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4月14日訊】促使我認真關注「屌絲」一詞，是在推特上一次不太愉快的經歷。今年1月，因為寫了篇支持《南方週末》爭取新聞自由的文章，傷了不少「粉絲」的心，這些「粉絲」認為我不應該支持南周，因為南周曾「吹捧韓寒」。最後我實在對他們這種嚴重干預他人言論自由的行為煩透了，拉黑告終。其中有一位，讓別人轉過來臨別用語，「我一枚『屌絲』，還怕你不成？」這句話頗有幾分「無產階級不懼怕失去任何東西」況味，讓我想起中共建政後三個時期的流行用語，這些流行用語都與「無產者」有關。

文革：無產者的黃金時代

「文革」時期，凡遇任何爭執，對方將袖子往胳膊上一捋：「我是工人階級（或「我是貧下中農），大老粗一個，還怕你不成？」80年代之後，王朔通過「我是流氓我怕誰？」生動地描繪了「大老粗」藐視社會規則的「氣派」。

上述這些話，與「屌絲」的相通之處是：話語的主述者都屬於社會底層，都體現了自傲與自卑的奇怪混合。但細究起來，三類說法雖然都屬於身份型社會的話語，但其內涵與折射的社會環境卻大不相同。

「工人階級」與「貧下中農」這兩大階層在「文革」時期的政治地位與今天有天壤之別。其時，「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說過：「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

「聖諭」既頒，當時社會上便流行起反向型身份歧視。工人、農民擁有體制賦予的政治地位，工人階級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在所有階層中被視為上品，在婚姻市場中，工人一度成為婚齡女子的首選。因其政治地位高，這兩個階層的社會文化特徵，即文化低、行為舉止粗魯（大老粗）、生活品味差，都成了可以自傲的政治資本。這段時期說自己是「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包括將這個階層的標籤「文化低」往身上貼，是種階級自傲。這一點當然頗有中國特色，因為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雖然也尊重工農，但卻從未將沒有文化與受教育不足當作他們可以自傲的「資本」。

流氓無產者精神的長盛不衰

「我是流氓我怕誰」，是王朔借用書中人物的口表達他對中國社會文化的一種深刻認知。有人評說，王朔諷刺的是一種「身份喪失者」那種不顧一切的破壞慾望——因為流氓不被正常社會承認，游離於正常社會邊緣，因此是「身份喪失者」。這評說其實只對了一半，如果將流氓精神視為身份喪失者（游民）獨有，那是對中國文化欠缺瞭解。事實上，身份喪失者不一定具有流氓精神，具有流氓精神的不一定是身份喪失者。流氓精神的核心要素其實是不遵守社會通行的規則，甚至希望在自己強大之後有力量為他人制訂規則。小流氓是在破壞社會規則的快感中獲得滿足，大流氓則是在別人的服從中體味自己操縱他人與世界的快感。但無論是大流氓還是小流氓，其共同點是從不考慮別人的願望與利益。

我對中國文化中流氓精神的認知，是隨著對中共黨文化的認知日深而逐步深化的。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其實是以游民為主體的流氓無產者革命，游民精神不可避免地滲透到中共的政治文化當中，那就是鄙視知識分子與人類文明，並從破壞行動中獲得滿足感。最典型的例證就是，毛澤東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明及蘇聯代表的共產文化分別視之為「封資修」，一律除之而後快。這種流氓精神還有一大特點，凡自己不能佔有或者理解的，一律破壞。比如，明末張獻忠覺得奪天下無望，於是以屠戮為快。但對於1940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來說，認識毛所代表的流氓文化卻需要一個過程。本人直到本世紀初，看到中國走上政治精英流氓化、社會底層痞子化、基層政權黑社會化這條不歸路，方才認識到，王朔這句「我是流氓我怕誰」，其實是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一翼——江湖文化的鑰匙（另一翼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精神的士大夫文化）。

中國的精英階層流氓化非常明顯：官員的腐敗內幕之醜陋駭人聽聞（如下流不堪的情色日記等）：不顧一切地搾取，導致中國生態環境瀕臨崩潰；對自己生長於斯的土地從資源的搾取到人之生命的搾取，毫無人倫底線的器官買賣與屍體買賣；不僅社會成員活得毫無尊嚴，就連政治失敗者也毫無尊嚴。這種流氓文化浸染之下，不僅上層精英如此，不少底層中國人更是無原則生存，欺負凌虐更弱者以獲得生存資源的惡性事件時有曝光。只要能夠活下去，告密、當特務、線人、五毛，什麼都願意幹，而且還幹得理直氣壯。山西黑磚窯事件及陝西前幾年的「殺豬生意」，即騙人去煤礦做工，伺機謀人生命並偽裝成礦難事故，然後以死難者家屬身份向礦訛詐賠償，都是社會底層成員針對他人施加的毫無人性底線的暴行罪惡。

「屌絲」：社會向下沉淪的語言表述

「屌絲」一詞，凡中國人都知道其鄙俗不堪，它是中國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的產物。當絕大多數社會底層成員通過各種努力，比如通過讀大學、研究生，仍然無法改變命運之後，深感無望，於是乎如此為自己作社會定位。與毛時代將人視為螺絲釘不同，螺絲釘至少還是個機器上的零件，「屌絲」一詞的意思是，世界上有自己不多，沒自己不少，其存在價值無足輕重。之所以要使用如此鄙俗不堪的詞自況，除了自賤之外，還混合著一種自我賦予的自傲，大概是從「屌」字一族，即「老子不屌你」、「屌你媽，老子不玩了」這類粗口裡轉義而來。

這一寒門自賤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比如，魏晉南北朝的閥閱門第制曾阻斷底層英才上升之路。但當時那種寒門自賤，並未得到如今天這般廣泛的社會認同，也從未到今天這種拿自己不當人的地步。南北朝還是有一些寒門英才自重自強，力爭應有的社會地位。其結果我們也知道，隋唐時代，隨著門第閥閱制度的衰落與科舉制的興起，從此中國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白衣卿相。

正常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在經濟學說史上地位獨特的凡勃侖的解答為不易之理。他認為，下層階級與上層階級並非必然針鋒相對的，前者抱持一種看不見但十分堅牢的共同態度：工人階級並不企圖取代他們的管理者，他們只是試著去模仿他們。他們本身皆默認，他們所做的工作，比他們老闆的工作要不「體面」得多。但是，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於除掉較高的階級，而是設法讓自己成為較高階級的一員。正是這種心態，使社會得以保持平衡穩定——這話的意思是說：在社會上升通道暢通的社會，人人以能夠成為較高階層為目標，這是人類文明保持進步的活力源泉。

中國社會精英的不良作為，導致社會底層產生反精英情結，甚至對精英一詞表示反感。其實，台灣人在翻譯Elite，grassroots這兩個相對應的詞組時，很有創意，將Elite譯成了菁英，即花與草木之菁華，隱含有無草根即無菁英這種共生關係。我認為沿用此詞甚好，可以提醒國人記住：草根雖賤，生命力卻強，且是菁英之根本；而失去草木滋養的菁英階層，早晚會喪失生存之根本。

──轉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