核心。其黑核心中 「二奸」的第一奸,是江本人和他的親生父親都是日偽漢奸,第二奸是,他還是一個效力於蘇聯克格勃情報間諜機關和向俄出賣奉送大片中國領土的蘇俄姦細;其 「二假」的第一假,他是一個冒充解放前加入中共地下黨的假黨員,第二假,他又是一個冒充中共烈士江上青養子的假革命烈士子弟。關於江的這個「二奸二假」嚴重歷史問題以及他的政治詐騙問題,據筆者所知的情況大致簡介如下:

一、日偽漢奸問題

江的生父叫江世俊,排行老大,日寇侵華初期他投靠日本,成為華中地區以梁鴻志為頭目的偽南京維新政府漢奸要員。1940年3月,於1938年12月 中旬投降日本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攜其妻陳璧君率領陳公博、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一批國民黨高官要人,與日寇淪陷區地方性的偽華北王克敏臨時政府和偽南京梁鴻志維新政府合流成立全國性的南京汪偽中央國民政府後,他又轉而成為該汪偽中央政府的宣傳部副部長,是一個貨真價實、賣國求榮的日偽大漢奸;江世俊之子江1943年十七歲時在老家楊州高中畢業,這位汪偽高幹子弟靠其生父的汪偽高幹關係,到南京專門為日寇侵華服務、為汪偽賣國反共效力培養漢奸精英人才的汪偽中央大學就讀,並加入了漢奸反共組織,據說曾受到設在上海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汪偽特工組織總部特務頭子丁默村或李士群的接見併合影嘉獎。

1945年9月3日日本戰敗投降,汪偽政府徹底覆滅,作為該賣國反共漢奸政府高官要員的江世俊和其他汪偽大漢奸一樣,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通緝、逮捕和懲處。而國民黨9月收復南京後即於當月26日頒布《收復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甄別辦法》,對日本侵華時期淪陷區裡由日偽掌握的公立院校專科以上的在校偽學生進行審查,對他們是否漢奸予以甄別,一旦查出某學生參加漢奸組織或有漢奸罪行的,即以投敵賣國漢奸罪逮捕法辦。同年10月,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把上海交通大學、重慶交通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三校合併為一,校址定在位於上海徐家匯的上海交大,並把南京中央大學、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列為為日偽服務的漢奸偽院校,對在校的偽學生進行甄別處理。

江因是汪偽高幹子弟,又就讀於汪偽漢奸大學並有漢奸嫌疑,也成為國民黨政府追查懲辦的重點對象。他聞訊後害怕被查出自己的漢奸問題而像其父一樣受到清算嚴辦,所以極為擔憂驚恐而惶惶不可終日,於是來了個「三十六計走為上」,即就迅速離校,匆匆逃跑,隱名埋姓,東藏西躲,流浪奔波。據說後來跑到江西省永新縣一個名叫棉花坪的偏僻村莊躲避了起來,雖因盤纏用盡、難以維繼,但算他命大,被當地一位聽信他編造受難謊言的好心農民收留,並讓他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半年。

在江因怕查出漢奸問題而出逃江西避難期間,國民黨政府對這位漢奸高幹子弟並自己也有漢奸問題的江曾發出通緝令追捕捉拿,而中共上海地下黨學委認為在偽大學就讀的大多數學生只是在學習文化知識的普通學生,而並非是與日偽有密切關係的漢奸偽學生,所以利用廣大學生對國民黨政府甄審偽學生的不滿情緒,發動市內六所院校的學生成立上海學生聯合會,並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的半年時間內組織他們先後舉行了7次上街抗議遊行、8次請願、多次中外記者招待會,南京、北平等地被列為偽學校的學生們在當地中共地下黨領導和鼓動下也相繼遊行抗議,強烈要求國民黨政府取消對漢奸偽學生的審查甄別。剛剛取得抗戰 勝利忙於全國性光復接收而還立足未穩的國民黨政府在此強大壓力下終於同意取消甄審。逃亡躲避於江西的江在得知這個消息後知道大難已過,喜極而泣,便離開永新棉花坪。後來傳說他臨走時萬分感謝那位收留救助他躲過劫難的農民,並在這位農民的一本舊醫書上寫下了如果以後他發達了一定會回來報答這家人之類的感恩之語,還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以表示決不食言而將來必會兌現這個許諾的決心。然後回到上海已與南京中央大學合併的上海交大繼續學業,他的這樁漢奸偽學生案靠了中共上海地下黨這種形式的幫助,就這樣逢凶化吉地不了了之了。

幾十年後,江仍不忘這段使他逃過一劫的避難往事,據說有一次他在去井岡山時途中專門在永新縣停留了一天,並特意專程去了棉花坪小村悄悄地看了看,人們都不知道他為甚麼要到這個不為外界所知的偏僻小山村來瞻顧,也不知道他與這個叫棉花坪的小村莊之間究竟有甚麼不為人知的特殊關係。但此時當年因躲避國民黨追查他漢奸問題而落難於此的江,已是至高無上的中國最高領導人江總了,誰還敢問他這件使他心驚膽戰的可怕往事呢,他也因害怕暴露這個歷史問題而沒有敢去找那位他日後發達了要給予感恩報答的救他命的善良農民,然後在深感遺憾又倍感慶幸的複雜心情中悄然離去。據說1997年時那位農民的後人發現了那本有江留 下感恩報答之言的舊醫書,就想辦法找到也是永新人的尉建行(時任中央紀委書記)之妻的一位親威,想通過尉去和江取得聯繫,圖其兌現報答諾言。但那位尉妻親戚很可能知道江是因漢奸問題被國民黨通緝而來此避難的內情,生怕因此漏了江的這個見不得人的漢奸底細而招來麻煩和災禍,於是就把這位農民的後人給勸住了。

又有一則傳說是,南京大學百年校慶前,校方查到了江原是抗戰後期南京大學的學生,原來當朝江總「聖上」是南大校友,頓時喜出望外、倍感榮耀,即向中央組織部匯報,希望江總能前來南京參加母校百年大慶紀念活動,並能給母校提詞祝賀和一些實惠的好處。不料他們的邀請請示立即遭到中組部領導的制止,勒令他們不要再提此事,更不要請江出席南大校慶。南大校方接此指示後不知其因,深感困惑,上下啞然,不知所措,後來才知道原來江當年讀的是被國民黨定性為漢奸偽大學的汪偽南京中央大學,而不是國民黨、共產黨辦的金陵大學和南京大學。更使人瞠目結舌的是這位現在偉大的江總當時竟是一個被國民黨政府通緝捉拿而要予以 嚴懲的漢奸偽學生,這樣的敵偽身份又怎能請他來出席南大百年校慶而公開出去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讓人所皆知呢?於是只得知趣而退、無奈作罷、不再邀請。但此時江的漢奸偽學生的嚴重歷史問題已經流傳出去而為許多人所知,南大校方在上級的指令下為了掩人耳目,堵人咀巴,不再擴散江是日偽漢奸的「惡劣」影響,雖然沒有邀請江前來南大,卻在百年校慶後所出的紀念文集中專門刊登了江的一篇自述文章,讓他大肆吹噓渲染自己在汪偽中央大學時是如何奔上南京街頭參加示威遊行、衝入煙館賭場禁鴉片禁賭的「愛國」學生運動的。

其實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在當時中國的日本淪陷區城市和學校裡,只有中共地下黨領導反日偽的抗日鬥爭活動,而沒有別的甚麼愛國學生運動,在國統區才有要求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抗日的愛國學生運動。因為在日寇血腥殘暴的武力佔領和殖民統治下,淪陷區裡任何中國學校的師生要想上街抗議示威、集會遊行,進行反對和打倒日偽的抗日學生運動,必會遭到日偽當局的殘酷鎮壓而大肆逮捕關押、嚴刑拷打,甚至格殺勿論。但江把在南京日偽當局允許下所搞的對日偽侵華殖民統治有利的禁煙禁賭活動,恬不知恥地標榜是愛國學生運動,把自己打扮成為一個「愛國者」,但是他這篇自吹文章反而不打自招地供認和暴露了他為日偽服務效力的漢奸學生真面目。

二、蘇俄姦細問題

據網上文章引用國外有關情報部門資料披露,江在解放後被派往蘇聯企業學習和工作期間,蘇聯克格勃情報間諜機關專門給他派了一位名叫克拉娃的蘇聯年輕女特工與他聯絡,要他向蘇方提供有關中國國內、中共黨內的種種消息情報。在克拉娃的領導和指示下,江遵命執行,在數年內不僅把所知道的和收集到的中國各種情報暗中交給了克拉娃,而且還和這位蘇聯女特工成了相好關係。而江在回國後不僅始終沒有把這些情況向黨組織和國家安全部門匯報交代而完全隱瞞了起來,而且與蘇聯克格勃仍還保持有領導和被領導的上下級組織關係,成為一個暗藏在中國內部一旦蘇方有令就隨時可以聽令為其服務效力的蘇聯姦細。後來又據國外媒體曝料,江當上國家最高領導人以後,在一次對俄羅斯訪問時,俄總統葉利欽專門把那位過去曾是江的情報聯絡人兼情人的蘇聯克格勃女特工克拉娃請出來與江單獨見面,讓他倆重敘舊事舊情,以此提醒江必須還要繼續為偉大的俄羅斯效力服務(據說日本有雜誌刊登了江與克拉娃私下會面的照片)。而江也果然不負葉利欽和俄國人眾望,在所謂保障北方安全和與俄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名義下,把黑龍江和額爾古納河對岸及烏蘇里江以東本屬於中國領土主權、相當於40多個台灣省面積的150多萬平方公里中國北方領土,以法律的條約形式拱手相讓、白白奉送給了俄羅斯。如果此事屬實,完全可以證明江不僅是一個賣身投靠日偽並在抗戰勝利後受到國民黨當局通緝的漢奸,而且還是一個打入中國黨政軍最高核心領導層內部出賣國家領土主權和大宗國家利益的蘇俄姦細,所以才使他有「二奸」之「美譽」。

三、假黨員問題

江參加中共成為黨員,在參加時間上有1944年、1946年和1956年三種版本的說法。第一種1944年說是:江在1943年上南京汪偽中央大學時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學生運動,後由該校比他高年級的同校學生、中共地下黨員王嘉猷在1944年介紹他加入了中共地下黨。

第二種1946年說出自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結束後的大會權威公報,該公報在介紹江的履歷時公佈說,他是1946年入的黨。2003年3 月第十屆全國人大結束後大會公報更具體地公佈說,他是1946年4月入的黨。然而中共十六大和十屆人大的這個權威之說,一方面否定了江是抗日戰爭時期 1944年入黨的說法,但另一方面卻也暴露了他在1946年4月入黨之說漏洞百出、疑點頗多、難以成立。

如前所述,江就讀的南京汪偽中央大學在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10月即被國民黨教育部定性為六所漢奸偽大學之一,而江本人則是被國民黨教育部根據同年9月頒布的對偽學生甄別辦法所認定的甄審對象,作為汪偽漢奸高幹子弟的江因害怕查出他在汪偽中央大學裡的漢奸問題,即就跑到江西永新縣棉花坪躲避了半年。他在躲藏期間國民黨政府對他發出了通緝令,而中共上海地下黨則不斷組織學生運動反對國民黨對漢奸偽學生的甄審,到1946年3月,國民黨當局被迫收回對偽學生甄審命令,改為「一面接收、一面上課」的政策,直到這時江才敢離開江西回來。

由於此時汪偽南京中央大學已與上海交大合併後遷往上海,二十歲的江在3月或4月離開江西後就到上海交大恢復學業,可是他剛避難回到上海,就在4月於上海交大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黨,這不能不使人提出這樣的疑問:他剛到上海交大時人生地不熟,怎麼剛一回校就被根本不瞭解他的上海交大地下黨組織吸收入黨了呢?他的生父是國民黨下令逮捕鎮壓的汪偽政府宣傳部副部長,實屬漢奸要犯,他本人也有漢奸問題,並作為漢奸偽學生受到國民黨政府的甄審和通緝,上海地下黨市委和交大地下黨組織對這樣一個有漢奸高幹背景並是漢奸嫌犯的可疑者,怎麼可以不作任何嚴格調查審查和嚴厲考驗就輕易吸收他為中共地下黨員了呢?他是採取甚麼神通手段和依靠何種特別關係在到交大才一個月、甚至可能不到一個月,就能得到上海和交大的中共地下黨高度信任並能夠如此快速順利地入黨的呢?而且即使他是1946年4月在上海交大入的黨,從一些公開的資料介紹來看,他的入黨介紹人只有王嘉猷一人,這根本不符合任何人要加入中共地下黨必須要由二人以上介紹的嚴格規定,那麼他的另一位入黨介紹人又是誰呢?另外,王嘉猷原是他在南京偽中央大學年級比他高的同校同學,抗戰勝利後王是否也隨三校合併而到上海交大來了呢?如果他已在南京畢業而未來上海交大,那麼江的入黨介紹人又怎麼可能會是王嘉猷呢?

還有值得關注的疑點是,中共上海地下黨市委成立於1945年8月9日,當時的學運領導人是後來成為外交部長的吳學謙、錢其琛和後來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喬石等。1946年4月,也就是江從江西避難剛剛回到上海交大時,中共中央直轄的上海局成立。同年6月,國民黨政府從重慶遷回南京,中共代表團同時遷往,並在上海成立了辦事處,直接領導上海地下黨活動,由周恩來在南京遙控指揮組織了著名的反內戰「6.23」大遊行,這以後上海地下黨又向蘇北解放區輸送了大批上海進步青年參加革命。如果此時江已是上海地下黨員的話,這樣的反內戰遊行和支援蘇北解放區的行動他是應該積極參加的,但現在沒有任何史料和當事人可以證明江曾以地下黨員身份參加了「6.23」遊行和接受過中共上海地下黨分配安排的任何任務,因此對於他在1946年4月入黨之說大有可疑之處,這很可能是他自己編造出來的。

第三種說法是,江是在1956年8000名留蘇人員回國後集體辦理入黨手續時才入的黨,當時他在鞍山某企業工作,其入黨介紹人是時任鞍鋼公司總經 理、現在是一位著名擁毛左派老幹部,而這位老幹部1956年介紹江入黨的事,在許多公開場合向許多人說過,筆者本人就曾聽他說過。

如果以上事實屬實,那麼江最多只能算是一個在1956年才入黨的黨員,而不是解放前1946年4月入黨的地下黨員,因此他是一個冒充解放前入黨的假黨員。由此也可見,中共十六大和全國十屆人大對江是在1946年4月入黨的官方權威性發佈是一個與事實並不相符的不正確結論,這也給廣大黨員和民眾以為江是解放前入黨的老革命的誤導而使人們信以為真。

四、假革命烈士子弟與政治詐騙問題

江的父親江世俊明明是日偽大漢奸,而江本人也是一個有漢奸問題而被國民黨政府追查通緝的漢奸偽學生,可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江的公開身份卻是革命烈士子弟了。之所以會有這種根本性改變,是因為據江自己說他的生父江世俊在解放前就已把他過繼給了他的六叔江上青成為其養子了。而1929年入黨的江上青是一位在抗日戰爭爆發初期即1939年8月犧牲的中共革命烈士,因為江是江上青的養子,所以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中共革命烈士子弟了。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這個江上青養子之說在八十年代初首先得到了張愛萍上將的認可。

江上青是江的養父或者江是江上青的養子之說,據說是這麼來的: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次全國性會議上,出席會議的江在散會時有意在會場門口守候張愛萍將軍,當張出來被他攔住後他恭謙客氣地問張是否認識江上青。張聽後一驚,並很是詫異地打量江,然後說,他不僅認識江上青,而且江上青是他的好戰友。又說江上青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後來不幸犧牲了,他一直在懷念這位好戰友。接著他問江是江上青的甚麼人,江立刻回答說他是江上青的兒子,但又馬上改口說江上青是他的養父,他是江上青的養子,他在江上青犧牲後就被生父母過繼給江上青做兒子了。張聽後非常高興和激動,熱情地拉著江的手連連地說:這太好了,江上青同志犧牲以後我們一直在找他的家人,想表示哀悼和慰問,但一直沒有找到。沒有想到你是他的養子,總算找到他的親人了,這太好了!你要繼承你父親江上青革命烈士的遺志,好好為黨工作。

在這次江、張會面時對江是江上青養子之事經江這麼一說,再由張愛萍將軍熱情有餘卻未經調查瞭解地聽信江的這一面之詞以後就加以認可肯定,於是江是江上青養子和江是革命家庭出身的革命烈士子弟之說也就不脛而走了。

張愛萍是怎麼認識江上青並會對他如此讚揚的呢?原來抗日戰爭爆發後江上青在由王明建立並由項英主持的中共中央長江局工作,1938年8月調到中共安徽省委工委民眾動員委員會第八團在大別山開展抗日宣傳工作,當年秋天因皖東北地區被日寇佔領,他被派遣到皖東北泗縣。11月時任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傳部長的張勁夫以動委會名義派他率趙敏、周村、呂振球、王毓貞等組織中共皖東北特別支部,與國民黨皖第六行政區專員兼保安司令盛子瑾取得了聯繫。因盛也有與中共合作抗日之意,所以允許該以江上青為支部書記的中共特別支部來皖東北,並委任江上青為自己的專員秘書兼第五戰區保安副司令和第五游擊區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之職,以便使他以此合法身份公開與盛部進行合作抗日的統戰工作。1939年3月中共皖東北特委成立,江上青為特委委員,當年5月至7月的春夏之際,八路軍蘇魯豫支隊一部進入皖東北開闢抗日根據地,新四軍各部也先後向蘇皖鄂豫敵後實行了戰略展開,其中彭雪楓的新四軍第六支隊創建了豫皖蘇抗日根據地,而江上青統戰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促成八路軍、新四軍到皖東北地區與國民黨盛子瑾部合作抗日的局面。為了儘快促進中共與盛部合作抗日,時任中共豫皖蘇省委書記、八路軍高級參謀兼八路軍、新四軍駐皖東北辦事處主任的張愛萍將軍赴皖東北與盛會談,而江上青在協助張愛萍做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工作對促成這次張、盛會談起到了重要作用,並取得了園滿成功。

但不幸的是,這次張、盛會談園滿結束三天後於8月29日與盛子瑾等率部返回盛部專署司令部的途中,在安徽省泗縣小灣西口遭到企圖破壞國共合作抗日的日偽頑地主反動武裝的夜間伏擊而身中數彈,壯烈犧牲,年僅28歲。張聞訊後非常悲痛,而由於江上青在這次張、盛會談中的出色表現和重要作用,給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張在他犧牲後始終記得他,懷念他,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現在經江這麼一提,張也就回憶起了這樁歷史往事並稱讚江上青,同時也在高興激動的情緒中,懷著對戰友和烈士江上青的懷念之情和對他家人的關懷之意,無意間脫口認同了江自己說的他已過繼給江上青做養子的說法。於是江就拿著張將軍這個親口的公開認同當作金口聖言,到處宣稱江上青是他的父親,他是革命烈士家庭出身。1982年江上青的墓址從埋葬地安徽省東北部的泗縣管鎮崔集遷到了毗鄰江蘇省西北部的泗洪縣烈士陵園,1985年張愛萍將軍親自為江上青烈士題寫墓碑,江立即於當年四月與其妻王治坪率領江上青的兩個女兒澤慧、澤玲夫婦和江氏家族的一些親屬第一次到泗洪縣烈士陵園祭奠瞻仰,這樣一來,江也就從一個漢奸高幹子弟並且自己也是漢奸的敵偽身份,冠冕堂皇、名正言順地搖身一變,正式成了地位崇高、金光燦燦的革命烈士子弟了。

那麼江是否像他自己說的他是過繼給江上青做養子的呢?如果真的如他所說的江上青是他的養父,他又是怎樣過繼和在甚麼時候過繼過去的呢?對於這個問題,江上青的親生女兒、也就是江的堂妹江澤慧撰寫併發表在今年9月22日人民日報要聞版上的《紀念江上青烈士犧牲七十週年》一文中有這樣的具體敘述描寫:

「父親的犧牲使黨和皖東北地區失去了一位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對我們大家庭來說,全家上下,悲痛萬分,在祖父去世後,我們的祖母已經承受不了這樣的打擊。父親留下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母親王者蘭悲痛欲絕。此情此景,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吳月卿手足情深,將次子澤民繼承上青為子,按傳統習俗戴孝祭奠,大伯母吳月卿陪伴母親王者蘭由管鎮郵差歐陽甫帶路到安葬地崔集掃墓。」

江澤慧這段敘述描寫的文字(以下簡稱慧文—筆者)給人的第一感覺是,江是在江上青犧牲以後不久過繼給江上青的。也就是如她文中所說的,江上青犧牲以後,江的生父母,也就是江澤慧的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吳月卿念與其弟的手足情深,所以決定將自己的親子江過繼給已經去世的亡弟江上青,而且還按照傳統的過繼習俗要江為已故小叔披麻戴孝上墳掃墓,以這種祭奠儀式表明他從此以後正式過繼給了江上青而成為其養子了。

這篇慧文是對於江被其生父母過繼給江上青做養子,在報刊上、尤其在極具影響力和權威性的人民日報上第一次有文字記錄的權威性公開發佈,但如果細讀此文,卻可以發現事實卻並不是如此。

在中國子嗣繼承傳宗接代的傳統世俗裡,要把自家之子過繼給本家族或同宗族內的親戚人家做養子,不是願過繼者一句話說一下就可以作算的,而是要召集本家族和同宗族的人,尤其比自己輩份高的長輩族長要到場,主持舉行公開隆重的過繼拜禮和過繼與被過繼雙方長輩立據簽字儀式,並且還要大擺宴席慶賀,方能得到本家族和同宗族的認可,同時還要到當地官方有關部門進行變更親屬關係的公證和登記造冊方能正式生效。就像新人結婚男女雙方必須要到當地政府有關部門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然後還要舉行婚慶典禮,並大辦酒席宴請本家族宗族親朋友好以示證婚,方能成為合法夫妻組成正式家庭一樣。

那麼江世俊在將其子江過繼給亡弟江上青時有沒有請來本家兄弟姊妹和本宗族長輩族長、同輩與晚輩族人到江家祠堂舉行這種正式簽字立據的過繼儀式呢?在舉辦這個過繼儀式之前或事後有沒有到當時楊州市有關官方部門去辦理變更江的親屬關係的過繼公證和登記造冊手續呢?顯然沒有,因為如果真的舉辦過這種按照嗣承傳統習俗的正宗過繼禮儀和辦理過繼的官方登記註冊手續的話,這篇慧文是絕對不會不提的,而是必定是要大書特書地描寫渲染一番的,因為這是江的正式過繼而名正言順、合理合法地成為江上青養子的大事,同時也是江是江上青養子最具權威性和說服力的佐證。何況江家是當時楊州城裡有錢有勢的望族大戶,江世俊本人就是日本人麾下南京梁鴻志維新政府的顯赫高官,因此這個過繼禮儀一定是會辦得非常排場風光的,其到楊州市政府有關部門辦理過繼登記手續也非常方便容易。可是江世俊卻並沒有為江的過繼去辦這種符合傳統嗣承世俗的隆重儀式,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有些奇怪和不解了。

既然江世俊沒有舉辦這種正式過繼的禮儀程序手續,那麼他又是怎麼把其子江過繼給亡弟江上青的呢?慧文中說是按照傳統習俗由江戴孝到江上青墳上掃墓祭典,就算是把江正式過繼給其小叔做養子了。慧文的這種說法顯然缺乏過繼規矩的起碼常識,因為在進行過繼禮儀時被過繼者的男性長輩或本宗族族長必須在場主持儀式,也必須當著本家族宗族履行包括立據簽字在內的過繼手續並得其認同,而且還應該在事先或事後辦理官方繼承關係變更登記。但是這次把江過繼給江上青做養子而去戴孝掃墓祭奠,只有他生母吳月卿和嬸母王者蘭陪同去了,而決定和主持這次過繼的他的生父江世俊卻沒有去,其他一切過繼的規矩、禮儀和手續更是一項都沒有。而本家親戚,尤其是兄弟子侄直系之親,在隨同本家族死者家屬上墳掃墓祭典時也要披白戴孝,這是殯喪禮儀的正常規矩,所以這次在生父不出面的情況下江戴孝為叔叔江上青祭奠掃墓,只能看成是他和生母作為江上青的本家親戚隨江上青的遺屬王者蘭等一同去給江上青上墳掃墓而已,而並不是在辦理江過繼的禮儀和手續,因此這不能算是過繼,也根本不是過繼。因為哪有隨同死者遺孀遣孤上墳掃個墓,而且又沒有其生父和族長同去舉行過繼儀式,就算是把親子過繼給亡弟了,這真是欺人不懂過繼規矩常識的天大荒唐和笑話,因此慧文中「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吳月卿手足情深,將次子澤民繼承上青為子」的說法並不能成立。

其次,這次江由生母和嬸母一起到安徽泗縣去給已故小叔掃墓,是由管鎮的一個名叫歐陽甫的郵差帶路才找到在崔集的江上青墓地的,可見這時江上青已埋葬他鄉多年,連其妻王者蘭都找不到他的墳地了,而是要請人帶路才找到。也就是說江等的這次由人帶路去江上青安葬地掃墓,肯定是在江上青犧牲埋葬多年以後才去的,這表明即使江被過繼給了江上青,也是他犧牲多年以後才辦理的,而不是在他犧牲以後不久過繼的。

再者,江上青僅比江大十五歲,江上青遺孀王者蘭如果比其夫小的話,她只比江大十來歲,年齡相差不大的他們之間甚至可以以姐弟相稱,因此江如果要過繼到這位已故小叔家當養子,他可以當他姐姐的年輕寡婦養母不僅要撫養兩個幼小的孤女,而且還要負擔已經十三歲並已是中學生的江的全部生活和學業費用,已經悲痛欲絕、不堪重負的寡婦王者蘭此時有這樣的家境條件和經濟能力供養得起江嗎?如果沒有,這種更會加重王者蘭全家困難的過繼對江上青家又有甚麼好處呢?

因此,透過慧文可以看到的真實情況和問題是:

1、即使江被過繼給江上青做養子,也不是在江上青犧牲不久後過繼的,而是在江上青犧牲多年後過繼的,慧文在這個過繼時間上卻是用一種似有似無、似近非遠的模糊描述,使人誤以為江是在江上青死後不久被他親生父母過繼過去的,這顯然是為了與江向張愛萍所說的他在江上青犧牲後就被過繼給江上青做兒子的說法保持統一口徑;

2、江的祖父中醫江石溪早在1933年就已去世了,因此他與江的所謂「過繼」沒有任何關係,但慧文中特意提到江的祖父去世和祖母悲痛的情景,想以此來突出和渲染江的父母念與其弟手足之情而要把江過繼給上青為子的必要性,這顯然是在做悲情過繼秀;

3、此時王者蘭一家根本負擔不起江的生活和學業的費用,因此江世俊沒有必要再把江過繼給已很困難的寡婦弟媳王者蘭而加重她家的負擔;

4、過繼的目的是為了使本家族或同宗族無子嗣兄弟獲有養子代親子去傳宗接代,使該被過繼之家的血脈香火和家業家產得到繼承延續。但江世俊將其親子江過繼給江上青的理由,卻是因為看到母親過於悲傷、亡弟遺孀悲痛欲絕、幼小遺孤非常可憐,於是看在自己與亡弟「手足情深」的份上而動了側隱之心的感情原因,也就是江世俊是因為與江上青感情深厚才把親子江過繼給他的。應該說兄弟之間感情深厚可以是多子者向無子者過繼其子的一個原因,但一般來說這不是主要原因,因為它不符合傳宗接代、繼承家產家業的主要目的,因此兄弟情誼的「感情原因」不能成為過繼的主要理由而使這個過繼之說不能成立。

5、江世俊是老大,原名江世候的江上青是老六,按照中國曆來厚長薄幼的傳統嗣承世俗,長子之子是不能過繼給其弟的,尤其長子之長子即長孫,更是不能過繼給他人的。慧文中說江是她大伯父江世俊的次子,但社會上廣為流傳的說法是江是江世俊的長子而不是次子,即是江的祖父江石溪的長孫。那麼江究竟是江世俊的次子呢還是長子呢?如果真是次子,那麼那位長子也就是他的親哥哥又是誰呢?慧文中提到,1985年江率領江氏家族到泗洪縣烈士陵園為江上青掃墓時,所去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江蟄君的,慧文稱他為大哥,而將江稱為三哥,同去的人中還有一位叫江澤寬的四哥,可見江石溪孫子輩兄弟之間的前後排序實行的是全家族的大 排行,而不是以各家為單元的親兄弟小排行。這也就意味著排行老三的江前面有排行老大的江蟄君和排行老二的江某某,這兩人中的一位是江的親兄長,另一位是江世俊的二弟或三弟之子,即是江的堂兄。根據長子如父的中國家族權力分配排位的傳統規矩,江世俊要把江過繼給江上青而要江去為其戴孝掃墓祭典時,即使自己因種種原因不能同去,也應該委託自己的長子即江蟄君和江某某中的一位隨同前去,代替他作父親的長輩身份主持這個次子的過繼儀式,這也算是履行了一部份過繼程序手續。然而這位江的親兄長卻並沒有一起去,這是為甚麼呢?是否因為大排行的老大江蟄君和老二江某某都不是江的親兄長,所以才不同去呢?如果真是這樣,這又可以證明江就是江世俊的長子,而長子是不能過繼他人做養子的。

另外,根據中國家庭重長輕幼的傳統習俗,江世俊對長子的教育培養扶植的重視程度和所會給予的各方面條件,肯定要大大優於次子江,既然次子江可以被送去上中學、大學深造,那麼對於江蟄君或汪某某這個長子就更會著重培養,因此這位江的親長兄一定會比他先上中學、大學受高等教育和先大學畢業,畢業後其父也一定會給他以最好的安排和指導,或專搞學問專業,或走政治仕途之路,或在經濟等其他方面給他提供和創造發展條件,因而此長子必定會學業有成,或仕途有為,或實業有獲而非等閑之輩,甚至可能比大排行老三的次子江更有成就和名氣。但奇怪的是,對於這位江石溪的長孫、江世俊的長子和江的親兄長,卻從來沒有有關他 的消息和蹤影,即使江成為江總後也從未見過有關他的報導,只是這次從這篇慧文中才知道江有位叫江蟄君的親大哥的。於是人們不禁要問,既然江是江世俊的次子,那麼為甚麼不把大排行老大或老二但是江世俊長子的江蟄君或江某某搬出來以確實證明江的次子身份呢?這位大排行老大的江蟄君是不是江世俊的長子和江的親大哥?如果是的話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他是不是也和其生父江世俊一樣在大學畢業後走了投靠日偽的漢奸仕途之路呢?或是幹了別的甚麼事情?解放後和江掌權後他在幹甚麼?現在的情況如何?如果江蟄君不是江世俊的長子,那麼那位大排行老二的江某某是不是呢?如果也不是的話,那麼江就是江世俊的長子了,而長子是不能作為過繼品的。

所以說不論是江上青犧牲後不久,或是犧牲多年後,江世俊都不會把其子、尤其可能是長子的江過繼給亡弟的,而實際上江世俊也是根本不可能給江上青送子過繼的,這其中更重要的是與慧文所說的所謂「手足情深」的「情感原因」恰恰相反的敵對性「情感原因」:

江上青是堅決抗日除奸的中共高級幹部,其兄江世俊是賣國反共的日偽高級官員,雖然兩人都搞宣傳工作,卻是分屬兩個民族敵對陣營而不共戴天、勢不兩立的敵人關係。而1939年正是皖蘇豫華中地區以梁鴻志為頭目的偽南京維新政府助日侵華反共的猖狂之時,日偽在該地區進行了五次大「掃蕩」,八路軍和新四軍與敵偽作戰達200多次,而「掃蕩」清剿皖東北中共抗日根據地並竭力破壞中共與皖東北國民黨軍盛子瑾部的合作抗日,則是日軍和南京梁偽政府的重點任務之一。日本方面和南京梁偽政府以及楊州地方日偽政府肯定知道江世俊是江上青之兄,而江上青又是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傳部要員和聯絡促進皖東北國民黨盛子瑾部與中共八路軍、新四軍合作抗日的重要人物,因此必定會對江上青恨之入骨,重點關注,百般偵探其一舉一動,同時也會要求其兄江世俊或利用家族和兄弟關係,或配合日偽軍和特高課及國民黨投降派、頑固派派人打入盛部行署進行臥底,密切注意和打探其弟的行蹤動向,為日後將其剪除創造條件和機會。

江世俊一方面為了消除因有共黨之弟而使日偽對他有通共的懷疑,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向日偽主子表示自己的效忠之心,並為不久以後在將要與南北兩個偽政府合流成立的汪精衛全國性偽中央政府中謀取高位增添政治資本,所以不僅要與共黨的六弟堅決劃清界線,以博得日偽上司的青睞和信任,而且更要對上級清剿皖東北國共合作抗日活動出謀劃策,打探和提供其弟的消息,為敵偽對其進行暗害所用,以此立功獲取日偽主子的賞識和重用。後來江上青在促成張、盛合作抗日的會談成功後,在回專署途中被獲悉他行蹤情報的日偽頑反動地主武裝事先埋伏襲擊所殺害,而僅半年之後的1940年3月汪偽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時,江世俊果然因對日偽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傳部副部長的高位。

那麼江世俊究竟為日偽立了甚麼賣國反共大功而能得此高昇的呢?他在日偽政府中負責的也是宣傳工作,因此偵探對付在國共合作抗日中搞宣傳和聯絡的江上青活動行蹤,也是他反共職責範圍內的重點任務,他是否在殺害江上青這件陰謀活動中與日偽頑有甚麼提供這方面情報的直接的或間接的關係呢?雖然這其中的內幕真相還不清楚,但不能排除江上青的死與他堅決投敵反共、破壞國共聯合抗日、甚至提供江上青的消息行蹤情報有關的嫌疑,否則他不會在半年後成立的汪偽漢奸新政府中能謀得如此要職。

即使退一步說他與其弟的死關係不大,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就是作為死心塌地效勞於日偽的大漢奸,他不僅不會對其弟的遇害而如慧文所說的有念兄弟 「手足情深」的悲痛傷心,反倒是對其弟的死會表示出終於除掉了會使日偽主子對他產生通共懷疑的最大心頭大患而慶幸甚至高興。而在江上青遇害犧牲之時,或者在日偽還未失敗投降以前的任何時候,他如果要把其子江過繼給被日偽頑打死的共黨之弟江上青做養子而去舉辦過繼儀式和手續,這等於是在告訴日偽自己不僅同情共黨之弟,而且還可能與中共有甚麼溝通關係;也等於是在主動把反日偽通共黨的「紅帽子」公開地往自己頭上戴,由此而招引來日偽上司和軍警特高課對自己的懷疑和肅正,因此他是不可能這樣去做的,否則他是不能在汪偽政府中博得日偽主子的信任而謀到如此要職高位的。

既然江世俊如此害怕與共黨之弟有牽連,那麼他又為甚麼還要其子江去給江上青戴孝掃墓呢?這不也是在自戴「紅帽子」而會使日偽當局懷疑嗎?

其實這個問題不難解釋,因為這次江家到安徽省的泗縣管鎮崔集去為江上青掃墓祭奠之行,不是發生在日偽猖狂侵華的抗日戰爭時期,而是應該發生在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4月以後,這是因為:

江上青在皖東北泗縣小灣西口犧牲後,國民黨盛子瑾部和中共皖東北特別支部把他安葬在泗縣的管鎮崔集,並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在江蘇北部中共抗日根據地泗洪縣宋莊(現孫元鄉)等地的抗日軍民還舉行了追悼大會。可是由於江上青的遺屬和他的本家族人都生活在日寇淪陷區的楊州市而被日偽封鎖,與皖東北盛部國統區隔絕不通,所以得知江上青殉國的消息比較晚。而江家長兄江世俊是日本人梁偽政府的漢奸要員,這一方面因無法越過日偽封鎖線從淪陷區到皖東北國統區的泗縣,因此不能前去參加葬禮和掃墓;另一方面堅決要與共黨亡弟劃清界線並有害弟嫌疑的江世俊不僅自己絕對不會去,而且也決不允許江家人去,否則會暴露江上青家屬的共產黨、新四軍烈屬身份而使江氏家族會被日偽迫害,同時江世俊也會受到日偽上司的通共懷疑而有害於他的日偽漢奸仕途前程。因此江上青家屬和江氏家族的人不論在當時還是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也就是在日本殖民統治的淪陷時期,都始終不能、也絕對不敢去泗縣替江上青上墳掃墓的,直到日本投降、汪偽覆滅以後才有這種可能,所以也就根本不會發生江世俊在江上青死後直到日本投降的六年淪陷時間裏會把其子江過繼給亡弟江上青和其遺孀弟媳王者蘭做養子的事了。

抗日戰爭勝利後楊州地區成了國統區,江上青的家人和江氏家族的人也就可以到皖東北的泗縣去為江上青上墳掃墓了。但這時江世俊已被國民黨政府作為汪偽大漢奸查抄、抓捕和關押,他的幾個弟弟等江家直系親族也被國民黨當局以敵偽家屬而審查管制,江也因自己是偽學生的漢奸問題遭國民黨教育部通緝追查正逃亡江西躲避,加上江上青是中共黨員烈士,所以這時江上青遺屬和江氏家族的人仍然不能和不敢到泗縣為江上青掃墓。1946年3、4月間江從江西避難回來,6月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皖東北解放區被國民黨軍佔領,國民黨當局對漢奸江世俊和其偽屬江家族人的懲治和管制可能也已有所放鬆,這個時候江上青的遺屬王者蘭一家才 有可能去也是國統區的泗縣為其亡夫掃墓。但因江世俊是漢奸身份,甚至可能仍關在國民黨的監獄之中,所以不能同去,其他族人也因怕被牽連而不敢同去,只有江世俊之妻吳月卿和已經回上海交大恢復學業並已是二十歲成年人的其子江可以陪同前往。可是江蘇楊州離皖東北的泗縣路途較遠,又不知道江上青的墓地在何處,同時又怕國民黨發現他們是在為共黨死者掃墓而會給扣上通共「紅帽子」帶來麻煩,所以只能悄悄出發,繞路而行,長途跋涉到了泗縣的管鎮後設法找到了一位知道江上青墓地的郵差歐陽甫,請他帶路,於是王者蘭帶著澤慧、澤玲兩個十幾歲的女兒和兄嫂吳月卿和其子江等一起,根據上墳的世俗傳統禮儀和規矩,都披白戴孝地到位於崔集的江上青墓地為其掃墓祭典。

以上就是這次王者蘭家和江世俊的妻與子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到泗縣管鎮崔集為江上青掃墓的來龍去脈和全過程,時間應在1946年4月以後的當年到 1948年11月淮海戰役發生前的這兩年半時間裏。因為淮海戰役的發生使整個蘇北和皖北地區成為國共決戰主戰場而無法前行,該戰役於1949年1月6日結束後長江以北的華東和中原地區全部成為解放區,楊州也被解放,如果江上青遺屬和江氏家族的人這時前去泗縣為中共抗日烈士、皖東北抗日根據地創建者之一的江上青掃墓祭典,不僅不會有沿途奔波尋找的種種麻煩與不便,而且必定會受到當地中共政府和軍隊領導的熱情歡迎接待和舉行紀念儀式陪同掃墓。可是慧文根本沒有提到此事,可見這次到泗縣為江上青掃墓並不是發生在淮海戰役結束以後至全國解放這段時間,而是必定發生在1946年6月內戰爆發至1948年11月淮海戰役開始以前的兩年半時間裏的某一年,最有可能發生在國民黨全面進攻解放區而使整個蘇北、皖北成為國統區的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半年。而由於這時的江已是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了,如果他也去了的話,他一起同去主要是在一路上照顧其母其嬸和兩個小堂妹旅途上的行路食宿和安全,以及為掃墓進行尋找聯繫和在當地購買置辦上墳祭典用品。而由於他們這是在為中共黨員烈士親屬掃墓,很怕國民黨當局發現和懷疑,所以不敢張揚操辦,而是非常低調地掃完墓後即就返回楊州。由此可見,這次江家泗縣之行也就是一次為死者的掃墓祭典,而根本不是將江過繼給江上青的甚麼傳統習俗禮儀,背有漢奸惡名並可能仍在國民黨監獄裡關押之中的江世俊也根本不可能通過江氏家族這第一次為江上青上墳掃墓而會把江過繼給江上青的,而這也就是他作為江的生父為甚麼不一同前去掃墓的真正原因,因此慧文中關於「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吳月卿手足情深,將次子澤民繼承上青烈士為子」的過繼之說被進一步證明是不能成立的。

據筆者所知,在2003年時關於江是否真的過繼給江上青做養子的問題已經有不少人產生了懷疑,有人還專門去問過時任中國林業科研院黨委書記的江澤慧,她回答說她沒有聽說過有這件事,江沒有過繼給她父親江上青做養子,她的幾個叔伯家也不知道江在解放前被大伯父江世俊過繼給六叔江上青的事,過繼之事這是江自己說的。

由此可見,在歷史事實上根本就沒有江世俊把江過繼給江上青做養子的這件事,這純粹是江無中生有憑空捏造出來的騙人假話,所以江的這個所謂革命烈士子弟的名份也完全是假冒的。

同時也可以看出,這篇慧文顯然不是江澤慧寫的,而是出於江的精心設計之筆,文中故意模糊過繼的時間概念,混淆過繼的禮儀規矩,特意抽掉江家兄弟一個漢奸賣國反共與一個中共愛國抗日偽之間尖銳敵我矛盾的背景內容,也故意掩蓋江世俊的漢奸身份和被國民黨懲處的情況,而大肆渲染所謂江家悲傷之情和俊、青兄弟「手足情深」的悲情,給人以江是江上青犧牲後不久或解放以前其生父母過繼給江上青的假象,以這種公然的撒謊來騙取人們相信江是江上青養子的烈士子弟身份,繼續掩蓋自己是漢奸、假烈士子弟的真實面目,繼續撈取政治資本,去騙取廣大幹群和擁毛左派的的信任。

然而,江上青的親生女兒江澤慧才是真正的革命烈士子弟,有漢奸家庭背景並自己也是漢奸嫌疑的堂兄江則完全是假的,烈士遺孀王者蘭解放後每年到蘇北淮陰新四軍辦事處領取撫恤金,與這個根本沒有過繼給江上青家做養子而且也根本不是江上青家人的江沒有任何關係,而這個以騙術擠進江上青革命家庭並披著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光輝外衣的江,總有一天會被揭發出來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而還原於自己「二奸二假」黑核心和政治詐騙手段的本來面目的。因此根正苗紅的江澤慧沒有必要去跟這樣一個臭名遠揚、劣跡斑斑、奸假貪腐黑五毒俱全而被國人痛恨唾罵的壞人套近乎、拉關係,更不會用偽造歷史的騙人謊言去幫助他借自己父親江上青的英靈為他裹上「革命烈士子弟」的畫皮,而沾污了自己的烈士父親江上青的一世英名和有損自己革命烈士子弟的響亮名聲。

假的就是假的,騙局應該戳穿,畫皮必須撕開,偽裝應當剝去。江假借堂妹之名偽造歷史、竊取先烈江上青的英名而給自己臉上貼金,為漢奸和假烈士子弟身份開脫,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王二勿曾偷」的拙劣表演,反而使自己暴露了「原來江三是個賊」的馬腳而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在江從敵偽漢奸成份搖身一變為革命烈士子弟的整個過程中,如果張愛萍將軍對江是江上青之子的公開認同之事屬實的話,那麼張為江的這個混進江上青革命烈士家庭的偽裝和假冒是起到了很重要的、甚至關鍵性作用的。因為這是出自德高望重、對中國革命和建設有傑出貢獻並且是國防部長的張將軍之口,而且後來張又受江之盛請在1985年親自為江上青烈士題詞墓碑,江也趁熱打鐵而不失時機地馬上前去泗洪為江上青掃墓祭典,這更加肯定和確立了江是江上青養子的革命烈士子弟身份,張的這種極具權威性的做法極大地誤導了人們對江是烈士子弟的身份信以為真而不去懷疑和追查了。後來張將軍知道了江是江上青養子之事是江自己無中生有的編造之詞,才明白原來這是江事先對自己精心設計好的一場騙局陷阱,目的是充分利用張將軍對戰友、烈士江上青懷念和敬重的心理,以自己是江上青養子的謊言,誘使不知底細的張誤以為他真是老戰友的養子而在口頭上和文字上公開加以認可,遂使他可以借張之口之筆冒充革命烈士子弟的誘騙詭計輕易得逞,然後拿著張認同的話到處招搖撞騙,並且像演戲似地到江上青墓地祭典,極其肉麻稱江上青烈士是他「最最敬愛的父親」,他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烈士子弟」,並以此「革命本錢」作為他騙取中央領導信任而往上爬的政治資本,甚至爬到了中國政壇的最高位而竟做了第三代領導人。據筆者所知,張將軍在得知江的這個精心騙局以後,對江的欺騙愚弄極為氣憤,也對自己上當受騙而不慎失言助江假冒偽裝深感後悔,雖然這時他要想對自己的失誤加以糾正已無能為力、為時已晚,但據說這位名震中外的老將軍以後在看電視時凡是電視屏幕上出現江的鏡頭時他就覺得非常噁心而轉檯另看,或關掉電視乾脆不看,並罵江是不要臉的無恥騙子、卑鄙小人。

五、呼籲調查

以上就是筆者所知道的江的「二奸二假」嚴重歷史問題和進行政治權力詐騙的事實和傳言,如果這些事實和傳言基本屬實的話,那麼完全可以說,這是一樁跨世紀的特大奸假政治詐騙案,甚至可以說這是古今中外各個國家從未有過的政治權力超級詐騙案:一對投降異族敵國的父子漢奸、民族敗類,其子竟然能夠冒充詐騙打入敵對者內部高層,甚至爬到了最高權位當上了令十三億國人頂禮膜拜的當今「聖上」長達十數年,還槍指揮黨地當上了「太上皇」,並且直到現在仍還在恬不知恥地以黨和國家第二號人物身份頻頻出場,干政擾政。更有甚者,他還在插手干預十八大的人事安排,竭力想把自己的信任者推舉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和成為十八大他 的隔代接班人,以延續他江家幫天下的權脈。這真是天下絕無僅有的、並且也是世上最為成功的政治權力超級詐騙大案奇案,難怪大多數中國人都罵他是一只鼓眼咧咀、面目猙獰、渾身毒疙瘩、一肚子壞水的「癩哈蟆精」。

在中國歷史上只一人有這樣的「政治業績」,這就是南宋的大漢奸秦檜,但若與江相比,則是小巫見大巫了。因為秦檜投降敵國當漢奸而依靠詐騙混進南宋朝內部只爬到了宰相之位,並沒有成為當朝「聖上」,而且丟失北方大片領土的罪責不在於他,他的父親也不是漢奸,而江的這個政治詐騙業績成就比人人痛恨唾罵的秦檜不知要「偉大」和「輝煌」多少倍了。因此對於江這樣一個特大政治騙子、可怕內奸,其具體表現和暴露出來的「二奸二假」嚴重歷史問題,臭不可聞、人人切齒的「以腐治腐」嚴重貪腐黑問題,以及極其高超狡滑的政治詐騙術和陰險弄權術,筆者認為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去盡一個公民的應盡的義務與責任,儘自己所知向上級如實揭露反映,並呼籲有關部門進行嚴厲調查,同時還應該嚴肅檢查中共黨政幹部審查系統方面在哪些運作環節的政審把關上出了問題,並且追究其所以會發生這種特大失誤事件的原因和責任。

筆者已將此文通過組織系統上交給了胡錦濤總書記、中紀委、政法委以及公安、國安、國保等的領導和有關部門,筆者也希望凡是看到此文並關心此事者能夠響應、支持和呼籲這個對江「二奸二假」和政治詐騙問題的調查,並通過多種渠道將此文遞交給黨中央、胡總書記、中央常委李長春、習近平、中紀委賀國強書記和何勇副書記、政法委周永康書記和公安部孟建柱部長、國安部耿惠昌部長以及中央和有關權威部門,以推動和促進這個調查,而只要一旦把江的奸假貪腐黑蓋子揭開,必將會大有利於全國性反腐敗運動的大規模開展。

(責任編輯:李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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