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10月24日訊】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和我尊敬的評委：
從某個角度說，作家是為人和人類的記憶與感受而活著。因此，記憶與感受，使我們成了熱愛寫作的人。
也因此，當我站在這兒的時候，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1960到1962年間，出現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就在那次舉世震驚的「人禍」後的一個黃昏，夕陽、秋風和我家那個在中國中部、偏窮而又寂寥的村莊，還有，因為戰爭而圍著村莊夯打起來的如城牆樣的寨牆。那時候，我只有幾歲，隨著母親去寨牆下面倒垃圾，母親拉著我的手，指著寨牆上呈著瓣狀的觀音土和散粒狀的黃土說：「孩子，你要記住，這種觀音土和榆樹皮，在人飢餓煎熬到快要死的時候，是可以吃的，而那種黃土和別的樹皮，人一吃就會更快的死掉。」
說完，母親回家燒飯去了。她走去的身影，如同隨風而去的一片枯葉。而我，站在那可以吃的粘土前，望著落日、村舍、田野和暮色，眼前慢慢走來巨大一片——幕布般的黑暗。
從此，我成了一個最能感受黑暗的人。
從此，我過早的記住了一個詞彙：熬煎——它的意思是，在黑暗中承受苦難的折磨。
那時候，每每因為飢餓，我拉著母親的手討要吃的時候，只要母親說出這兩個字來：熬煎。我就會看到眼前一片模糊的黑暗。
那時候，中國的新年，是所有兒童的盛日，而我的父親和許多父親一樣，每每看到我們兄弟姐妹，因為新年將至，而愈發歡笑的臉龐時，也會低語出這兩個字來：熬煎。而這時，我就會悄悄地離開父親，躲到無人的荒冷和內心模糊的黑暗裡，不再為新年將至而高興。
那時候，生存與活著，不是中國人的第一要事；而革命，才是惟一國家之大事。可在革命中，革命需要我的父親、母親都舉著紅旗，到街上高呼「毛主席萬歲！」時，我的父母和村人，大都會從革命中扭回頭來，無奈自語地念出這兩個字：熬煎。而我，當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眼前必就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如同白日裡黑夜的到來。
於是，我也過早地懂得了黑暗，不僅是一種顏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是中國人無可逃避的命運和承受命運的方法。之後，我當兵走了，離開了那一隅偏窮的村落，離開了生我養我的那塊土地，無論生活中發生怎樣的事情，我的眼前都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而我，就在那一道幕布的後邊，用承受黑暗，來對抗黑暗，如同用承受苦難的力量，來對抗人的苦難。
當然，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國，它變得富裕，並咄咄有力，因為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與零用，便像一道突來的強光，閃耀在了世界的東方。可在這道強光之下，如同光線愈強，陰影愈濃；陰影愈濃，黑暗也隨之產生並深厚一樣，有人在這光芒裡感受溫暖、明亮和美好，有人因為天然的憂鬱、焦慮和不安，而感受到了光芒下的陰影、寒涼和霧纏絲繞的灰暗。
而我，是那個命定感受黑暗的人。於是，我看到了當代的中國，它蓬勃而又扭曲，發展而又變異，腐敗、荒謬，混亂、無序，每天、每天所發生的事情，都超出人類的常情與常理。人類用數千年建立起來的情感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尊嚴的尺度，正在那闊大、古老的土地上，解體、崩潰和消散，一如法律的準繩，正淪為孩童遊戲中的跳繩和皮筋。今天，以一個作家的目光，去討論一個國家的現實，都顯得力不從心、捉襟見肘；然對於那個作家言，因為這些本無好轉，卻又不斷惡化、加劇的無數無數——人們最具體的飲、食、住、行和醫、育、生、老的新的生存困境，使得那裏芸芸眾生者的人心、情感、靈魂，在那個作家眼裡，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焦慮和不安，恐懼而興奮。他們等待著甚麼，又懼怕著甚麼，如同一個垂危的病人，對一劑虛幻良藥的期待，既渴望良藥的儘快到來，又擔心在它到來之後，虛幻期待的最後破滅，而隨之是死亡的降臨。這樣期待的不安和恐懼，構成了一個民族前所未有的焦慮心。這顆民族的焦慮心，在那個作家那兒，成了最為光明處的陰影；成了光明之下的一道巨大幕布的另一面——
沒有人告訴那個作家，國家那列高速發展的經濟列車，會把人們帶到哪兒去。
也沒人告訴那個作家，直至今天，百年來從未停止過的各種各樣的革命和運動，在每個人的頭頂，醞釀的是烏雲、驚雷、還是一片可能撕開烏雲的閃電。
更是沒人能夠告訴那個作家，當金錢與權力取代了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民主的理想之後，人心、人性、人的尊嚴，應該用怎樣的價格去兌換。
我記起了十餘年前，我反覆去過的那個愛滋病村。那個村莊一共有八百多口人，卻有二百餘口都是愛滋病患者；而且在當年，他們大都是三十至四十五歲之間的勞動力。他們之所以大批的感染愛滋病，是因為想要在改革中致富，過上美好的生活而有組織的去集體賣血所致。在那個村莊，死亡像日落一樣，必然和必定，黑暗就像太陽從天空永遠消失了一樣，長久而永恆。而我在那兒的經歷，每當回憶起來，每當我在現實中看到刺眼的光芒和亮色，都會成為巨大的讓我無法逃離的陰影和黑暗，把我籠罩其中，無處逃遁。
我知道，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餘的人。
我明白，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餘的作家。
但我也堅信，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和我的寫作，或多或少，將會有它無可替代的意義。因為，在那兒——生活、命運和上天，選定了我是那個生來只會、也只能感受黑暗的人——我像那個看見了皇帝沒有穿衣的孩子，在陽光之下，我總是會發現大樹的影子；在歡樂頌的戲劇中，我總是站在幕布的另一邊。人們都說溫暖的時候，我感到了寒冷；人們都說光明的時候，我看到了黑暗；人們在為幸福載歌載舞的時候，我發現有人在他們腳下繫繩，正要把人們集體絆倒並捆束。我看到了人的靈魂中有不可思議的醜惡；看到了知識份子為了挺直脊樑和獨立思考的屈辱與努力；看到了更多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正在金錢和歌聲中被權力掏空和瓦解。
我想到了我們村莊那個活了70歲的盲人，每天太陽出來的時候，他都會面對東山，望著朝日，默默自語地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日光原來是黑色的——倒也好！」
更為奇異的事情是，這位我同村的盲人，他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有幾個不同的手電筒，每走夜路，都要在手裡拿著打開的手電筒，天色愈黑，他手裡的手電筒愈長，燈光也愈發明亮。於是，他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著，人們很遠就看見了他，就不會撞在他的身上。而且，在我們與他擦肩而過時，他還會用手電筒照著你前邊的道路，讓你順利地走出很遠、很遠。為了感念這位盲人和他手裡的燈光，在他死去之後，他的家人和我們村人，去為他致哀送禮時，都給他送了裝滿電池的各種手電筒。在他入殮下葬的棺材裡，幾乎全部都是人們送的可以發光的手電筒。
從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種寫作——它愈是黑暗，也愈為光明；愈是寒涼..也愈為溫暖。它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為了讓人們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寫作，就是那個在黑暗中打開手電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著黑暗，儘量讓人們看見黑暗而有目標和目的閃開和躲避。
今天，在世界文學中，作為亞洲文學主要一片生態的中國文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相遇過如此充滿希望又充滿絕望的現實和世界；從來沒有相遇過，在如此豐富、荒謬、怪異的現實中，有如此之多的傳奇和故事——超現實的最日常；最真實的最灰暗。沒有一個歷史階段，東方的中國，能像當下這樣，在無限的光明中，同時又有著無處不在的遮蔽、陰影和模糊。今天的中國，似乎是整個世界的太陽和光明，可也有著讓世界巨大的憂慮和暗影。而生活在那裏的人們，每天，每時，都莫名的激情，莫名的不安，無由來的膽怯和無來由的莽撞。
對歷史回眸的恐懼和遺忘，對未來的憧憬和擔憂，對現實——每天每時都驚心動魄、違背常理、不合邏輯而又存在著一般人們看不到的內真實、內邏輯、神實主義的荒誕、複雜、無序的真實和發生，構成了今日中國最為陽光下的陰影，最為明亮處的黑暗。而作家、文學，在今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看到偉大的光明，那是一種真實；聽到悠揚的歌聲，也是一種真實；虛無、唯美，也都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中國的真實，是一片巨大的森林，陽光、茂綠、花草、鳥雀、溪水，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存在，幾十上百的優秀作家，都在這森林中感受著豐富而又扭曲、矛盾而又複雜、蓬勃而又撕裂的中國，演義著自己真實的寫作。而我，則因為是那個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黑暗感受者，也注定我看到的真實，和別人的不同。我看到了森林深處的霧障，感受到了霧障內部的混亂、毒素和驚懼。或者說，很多人看到了白日的森林之美，而我，看到的是深夜中森林的黑暗和恐懼。
我知道，黑暗不僅是時間、地點和事件，而且還是水、空氣、人、人心和人們最日常的存在和呼吸。如果僅僅把黑暗當做前者，那是巨大的狹隘，而真正幽深、無邊的黑暗，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黑暗，卻都說明亮而溫暖。最大的黑暗，是人們對黑暗的適應；最可怕的黑暗，是人們在黑暗中對光明的冷漠和淡忘。因此，文學在這兒就有了它的偉大。因為只有文學，在黑暗中才能發現最微弱的光、美、溫暖和誠實的愛。所以，我竭盡全力，都試圖從這黑暗中感受人的生命和呼吸，感受光、美和那種偉大的溫暖與悲憫；感受心靈飢餓的冷熱與飽暖。
因為這樣，穿過「時間、地點和事件」，我看見了今天現實中最為日常的黑暗——在有數千年文明的中國，今天的人們，大都可以做到一個又一個老人倒在街上時，大家擔心訛詐而都不去攙扶，可那老人流出的血，原來也是紅的和熱點。
因為這樣，一個產婦在醫院死在手術台上，而所有的醫務人員怕承擔責任都逃之夭夭後，留下的只有人性和靈魂在現實中最微弱的喘息與尖叫。
因為這樣，在我自己家裏遭遇強拆之後，我感受到了更為日常、普遍，也更為激烈的黑暗。而我，當面對這些時，那些關於人、活著、現實和世界驅趕不散的黑暗，就會大霧一般瀰漫在我的內心、生活和我寫作的筆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感知那個世界——我也只能用我自己最個人的方式，感知和書寫那個世界。我沒有能力推開窗子看到世界的光明，沒有能力從混亂、荒謬的現實和歷史中，感受到秩序和人的存在的力量。我總是被混亂的黑暗所包圍，也只能從黑暗中感受世界的明亮與人的微弱的存在和未來。
甚至說，我就是一個黑暗的人。一個獨立而黑暗的寫作者和被光明討厭並四處驅趕的寫作的幽靈。
到這兒，我想到了《舊約》中的約伯，他在經受了無數的苦難之後，對詛咒他的妻子說：「難道我們從神的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這最簡單的一句答問，說明了約伯深知他的苦難，是神對他試煉的一種選定；說明了光明與黑暗同在的一種必然。而我，不是如約伯一樣，是神選定的惟一試煉苦難的人。但我知道，我是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那個特定感受黑暗的人。我躲在光明邊緣的灰暗之中。我在灰暗和黑暗裡，感受世界，握筆寫作，並從這灰暗、黑暗裡尋找亮光、月色和溫暖，尋找愛、善和永遠跳動的心靈；並試圖透過寫作，走出黑暗，獲求光明。
我——那個把文學作為最高理想和信仰的作家，無論是作為一個人的活著，還是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存在，都為自己天生注定在光明中感受黑暗而不安。也因此，我感謝我的血脈祖國，感謝它允許一個注定只能感受黑暗的人的存在和寫作；允許一個人，總是站在大幕的背面來感知現實、歷史和人與靈魂的存在。也因此，更加感謝卡夫卡文學獎的評委們，今年把這個素潔、純粹的文學獎授予了我。你們授予我的這個獎項，不是約伯在歷盡黑暗和苦難之後獲得的光明和財富，而是送給了那個感受了苦難而惟一逃出來報信的僕人——那個行走夜路的盲人——的一束燈光。因為這束燈光的存在，那個生來就是為了感受黑暗的人就相信，他的前面是明亮的；因為這片兒明亮，人們就能看見黑暗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開黑暗與苦難。而那位僕人或盲人，也可以在他報信的夜路上，人們與他擦肩而過時，去照亮前行者的一段——哪怕是短暫的路程。
卡夫卡獎被視為捷克所頒發具全球重要性的的文學獎項，同時也是今日最富盛名的文學榮譽之一。關於提名者並未限制其國籍，唯一的要求是其作品或者書籍至少有一部曾經被翻譯為捷克語，而提名的標準為作品要有「人文性格和文化寬容之貢獻，允許國家、語言和宗教上多樣地存在，而且其角色能夠永恆並有效地呈現出關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見證」。獲獎者能夠前往布拉格老城的市鎮廳獲得由捷克參議院議長和布拉格市長頒發的10,000美元（約7,500歐元）的獎金，以及一座以布拉格當地的紀念雕像為範本所製作的卡夫卡小型銅像。卡夫卡獎曾經多次與後來頒發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重疊，這包括有2004年奧地利女作家艾爾弗雷德‧耶利內克以及英國劇作家哈羅德•品特；而2006年時，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成為亞洲首位獲獎的作家。
2014年5月27日，2014年度弗蘭茨‧卡夫卡文學獎公佈獲獎人選，中國荒誕現實主義作家閻連科獲獎。閻連科因此成為第一位獲得此獎的中國作家，也是繼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之後，第二位獲此獎項的亞洲作家。
責任編輯：方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