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2月15日訊】一
斯大林在二戰以後於東歐施行所謂聯合政府一舉，讓近乎百年以後的人們依然爭執不已；關於他的正面意義——據說，斯大林本來確實要施行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因為歷史政治原因而未果；他的負面意義——據說，斯大林成立國際情報局後實施一黨獨裁於東歐，使得原先東歐各國短暫實行的多黨合作，成為類似CCP備受譴責的、蘇－東之「民主先聲」。於是，認清這個聯合政府觀念，成為人們瞭解東、西方CP的一個契入點。在此觀察之中，引發關於CP是不是可以改正自己，改革自己可能性之爭論，乃至出現對於中、蘇兩國歷史上關於聯合政府的歷史評估；導入西方世界，美、歐各國關於在蘇聯、尤其在中國，於二戰以後，引入這個斯大林觀念的爭議。馬歇爾在西歐施行馬歇爾計劃，壓制西方CP，爭奪反CP政府地位。東歐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政府，流亡政府（納粹期間）和王權政府（秉承歷史），雖然無法和戴高樂，邱吉爾和羅斯福－杜魯門政府比較反法西斯功績，但是，他們的作用，就是繼續東歐原來的民主－專制（非極權）政治，而努力擺脫被維也納西邊主宰為變像附庸地位的肖邦式哀歌國家。而在中國，馬歇爾主義究竟如何估價，成為老話題，新含義：這個馬歇爾和那個馬歇爾，究竟有何區別？何以有這樣的區別？其歷史與現實意義如何估計？……是的，重慶談判以後，在CCP配合下，馬歇爾在中國施行抑制蔣介石政權，制止反CP圍剿（東北國民黨軍隊對於林彪殘部的行將殲滅戰……），施行斯大林主義之聯合政府；與此之前，史迪威在四十年代初葉，便成立樂觀其成（CP前途）之延安肯定論組合……所有這些，都是人們回顧斯大林聯合政府乃至毛聯合政府的觀察跡象及其動因。
直到這個聯合政府說，越過幾十年爭議和悲劇結局，導致21世紀CP中改革派人士引出「民主社會主義」說，從而接續這個聯合政府的某種改革合法論和CP重生論（據說它可以和GMD一樣獲得新生呢！）。於是，這個民主社會主義又導致西方社會民主主義與其之關係研討——一個是，西方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以來長入資本主義中之社會主義階段論，導致他們的CP並和於西方議會政體，而事實上認可和參與了西方憲政主義政治；另外一個是——期待CCP長入改革之後之多黨政治前途、而實行自身未來合法化，如台灣GMD與之「聯合政府」（民進黨－國民黨結構）。這樣兩種估計中，歷史上中－東（歐）聯合政府的徹底失敗和毛主義「民主先聲」的徹底幻滅，似乎並未作為政治定論劃入歷史論，現在，中國人仍舊對其幻象與夢，似乎期待著一個新時代聯合政府出世，來一番和解共處的幻象再造，以至於處在完了、未了，悲觀、樂觀之遊戲中，無法自拔，無法自醒；按此邏輯，迄今為止，中國民眾依然由此分裂成為擁護和質疑這個政府形式之兩派（抑或，包含猶疑派之第三種意見。）
然而，蘇、東解體以後，西方之東方（東歐）施行的後CP政治，卻是反其道而行之；因為，只有在沒有CP主導的政體之中，才有回到西方普世價值和民主多黨框架中的所謂聯合政府之可能，之現實;也就是說，實行幾百年來美國四年「顛覆一次政府」之驢－像之爭，之實。抑或，實行西方歷史上無數次誰也不會消滅誰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資產階級），聖俗鬥爭（王權－教權），乃至本族異族之爭（如英國之諾曼人和昂格魯－撒克遜人）……——實現西方歷史現實之永久的那種對於政府權利/力的多黨治衡——而這種治衡，絕對不是因為他們原來要施行CP主導的民主，而是回歸歷史，回歸自古代歷史，近代歷史和現代歷史上的，本來就是自由的那種國體和政體中去。也就是，回歸西方由自治主義發展成為（正面）帝國主義之自由道路；（並由此帶來民族獨立——多半是民主毀棄和專制獨裁後殖民主義乃至後民族獨立之「民族民主」——或言，實行由此及彼的偉大演變，如印度，南非，印尼，埃及，利比亞，突尼斯，等等。）
這個歷史回溯，不是回到CP和斯大林的政府形式；不管是獨裁，還是「聯合」；而是回到西方自伯里克力和梭倫開始的，後來為基督教繼續的，再後來被中世紀自治秉承的，在集權主義（中央政府形式）中幾乎完成的，由民主政體最後實現的那種自由——並且當然包括打擊和毀滅極權主義之禍端於意大利德國和蘇聯——因為這裡重複指出的集權主義和極權主義之嚴格的，本質的和巨大的區別，也是人們如何估價聯合政府絕對和相對之角度：絕對角度是，從理論和歷史而言，自打盧梭和伯拉圖極權主義被西方人摒棄以後，他們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業已變得十分準確和清楚；而相對角度則是完全相反，他們的政客，知識人（一部份）和資本家對於中國問題和CP問題仍舊懷抱著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態度，既不會演繹，也不會歸納，一葉障目，戴盆望天。這種歷史虛無主和西式忘卻主義，使得CP可以與其共享一種G-2或者G-N實用主義——也就是價值菲薄論和利益強調論之無主義實踐；而中國自打20世紀初葉，他們和我們的知識份子，就在這個無主義，無價值，乃至無道無德的所謂問題軌跡和歷史軌跡中打轉；而中國問題首先是解決主義問題，價值問題和政治問題，而不是施行這些問題無法和模糊解決之社會革命和策略操作——這個策略操作的最大分母就是斯大林－毛的聯合政府。
馬歇爾們實施這個計劃書和路線圖的西歐態度，甚至中歐的態度，和對於東歐和中國，完全兩樣。於是，他們對於左翼的包容政治和對於斯大林和毛的包容，並界一體，內置不分，造成極端混淆和最大混亂——與之對比是，他們對於西歐CP的態度，對於CP修正主義的態度，對於多列士和陶裡亞的的態度，乃至對於鐵托的態度，則顯得比較準確和比較得體。他們也不會讓CP修正主義完全代替西方政治，而在法國或者英國，施行與CP輪流執政這類幻型；因為這不是CP模型和民主模型的輪流執政；而是民主模型摒棄之之單獨的和單獨模型中的多黨輪流執政。也就是說，他們的主流政治在勘正了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以後，才可以接納修正主義之各國CP。這一做法與其在歷史上對於庶民和平民的包容政治，包容改革和革命如出一轍。遠在中世紀，在佛羅倫撒，在米蘭，在威尼斯……這類自治中，早有解決階級分野之道，而不是試行布爾甚維克主義——他們那種階級鬥爭，那種階級妥協乃至那種非階級憲政——正好說明CP聯合政府的任何虛假遺產，都不是人類政治遺產中值得珍重，需要繼承和費力思索的事務。不，不管是毛的聯合政府，斯大林的聯合政府，甚至馬歇爾的聯合政府（未完成式），都是中西政治歷史和政體探索中一段黑色幽默。這種幽默帶來的死亡，是為此付出千萬人生命代價的無價值試驗。所以，我們初步探索這段歷史，也是為了證明一個無價值努力的悲哀。
二
反法西斯戰爭是一個歷史悖論。其中如何估價斯大林的作用和歷史地位，是為一個重大歷史課題。在此課題上，如何估價他的反法西斯歷史與政治地位，是為其中之要——隨後，就是他於東歐組建，抑或，同意暫時組建聯合政府究該如何評價。換言之，如果沒有他的反法西斯歷史地位和歷史功績，他組建東歐聯合政府的現狀，就會依然面臨「十四國干預」之。這是一個奇怪的邏輯。我們看到，雖然斯大林主義在人類歷史上早就板上釘釘地予以確認，但是，在確認和不確認之間，如何估計斯大林主義和希特勒納粹，遂成為區隔這個問題的間性討論。我們簡單來說。首先，斯大林打敗了希特勒。這是一個難點。每每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日，總有東、西方雙方政客走上紅場以事慶祝，相繼給予斯大林事實上的認可。不管人們如何估計朱可夫或者其他人的功勳，但是，取代斯大林是不可能的事情。二，這樣，斯大林就被釘在了半是、半非的歷史功績柱和歷史恥辱柱之間呈撕裂之態。三，納粹主義形成是西方世界的事情，而斯大林主義形成，是不是只是西方的事情？而毛的形成呢？所以，在此框架裡，政體的考究和意識形態的解析，成為主流政治研究的必須（就像哈耶克和阿倫特可以預估斯大林，但是，卻無法細解文革和後文革CP資本論那樣，使得事情的預估邏輯呈現闕如和空白——毛，是不是要搞資本主義極權？——蘇聯的社會主義和中國現在的「一個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其間，如何估價呢？——中國極權主義起源於資本過剩，還是無資本，無無產階級？——而兩個極權主義，蘇聯和中國，難道可以用哈耶克－阿倫特資本主義演變論取而代之？……）。
四，所以，斯大林主義是一件棘手的功過評價事宜——就像人們評價納粹，卻很難得出德國功過論一樣；因為德國模式中納粹組合的誕生，給魏瑪民主帶來了危機和毀滅——當然不能說因此就毀滅民主和魏瑪（共和國）；但是，民主在此出現了甚麼失誤呢？選舉希特勒，就是施本格勒權錢預估的「西方之衰落」嗎？——希特勒資本主義和東方之後來的中國之，又是如何一種關係呢？其間美歐之間資本主義中，是資本大於價值抑或相反？相反的力量如何呈現和保障之？五，所以，這個問題延伸到中國。毛主義作為一種奇怪現象，納括了毛成為階級鬥爭神話，民族解放神話，極權神話領袖乃及西方戰略盟友諸多頭銜。給毛一個否定，就是要否定所有和他關係與共的那些東、西方政治人物呵護的神話——比如，戴高樂給予之的神話；蘇加諾給予之的神話；斯大林給予之的神話……諸如此類。
放棄這些分析而枉顧毛與西方同構的系統分析，同樣是批毛和捧毛者共同闕如的分析方式和內涵呈載。六，這樣，毛與斯大林，就會獲得一種與西方體制，西方價值和西方戰略的苟合；這種苟合，在1945年以後出現，就會抹煞真正的西方價值而帶來的價值混淆和體制選擇而出現所謂的「聯合政府」。這個價值混淆和體制替代，不單給斯大林帶來好處，也給毛帶來好處（這個好處，不亞於日本侵略給毛帶來的好處，甚至更好，更及時，更實際；就像1905年日本戰勝給俄羅斯帶來的革命好處和一戰，變戰爭為革命的好處一樣？……）七，最後，人們分析納粹和CP之間異同的工作，尚處在稚嫩時期；其中，CP之公有制（——以後變成私有制－公有制雜交）和納粹之極權私有之關係，尚在探索之中（而略）。這樣，我們看到，在全世界不明聯合政府實質內涵的情形下，斯大林於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也就並不奇怪樂了。
其實例如下（多根據維基等資料顯示之；下略）。
——捷克。
捷克聯合政府的興亡，是斯大林主義帶給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一個悲劇；這個悲劇被命名為「二月事變」；其簡單過程如此。「二月事件是1948年2月下旬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起政治事件。當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一個多黨聯合的政府。1948年初當時任捷克斯洛伐克內政部部長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Vaclav Nosek通過非法手段在國家安全部門和警察部門排斥非共產黨成員。
「2月21日，參與政府組閣的12名非共產黨部長集體提出辭職以示抗議。當時他們認為總統會拒絕接受他們的辭職，繼續保留他們在看守政府中，從而使共產黨因感到壓力而屈服。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卻在全國範圍內發動支持者舉行示威活動，要求總統愛德華‧貝奈斯同意這12名部長的辭呈。
「25日，愛德華‧貝奈斯因擔心爆發內戰和蘇聯紅軍藉此事干涉而被迫同意了非共產黨部長的辭職，並授權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組建由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為主的新政府。由此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完全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權。同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通過其控制的議會舉行的選舉將愛德華‧貝奈斯趕下台，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出任總統。這起事件大大刺激了馬歇爾計劃的實施，以防止西歐更多的國家被共產黨所主導。」（維基）
——波蘭。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該黨（社會黨）以地下組織波蘭社會黨——自由、平等、獨立的身份支持波蘭抵抗運動。1948年，波蘭社會黨內發生致命性分裂，因為共產黨採取薩拉米政策分化任何反對派。愛德華‧奧休布卡-莫拉夫斯基所在的派系支持與波蘭農民黨結成統一戰線反對共產黨。而約瑟夫‧齊蘭凱維奇領導的另一派系主張支持共產黨來完成社會主義計劃，但是反對強制推行一黨統治。戰前的政治敵意仍在對事情產生影響，而農民黨領袖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不會同意與社會黨結成統一戰線。共產黨將奧休布卡-莫拉夫斯基開除，並讓齊蘭凱維奇成為總理，以此利用這種分裂。
「1948年，共產主義者和齊蘭凱維奇一派與共產主義黨派波蘭工人黨（PPR）合併，成立波蘭統一工人黨（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PZPR），成為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而另一派系的剩餘成員隨同波蘭流亡政府流亡國外，倖存下來。
「1987年，揚‧約瑟夫‧利普斯基這樣的左翼反對派人物成立同名政黨，試圖維持原來波蘭社會黨的傳統。但是，新的波蘭社會黨在波蘭第三共和國的政治版圖中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黨。」
（「波蘭共和國流亡政府（波蘭語：Rzad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na uchodzstwie，1939年－1990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波蘭被德國與蘇聯佔領後的波蘭政府，長駐倫敦，領導境外波蘭人的抗戰活動。
「波蘭戰役後，波蘭全境失守。逃出波蘭的軍隊效忠波蘭流亡政府並參與多場戰爭，在前波蘭國境的波蘭士兵組織波蘭地下國對抗前波蘭國境上的德軍。波蘭在二戰後被蘇聯紅軍佔領，由於波蘭流亡政府和波蘭地下國以及蘇聯沒有太多的商談，波蘭成立由蘇聯扶植的共產黨政府，波蘭流亡政府無法重回波蘭。
「雖然二戰結束後該政府未被廣泛承認且對波蘭本土並無實際行政能力，該政府仍持續運作直至共產黨政府結束（1990年）。這一年在列赫‧瓦文薩當選波蘭總統後，波蘭流亡政府最後一任總統雷沙爾德‧卡丘羅夫斯基親返華沙，將波蘭共和國全部法統象徵（總統旗幟、國璽、總統印信、總統綬帶、1935年憲法之正本）交給了新政府。1992年波蘭新政府宣佈承認流亡政府所頒發的所有。」）
——匈牙利。
「1944年12月21日，在蘇聯支持之下，匈牙利共產黨、獨立小農業者黨、國家農民黨、匈牙利社會民主黨在德布勒森宣告成立匈牙利臨時國民政府。總理是前匈牙利第1軍團司令官米克羅甚‧貝拉，但卻未設有總統或國王等國家元首。幾乎支配匈牙利全境的蘇聯軍隊對臨時政府有很強的影響力。
「戰後的1945年9月，獨立小農業者黨的蒂爾迪‧佐爾坦成為首相。11月，在匈牙利全國舉行了選舉。獨立小農業者黨獲得57％的選票，共產黨獲得17％的選票。然而駐匈牙利蘇軍司令官克里門特‧伏羅希洛夫拒絕小農業者黨單獨政府的成立，強制組建了由共產黨員擔任重要職位的聯合政府。議會通過了導入共和制的法案，蒂爾迪被任命為總統，納吉‧弗倫茨被任命為總理。
「1946年2月1日，匈牙利第二共和國成立，匈牙利王國宣告滅亡。然而，匈牙利第二共和國在1949年被實行匈牙利勞動黨一黨獨裁體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和其他東歐諸國一樣成為蘇聯的衛星國。」
——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
米哈伊一世（羅馬尼亞王國）和西美昂‧薩克森-科堡-哥達斯基（最後一位保加利亞沙荒）的共同歷史，就是受到蘇聯支持，反對法西斯；以後，又受到蘇聯廢黜或者排斥而了；流亡海外；最後，在蘇東解體後回到本國執政一段時期。
——東，西德。（略）
三
以上實例，說明了以下幾個問題。1，東歐政體，即便是處在沙皇和王權之下，其國體仍舊不能釋懷於蘇聯體制，如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王權歷史之衰落與復辟；當然，是在民主形式下的「復辟」。2，斯大林主義「歷史先聲」，不過是一種先蘿蔔、後大棒的狼與綿羊的殘暴遊戲；這個遊戲的雙方，最後，都會先後失敗於這個極權主義；再於之解體後，施行解構後的再結構，再復興。3，社會民主黨形式和內涵的社會主義或者社民主義有兩個走向：一個，是所謂的「在社會主義體制中尋找個性解放」的赫爾岑主義——也就是民粹主義和村社主義——這個主義，帶來了類似波蘭體制中（於二戰時期）之「農民黨」和「工人黨」之間似是而非的爭執與政爭；而不管是工人黨還是農民黨，只要其社民主義忽略西方社會的自由主義乃及其政黨組建和訴求，這類社會民主主義很快就會墮入社會主義和CP本性，從而遠離那些即便是法國共產黨式的，多列士式的，交出十幾萬軍隊武器的CP式法國形式。4，另一個是，社會民主派變成非社會主義的，非布爾甚維克派的，非極權附庸的真正加入西方政黨政治的那種社會黨，工人黨或者其他——因為他們是作為左翼而加入主流社會之政治框架的——從而不是東方意義上的社會民主黨，而是西方意義上之。5，斯大林主義之所以給予聯合政府一個一度支持和贊成，只是他的策略之舉，之據。（我們看到的資料也是這樣顯示的——見《論斯大林在東歐推行的聯合政府政策》呂雪峰/下同
「在1945年召開的雅爾塔會議上，為了解決被解放的波蘭臨時政府組成問題，蘇聯方面提出了在波蘭臨時政府（即盧布林委員會）的基礎上增加波蘭流亡人士中的某些民主派領袖的建議，並許諾在臨時政府組成後盡速進行選舉組建永久性的波蘭政府機構。而羅斯福則建議召集波蘭各方代表成立總統委員會，就組成新政府問題舉行會議，著手建立一個由華沙政府現有人員和國內外民主人士組成的新政府。這樣成立的臨時政府承諾舉行立憲會議選舉，選出波蘭永久性的政府。羅斯福表示，「全國統一的臨時政府成立後，我們三國應給予承認」。這一建議遭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堅決抵制，最後羅斯福做了讓步，條件是儘快進行自由選舉，斯大林對此做了承諾。
「在南斯拉夫問題上，英美同樣提出了組建臨時政府後立即進行自由選舉的問題，斯大林表示「他已經同意了，作為一個信守諾言的人，他一定不食言」。但英美方面似乎對此還不放心，又提出了派遣觀察員對選舉活動進行監督的要求，斯大林同樣未表示反對。會後發表了《被解放歐洲國家宣言》，對雙方達成協議的原則進行了確認。這樣，在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同丘吉爾和羅斯福達成了以『自由選舉』換取按蘇方的意見組建『聯合政府』的原則。」（請注意，斯大林所有關於承諾自由和選擇的時間都是在戰爭進行時——而後，獨裁，是在完成時——這一點，和毛的戰時決策，戰時策略與勝利後決策，戰略完全背道而馳——「我們就是獨裁」，（！）他最後說道。）
「在1945年召開的雅爾塔會議上，為了解決被解放的波蘭臨時政府組成問題，蘇聯方面提出了在波蘭臨時政府（即盧布林委員會）的基礎上增加波蘭流亡人士中的某些民主派領袖的建議，並許諾在臨時政府組成後盡速進行選舉組建永久性的波蘭政府機構。」
「（1944年）4月28日，斯大林同旅美波蘭天主教徒奧爾曼斯基會談時討論了未來波蘭政治前景的問題。斯大林指出：『對於波蘭，蘇聯政府絲毫無意干涉它的內部事務，更不用說干涉它的宗教事務。波蘭將存在甚麼樣的制度，不論是政治制度、社會制度還是宗教制度，這是波蘭人自己的事。』
「斯大林強調說：『我們希望波蘭有這樣的政府:它能理解並且珍惜與它東邊鄰國的良好關係，為了與共同的敵人——德國作鬥爭能同意保持這種關係，因為德國不論被我們打得怎麼慘敗，它都會再度崛起。我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此。』」
「類似的史料還有很多，這些文件都證明了斯大林並不打算在東歐推行蘇聯制度，而僅滿足於建立對蘇聯友好的政府。
「但又有史料證明斯大林打算在東歐推行蘇聯制度：1945年4月，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傑拉斯（也就是德熱拉斯）會談時說，『這次戰爭和以往戰爭不同，誰解放領土，誰就把自己的社會制度推行到他們軍隊所到之處。絕不可能不是這樣。』」
「這則史料在學術界曾得到廣泛引用。」……）
5，所有改革後東歐政府都在召喚和引回原來的所謂王政和「資產階級政府」及其成員，回國執政。這說明他們並不贊成希特勒、斯大林和CP的任何體制乃及聯合政府。這是一種我們早就說過的、積極意義上的革命－復辟結構——對這個結構的解構都是非法，荒誕和反動的——唯有革命前，蘇俄前和與沙皇（不管是華沙的還是彼得堡的）同構支撐的政體和國體，才是東歐人的、也許也反對俾斯麥和拿破侖的、那種不能和不應被蘇聯利用的、那種獨立勢力——也就是反對斯大林的勢力，反對和最終拋棄甚麼「聯合政府」，回到民主政府，期待瓦文薩或者哈維爾。（於是我們是不是可以講一點關於中國的未來之同類期待？是甚麼勢力會回到這裡？是GMD，還是甚麼？……）6，這類例子之所以似曾相識，就是因為毛與斯大林的同類把戲，同類策略和同類謊言，都訴諸了這個語詞：「聯合政府「。7，於是，政治常識中極權主義是不是就是這種辨正和投機，不是理論，而是事實和史證，給出了回答；而不是一如美國當年的學人認為的，「針對這種現象，美國學者萊夫勒指出，『這表明斯大林在戰後東歐社會制度方面具有不確定性』。」8，（值得注意的是：）「而俄羅斯學者吉比安斯基指出，斯大林同波蘭政治家的會談具有宣傳迷惑性質，因為不是『自己人』，而同季米特洛夫和傑拉斯的會談才表明了本意，因為他們是『自己的同志』」。
四
那麼，東、西方的人們爭論的「聯合政府」究竟是甚麼「東」－「西」呢？按照後來毛的聯合政府和他的民主先聲，說是在社會主義和CP之間會施行一種多黨體制，乃及聯合各種民主黨派，施行互相監督治衡，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聯合政府的本質和所求。而東歐的CP們也是這樣說法，「二戰後，東歐各國共產黨提出走不同於蘇聯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建立『人民民主制度』。而人民民主制度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實行多黨合作的政黨體制。正如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赫格居斯所說：『人民民主意味著多黨制，而不是那種一黨獨霸的制度。要在黨和黨之間建立一種夥伴關係。』」（《王瑜《二戰後東歐國家政黨體制的演變》》於是，辨識這個「CP領導下的多黨體制」，實在就像辨識一頭很像驢的馬和很像馬的驢，讓人無所適從。但是，我們還是要像電影（那部歷史捏造的電影）中所說，一個傻瓜提出的問題，比較一個聰明人能夠回答的多十倍（？）
首先，這個多黨體制的短命，說明了他的壽數適合CP取締這個黨、那個黨，唯獨留下自己為最後判斷，終極依據模式。2，何以會出現這樣的終極結果，無論按照歷史、還是按照現實，都可以予以回覆；這種嚐試是毫無意義會導致殺戮的那種試驗。3，這樣的「多黨體制」和西方十九世紀變異的法國公社體制（巴黎公社）一樣，提出了一個非階級平等的、趨向所謂庶民和無產階級自由體制（統治）的、也就是所有階級、不自由的學說和試驗的、那種政治盼望和社會實踐，從而使得巴黎人一時間疏離了他們的基本傳統和元初價值（——這個學說被馬克思叫做法蘭西內戰中的諸多原則即公社原則）。4，這個和以往所有西方政治，歷史，社會訴求不同的「公社故事」，逐漸演變成為馬克思的故事和斯大林（列寧）的故事；這些個故事要說明的，就是他們可以一改西方政治學說中的階級治衡和限制政權原理，並切斷形成共和——憲政的許諾狀態和約櫃傳統，施行一種所謂庶民優先論——也就是，無產階級「先進論」；無產階級「制憲論」和無產階級專政論。
5，人們就此看到了一個新鮮事務，秉承最為古老的「理想國」（政教合一）的原則，在無論是政治上，還是在文化上，都在嚴重扭曲西方常識和西方政治；這個故事和CP聯合政府的故事絞在一起，被稱作無產階級專政；是在講究一種（無產階級）由領導到被領導；由主宰到被主宰；由消滅到被消滅的專制－極權結構。6，這個東－西和西方（——甚至東方有限治衡論）截然相反的CP不受治衡論，乃及他們的花瓶黨派和花瓶人士，組合了東西方一葉障目和曇花一現的聯合政府模型。這個模型，最後，以所謂「群眾－政黨－領袖」為其模式之真諦，之基準，之圭皋，施行一種最後的、極權主義人人反對人人的、被十倍百倍千倍扭曲的階級鬥爭和階級不准鬥爭（——比如，資本家階級無權鬥爭工人；比如，地主階級無權鬥爭農民（貧下中農）……）；最後，又經過兩次革命（改革），轉義成為如今的地主（房地產商乃及呵護者官吏）不准被農民（新貧下中農）鬥爭；紅色資本家不准被無產階級（工人，農人，農－工）所鬥爭——就連他們的文學和影視作品中的階級鬥爭，也都變成對於日本人和西方人的民族之戰（含他們一早批評的那些地主，商人和資本家）——於是，社會主義真正變異成為一個（一小撮）資本家體制的資本主義——而這個聯合政府的基數，從工人農民商賈之最大多數，轉變成一小撮億萬富翁。這個可笑的，由聯合政府之邏輯延伸者，似乎體現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過去由聯合誘惑導致的獨裁，經過某種異化和屈從，在不到五年的短暫時間裏，主人和奴才的分解和分界就已十分清楚；我們是主人——而你們是奴隸（建設者）。這個邏輯轉換式也就這樣在三五年的時間中，被轉型成為聯合政府的異化和蛻變。
一言以蔽之，毛主席說，我們就是獨裁！
一切就此結束。
最終而言。所謂聯合政府的多黨形式，還是要回歸到西方政黨政治，輪流坐莊這個政治常識上來；而區隔以別，何以雙方都一度讚賞這個並非獨裁和獨黨形式。這是人們認識聯合政府本質的首要判斷式和懷疑式；這個判斷來自那時的現實和普世的歷史——並且牽涉到人們關於政治，宗教治衡一類文化和道德發生說和延續論。這是一道很快就會被常識吞噬和吸收的課題，卻讓國人久久無法消化，吸收和營養（於身）。這當然也是一個問題。關於聯合政府最先提出，實施和敗落，和蘇－美－歐共同反對希特勒有直接關係。在此前提下，蘇美G-2結構，成為提出聯合政府的歷史條件（就像羅斯福原先寄托希望於斯大林的牧師之本性可以改造之說法——這個說法維持了某種世界格局於戰後的聯合國秩序之中——並在美蘇緩和和最後蘇聯由於冷戰解體之時間長河中起伏不定。）而在中國，所謂國－工共同「抗戰」引來的雙向合法論，使得極權主義面目的CP黨人，成為進入普世格局和中國格局的有生力量。這個力量，在抗戰的自保行為中大見成效，以至於GMD被嚴重消弱的國家實力，相對中共在抗戰勝利時期培養的百萬軍隊，幾乎處於弱勢的前途之中。
再就是，蘇聯「聯合政府」的主張與實施，在短時間裏迅速滅亡。但是，這一點卻並未引起中國知識份子和政治家的警覺。他們依舊在蔣介石的否定和孫科的肯定中，懷抱一種軍隊可以國家化的聯合政府幻覺，完全不顧毛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明示。於是，第三，那時的東歐和後來的中國，出現了馬歇爾亙古未有的、「戴搶者」共同組建議會和政府的主張，而注定了它必定失敗的前景。這樣，蘇聯式和中共式聯合政府對於當時的世界有著怎樣的意義和無意義，現在看來是十分清楚的。因為我們知道，西方歷史上的多黨競爭和政黨政治，不過是他們自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乃及帝國之後自治時期和集權時期，保持自治勢力和自由格局的政治性轉換。其前提就是集權主義不可以下放極權主義政治而施行以政治消滅社會，抑或相反。這是他們的自由政治和個體主義對峙於集體主義和極權主義之本來就有的土壤。這層土壤雖然經過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敗壞，但是根基牢固，無法撼動。這樣，就出現他們以後在民主時期或者民主轉型時期做到的自由政治和多黨治衡。
這個來源並非CP和馬克思主義的來源。雖然，經過世界大戰，很多前提和條件業已模糊。如何評價斯大林和如何估計毛澤東，世界上並無共識。於是，出現中國知識份子所謂實行蘇聯計劃經濟和並行歐美自由政治之主張。這個主張，為國－共兩黨都帶來所謂「合法性資源」。於是，蘇聯發明的聯合政府成為CCP對付國民黨的有效武器。而這個武器的批判，並未有效實施。國民黨方面倚仗軍事實力的假相，認為可以在戰場上消滅共產黨——但是一開始，就被馬歇爾阻止在東北戰場上。自那時開始，歷史專行重演——那就是，誰佔領東北，誰就贏得中國。在滿清邀請日本消除俄國勢力的年代，日本人開始籍此佔領南滿，繼而佔領整個滿洲——而二戰以來，蘇聯紅軍繼戰勝日本於諾門坎以後，使得蘇俄勢力成為支持中共佔領滿洲的契機，從而把國民黨軍隊逐步趕出東北。於是，佔領東北，成為那個時期「聯合政府」與「政治協商」以後的實際較量。在此較量中，完全談不上任何軍隊國家化的企圖和實施，抑或，完全相反，CP軍事實力快速增長壯大——而在關鍵時期，羅斯福們和杜魯門們，對於中國的前途估計不是聯合政府，而是毛會打敗蔣——繼而中止了對於國民黨的最後支持。於是，從東北初失，成為國－共輸贏的關鍵一環。這個戰略關係的出世，早已不見任何聯合政府的影子，它早已灰飛煙滅了。
（備註如茲。我們再次援引這個由國民黨後人白先勇先生披露的文件，以說明這個痛失東北的戰略錯誤導致的命定失敗。
白先生說，
——「馬歇爾調停國共內戰，是中美關係史上備受爭議的一件事情。國民黨固然歸咎馬歇爾處處掣肘，遂令國軍坐失良機。國共鬥爭失敗，國民黨責怪美國援助不力，馬歇爾被列為罪魁禍首。而馬歇爾調停期間，中共充分施展『會議戰術』，邊談邊打，瓦解國軍士氣，談判桌上佔盡上風，但對馬歇爾亦不領情，譴責他偏袒國民黨，給國民黨美援，替國民黨運輸軍隊。最後馬歇爾弄得兩面不是人，鎩羽而歸。朝鮮戰爭興起，美國國會追究『誰失去中國』的責任，馬歇爾又被當箭靶，受到猛烈攻擊。這位二次大戰傑出的美國將領，大概萬沒料到，到中國調停國共內戰竟變成他一生輝煌事業的『滑鐵盧』。
——「美國杜魯門政府派遣馬歇爾至中國調處國共內戰，其實一開始便注定了失敗的命運。首先是美國政府及馬歇爾本人對中國以及中共的認知有偏差。美國傳統重歐輕亞的政策，低估了中國戰略的重要性。認為美國不值為中國一戰，美國對華政策的底線，即是絕不出兵干預中國內戰。馬歇爾本人亦認為：『中國並不具備天然資源及工業基礎，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不可能變為頭等軍事強國。』因此，他認為即使中共得勝執政，中國對美國暫時亦不會構成威脅。直到朝鮮戰爭爆發，美軍始嚐到中共人海戰術的厲害，損失重大，美國才第一次警覺到中共這個對手，不好相與。」（白先勇《戰後國共東北之爭》）
至於蔣介石本人，他是不是屈從馬歇爾，致使他戰略失敗之「第二次停戰」，讓CP贏得先機，文件亦云，「……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就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惟一關鍵。當時已進至雙城附近之追擊部隊（距離哈爾濱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擊，直占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蔣介石《蘇俄在中國》））
出處:北京之春，作者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