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7月30日訊】 上卷（1921-1949）
重要事件

1．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近代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

按照中共的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近代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事實真是如此嗎？且讓我們來回溯一下當年的歷史。

「從滿清後期到民國初期，中華古國經歷著巨大的外來衝擊和內在變革，社會處於混亂和痛苦之中。其間許多知識份子和仁人志士，滿懷濟世救國的憂患意識。但是在國難和混亂中，他們由失望變成了完全的絕望。有病亂求醫，他們到中國以外尋找靈丹妙藥，英國式的不行就換法國式的，法國式的不行再換俄國式的，不惜下猛藥烈藥，恨不得一日即能振興中國。」（《九評共產黨》）正是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之下，強調「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馬克思主義於「十月革命」後不久傳入了中國，引發了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激進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強烈共鳴。此後，在他們的推動下，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

儘管有人說，「1920年2月，陳獨秀為躲避敵人的搜捕，由李大釗陪同秘密離開北京，前往天津（陳獨秀再乘船到上海）。途中，兩人商討了建黨事宜」，但至今沒有過硬的材料說明陳、李當時已有組織大規模共產主義組織的明確想法，他們只不過是在頻繁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活動罷了，重要的是這一點很快便被共產國際發現與利用了。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送來的不僅有馬克思主義，還有共產黨。

如同舊沙俄一樣，新起的蘇俄也有著強烈的對外擴張的野心。中國不僅是古老的東方大國，也是它最重要的鄰國，當然是它想染指的一個重要國度。因此，蘇俄建立不久就積極開始了對中國的滲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國尋找代理人，建立共產黨，利用這個黨把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輸入到中國去，從而最終達到將中國納入到其勢力範圍之內的目的。而具體實施這個計畫的則是在俄共控制下的共產國際。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寧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第三國際實際上是蘇俄對外擴張的指揮機關。它居於各國共產黨之上，對各國共產黨有指揮權。各國共產黨是它的下級組織，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共產國際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機搆，傳播、鼓動全世界搞共產革命，從一國數國的共產主義勝利直到全球勝利。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俄共（布）遠東局」，在海參威成立「俄共（布）海參威分局」，任命維經斯基為分局負責人，專門從事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工作。不久，俄共（布）中央與共產國際磋商，並獲得共產國際的批准、同意，給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發去一份電報，指示他們派遣一個代表團前往中國。據日本學者波多野乾一等人的研究，這個代表團有三項任務：1、同中國社會主義團體聯繫，組織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及共青團；2、指導中國工人運動，成立各種工會；3、物色一些中國的進步青年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並選擇一些進步份子到歐洲遊歷。27歲的維經斯基被選中擔任這個代表團的負責人。臨行前，代表團又增加了一項使命：「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

很快，他們喬裝成新聞記者代表團來到了中國。經人介紹，他們先在北京結識了中國共產主義思想的早期宣傳者李大釗。在與李大釗的接觸中，維經斯基明確提出「中國應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隨後，李大釗又介紹他們去上海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在上海，維經斯基與陳獨秀一起討論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在那裏，維經斯基還結識了《星期評論》的主持人戴季陶、沉玄廬、李漢俊，《時事新報》的主持人張東蓀。他與他們經常在陳獨秀的家裏密談，在戴季陶的居所聚會。在與這些人的交往中，維經斯基產生了這樣的設想：「就是把《新青年》、《星期評論》和《時事新報》結合起來，乘五四運動的高潮建立一個革命同盟，並由這幾個刊物的主持人聯合起來，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或中國社會黨。」（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開了幾次座談會，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維經斯基終於把建黨的設想明確地向這幾位「筆桿子」提了出來。當年曾參加座談會的北大文科畢業生袁振英事後回憶說，「1920年5月，陳獨秀約我和戴季陶、施存統、沉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鳳、俞秀松、葉天低、李季、周佛海、楊明齋和李達、劉少奇等社會主義者，同俄國代表密商組織共產黨的辦法」。當時路過上海也曾參加座談會的周佛海回憶說，「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國人維經斯基在座。維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經過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釗）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 周佛海《往矣集》）曾任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的李達說得更明確：「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列入了日程。維經斯基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繫，他不懂什麼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後，說在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沉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

作為建黨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負責人是陳獨秀。到了同年8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又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仍是陳獨秀。維經斯基沿用蘇共的習慣，說負責人應稱「書記」。就這樣，陳獨秀擔任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首任書記。有了「小組」，有了這個「小組」的書記，中共的第一個早期組織就在上海誕生了，並且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

接下來短短的半年多時間裏，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法國、日本八個共產主義小組相繼成立。儘管名稱五花八門，有的叫「共產黨」「共產黨小組」「共產黨支部」，有的甚至連名稱都沒有，但它們都是以俄共為榜樣建立的，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1921年初，維經斯基接到了回國任職的密令。臨行前，他到北京重新會晤了李大釗，還會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當時在場的張國濤後來回憶說，「一般說來，維經斯基對於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初期活動是表示滿意的。他這次是路經北京，預備回俄國去，向共產國際報告他初步活動的結果，在臨動身之前表示極希望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和他們所建立起來的各地的雛形組織能夠從速聯合起來，舉行第一次全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並迅速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

1921年1月，當維經斯基還在中國的時候，共產國際執委會為了加強對遠東各國所謂革命運動的領導，決定設立遠東書記處。遠東書記處下設四個部：中國部、朝鮮部、日本部、蒙藏部。每個部都有這個國家的共產黨人參加。其中中國部的任務是解決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問題，給中國共產黨和俄共提供情況，並向中國共產黨傳達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國部有兩位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任命的書記，一位就是維經斯基，還有一位則是隨維經斯基一同抵俄的中國人張太雷。張太雷是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委派，前往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成為第一個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儘管那時中國共產黨尚處於各地成立小組的階段，尚未開過全國代表大會，尚未選出中央機構，但張太雷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而且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在朝鮮共產黨成立大會上發了言。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產國際「三大」在克里姆林宮召開，張太雷是出席這次大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在閉幕式上，張太雷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言。他最後說，「必然到來的世界革命中，中國豐富的資源和偉大的力量是被資本家用來同無產階級作鬥爭呢，還是被無產階級用來同資本家作鬥爭，那就要看中國共產黨，主要是看共產國際的支持而定了。」他高呼：「世界革命萬歲！」「共產國際萬歲！」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正式代表第一次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發言。

列寧認為在中國正式成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為了繼續推進維經斯基未完成的建黨工作，由列寧直接推薦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馬林于1921年6月抵達上海。與維經斯基不同，馬林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 ，而維經斯基只是俄共的代表，馬林的職位也遠遠高於維經斯基。而且，馬林是列寧直接推薦的。

馬林到中國後，很快跟同期來中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代表尼柯爾斯基接上了頭。然後，又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代理書記李達以及李漢俊這「二李」秘密見了面。馬林聽了「二李」的彙報後，建議及早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李達發信給各地的黨小組，要他們各派代表二人來上海開會。馬林還拿出了帶來的經費：每位代表發給路費100元，回去時再發50元。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開幕，參加大會的都是知識份子，沒有一個工人。

開幕式上先由張國濤向大家報告了大會的籌備情況和大會的議題，並宣讀了陳獨秀的來信。接著，馬林代表共產國際致辭。他一開頭就說，「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增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增添了一個東方戰友。」作為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馬林向與會者介紹了共產國際的性質、組織和使命。他強調說，「共產國際不僅僅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聯盟，而且與各國共產黨之間保持領導與被領導的高度統一的上下級關係。共產國際是以世界共產黨的形式統一指揮各國無產階級的戰鬥行動。各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

馬林講完話後，尼柯爾斯基也致了辭。他在向中共「一大」表示祝賀之後，介紹了剛剛建立不久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並建議給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發去電報，報告大會的進程。

之後，大會選舉陳獨秀為中共中央局書記。據陳獨秀後來對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據他說，全部代表為十三人），我因事在廣東，沒有參加。所以叫我當上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叫維經斯基的到中國來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臺，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陳獨秀的獄中生活》，載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報》）當時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也是莫斯科交下來「著令通過」的俄、英兩種文本，後來才由中共譯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明確標明要「聯合第三國際」。在大會決議中，還規定每月應向第三國際呈送報告一份；必要時，應派代表去伊爾庫茨克遠東書記處，與遠東各國共產黨代表，商討聯合階級鬥爭之事。 一年後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決議案》，又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一次，中共的第一任領導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發生同意見分歧，馬林帶一封信給陳說，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雖然陳獨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聽從共產國際「教廷」的命令，隸屬和屈從蘇俄。

綜上所述，不僅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來源於蘇俄，而且建立中國共產黨的設想也是由俄共和共產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明確提出的，中國共產黨的籌備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們的一手指導下按部就班進行和完成的，即使是黨的第一任總書記也是由他們挑選的。在這個過程中，儘管具體的事務性工作是由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信徒們做的，但領頭的起著主導作用的始終是對中國懷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產國際。

可見，中國共產黨決不是由中國人自己自發地獨立地搞起來的，而是在俄共和共產國際的直接干預指揮下成立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蘇聯人出錢直接策劃和指揮中國的左翼激進知識份子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實是共產國際的亞洲中國支部，以俄共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執行的是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東方路線，仰仗的是俄共成熟的暴力奪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在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等各個方面均聽命於俄共。它不但拿的是共產國際的錢，幹的也是共產國際交辦的事。正如有的大陸學者所分析的那樣，「過去我們一直以為中共是在以中國早期幾個共產主義者小組為主體的基礎上，接受共產國際的幫助而建立起來的，這個解說其實根本就是站不住腳的。」「1921年中共建黨，是以共產國際為主推動的，而不是所謂中國已有了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在從事建黨活動，然後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建黨了。不是這樣的，從一開始，這就是共產國際自個兒的事兒。陳、李只不過是共產國際找到的幫手罷了。從共產國際當時的‘市場推進‘安排看，即便是在中國找不到陳、李，那他們就自己派人幹了。如同現在的’外商代表處’。那個印度人羅易不是就給派到墨西哥去組党，還成了墨西哥共產黨的總書記嘛。」（《兩個局外者的對談》）在這個意義上，中共完全稱的上是俄共的「兒子黨」，是為蘇俄染指中國服務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也不是像中共自己宣傳的那樣，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當時的中國產業工人全國總共才有200萬人，他們既不知道什麼馬克思主義，更不可能有什麼建立共產黨的想法，連列寧都認為當時的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臺。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出現跟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根本就扯不上邊。要說「結合」，稱中共是蘇俄對外擴張的需要與中國左翼激進知識份子改造社會的急燥情緒相結合的產物還差不多。

既然馬克思主義是從國外輸入的，主導推動中共成立的也是外國人，無論是思想理論還是運作的主導力量都來自國外，還能說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近代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說到底，中共不過是蘇俄輸入給中國的一個「怪胎」，在中國自己的歷史發展中找不到任何內在的根據。這樣一個不是從自身的土壤裏生出來的「怪胎」，對中國來說是禍是福，自然不難推知。

2．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

蘇俄和中共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公然篡改成為「舊的和新的兩個三民主義」，甚至用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之所謂三大政策，來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義的內容，實在是對孫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開背叛和欺騙。歷史的事實是：

一、孫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義思想，並在1905年《民報》創刊號上正式闡釋三民主義的精義，直至他1925年3月12日辭世，就從未說過他曾有過「新、舊」兩個三民主義，更未說過他有了「新」的三民主義，已不再要「舊」的三民主義了。

二、查遍《孫文全集》和中國國民黨文獻，亦從來沒有新、舊三民主義之任何提法與說法。1924年1月，自國民黨「一大」召開，「聯俄容共」做法付諸實行始，直至該年七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系統講演三民主義 —— 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後成書出版凡數十萬字，他講的仍然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非但沒有所謂「新」，亦更沒有所謂「舊」，自然也就不可能稱那個由蘇俄顧問和中共一起製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義了。如果要有什麼「新」，那就是「新」在他曾於民生主義第四講中，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俄國的共產革命——這才是孫中山先生于民主革命理論建設中，最後、也是極為重要的貢獻。因為正是這個貢獻，才在民主革命理論上劃清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結果，已一再證明它們不過是共產黨的「創作」。中國大陸學者陳錫其早已在他的論文「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這是日後‘總結’的提法。」至於日後是誰總結的，他顯然不敢說。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黃彥則進一步於論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如果說這兩位大陸學者已經論證，所謂國民黨「制定了三大政策」純屬「虛構」，則中國大陸學者魯振群尤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裏面，進一步地證明說：「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為為了拖延、反對和破壞中國國民黨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決議謂「迎汪（精衛）複職，以與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個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檔，竟是共產黨的檔。是因為孫中山先生逝世，蔣介石護黨，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著中共為再度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北伐和意在打倒國民黨新領袖蔣介石，而使用的陰謀策略。並且，直至1927年春天，才由蘇俄顧問鮑羅廷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首次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首次公開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然而，此時，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兩年有餘。然而，十年之後，在毛澤東和中共曾數次發表的「抗日」宣言和決議中，竟又將由他們所「創作」的「新」三民主義，「還原」成了「舊」三民主義，並一再地表白他們願意為實現孫中山先生「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而堅決奮鬥了。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義」既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蘇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孫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義」，並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義」，更借宋慶齡之口，妄指它們竟是孫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義和政策，則只能證明中共既要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大旗，以為正統；又要毀孫中山三民主義，以進行謀篡、背叛和欺騙。

在中國大陸，有許多小學生，包括少年時的作者，都曾問過他們的歷史老師：「新三民主義裏面怎麼連一個‘民’字也沒有呢？」

這個問題的簡單性，自然令人一目了然；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和可怕性，卻使得所有的歷史教授、歷史教師們不能回答和不敢回答。其中的奧妙，只能令味之者無極。(本文選自辛灝年所著《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三章)

3．農民運動好得很

早在1923年5月, 共產國際就告訴中共：「只有把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即小農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它要中共「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土地革命。」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就是遵循共產國際的這些指示發動起來的。

廣東的陸海豐是農民運動的起源地。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早期農運的中心很快由那裏轉移到了湖南。到1926年11月底，湖南全省已有54個縣建立農民協會，會員從北伐前的40萬上升為107萬；到1927年1月，會員又激增至200萬。

究竟如何看待和評價這場暴風驟雨般的農民運動？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兩種聲音。反對者說「糟得很！」。贊成者以毛澤東為代表，稱這場運動為「農村大革命」，認為「好得很！」「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直到今天，中共仍稱頌這場運動 「動搖了帝國主義、官僚專制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基礎，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新華社北京７月１日電，《人民日報》2006年7月2日 第2版)）

那麼，毛澤東和中共的觀點是不是正確呢？是不是經得起客觀事實和歷史的檢驗呢？這正是我們要在這裏加以討論的。

在做出結論之前，還是讓我們先回到當年的歷史環境中，去追溯一下中共早期農運的實際情形。

不論是廣東還是湖南，在中國的傳統鄉村裏一般都包含著三種不同的社會成分。一個是地主，或者講叫士紳。另一個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再一個就是閒雜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販夫之類。這後一種人大都游離在鄉村結構主體之外，參加不了任何意義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鄉村中最為人所不齒的人物，有的學者把他們命名為鄉村中的「邊緣力量」，中共則常稱他們為「流氓無產者」。在鄉村平靜如常時，沒有這個力量的發言地位。

在農運起來之前，當時的中國鄉村基本上是平靜自足的。為了打破這種平靜自足的傳統鄉村秩序，中共賴以發動農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幾個經過培訓的農運幹部進入鄉村，憑三寸不爛之舌，聚集流氓無產者徹夜談心，向他們灌輸諸如「人人都有手腳，可是農民的手腳一年到頭不停的勞動，卻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勞動，有腳還坐轎子，卻吃大魚大肉，穿綾羅綢緞」，「地主飯桌上的白麵饅頭是從你這兒剝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類「革命思想」，挑起鄉村痞子們對富戶士紳的不滿和仇恨，鉤起他們人性中惡的那一面。試想，對這些沒有文化、頭腦簡單、性格粗獷、敢打敢沖、目光短淺，僅僅關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隨眾盲從的鄉村流氓來說，還有什麼比名正言順地把地主家裏的大魚大肉、綾羅綢緞奪過來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地打幾個滾更讓他們感到刺激與神往的呢？！於是，不用費太大的勁，很快他們便被中共派來的農運幹部發動起來了，成了所謂的「革命先鋒」。

在農民運動的開始階段，一般農民都害怕出頭，於是中共的農運幹部便唆使「革命先鋒」打頭陣，捆綁地主士紳，衝進他們家裏打砸搶抄，殺豬出穀，大吃大喝，胡作非為。眼見有利可圖，場面熱鬧，許多貧苦農民於是也開始跟著起哄鬧事。就這樣，鬥爭地主士紳的聲勢越來越大，捲入的人也越來越多。正如有學者所分析的那樣， 「在鄉村的共同體的傳統作用下，這種暴力的場面會造成一種你必須置身於其間，否則連命也不保的局面，這就是脅迫。於是參加的人就越來越多，被衝擊的人也就越來越多。」

中國的軍閥混戰到1926年時起時伏已進行了10年，自1912年民國成立以來，北京政府也改組了四十多次，但軍閥們都沒有改變固有的社會結構。除非處在兩軍交戰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舊。但自從大規模的農民運動興起後，原有的社會架構崩潰了，暴力橫行，到處是一片混亂，整個鄉村陷入了血腥的恐怖之中。與此同時，農會的暴行也迫使鄉村中的地主士紳不得不起來反抗，以暴抗暴，以惡還惡。

以湖南農運為例，這場運動從1925年春天開始，到1927年五月達到高峰。中間才兩年時間，但不到一年就開始失控了。當時湖南全省農會會員人數號稱有200多萬，他們無所顧忌地揪鬥槍殺鄉村中的地主士紳，不僅奪了鄉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權，而且把各縣的政權機構也打掉了，發展到極端時，在長沙城裏也大開殺戒，從鄉村到縣城上演了一幕幕極度血腥、混亂和瘋狂的鬧劇。結果鬧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長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作為農民運動的領導人被邀請回鄉「指導一切」。

他看到基層農民協會辦事人，大都是所謂的「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他們現在有了權：「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里弄成很凶的東西了」。他們任意給人定罪：「造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叫他劣紳」。他們「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總之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毛看到痞子們很喜歡玩弄手裏的犧牲品，比方說戴高帽子遊鄉，「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日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烏了臉。嚇了他結果又不給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巡視中，農協會向毛報告說有人被打死，問毛怎麼辦。毛說：「打死個把，還不算了。」這之後，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視以前，湖南農運領導人曾著手約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們放人，批評他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湖南農運領導人作了檢討，執行了毛的命令。毛還格外欣賞一種兇器——梭鏢，「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東西’。」他要求湖南當局把梭鏢「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

當時中共與寧漢分裂後的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們在前線與軍閥作戰，他們的家屬在後方卻受到農會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國民黨元老，同情共產黨的譚延愷也因女婿（長沙大資本家之孫）受到農會勒索而不得不發電報向共產黨說情。國民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為國民黨左派唐生智部下，馬日事變前兩日他在河南作戰時，長沙總工會卻抄了他在長沙的家並逮捕了他的父親遊街。何鍵聞訊後急電湖南省政府，大罵總工會搗亂後方。甚至連當時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給湖南農會寫信求情，讓他們不要把他父親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沒幾天農會照樣還是砍了他父親的頭。

而最叫人震驚的是農會竟殺了湖南大知識份子葉德輝。葉當時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慣農會的暴民作風，在農會開會時送了一幅對聯意涵譏諷：「農運久長，稻梁菽麥黍稷，一班雜種；會場廣大，馬牛羊雞亍犬，都是畜生。」中國傳統讀書人有了名，鬧點小脾氣社會一般不以為忤，統治者也不敢隨便殺他們。但葉德輝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對聯被農會以「封建餘孽豪紳領袖」的罪名公開處決了。　　

即便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當時在致共產國際的電文中也承認湖南農運過激了，說，「當時北伐軍官家屬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與懲罰，米的運輸受阻，向商人勒捐，農民搶米糧，吃大戶，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數金錢均被農民沒收與瓜分。」早期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責「農民運動居然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

當年北伐軍的大部份軍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與農村士紳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農會打殺地主士紳及其家屬、親友，當然激起了他們的義憤：「老子在前方與軍閥打仗，出生入死，你們在後方殺我爹娘、親友，老子不幹了！」

不但農村士紳和北伐軍官兵不滿農會和中共的暴行，許多本分的農民也十分反感農會和中共的所作所為。

為了瞭解農民對農會和中共的看法，當時住長沙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曾親自訪問了一些農民。他說，「有一天，我率領士兵到長沙附廓作野外戰鬥演習，事畢以後，士兵由團副率領返防，我乘便到一個原來很熟的農人張春生的家裏去談天。

我問：‘老張，你的東家對你怎樣？現在湖南各鄉村農民協會都成立了，要向你的東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給你們，還要把他掃地出門，活活的餓死，你的感想怎樣？’

張春生遲疑了多時，將我引入他的內房，才低聲的對我說：‘我與我的東家，相處幾十年，素來相安無事，如今農民協會的一班地痞流氓，橫行無忌，只有他們的世界，要我發動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餓死，未免太殘酷了！我不能做，中國固有道德，是講人道的，農人要吃飯，地主也應該使他有生路。我們做佃農的只要勤儉，將來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產黨這種流血的土地改革，我們農人是絕對不同意的。現在正是春耕時候，田間工作忙得很，偏要在這個時候，成立什麼農民協會和赤衛隊，整天整晚叫我們農人去開會，不到會或到會稍遲一點的，就誣為反動派，要受處罰，甚至於挨打和罰跪，共產黨這種作法，實在大多數農民的內心厭惡極了！但現在的政權被他們所竊據，我們被它們所脅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們軍人設法解救我們啊！……’

說至此時，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樣子，他繼續的說；‘我剛才和你所談的話，你千萬不要洩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禍害。’

我便安慰他說：‘你不要性急，好好的應付環境，總有解脫枷鎖的一天。’

嗣後我更暗中訪問許多農民，其答復均與張春生所言大同小異。至此我已經澈底明瞭農人的內心，是絕對厭惡共產黨的。」

不久，農會的胡作非為，終於激起了軍隊嘩變。

1927年5月21日，許克祥得到消息，中共準備組織農民協會赤衛隊和工會糾察隊員，在各人自己的家鄉進行一次大屠殺，以此造成人與人間的深仇大恨，讓他們再也不能在家鄉立足，從而死心塌地跟著它跑。當天晚上，許克祥與湘軍將領何鍵密謀後，率部隊千餘人，在長沙包圍了國民黨省黨部、省工會、省農會，一舉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的武裝，並逮捕中共黨員及有關人員，當晚打死30餘人。軍隊奉命即時打開牢門，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土豪劣紳」。這些受盡折磨的地主士紳，對農會恨得咬牙切齒，回鄉後立即組織武裝，瘋狂報復。凡被他們抓獲的中共黨員、農會幹部，不是受到嚴刑拷打，就是被淩遲處死。只要是參加過農會的，他們不問青紅皂白，抓了便殺。據不完全統計，僅長沙及其近郊，就殺了萬餘人，包括中共幹部500餘人，其狀之慘烈可以說也毫不遜於之前農運的血腥。這就是當年中共掀起的「湖南農民運動」帶給農民立竿見影的「回報」和「好處」。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文明禮義之邦，受儒家傳統道德的教化與薰陶，在農村中，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地主士紳與農民之間雖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賴、和睦共處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謂你死我活的仇恨與鬥爭。但中共一手發動的農民運動，卻人為地製造和挑起了鄉村貧富階層之間的極端仇殺，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輪番交替，把昔日平靜自足的農村一下變成了刀光劍影血肉橫飛的人間地獄。在不斷上演的迴圈仇殺中，失去生命的不僅是成千上萬的地主士紳，人數更多的是大量無辜的農民。

回顧完中共早期農運的歷史之後，不妨讓我們再來思考一下什麼是社會革命？

對此，毛澤東的答案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這個關於革命的定義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筆者也曾是它的忠實信奉者之一。但今天當我們回過頭來反思時，卻不難發現它其實是對革命一詞的曲解。

革命固然有採取暴力形式的，可以是暴動，但暴動未必就是革命，因為暴力並不是革命的必要因素。同樣，革命可以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但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未必就是革命，因為它也不是革命的必要因素。

從根本上講，革命乃是推動社會進步、給大多數人帶來益處的社會質變，是新的先進的社會形態取代舊的落後的社會形態的過程。不管暴動也好，和平也好，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也好，或別的什麼也好，只要不能推動社會進步，給大多數人帶來益處，只要不是新的先進的社會形態取代舊的落後的社會形態，可以說都與革命無緣。特別需要警惕的是，表面激進但本質落後甚至反動卻冒充革命招搖過世的社會運動在歷史上並不鮮見，但這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偽革命。

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共早期的農民運動，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根本就不是什麼「革命」，而是在「革命」的旗號下進行的以燒殺擄掠為主要內容，以血腥恐怖為突出特徵的痞子暴民運動，與歷史上以改朝換代為目的的農民造反暴民恐怖本質上是一回事。換句話說，它充其量只是一場偽革命。

如果要說得再具體些，第一．這場運動是中共通過宣傳階級鬥爭理論，在鄉村製造階級仇恨人為挑起的；

第二．這場運動是以鄉村中的地痞無賴打頭陣的；

第三.這場運動建立的政權組織即各級農會施行的是典型的獨裁暴政，充滿了血腥恐怖，燒殺擄掠，無所顧忌，既違背天理,也不合人道；

第四. 這場運動純粹是一場破壞, 毫無建設和進步可言，不但殘害了大量無辜的地主士紳,嚴重干擾了北伐和國民革命，而且也使許多農民死於非命，給他們帶來了充滿血與淚的災難！

顯然，這樣一場改頭換面的農民造反不可能「好得很！」，只能是「糟透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