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8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古春秋綜合報導）薄熙來公審在即，使薄案徹底曝光的王立軍，也引起媒體關注。據媒體起底調查，王立軍擁有20多個學術頭銜，是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東北財經大學、西南政法大學、第三軍醫大學、重慶大學、西南大學、北京郵電大學等多所學校的兼職教授和兼職博士生導師，還是美國李昌鈺法庭科學（法醫）研究所特聘專家、教授，被德國警察學院、烏克蘭政治學院等5所國外大學聘為客座教授。然而，這些學術頭銜，卻是血淋漓的幾千條人命堆積起來的。

王立軍的活體摘取器官試驗研究「成果」

2003年5月至2008 年6月，王立軍擔任錦州市公安局局長，兼任錦州市公安局「現場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正是這個「研究中心」，做了數千例活體摘取器官的現場試驗。該中心在大量試驗數據的基礎之上，作出《藥物注射後器官受體移植研究》的報告，專門介紹如何最有效地從活人身上摘取器官。2006年9月，這項研究被「中國光華科技基金會」授予「光華創新特別貢獻獎」並資助科研經費200萬元。

據《遼瀋晚報》消息，2005年6月9日凌晨5時，特派錦州記者來到了「研究中心」，現場目擊「通過對注射死刑人員行刑的全過程」，記者描述現場「專家雲集刑場如同科研實驗室」。

據查，王立軍所主持的研究中心「藥物注射後器官受體移植研究」課題組，其協作單位有北京大學、中國醫科大學、錦州醫學院、解放軍205醫院。

王立軍在「光華創新特別貢獻獎」頒獎典禮上談到器官受體移植時說：「我們所從事的現場，我們的科技成果是幾千個現場集約的結晶」也就是說，僅成立兩年多的「研究中心」，已完成幾千起器官移植。

根據大赦國際的記錄，在2000年和2005年之間中國大陸死刑犯的處決數量平均每年1616人。而死囚器官受「組織配型」、「冷缺血時間」、處決時間和地域等限制，利用率不過30%。

據中國器官移植網提供的統計，2003年中國的「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數字還是零，經過幾年，2006年僅有22位死者家屬同意捐出親人的器官。

移植手術現場的供體大部份可能來源於法輪功學員

曾廣泛報導強摘中國政治犯器官的美國《標準週刊》（Weekly Standard）記者葛特曼（Ethan Gutmann）表示：「王立軍所謂的『現場心理研究中心』既不是配備醫療車的處決現場，也不是進行器官移植的手術室。」

葛特曼說：「移植手術之前是否得到被摘取器官當事人的同意，這是完全無法保證的。充份證據顯示，被害人可能是維吾爾族穆斯林、藏族佛教徒、基督徒，或是更大有可能的法輪功修煉者。換句話說，王立軍因野蠻殘暴而獲得獎項。」

屢獲殊榮的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共同撰寫一份有關中國法輪功修煉者被活摘器官的調查報告，他們估計，在2000年到2005年的六年間，在中國境內進行了6萬個器官移植手術，其中41500個移植手術，其器官來源於法輪功修煉者。

換句話說，在王立軍主持「現場心理研究中心」期間，約三分之二移植手術的器官來自良心犯，其中大部份可能來自法輪功修煉者。

根據喬高、麥塔斯和葛特曼等三人的數據，著名雜誌CQ Global Researcher估計，從2000年到2008年，為了獲取器官，超過62000名法輪功修煉者被殺害。

專家們迫切想瞭解的是，在王立軍的移植現場，被摘取器官時，那些人是否真的已經死亡。專家們說，鑒於摘取前的藥物注射，那些被摘取器官的受害人的心臟，在摘取當時，極有可能還在跳動著。

當一個被移植的器官是從活人身上摘下時，由於新鮮，器官受體的排斥率也比較低。麥塔斯說：「來自腦死的器官比較容易變壞，但是，若經由藥物注射，讓人活著，隨後摘取的器官可以保存較長的時間。」

（責任編輯：劉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