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8月05日訊】劉少奇，1898年生，1966年文革開始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最高權力圈子中的第二號人物，1966年8月失去權位，1967年在中共報紙上被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8年10月被中共中央作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遭到長期囚禁和折磨。1980年2月中共中央為劉少奇平反，並宣佈劉少奇已在1969年11月13日死亡。

１、百姓之死與高官之死

「文革受難者紀念園」沒有被北京封鎖之前，筆者曾經收到兩位讀者的來信。他們說，「網上紀念園」展示了大批身為普通人的文革受難者，他們的名字和悲慘遭遇，三十年來媒體從未提起，現在網站上被明確記錄和公佈，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同時，他們也問，為什麼這個網站沒有列出身居權力高位的文革被害者？其中第一個就是劉少奇，還有陶鑄等人。

確實，1966年8月以前，劉少奇是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陶鑄則在劉少奇失去權位的同時上升為第四號人物，都在文革中被囚禁和折磨，然後悲慘地死去。

「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所記錄的受難者，一般來說，都是普通人，不在權力階層中居於要職，這些普通人在文革後雖然得到「平反」，但是他們的名字和故事，從來不能在媒體上被公佈和記錄。

百姓之死的被隱瞞或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圖景因此而改變。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長期不被記載，文革的罪惡在歷史記載中因此變得輕淺。在筆者看來，千萬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景觀的中心，因此筆者在過去十多年中，盡力查訪這些普通人的名字和故事。

劉少奇不是普通人，但是也是文革的受難者。他的特殊地位，使他的名字廣被人知。但是他遭受了怎樣的折磨、他自己怎麼看待他的遭遇，卻成為極難澄清的事實。在民主制度的國家，獲選而上台的領導人，廣被人們所瞭解，他們失去了普通人所能具有的很多隱私權。在沒有選舉制的國家，情況恰恰相反——最高權力圈子始終是神秘的，領導人物絕對不被大眾所瞭解。

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保持神秘性乃是為了保持未獲人民批准的權力。這種神秘性有助於強化那種權威。最高權力圈子不是人民投票選舉的，也不受新聞媒體的監督。他們需要跟人民保持距離。

文革中，普通的「牛鬼蛇神」，被交給普通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鬥爭」、折磨、甚至殺戮；但是劉少奇和陶鑄這樣的高層領導人物，卻一直被另行監禁，是放在當時最高權力中心的直接控制下的。

也就是說，高層權力圈子的某人如果也成了「牛鬼蛇神」，仍是要跟與他們「鬥爭」的「群眾」隔絕開來的。劉少奇被「打倒」之後，數十萬北京的學生和市民，在中南外舉行了一個月的「揪劉」行動，這一行動得到文革高層領導人的鼓勵支持，卻始終沒有讓這些「造反派」見到劉少奇本人。劉少奇只被交給他身邊的中南海造反派「批鬥」，這是有紀錄片為證的。

至今，中共政府仍然不公開文革檔案材料，即使跟普通人有關的檔案都不准人們閱讀，更遑論高層領導人，如劉少奇的了。

斯坦福大學的退休歷史教授范斯萊克，在他的中國歷史課上曾經講到，對中國上層領導人的行為，我們好像是在一個舞台前，幕布只升起來了一點點，我們只能看到一些腳在舞台上移動，卻看不到、也聽不到其他部分。

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我們只看得到一些腳的移動」。

2、一個被刪去的細節：癱瘓後被綁在床上的最後六個月

在毛澤東死去4年以後、劉少奇死去11年以後，1980年春天，中共中央為劉少奇「平反」，並且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同時，在官方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劉少奇生平及革命功績的文章。

就在那期間，一位老作家，告訴筆者一件事情：由於一篇和她有關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她去訪問該報總編輯胡績偉。他們在延安時代就認識。在胡的辦公室裡，她偶然聽到了這位總編輯和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電話上的談話。

她說，胡績偉和王光美在談修改一篇將要發表的文章，是關於劉少奇的。那篇文章中寫到，劉少奇在被隔離囚禁以後，癱瘓了，還被綁在床上六個月，直到死亡。《人民日報》要刪去寫進文章中的這一細節，胡在電話上告訴「光美同志」，請她同意這樣做，為了「黨的形象」。

這位老作家對筆者提到這件事的時候，非常激動，她說不敢相信有這樣的事情：一個人已經癱瘓了，不能走了，還要綁在床上，真是不像話。她說，她為這個黨感到羞恥。

其實，報紙刪去這個細節，也是應該感到羞恥的。

筆者查閱了1980年給劉少奇平反前後的《人民日報》，果然沒有讀到任何文章中談及劉少奇最後6個月是被綁在床上的。這一個細節，已經被刪除了。

在同年年底發表的劉少奇的兒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工人日報》，1980年12月5-8日）中，也沒有提到綁在床上的這個細節。

但是，六年以後，在1986年出版的高皋、嚴加其所著《文革十年史》書中，寫道：「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並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鬆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78頁）。

《文革十年史》在上市以前就被禁止公開出售。兩位作者在1989年流亡國外。筆者曾經詢問他們上述引文資料來源。他們說一定有出處，只是寫作此書的材料都留在北京無從查找。

1996年出版的《文革檔案》（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書中，也有這個細節（286頁）。這本晚出的書裡保留了這個細節，顯然因為不像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那麼醒目，或者因文革已經過去多年，劉少奇的事情不再被人注意，所以出版物審查者未再注意這樣的細節。

也許在有些人看來，劉少奇是否被綁在床上，相比於他被迫害至死，似乎僅僅是個細節問題罷了。

但是，《人民日報》刪除這個細節，在保衛「黨的形象」方面，確乎是有作用的。
把一個已經癱瘓的人綁在床上，沒有任何實際作用，唯一的解釋，是故意的殘忍，是虐待！

在劉少奇子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中，其實還提到了一些別的細節，也相當可怕。其中一個是，1967年9月，把劉少奇的妻子逮捕並且把劉少奇的子女趕出家以後，在中南海劉少奇的家裡「連夜築起一堵高牆」，不准劉少奇再步出房門。

中共其他高層領導人包括毛澤東也住在中南海。在那裡連夜動工構築一堵禁閉牆，一座監獄，一方面當然是毛澤東等人可以為所欲為的，雖然聽起來就像春秋戰國篡位和奪權的故事，另一方面，難道也是因為他們喜歡就近欣賞劉少奇的悲慘境況？

《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一文中還有另外的一句話，「他們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療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藥，是比停止維生素，會帶來嚴重得多的後果。

《文革十年史》中寫道：（1969年10月）「患有糖尿病的劉少奇，由於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長期臥床，又沒有人為他清洗，身上又髒又臭。臨離開北京時，看護人員索性把他的衣服剝去，包裹在一床粉紅色的緞面被裡，被上蒙了一條白色床單。」
（181－182頁）這本書的作者之一高皋是一位醫生，比一般人對疾病更有知識。

連夜築牆禁閉、禁止糖尿病用藥，也是很殘酷的手段，但殘酷程度，都沒有把已經癱瘓的老人綁在床上那麼直觀、具體，一聽就懂。所以，《人民日報》首先刪除這個細節，因為這確實是最為陰森可怕的一個細節。可以說他們「刪」得非常符合他們的用意。

《人民日報》在1978年以後的否定文革的過程中起了正面的推進作用。實際上，當時的中國，也只有他們能公開地發表聲音，絕大多數人民只有沉默。但是《人民日報》依然投鼠忌器。而且，在多年刊登滿篇謊言之後，沒有人會對這樣的刪改大驚小怪。

這只是筆者極偶然聽到的一個情節。

作為紅牆外的老百姓，應該問，還有什麼被刪節了？還有什麼從來都沒有寫下來？

實際上，不會有回答，而且，在下文中可以看到，這種對歷史事實刪節和對文革罪惡的刪節，繼續在進行。

３、解釋劉少奇之死

從官方媒體公佈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劉少奇的最後經歷大致如下：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劉少奇從第二號人物變成了第八號。不久以後，學生「造反派」貼出攻擊劉少奇的大字報、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

1967年1月，劉少奇在中南海裡面被「斗」，劉的專用電話被拆除。4月，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華大學被30萬人「鬥爭」。劉少奇則被《人民日報》不指名地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7月，幾十萬「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牆外「揪劉」一個多月，劉少奇和妻子在中南海中遭到大會「鬥爭」並且被毆打。9月，劉的妻子王光美被逮捕關進監獄（12年後才被釋放），子女被趕出中南海，劉被新築的高牆禁閉在原住處。

1968年夏，劉少奇病重。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宣佈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把他「永遠開除出黨」。

1969年10月，劉少奇處在隨時可能死亡的病危狀態，被送到河南開封，放在開封政府的大院內，繼續監禁。11月13日，劉少奇死亡。

7年以後，1976年9月毛澤東死亡，毛死後又過了三年半，劉少奇得到了「平反」。劉的罪狀，也都一風吹了。

人民不准詢問：這一切是到底為了什麼？

中國官方很快就有一套關於文革和劉少奇之死的理論：主要責任在林彪四人幫，不要追究毛澤東的責任。

接著，在1980年新發行一百元鈔票上，印上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的四個側面頭像。有人覺得這種排列很奇怪，為什麼周恩來在劉少奇之前？文革以前周排在劉後面的，也有人說，周在林彪死後，也是第二號人物，和劉一樣。其實，這也是一般人無可置喙的，人們不過議論議論罷了。在沒有電腦互聯網以前，普通人不可能用書面文字討論這樣的問題，只在口頭談談而已。

中共官方把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稱之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偉大的共產主義者」、「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鈔票上，他們四個人緊緊相依，親密無間，好像陰謀、迫害和謀殺，從來沒有在他們之間發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