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4月08日訊】在上海死豬事件真相尚未徹底披露之際，長江流域突然爆出的H7N9禽流感感染和死亡病例以及感染源和途徑的不確定性，又引發了人們的恐慌，而隨之H1N1禽流感在湖南、四川、廣西等地的捲土重來，更加劇了人們的擔憂。從目前披露的兩類禽流感的感染者來看，年齡從幼童到老者皆涵蓋其中，職業包括商販、廚師、工人、學生、商人和退休人員。對此，有網友慨歎，為何瘟疫流行時，受傷的總是普通老百姓，而那些作惡多端的官員卻安然無恙？難道病毒找人也要分貧富貴賤？

從古今歷史上流行的瘟疫來看，此種說法謬矣。事實上，當瘟疫來臨時，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不管你有多大的權力，不管你有多少財富，更不管你平時如何小心謹慎，該得的時候，病毒自會找上門來。這樣的例子筆者可以列舉一些。

公元前429年，雅典爆發疫情，一說是鼠疫，一說是天花或斑疹傷寒，造成了眾多人員死亡，其中被譽為古希臘最偉大的民主政治家、領導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伯里克利也未能倖免。

公元542年至543年，東羅馬帝國爆發鼠疫，並迅速蔓延，導致帝國一半人口喪生。據說，瘟疫嚴重時，每天死人五千到一萬人。虔誠的基督教徒但卻迫害異教徒的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本人也被傳染，但病情不太嚴重，幾個月後治癒。不過，其最重要的法學家特里波尼亞努斯卻病死。經過這場瘟疫，查士丁尼一世改變了自己的某些政策，更加重視神學。

14世紀在歐洲肆虐的黑死病，造成歐洲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人口喪失，約在2000萬到3000萬左右。瘟疫嚇的羅馬教皇克雷芒六世從當時天主教會總部所在地阿維尼翁逃亡，亦有不少貴族喪生。不過，奇怪的是，當時猶太教徒死亡人數非常少。此外，當時許多人認為黑死病的蔓延是神所降下的責罰，為贖罪而鞭笞自己的身體並成為行者周遊各地。

十九世紀歐洲工業革命後，惡性瘟疫霍亂在亞洲、歐洲、非洲、南北美洲肆虐，並造成了巨大死亡，其中不乏名流高官。比如，1831年，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因霍亂在柏林逝世；1832年霍亂在巴黎流行時，以鐵腕著稱的政治家、法國總理卡西米爾•皮埃爾•佩裡埃也未能倖免。

而1918年席捲世界的西班牙大流感，造成全球6億人感染，5000萬人死亡，死者中包括詩人紀堯姆•阿波利奈爾、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畫家埃貢•席勒、劇作家埃德蒙•羅斯丹、作曲家休伯特•帕裡、革命家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音樂家查爾斯•格裡費斯、日本前內務大臣末松謙澄、東京車站的設計師辰野金吾、皇族竹田宮恆久王、軍人西鄉寅太郎，等等。

至於2003年發生在中國、造成重大人員死亡的SARS，也曾攻入中南海，撂倒了當時的兩名政治局常委。根據當年外媒披露的消息，3、4月份，已故元老陳雲之妻的一名女傭人、商務部的一些高官受到了感染，而前國防部長遲浩田、時任政治局常委的吳官正和羅干據傳也被SARS相繼放倒，新華社長達兩個多月的有關吳、羅的間斷報導，都無法拿出他們的活動證據──照片。

也因此，一些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作人員和一些黨政高層被隔離，而江澤民更是嚇的逃到了上海，並下令要「用生命保衛上海」。對於來無影去無蹤的SARS，軍隊、警察、坦克、機槍甚至原子彈都無用武之地，為了完成江的命令，上海各級官員只得層層隱瞞疫情，弄得表面上形勢一片「大好」。

當時還有消息稱，中央政府的11名高官死於SARS。是否如此，因無法證實，我們不好下斷言，但唯一一點肯定的是，當年感染和死於SARS的人包括政府高官、富裕的商人和各階層老百姓。

從上述古今歷史上的例子可以看出，瘟疫病毒找人並不分貧富貴賤。那麼為甚麼有人就沒有感染呢？比如，14世紀歐洲的瘟疫中，猶太教徒死亡人數甚少；比如歷史學家伊瓦格瑞爾斯在描述公元542年開始的羅馬第四次大瘟疫中寫到：有些人和被感染者及死者接觸但未被感染。還有人想和親人一同死去，為了達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緊緊靠在一起，但是病毒卻不願意讓他們心想事成。再比如SARS期間，有些曾與病患密切接觸的毫髮無損，而有些一直躲在家裏的卻中槍。

顯而易見，病毒是長了眼睛的，而無論是歷史上的例子還是現代科學實驗都證明，病毒不願光顧之人皆是那些一心向善、保有良知、聆聽上天警示誠心悔過的善良之人，至於權力、地位、金錢都不是衡量標準。而這樣的結論或許可以讓上至高官、下至百姓的中國人，在又一場瘟疫面前明晰原因，學會省思，並找到上天早已彰顯的避禍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