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11月17日訊】在上篇《中國富豪問題是誰造成的？》一文中，筆者試圖分析、且評述了網絡上一篇博文中的觀點，即「當今中國有兩大禍害，其中之一的是富人沒有遠見」。而博文中所指的當今中國另一大「禍害」，則是很多知識份子缺乏良知。

當代中國的知識份子究竟是否缺乏良知，我們可從博文作者通過一系列的排比與反問來進行佐證和批判說起。「有多少文字工作者為了一點小錢給貪官炮製塗脂抹粉的假新聞？有多少作家在給國家蛀蟲寫傳記？有多少知名人士為了那頂在眼前晃動的官帽子放棄原則？有多少三流寫手在編寫『名人錄』、『專家錄』、『藝術家錄』……」這段文字除了讓我們看到中國當下的知識界亂象頻生、一片穢濁之外，似乎也在多處為「知識份子」這一群體做了職業上的界定，意在告訴人們究竟有哪些從業者在扮演著知識份子的角色。

根據百度百科的解釋，「知識份子」這一概念實際來源於西方社會。其一是指一群受過相當教育、對現狀持批判態度、具有反抗精神的人，他們在社會中形成一個獨特的階層；二是指一群在科學或學術上傑出的作家、教授及藝術家，他們批判政治，成為當時社會意識的中心。這個群體的形成不早於十七、十八世紀，可從誕生於西歐啟蒙運動的「思想家」身上追溯其原型。由這些詮釋我們不難看出，西方社會給出的定義及內涵均是圍繞著「精神」展開，也就是說，知識份子在西方社會被視為是一群以批判現實為己任、以精神為生的人。

然而舶來中國之後，這樣的內涵似乎趨於淡化。在中共限定的範圍中，知識份子大而化之的成為了「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因此，目前大陸的學術界普遍將其具象的定義為「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創造、積累、傳播、管理及應用科學文化知識為職業的腦力勞動者」，甚至更為寬泛的提出「只要具備大專學歷及其以上者——本科、碩士、博士，即可視其為『知識份子』」。由這段僅從相關領域及學歷上來進行劃分與限定的描述，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的所謂權威大量運用了類似「科學」、「知識」、「學術」這些本是起源於西方實證科學的名詞。然而在他們對知識份子所定義的描述中，我們卻看到這些被中國奉為圭臬的外化、具象名詞卻是西方國家試圖摒棄或超越的，他們始終希望能透過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科學與知識，進一步揭示其內在的精神以及從事者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說到責任與精神，中國的知識份子其實不應感到惶恐與陌生。幾千年來，歷朝歷代持續傳承的「士」人風骨與精神，就能當之無愧的成為今時今日中國知識份子的參照與榜樣。被視為「士」人之先祖及典範的孔子曾說：「士尚志，志於道」；承傳其思想的孟子也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此後還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及顧亭林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最起碼人們都知道，士的責任與使命應從「修身」開始，而後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可見，知識份子所擁有的「知識」無論是繼承於傳統，還是效仿於西方，都一直被視為是用來捍衛真理、天道與堅守責任、良知的。

從中共對知識份子進行劃分、限定時，刻意繞過精神、責任而行的這一細節便可看出，當代知識份子或許並未發自內心的真正懂得自身所要承擔的使命與責任，自身所要承傳與彰顯的精神究竟是甚麼，又究竟有多麼重要。於是，寒窗苦讀所積累的知識與學問最終淪為謀生的工具、甚至被當成謀利的手段。為了在社會上佔領一席之地，為了獲得更高的頭銜與職位，為數眾多的知識份子選擇了諂媚權威、背棄良知與道義。從那些只看重己身殊榮、個人利益，面對暴政依舊保持沉默的無數專家、學者、教授身上，我們就能觀其全貌；從那些為政治歌功頌德、甚至甘當官方洗腦工具，或公開、或隱蔽的五毛身上就可窺見一斑，

這些具有悲情色彩的人物之所以大量存在，或許從中共執導的歷次摧毀傳統、道德以及士人精神的暴力運動中就能追根溯源，從中共對那些堅守良知與道義，敢於公開批評、制止暴政的知識份子實施打壓、迫害，甚至殘酷殺戮的惡行中就能找到依據。「一個巴掌、一個甜棗」，中國社會的道德體系被徹底瓦解之後，知識份子的精神世界也開始變得不堪一擊。為了活著，這些理應在捍衛真理時不卑不亢的當代士人，卻是妥協的妥協，沉默的沉默，或惟命是從，或避之不及。

可見，中共的威逼利誘在沒有信仰的中國，在良知普遍缺失的知識界，竟是這般運用自如、卓有成效。憑藉著這些相比流氓、強盜的手段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伎倆，中共便成了將好人變壞，徹底扼殺人性、良知的罪魁禍首。

責任編輯：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