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1月15日訊】我們一家是察布查爾縣的農民，1998年，我公公黨上龍得知察縣政府出台政策，可以承包土地，就承包了村裡的土地約100畝。2000年，當時的縣委、縣政府在國家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決策指引下，制定、發佈了25號文件，大張旗鼓地號召縣內外的人士到我們縣投資發展經濟，辦廠、開發荒地。這一年，我丈夫黨學良從學校畢業，回家經營農業，我們又從孔扎乞牛錄鄉錫伯族人那裏流轉了400畝鹽鹼地，邊改造邊種，經營了五年。2004年，我們又經過兩次協議，從縣食品公司承包了土地1100多畝，每年每畝承包費幾十元，合同經過縣公證處的公證。

好地承包費能這麼低嗎？這些地大部份屬半戈壁性的劣質土地，撿石頭是最大最艱苦的活，好像永遠也撿不完，土地從收穫到播種這段空閒時節，我們人手不夠，要僱人，跟在拖拉機拖車後面，撿起石頭扔在拖斗裡。年年都要撿。我們還挖了四公里的排洪渠，打了三眼灌溉機井，平整土地，架電線，修路，購買大型農機具，種了10萬多棵樹，形成防風生態林，累計投資300多萬元。我們全家勞作人手根本不夠，還僱用常年工五六人，臨時工、項目工多時有150多人。僱一個工每天2004年時要付50元，到2012年時要100多元。經過多年的改良土地，荒地變成良田，到2011年，畝產籽棉達到300公斤，甜菜5噸，栽的樹也都成活了，有一千多畝地還被改造成了稻田。/

誰能想到，2010年，縣委新上任一個書記，叫王奕文，變了政策，搞甚麼「土地清查」，2011年10月8日，察布查爾縣公安局警察把我公公黨上龍抓走審問，並關進了看守所，縣法院以「非法佔用土地」罪，判我公公有期徒刑二年，緩期三年。我公公直到2012年3月15日才放出來，這次被關押五個月零八天。

2012年開春，察縣政府出台了一份7號文件，強行廢除三百多戶的土地承包合同，沒收承包的土地達18萬多畝，我們家就是被非法沒收土地的承包戶之一，承包期為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土地，我們只經營了八年，剛改造得差不多了，開始有些收益了，就被政府「清查」沒收了，一份補償都不給。土匪、強盜也沒這麼狠這麼黑嘛！綽霍爾鄉政府強行廢除合同，把我們的承包改造好的土地，以每畝每年三四百元的高價，轉租給另外一家種植經營，四月份就不准我們進地了。

我們承包改造的土地種的樹已有碗口粗了，後來的種植戶只管種地，不管我們樹木的死活，為此我們多次到鄉政府交涉，鄉政府只是說我們承包土地的合同不合法，樹木我們也別管了。就這樣政府也不澆樹，也不讓我們澆樹，直到5月28日，樹還是沒有澆水，眼看樹木就要枯死，這都是我們多少年栽培澆水管護，用血汗培育出的林木呀！誰能忍心看著它旱死？這時我們就下定決心要救我們的樹木，進地澆樹！察縣政府就動用了公安派出所警察和鄉鎮幹部、民兵幾十人強行阻止我們澆樹，5月31日把我公公黨上龍和我丈夫黨學良強行押到綽霍爾鄉派出所，直到晚上12點才放出來。深夜，他們把我丈夫趕出來就不管了，我丈夫又饑又渴走了10公里到地裡。6月2日綽霍爾鄉副鄉長和村黨支部書記帶領城鎮派出所幹警等多人，強行把我公公和我丈夫帶走，又關押4天零10小時。我公公和我丈夫6月7日被放出來後，看見政府還沒派人澆樹，就直接到我們地裡澆水、管理。7月4日，察縣政府又出動了公安局、派出所、國土局、鄉鎮領導及後來的土地租賃人等23人，到地裡不讓我們澆樹，又把我公公和我丈夫關押到派出所。7月6日，政府又以我公公「不服從管理」為由，把我公公收監，執行2011年兩年徒刑的余刑。我公公62歲了，被送進伊寧市少年管教所，與十幾歲的孩子關押在一起，要關到2014年1月30日。

我們承包土地，是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有合法的合同，並在當地公證處做過公證；我們投資改造土地，改變生產條件，政府又沒給我們投資一分錢；籌資拉電線打井，一切設施都屬於我們的，我們怎麼就無權使用呢？樹是我們栽的，我們不忍心旱死，澆樹護樹，又沒做違法的事情，察縣政府就這樣掠奪我們承包改良的土地，一點補償都不給，還三番五次地關押我們。土地被搶走，十萬多棵樹枯死得差不多了，我公公又被關押著，我們實在接受不了這樣的損失，忍受不了這樣的冤屈。

新疆自治區廣播電台有個直播節目，叫「新廣行風熱線」，2012年7月13日，伊犁州副州長李成在這個欄目作客，與聽眾交談。我們打通了這個欄目的聽眾熱線，就察縣政府沒收土地的問題詢問了李成，李成叫孔扎乞牛錄鄉書記陶春雷回答，陶春雷謊說他不清楚這件事，他調查一下。7月19日，我們到伊犁州政府上訪，當天下午，我丈夫黨學良就被孔扎乞牛錄鄉派出所抓去，拘留了8天。

黨學良這次獲釋後，我們到新疆自治區政府上訪，又與另外七人到北京上訪。縣人大副主任、信訪局、警察十幾人也尾隨我們到北京，跟蹤監視我們。國務院信訪辦說問題已轉到新疆自治區政府，叫我們回新疆解決。我們到了烏魯木齊，自治區信訪局的人說我們沒帶戶口本，不具備上訪條件。縣上的十幾個人也跟到了自治區信訪局。在自治區信訪接待室裡，我看到縣上的人對著我們拍照，我也對著這個人拍照，這個人搶我的相機，我們吵了起來。信訪接待人員叫來了派出所的警察，把我們一行四個人帶到派出所訊問，做筆錄，我們在筆錄上簽了字，才被放了。

在這近一年半中，我公公被拘留兩次，後被判刑；我丈夫被拘留三次。我和我丈夫黨學良到伊犁州上訪四次，自治區上訪了4次，到北京上訪了6次，每次都有政府人員跟蹤、監視、監聽。在開「十八大」那段日子裡，察縣政府的人，還有察縣公安局的警察，經常到我們家來，連騙帶嚇，問我我丈夫是不是到北京上訪去了？啥時間回來?他們說上訪也沒有用，讓黨學良回來吧。這種情況下黨學良敢回來嗎？

2013年開春，要開「兩會」了，要春耕了，察縣政府派人到我們家樓下，晝夜監視我們，看我們是不是要種地，是不是要到北京上訪，被我發現了，為此引起爭吵，後來政府派人直接在我們樓對面租房監視我們。黨學良自7月到自治區、北京上訪，至今沒敢回察縣，東躲西藏，漂泊在外。

我們一家為了改良土地，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我與黨學良結婚，連房子都沒買，至今還揹負100多萬的貸款。現在地沒了，公公關在監獄裡，丈夫上訪近半年連家都不敢回，我一人帶著兩個孩子，靠替人賣二手房勉強維生，察縣的警察還找我賣房的公司經理談過話，讓經理對我「做工作」，施加壓力。警察還把電話打到我的辦公室。天天都有催討的債主打電話、登門，我用甚麼來償還啊！這日子怎麼過？

對於我們家的遭遇，請大家評論一下，到底是我們平民百姓做錯了，還是察縣政府明搶土地的行為是違法的？我們急切盼望真正的青天出現在我們的身邊。我只要求政府能尊重合同，歸還我們承包開發的土地，賠償我們近兩年來的損失。

肖紅 泣訴
2013年12月28日

（責任編輯：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