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6月05日訊】（法廣記者流芳報導）今天是六月四日，天安門學生運動迎來了又一個紀念日。24年來，每年的這一天，始終沒有放棄為這一民主運動討回公道的世界各地不同階層的人士，都會通過舉辦形式各異的活動，追思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喪生的青年學生。我們在今天這個特殊的日子裡，電話採訪到天安門前學運領袖人物之一——王丹，請他來談談有關六‧四的話題。

法廣：24年之後的今天，你對六‧四這個日子有甚麼樣的感悟？

王丹：24年了，六‧四隻能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紀念，這本來就是我們民族不可承受之重。雖然這麼長時間以來沒有能夠解決，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會因此而特別失望、或絕望。達成六‧四翻案，是我們共同爭取的目標。可是在這個目標沒有實現之前，是不是有些人能夠堅持一種價值？這件事本身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即：堅持本人的意義，不亞於六‧四被翻案的意義。所以這麼些年雖然六‧四沒有被翻案，我仍然覺得我們在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法廣：六‧四前夕，你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港人放下分歧、團結爭取平反六‧四。你在怎樣的背景下發表的這封公開信？

王丹：最近香港有一些自稱為本土民主派的人士提出香港與中國切割，香港不要關注中國的民主。所以呼籲市民不要去參加維園晚會。我針對這樣的觀點發表的公開信。實際上我覺得紀念六‧四的維園晚會活動並不完全是中國大陸的事情。這麼多年香港堅持舉辦這一活動，它已經成為一種「香港精神」、香港獨立價格的一種。所以杯葛、打著建立香港自己精神的名義去杯葛六‧四晚會，我覺得是自相矛盾的。

法廣：天安門事件24年後，紀念六‧四是否有特殊的意義？

王丹：我覺得特殊意義就是我們的民族是一個經歷了五千年曆史的民族。但是至今，中華民族並沒有真正崛起。其中一個很大問題就是我們是一個善於遺忘的民族。我們對自己的歷史不是那麼的珍視。因此我們對歷史中發生的很多教訓就沒有能夠吸取。如果當初我們認真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會有六‧四這樣的事發生。所以中國現在要往前走，就必須改掉善忘的毛病。應該記住過去的事情。如果要改掉這個毛病，就應該從記住六‧四這件事做起。

六‧四本身是歷史上的一個事件。如果僅就六‧四而言，它就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被政府鎮壓的事情。可是堅持紀念這個事情背後更強調的是歷史記憶，本身對抗國家暴政——這樣一個不僅中國、其實是整個人類都會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通過記憶本身與極權對抗。因此我覺得這一意義的重要性不下於對六‧四的悼念活動。

法廣：你認為，目前平反六‧四最大的障礙是甚麼？

王丹：平反六‧四最大的障礙當然就是中共本身了，就是殺人者嘛。從來沒有殺人者願意主動地判自己的死刑或者審判自己。所以只要中共在台上一天，我就不認為六‧四可以被平反。只要還是中共統治，他們就不會處理，因為這件事就是中共自己所為。它與文化大革命不一樣。因為文化大革命本身受到破壞的就是共產黨的幹部。否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也是給他們自己撈取好處，因為是給他們自己平反。可是六‧四完全是一個政府對人民的鎮壓，只要這個政府還在，它當然不會追究自己。

（責任編輯：李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