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11月20日訊】大陸期刊《同舟共進》2012年第6期曾發表一篇文章，披露上世紀30年代，中共高層在大西北集體嫖娼的齷齪往事。

1933年5月，陶鑄在位於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時被捕，被送進南京監獄。陶鑄的妻子曾志當時在閩東任中共臨時特委組織部長，因同時與宣傳部長葉飛（後為上將、福建省委書記）、游擊隊長任鐵峰相好，遭到處分。曾志對此非常不滿：「當時我思想不通，為甚麼要我負主要責任？！只因為我是女人嗎？我並沒有去招惹他們……」

高崗到西安後，看到中共省委官員竟然到妓院嫖娼。起初高崗感到很驚訝，但很快便隨波逐流了。

1934年1月，高崗因姦淫女性受到嚴厲處罰，但他依然每到一處都找女人。中共中央紅軍到達延安後，高崗看到中共一些高官與他一樣淫亂不堪，自然更不會收斂，甚至有所發展。

隨著高崗在中共內權威上升，部下投其所好，還有女人投懷送抱，高崗從西北一直放蕩到北京。其妻李立群曾多次向中共高層哭訴。但高崗如此淫亂，其仕途未受到影響，反而一路走強。

當年大批知識青年聚集在延安，婚戀很快成為「問題」。中共推行戀愛可以自由，結婚必須批准，打胎則需要組織部介紹信的管控政策。

去年，陶鑄的妻子曾志出版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倖存者》，亦披露了中共延安時期的淫亂共妻生活，她說，當時和她一起參加革命的青年男女，「夜間男女也不分，幾個人擠在一張床上。」

中共自建黨之後，高層利用權力以逞淫亂早已是一種常態，其建政初期，高層官員掀起一股「換妻」潮。到了江澤民執政期間，江實行腐敗治國，淫亂治國，再一次將中共官員的淫亂洪流推向高峰，直接導致了整個國家的「繁榮娼盛」，整個社會人性底線的失守，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責任編輯：劉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