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1月02日訊】（大紀元記者李雙報導）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放緩的同時，受地方債務、資本市場流動性緊張、產能過剩以及房地產泡沫等的影響而陷入重重危機之中。面對如此困境，中共體制內高官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現行政策已經難以為繼，面臨不可持續的風險；體制已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桎梏。

中共財長發文：目前中國經濟難以為繼

中共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日前在中共黨刊《求是》刊文稱，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呈現典型的「四高四低」特徵，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速度」與「低產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這種經濟模式發展至今，矛盾多，運行風險加大，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面臨不可持續的風險。

文章中分別列舉了「四高四低」的一些具體的數據，例如：中國單位GDP能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土地利用率的不斷下降，城市用地單位產出率上海只相當於紐約的1/29、香港的1/14；就業者人均創造GDP僅為美國的21%、日本的32%等。

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大量資源無效或錯配導致產能過剩嚴重。不但在鋼鐵、平板玻璃、造船等傳統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在太陽能等新興產業也出現了生產能力的閒置。如中國國太陽能光伏電池組件產能達到35GW，佔全球產能的60%；風電設備產能30GW—35GW，其閒置都在40%以上。

王保安坦言，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經濟依然在增長，主要靠的是龐大的儲蓄和高投資率在勉強支撐。

據測算，目前中國GDP每增長1美元，約需投資5美元的極低投資回報率；中國平均投資率達到近50%，有些省份甚至達到80%。王保安明確提出，這種靠投資支撐的增長已難以為繼。

「體制」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桎梏

文章中還說：「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這塊中國製造業的標籤，至今仍未能摘除，因為中國的產業結構呈矮化態勢，處於國際產業鏈的低端。而附加值的高低是決定產業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同時，這種現象也體現在進出口產品的結構上：在出口產品中，中低科技含量產品比重較大，而新能源汽車的核心材料、高檔數控機床的數控系統、集成電路芯片、汽車製造關鍵設備等高科技含量產品，長期依賴進口。

這種「兩頭在外」的結構加大了中國經濟的脆弱性，不僅使得中國的外貿質量低，而且出口的中低附加值產品，還隱形承擔了社保、資源、環境等巨額成本。

同時，中國的企業缺乏研發投入積極性，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不足1%，遠低於發達國家2.5%-4%的水平；大中型企業建立研發中心的僅為27.6%，其中不少還是部門「指定」而掛牌的。特別是商業模式創新，在中國更是鳳毛麟角。

王保安還表示，以往中共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決策作用嚴重干擾，甚至扭曲市場的決策機制——價格，從而導致資源錯配等問題的出現。

同時，科教體制改革的滯後不僅造成了教育科技資源的錯配與浪費，而且使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缺乏人才的支撐。

王保安表示，魚塘中一條魚死了，這是偶然事件；倘若多數魚死了，說明是水的問題。同理，企業普遍缺乏創新意願，說明中國經濟環境、經濟體制和產業政策存在問題。

中國經濟「自行車」就要撞牆了

12月30日，中共審計局公佈《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總額20.7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債務總額為10.89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總額在2年半時間增加七成，目前已有超過200個縣的負債率超過100%，面臨破產；同時，2014年到期需償還的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約2.38萬億元。

野川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張志威曾在10月底表示，根據野川證券所收集的數據及精確計算方式，中國地方債違約率已經達到了53%，地方債務遇上「冷經濟」，或將引爆危機。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今年7月在《紐約時報》撰寫專欄文章時，將中國經濟比如為一架自行車，不前行就會倒下。而現在這中國「自行車」正衝向一堵由「中國農村勞動力耗盡而形成的」牆。

著名經濟學家簡天倫進一步對克魯格曼的妙喻闡釋說：「騎過單車的人都知道，往前走可以，但要是停下來，沒有人推，沒有人扶的話單車一定會倒下。速度越快，單車越穩；而放慢速度騎，對控制單車的人技術要求越高，越容易摔倒。這就是為甚麼克魯格曼把中國經濟形象地比喻成單車，慢下來危險，停下來就會倒了。」

而且簡天倫認為，不僅僅是中國農村勞動力耗盡會形成一堵牆。實際上，下崗工人、城市拆遷戶、中共執政60多年曆次政治運動造成的冤假錯案、腐敗、司法不公、新聞不透明、少數民族問題、宗教信仰問題……這些中共自己建起的一堵堵牆，都令一黨專政獨裁統治下的中國政權危如累卵。

（責任編輯：肖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