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8月12日訊】22．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挑起了內戰

關於抗戰結束後接踵而來的那場內戰，中共一直都說是國民黨挑起的，其實不然！

1945年8月10日日本一宣佈投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先生因立即考慮到中共勢將乘機謀亂，甚至乘機叛亂，故特別在他有關對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轄區敵軍，除接受（中國）政府指定之軍事長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繳械」，同時向全國各部隊發出了「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的命令。8月11日，蔣介石委員長還就此項命令致電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稱﹕「在今作戰地區境內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
　
顯然，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戰勝國，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一個領導人民堅持了八年全面抗戰，並獲得了最終勝利的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其對敵受降的權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揮對敵受降的權力，亦同樣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然而，中共及其「養在深山、長在敵後」的百萬農民軍隊，卻將「對日受降」視作他們走出深山、蓆捲敵後、直至打江山和奪政權的「非常歷史機遇」。八年來，他們寧願不抗日、假抗日、陰謀擴張直至陰謀賣國，亦就是在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8月9日夜，當延安意外獲悉日本投降和蘇俄對日宣戰的消息後，毛澤東在延安立即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對日本「實行廣泛進軍」的命令。這個自八年抗戰開始以來，由毛澤東對自己軍隊發出的第一個「抗日」命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的軍隊「擴大解放區和縮小淪陷區」。 8月10日夜至8月11日下午的十八小時內，毛澤東向他的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發動二十萬大軍以奪取中原」。為此，毛澤東命令各地中共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強行「佔據及破壞全國各地交通要道」，「收繳日軍武裝」，並「將反抗的中國人當漢奸處分」，同時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擅自指定受降地點，命令日軍司令岡村甯次向中共軍隊投降」。中共中央華東局在接到毛澤東命令的當晚，連夜召開會議宣佈，決定派遣張執一以中共中央華東局和新四軍代表名義，首先化裝潛入上海，負責組織上海人民武裝起義，接應新四軍解放上海。後因8月21日中共中央為全力搶進東北而電令停止進攻，保存力量，以便將來發動「民主運動」才作罷。

8月11日，朱德在接到蔣介石關於由政府統一籌畫受降的命令後，竟公然回電反駁，稱蔣的命令是「完全錯誤」的，甚至威脅說﹕「如果你不公開承認你犯的錯誤，並公開撤回你這個錯誤的命令，我便徹底反對你的命令。」其囂張氣焰可見一斑。與中共及他本人在抗戰初期對蔣的歌頌相比，實為天差地別。

8月13日，毛澤東又在為新華社所寫的社論中顛倒黑白地說﹕「我們要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佈﹕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解放軍抗日軍隊有在朱德總司令指揮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和軍事管理日本的權利。要不是這樣做，中國人民將認為是很不恰當的。」正是在毛澤東的命令下，八年來養在深山、長在敵後、養精蓄銳、旨在打內戰奪江山的中共軍隊，遂如猛虎出山般地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同時，又因爭奪受降權而開始了它的「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中共除于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強行對日受降以外，還曾對三萬拒絕向中共投降的日軍實行進攻、包圍和繳械，對日寇打了一場八年來從來沒有打過的「大戰和運動仗」，獲得了八年抗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抗日戰果」。同時，華北綏遠的集甯、清水二縣為政府軍受降不過五日，即被8月12日自河北、山西一帶急行軍而來的三萬中共軍隊所攻陷。9月11日，抗日名將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由綏遠進至察哈爾受降時，竟被中共軍隊圍殲三千餘人。10月17日，中共又開始調動軍隊，對歸綏的傅作義部展開包圍……。

日本投降之際，中共開始「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的成果是驚人的。1945年8月26日，即日本投降僅兩個星期，毛澤東就在他起草的對黨內通知中得意地和赤裸裸地說﹕「日寇迅速投降，改變了整個形勢。蔣介石壟斷了受降權利，大城要道暫時（一個階段內）不能屬於我們。但是華北方面，我們還要力爭，凡能爭得者應用全力爭之。兩星期來，我軍收復五十九個城市和廣大鄉村，連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個，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華北方面，收復了威海衛、煙臺、龍口、益都、淄川、楊柳青、畢克齊、博愛、張家口、集甯、豐城等處，我軍威鎮華北，配合蘇軍和蒙古軍進抵長城之聲勢，造成了我黨的有利地位。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以期盡可能奪取平綏線、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晉路、道清路，切斷北甯、平漢、津浦、膠濟、隴海、滬甯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暫時也好。同時以必要力量，儘量廣占鄉村和府城縣城小市鎮。例如新四軍佔領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間許多縣城和江淮許多縣城，山東佔領了整個膠東半島，晉綏佔領了平綏路南北許多城市，就造成了極好的形勢。再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對大部分，熱察兩個全省和遼寧一部。」

兩天以後，毛澤東就帶著這一「開始全面抗戰和立即發動內戰」的巨大成果，赴重慶談判「建設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去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的發動內戰的命令，卻沒有因為他的赴重慶談判而終止，甚至是變本而加厲。有統計顯示，從8月10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兩個月間，包括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的四十天，中共軍隊一共搶佔了三百座縣城。另一個統計顯示，從9月11日到10月11日的一個月內，即至毛澤東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軍所佔據的城市已達二百座。在膠濟、津浦、隴海一帶，平綏、北甯、德石、平漢、道清各鐵路沿線，中共軍隊均控制了一些據點，以蓄意阻撓華北和華中的鐵路交通要道，並威脅自山海關到杭州灣的海岸線，自垣曲到武涉的黃河沿岸，以及蘇皖兩省的長江沿岸和運河線。

遵照毛澤東臨赴重慶談判前所發出的指示，為切斷鐵路幹線，搶奪要道，奪取「府城縣城小市鎮」，阻止政府軍受降，中共甚至還成立了「交通控制隊」，在華北與華中破壞鐵路與公路。據統計，僅1945年10月一個月內，平漢鐵路即被中共破壞十七次，津浦路被破壞十八次，膠濟路被破壞十次。1946年1至8月份，津浦、平漢、膠濟、北寧、正太、隴海、同蒲、平綏等鐵路均遭嚴重破壞，各線被撤毀車站一百四十餘處，被炸毀的橋樑達二百零八座，被撤除的鐵軌五萬七千餘節，被毀掉的枕木達二十三萬餘根，被剪掉的電線十三萬餘公尺，被毀掉的車輛八十餘輛。1945年10月間，中共軍隊甚至於河南決黃河，於江蘇、山東決運河，在河北決永定河、子牙河，同時破壞工廠和礦山。由是，中共借爭奪受降權所發動的叛亂實已首開內戰的端緒。（本文選自辛灝年所著《誰是新中國》）
　
重大問題

23．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的最高典範

中共一向稱自己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愛國者，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最高典範。但一個政黨究竟是不是真愛國，不在於它自稱自己是什麼，關鍵要看它的所作所為究竟是在損害還是在維護本民族和國家的利益。為此，就讓我們來考察一番中共半個多世紀來到底是如何對待民族和國家利益的。

一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送來的不僅有馬克思主義，還有共產黨。

如同舊沙俄一樣，新起的蘇俄也有著強烈的對外擴張的野心。中國不僅是古老的東方大國，也是它最重要的鄰國，當然是它想染指的一個重要國度。因此，蘇俄建立不久就積極開始了對中國的滲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國尋找代理人，建立中國共產黨，利用這個黨把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輸入到中國去，從而最終達到將中國納入其勢力範圍內的目的。

從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整個過程來看，不僅建立中共的理論基礎來源於蘇俄，而且建立中共的具體設想也是由俄共和共產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明確提出的，中共的籌備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們的一手指導下按部就班進行和完成的，即使是党的第一任總書記也是由他們挑選的。在這個過程中，儘管具體的事務性工作是由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信徒們做的，但領頭的起著主導作用的始終是對中國懷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產國際。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蘇聯人出錢直接策劃和指揮中國的左翼激進知識份子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中共不僅是蘇俄對中國進行政治滲透和擴張的產物，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俄共「兒子黨」。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明確表明要「聯合第三國際」。在大會決議中，還規定每月應向第三國際呈送報告一份；必要時，應派代表去伊爾庫茨克遠東書記處，與遠東各國共產黨代表，商討聯合階級鬥爭之事。 一年後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決議案》，又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中共的第一任領導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經有不同意見，馬林帶一封信給陳說，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雖然陳獨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聽從共產國際教廷的命令，隸屬和屈從蘇俄。 所以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實是共產國際的亞洲中國支部，以俄共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執行的是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東方路線，在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等各個方面均聽命於俄共。

這種與生俱來的出生「胎記」，註定了中共不可避免要充當蘇俄侵華的政治工具，為蘇俄的在華利益服務。早在1921年的「一大」 宣言裏中共就赤裸裸地宣稱：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從中國分離出去；可以加入現在世界上的某個「民主聯邦」。這裏所謂的某個「民主聯邦」，它沒好意思說出口，其實就是中共的主子蘇聯。

8年後，1929年7月，中國東北地方當局根據中華民國政府要逐步在中國境內收回中國主權的決定，根據1919、1920年蘇俄政府曾公開發表的「放棄一切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放棄沙皇俄國在中國所有特權」的聲明，宣佈接管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管理權」。不料蘇俄非但不承認自己以前的宣言和聲明，而且於1929年8月宣佈與中國斷交。史達林並調動10萬大軍，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中華民國政府為了自衛，命張學良負責國境邊防，兵分東西兩路，進行阻擊和抵抗。史稱「中東路事件」。

1929年9月26日，史達林給中共發來指示：「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並且是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俄，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 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又頻頻發來電報，明確指出「武裝保衛蘇俄就是要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

1929年11月，李立三在中共「二大」上宣佈「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俄’，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時任「中共滿州省委書記」的劉少奇稱：「中東路事件」是帝國主義對蘇聯武裝進攻的開始。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第60號通告，標題是「執行武裝保衛蘇俄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於是中共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裝暴動，牽制中華民國政府軍，使之難以北調抗蘇，與蘇俄在北方的武裝侵華裏應外合。曾被中共媒體炒作的黑瞎子島，就是在這次「中東路事件」中被蘇俄強佔的。在蘇俄公開武裝侵華，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時刻，中共竟為一黨之私甘當漢奸、走狗，出賣民族利益。

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侵佔中國東三省。正當中國國難當頭之際，第三天，也就是9 月20日，第三共產國際就電告中共中央機關：「必須趁著日本侵略軍侵佔中國東北，要更進一步的武裝保衛蘇聯。要在中國發動暴動，罷工，遊行，示威，來奪取或推翻國民黨南京政權」。

趁著國民政府軍從江西抽調部隊北上佈防，中共紅軍立即擴張，攻陷了贛南的數縣。11月7日，中共果然在江西瑞金宣佈建立蘇維埃政權，發動土地改革，發動武裝暴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第十四條赫然宣佈： 「我們贊成中國境內的所有少數民族都能夠從中國分離出去，都能夠獨立自成一國」。此條款用意已在前論述，就不在此重複了。日軍侵華固因其軍國主義野心膨脹，但又何嘗沒有當時被稱為「赤匪」的中共在中國境內頻頻生亂，致使外患有隙可乘的因素呢？！

二

日軍侵華是中華民族上世紀面臨的最大一次民族危機，也可以說是檢驗一個中國政黨究竟是不是真愛國的試金石。

如果中共真的愛國，那麼，當日軍大舉入侵中國的時候，它理應將民族利益置於黨派利益之上，與國民黨一同齊心協力抗擊外敵，但中共的所為恰恰相反。雖然它嘴巴上把抗日的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實際上卻處處奉行消極抗日、積極反蔣的策略，借日本人入侵，國民政府無暇他顧之機，千方百計擴大自己的地盤與實力，為日後與國民黨爭奪天下做準備。

在中共看來，中日戰爭不是中國抗擊日本，而是三國逐鹿，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蔣介石的大好機會。正如毛澤東多年後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所說：「蔣、日、我，三國志。」因此，與日本開戰後，中共堅持紅軍不打正面戰場的戰鬥，只在側面做遊擊隊協助，蔣介石同意了，其實中共連側面襲擊也不想做。它命令自己的指揮官們等日本軍隊擊潰國民黨軍繼續往前推進時，在日軍後方佔領土地；它還命令自己的部隊乘日本人前進的東風大力收編潰散的國民黨軍隊。毛澤東不斷地給指揮官們發電報說，「要以創造根據地為主」，「而不是集中打仗為主」。日軍席捲過山西時，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創立我們的根據地。」總之，中共的主意就是乘日本人前進的東風擴軍占地，按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讓日本人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在1938年下半年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告訴中央全會，蔣介石始終是敵人。中共現在就要準備打倒蔣介石，武裝奪取政權，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張旗鼓地在敵後發展，必要時堅決打國民黨軍隊。

毛為打內戰開綠燈後，中共軍隊放開手來在敵後與國民黨爭奪地盤，屢占上風。到1940年1月，八路軍從抗戰開始時的四萬八千人發展到二十四萬人。新四軍也翻了三倍，成為三萬人。一個個敵後根據地建立起來，晉察冀擴大到兩千五百萬人口。是年22日，中共給莫斯科的報告說，在內戰中，「勝利一般都是我們的」，「在河北我們殲滅了六千人，山西一萬人。」3月，在史達林的默許下，八路軍集中三四萬兵力，又全殲六千國民黨軍隊，在華北佔據了絕對優勢。10月初，新四軍在黃橋一舉殲滅了一萬一千國民黨軍隊，擊斃兩名將領。

50多年來共產黨自我吹噓的抗日戰績，不過「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而已。「平型關大捷」殲敵一千多人，襲擊的是侵華日軍輜重部隊。而指揮「百團大戰」的彭德懷卻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認為此舉幫助了蔣介石，暴露了中共軍隊的實力，違背了中共1937年8月中共洛川會議秘密決定「七分自我發展，二分妥協，一分抗日」的內部指示。第三國際派駐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提到，「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佔領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出擊和反擊。…… 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面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的禁止了。……我們下來和戰士一起抽起煙來，他們承認說，我們得到通知，叫我們不要去動他們。上頭說，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來碰我們。」

抗戰期間，中共不但不積極抗日，還與日本軍部及汪偽政權勾結，共同反對積極抗日的國民政府。大陸出版的幾本關於中共情報要人潘漢年的傳記，都若隱若現地披露了潘在「敵人心臟」裏的種種工作。潘漢年的聯絡人之一袁殊，時任汪偽中央委員、中宣部副部長、憲政實施委員會委員等要職，1949年之後卻搖身一變成為情報總署副署長、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潘漢年通過袁殊與日本駐華最高特務機構「梅花堂」建立聯繫，並領取活動經費，第一次就獲得了一萬元的費用。「梅花堂」的首任「機關長」影佐禎昭，曾參與策劃汪精衛的叛逃，他非常重視潘漢年的作用，專門在上海「六三花園」請潘吃飯。此後，雙方多次交換情報。另外，潘漢年還通過李士群拜見汪精衛。會見中，潘的身份並非一般的情報人員，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議潘轉達他對中共的「善意」，並尋找雙方的「契合點」——即共同反對蔣介石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正如歷史學家、《中共壯大之謎》一書作者謝幼田所指出的那樣：「中共所謂秘密戰線，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聯合在一起，彼此交換有關中國抗戰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情報，聯合對付國民政府。潘漢年所領導的所謂情報活動，是毛澤東的延安政府打擊國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實質也是出賣中國抗戰，而有利於中共延安政權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漢奸行為。」

八年抗戰，兩千萬中國人失去了生命，但中共卻把它變成了一個擴充實力，與蔣介石爭權的良機。結果，在這場民族自衛戰中，積極抗戰的國民黨政權被極大地削弱，中共則乘機佔領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萬人的大軍。抗戰開始時，國共軍隊的比例是六十比一，抗戰結束時是三比一。

難怪毛澤東生前多次說過，我們（中共）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民黨）共（產黨）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訪華時，曾為日軍當年的侵華罪行道歉，毛卻說：「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

三

（外)蒙古原本是中國的一個省。但是蘇俄出於自身的利益，一直策劃將其從中國分離出去而成為自己的附屬國。

1945年2月11日，蘇聯和美英在雅爾達達成了協定，同意蘇聯對日參戰的條件的第一條為：「(一)外蒙古的現狀須予維持。」當時的形勢是，國民政府不同意蒙古獨立；美國堅決反對蒙古獨立；英國不反對也不支持，保持中立。中蘇友好同盟協議的條件是蘇聯不能協助中共和蒙古人民黨以及新疆的獨立分子搞蒙古獨立或新疆獨立。但後來實際上蘇聯卻違犯協定，幕前幕後操縱和極力支持蒙古和新疆鬧獨立。

在蘇軍從東北三省撤軍後，蘇俄控制的共產國際命令中共馬上發動革命從國民政府手裏奪取東北三省，同時命令蒙古人民黨馬上革命搞獨立。由於蘇聯操縱蒙古獨立，違犯雅爾達會議決定和中蘇協議，所以蔣介石拒絕簽雅爾達協議真本。國民黨政府雖然堅決反對蒙古獨立，但還是尊重蒙古人民的選擇，同意蒙古人民進行公投。

然而當時在蒙古許多地方，蘇軍用武器逼蒙古人去投票獨立，而且蘇軍也參與了投票。（注：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公民表決是公民在沒有外國駐軍的情況下自由表決。） 因此，美國聯合國代表離開外蒙古後拒絕承認蒙古獨立。之後蒙古從1946開始12次派代表團到中國談判要求簽署友好協定承認蒙古獨立，國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工作委員會拒絕了他們的獨立要求，也拒絕了他們交換地圖的要求。從1946年到1949年，外蒙古一直在中華民國的地圖裏。

但是投靠蘇俄甘做傀儡的中共卻一貫支持外蒙獨立。毛澤東1939年就明確指出外蒙古是獨立國家，不屬於中國。在中國境內，中共甚至先於偽滿洲國政府公開承認外蒙古是獨立國家。1949年10月16日，毛澤東宣佈與蒙古建立大使級的外交關係。當時全世界只有蘇聯、中共和蒙古建交。

1950年7月3日毛澤東在接受蒙古駐華大使賈爾卡賽汗呈遞國書時的答詞中稱：「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不但早已脫離了中國的反動統治，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國家，而且正朝著經濟、文化建設的發展道路前進，中國人民衷心地為蒙古人民的這一成就慶賀。」

1950年《人民日報》摘引了郭沫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京新華廣播電臺對全國的廣播詞》，文中針對中國人民失去外蒙古後的遺憾心情，這樣說道：「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的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

四

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尼布楚、廟街、外興安嶺、庫頁島、江東六十四屯……這些地名在中國人的頭腦中也許永遠都無法消除。炎黃子孫的祖先們在中國東北曾經留下了這片肥沃的土地，而如今它們卻成為每一個中國人心中永遠的傷痛和屈辱。而造成這一切的正是中共，特別是所謂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

眾所周知，1840年以後，清政府腐敗軟弱，沙皇俄國乘虛而入。遍觀中國自鴉片戰爭後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雖然不乏割地賠款的內容，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俄國一樣侵吞了如此多的中國領土。更為惡劣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被其他國家佔領的中國領土絕大多數都歸還了中國，唯有前蘇聯不但寸土未還，反而對中國進一步地蠶食侵吞。

沙俄在入侵中國的過程中，簽訂了十七個不平等條約，其中侵佔土地最多的有三個，即《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加起來一共從中國割走超過10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沙皇俄國除了逼迫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北洋政府訂立城下之盟，以條約的形式侵吞中華國土外，還公然使用武力對條約規定為中國領土的地區進行吞併。

如1900年7月中下旬，沙俄藉口中國發生了「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出動17萬大軍將《璦琿條約》中劃歸中國的江東六十四屯圍住，對數萬居民進行兇殘殺戮。女人遭到姦污，許多人被俄軍燒死，逃出者不足半。一時逃出村子者在黑龍江邊被俄羅斯追兵射殺，血染江水，未及過江者被一同逼入江中。江東六十四屯自此被沙俄霸佔。

中國歷代政府曾盡力抵制俄國的入侵，自中華民國以來的歷屆中國政府也都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中共政權也曾聲明並堅守：「對於帝國主義給中國人民的邊界線，中國歷屆政府都未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予承認。」

但1999年12月9日和10日，中共黨魁江澤民卻置民族和國家利益於不顧，背著中國人民，在北京與來訪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敍述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那片本來完全可以如香港、澳門一樣回歸祖國的土地，卻被江澤民和中共背著全國人民，拱手奉送給了俄國。

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賣國條約！它徹底否定了清朝康熙年間中國官兵浴血奮戰換來的中俄邊界平等條約——《尼布楚條約》，承認了從中華民國到歷屆中共政府都拒絕承認的中俄不平等條約，包括《璦琿條約》、《北京條約》等。不僅如此，《議定書》還將大片未經簽約而被沙俄強佔的領土永久性地劃歸俄國，這其中包括1953年聯合國大會表決裁定為中國領土的唐努烏梁海地區（約17萬平方公里，相當於貴州省面積），還包括連不平等條約《璦琿條約》都承認是中國領土的江東六十四屯（3600平方公里，相當於香港面積的3倍多），以及自金代開始即歸中國管轄、在《中俄尼布楚條約》中明確劃歸中國的庫頁島（7.64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兩個臺灣面積）。

《議定書》共出賣了中國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寶貴領土，相當於東北三省面積的總和，也相當於幾十個臺灣；江澤民還將圖們江出海口劃給俄國，封死了中國東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本來連不平等條約都沒有簽，卻被沙俄直接侵略強佔的唐努烏梁海地區、江東六十四屯、庫頁島等中國領土，是完全可以依法討還的。但江澤民不但不討還，反而又拱手送出去，因此被知情國人稱之為「當代最大的賣國賊」。

專家們指出，中共黨魁江澤民簽訂的這個賣國條約實際上斬斷了中華民族的生路。中國人的祖先留下的這片遼闊而肥沃的土地，不僅覆蓋著大片原始森林，而且蘊藏豐量的礦產和石油，是未來中華民族騰飛和崛起最寶貴的生存資源。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原始荒漠及徹底荒漠化的國土約占國土總面積的33%，嚴重水土流失的國土約占38%，而剩下生存條件較好的國土只占國土總面積的不到1/3！中華民族的人口重心已經從中原黃河流域向東南退到沿海一弧、沿（長）江一線，背後已是大海。人口還在繼續增加，耕地還在繼續減少，環境還在繼續破壞。中國國土對人口的承載力已逼近極限。而被江澤民出賣的這片遼闊富饒的土地本來是中國未來生存和發展的希望，實際上江澤民已經把中華民族的後路徹底斬斷，把炎黃子孫逼入絕境！

縱觀中共成立之後八十多年的歷史，它不僅從未真正關心過中國人民的利益，從不關心中華文化，甚至也從未真正關心過國家領土的完整，對它來說，其一黨私利永遠高於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這樣一個在民族危亡時刻投靠外國政治勢力，分裂國家，出賣國土、出賣民族利益的政黨，怎麼可能真的愛國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