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3月30日訊】（大紀元記者佟昕綜合報導）「知識改變命運」——這是中國人信奉的理念。從延續幾千年的古代科舉考試，到今天的「上大學」，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讀書」一直是改變自己和家庭命運的最有效途徑。
但是，這條實現社會高低階層之間縱向流動的通道，卻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被截斷了。
中國教育產業化和高等院校擴大招生，導致了學費暴漲、學歷貶值、就業艱難……如今，對於中國大陸貧困家庭來說，「上大學」已經不是在爭取翻身的機會，而是一場能否改變命運的賭博。
只是，這場賭博的籌碼被加得越來越高，而勝算的機率卻越來越小。
塵肺病礦工拿命換兒女學費
2013年3月20日，四川資陽農民藍田忠，從北京房山區法院執行法官手裡領到了自己的賠償款。他和15名工友在房山一煤礦工作時患上塵肺病，維權三年才有了結果。
新京報報導，今年50歲的藍田忠從2002年2月開始在北京遠郊區的房山史家營鄉台西煤礦挖煤，開始時每個月近兩千塊的工資，在農民出身的藍田忠看來是一筆不菲的收入。他說當時老家種田收成好時，一年才賺千八百塊錢，但兩個上學的孩子每天要4.5元的餐費，一年要五、六百的學雜費。他在礦上拚死幹上一個月，全家一年的生活費，孩子的學費基本都不愁了。
藍田忠想得很清楚，不下井一家人就沒希望：不僅娃娃們沒書讀，全家種地也只能勉強餬口。因此媳婦鬧得再凶，他也不動容，反倒從第三年起，每次出門都交代好遺囑，「無非就是我要出事了她得咋辦，但其實她一個女人家，能咋辦？」
藍田忠在礦上一幹就是8年。後來工資漲到了每月4,500元，藍田忠算著，即便兩個孩子都上了大學，靠他挖煤的工資供養都不成問題。
可是，藍田忠沒有算他的健康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鋪天蓋地的煤粉中損耗。
2010年4月，藍田忠和15名工友被查出患上了塵肺病，而就在此時，煤礦也因採礦許可證到期被關閉了。
儘管走幾分鐘路就經常喘得透不過氣，遇到老鄉曬穀揚塵他就嚇得躲開，但藍田忠堅持不治療，只買一些簡單的止疼片維持著。他把這些年的積蓄都用在了一雙兒女的大學學業上。
但不下井，種地的收入維持不了生活。無奈之下，藍田忠等16名礦工聯合起來提起訴訟。經過3年的維權才拿到了屬於自己的7.3萬元人民幣的補助金。
撕心裂肺般的咳嗽時時折磨著藍田忠。但是，他說，他不後悔下井，「後悔的話我兩個娃娃就不可能上大學，我的命已經這麼苦了，過一天算一天，只是希望我的命，能換來娃娃們跟我不一樣的生活。」
中國有多少藍田忠？
根據聯合國的調查數據，中國每年的教育投入只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2%，遠遠低於聯合國建議的6%的標準。中國對教育的投資比例幾乎比任何一個實行義務教育政策的國家都低；即使是非洲的窮國烏干達，在確保人民受教育權利方面都比中國做得好。
在中國，政府只承擔了學校開支的53%，其餘的費用則轉嫁到學生頭上或學校的其它盈利項目上。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查顯示，子女教育費用在中國大陸居民總消費中排在第一位，超過了養老和住房。
2009年3月，中國青年報社調查中心通過網絡對2,157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4.7%的人感覺教育支出已是城鄉普通家庭極大負擔。36.2%的人每年教育花費占家庭收入的10%～30%；29.5%的人達到30%～50%；12.8%的人達到50%～80%；8.4%的人甚至達到了80%以上。
日前，大陸社科文獻出版社發佈的《社會保障綠皮書：中國社會保障發展報告（2012）》顯示，中國教育發展中公共教育投入偏低。綠皮書以高等教育為例，從1989年國家對高等教育進行收費開始到今天，中國大學的學費增長了至少25倍。
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長了4倍，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3倍，大學學費的漲幅幾乎10倍於居民收入的增長。
從1996年開始，特別是1999年中國教育產業化和高等院校擴大招生之後，學費大幅上漲。
據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善邁教授統計，1993年至1997年中國高校學費增長率為27.65％。但1999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年生均學費增長至2,769元，比1998年增長了40.3％。隨後，學費以每年數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速度一路飆升，直至2,000年的生均學費達到了5,000元上下。住宿費也從原來的兩三百元漲到了千元上下。
現在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4.2年的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13.6年的純收入。
為供兒女讀書，父母債台高築已是司空見慣，更慘烈的還有賣血、賣腎甚至無奈輕生。這只要從每年高考之後各地媒體的求助報導就可見一斑。
《燕趙都市報》曾報導，因為考慮到交不起孩子今後上大學的高額學費和家庭的困難，河北省大城縣王香屯村村民邵某不堪心理重負，在兒子高考前5天自殺身亡。
《華西都市報》報導，在四川青城山天師洞用滑竿抬遊客上山為生的楊大偉，得知女兒楊琳被國內某大學錄取後痛苦地表示：家裏交不起學費……女兒傷心欲絕，當場打算跳崖自盡。來青城山旅遊的台灣張雲盛先生目擊了這悲情一幕，當即從身上掏出600美元交到了楊琳手中，並承諾資助她一直到大學畢業。
楊琳無疑是幸運的。通過考上大學來改變自己和家庭命運，幾乎是大陸貧困家庭子弟唯一的希望，但是現在，在天文數字一般的學費面前，要麼是貧困的父母們，像藍田忠那樣，拿命去換錢；要麼是貧困的孩子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十幾年寒窗苦讀的希望破滅。
大學擴招——付高額學費 最終卻是失業
1999年，中國大陸教育系統開始擴大普通高校本專科院校招生人數——大學擴招。雖然10年後的2008年，大陸教育部表示1999年開始的擴招過於急躁並逐漸控制擴招比例，但是大學擴招已經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負面結果，更讓千辛萬苦才邁進大學校門的貧困學生和他們的家庭面對絕望。
1999年，當年大陸高校招生人數就增加了51.32萬人，招生總數達159.68萬人，增長速度達到史無前例的47.4%，而在1999年之前，高校招生年均增長都只在8.5％左右。之後2,000年的擴招幅度為38.16%，2001年為21.61%，2002年為19.46%，到2003年，中國普通高校本專科生在校人數超過了1,000萬。
學生人數暴增導致學校基礎設施缺乏，很多高校在擴招之後便開始大規模擴建，由此掀起了大陸高校基建熱。結果因為基建規模太大，導致很多學校背上了巨額債務。截止2007年9月，中國大陸高校貸款總額達到2,000多億人民幣。
為了償還貸款，一些學校不惜提高學費，降低錄取分數，進一步擴招學生。本已有限的師資力量嚴重缺乏。為了減少支出，一些高校大量開設英語、旅遊、法律、會計等不需硬件投入的課程，導致學校培養的人才大大超過了社會需求。大陸許多高校最終變成了文憑工廠。
《紐約時報》用七年時間追蹤報導了中國大陸大學生吳曹英的家庭。報導說，她的經歷是一個窗口，令人們得以一窺中國普通家庭在大學擴招和高昂學費下的困境。
報導中說，吳曹英的父親吳業兵是一名煤礦工，為了每月500美元（約合3,115元人民幣）的收入，幾乎每天都要下煤井工作，為吳曹英上大學攢錢。
吳曹英的母親曹渭平在商店打工，每天可掙到幾美元，5月和6月的時候在果園裡每天辛苦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天能掙到12美元。這些錢全部都用在了吳曹英的教育上。
儘管吳曹英的父母在生活上非常節儉，卻基本上沒有養老儲蓄。
19歲的吳曹英現在是一名大學二年級學生，她是中國不斷增長的、數千萬大學生中的一員。她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就業。她說，她所在的專科院校，去年春季畢業的學生有50%～60%還沒找到工作。
目前，吳曹英對於繼續上學感到很矛盾，因為學費和食宿費用加起來超過了她父母年收入總和的一半。作為一名成績中等略微偏上的學生，她想要輟學，去找份工作掙錢。
可是，母親曹渭平極力勸說她要繼續讀下去，「你得繼續學下去，我們老了之後得靠你養活。」 曹渭平說，她和丈夫就這一個孩子，一想到他們把那麼多錢花在女兒的教育上，女兒卻找不到工作時，她就愁死了。
從第一批擴招的大學生畢業進入社會的2003年開始，大學生就業問題就開始成了中國大陸全社會關注的話題。
有論者指出，現在中國的高等教育收取的是精英教育的學費、提供的是大眾教育的質量、生產的是滯銷的社會產品。
研究生擴招 碩士文憑貶值
隨著大學本科畢業生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大，中共政府開始將一部份大學生安排在基層工作，這個「基層」包括村官、支教、支農、支醫、鄉村扶貧以及城市社工等崗位；同時，採取擴招研究生的辦法來解決就業壓力。
2004年是1999年中國大陸高校擴招以來迎來的第二屆畢業生，這一年也是大陸研究生擴招總量和幅度最大的一年。
2004年，研究生招生計劃總量從2003年的267,000人（其中博士生49,201人，碩士生217,799人）擴招到326,213人（其中博士生53,096人，碩士生273,117人），總量擴招22.2%，其中博士生擴招7.9%，碩士生擴招25.4%。
到2012年中國大陸研究生的計劃招生規模達到58萬4千人，這意味著10年間研究生擴招了一倍多。
對不少學生來說，讀研究生是為了躲避就業難，一些高校也把研究生擴招當作緩解本科生就業困境的「蓄水池」，對此早已有人感歎，研究生成了大五、大六。
擴招使得高校原本不「富裕」的師資捉襟見肘。2008年，五年一次的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表示，中國15.7%的研究生導師指導的在讀研究生在10人以上（含10人），還有近1%的導師指導的在讀研究生在20人以上，甚至達到30人。而美國高校中每個導師同時指導的研究生人數一般為2～3人，5～6人就已屬較高水平。
這樣的教學條件下，研究生科研水平和論文質量的下滑是必然結果。
如今，各個高校中考研大軍浩浩蕩蕩，「考研熱」連年高燒不退。2013年大陸碩士研究生招考，考生人數達到180萬，再次刷新歷史記錄，考研人數已經連續9年超過百萬，並且連續4年以超10萬人的速度遞增。大部份考生均坦承，就業壓力是驅使他們選擇考研的動因之一。
與招生「加速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從2005年起，碩士生就業率連續下降。
許多研究生在耗費幾年青春，投入精力、金錢，好不容易拿到高學歷後，卻陡然發現，找到的工作和本科畢業時沒甚麼兩樣。整個社會處於飽和狀態，並沒表現出對高學歷的旺盛需求。更不幸的是，由於高學歷畢業生要和本科生搶飯碗，無形中又推高了本科生的就業門檻。
雖然研究生的學歷證書含金量與社會認可度在逐年遞減，可是許多人認為，到目前為止它仍然是絕大多數學生，可以選擇的一條最有「可行性」的上升路徑。尤其在大陸一些二、三本院校中，考研已經幾乎成為必須選擇的一搏。
早在大陸高校擴招之初，就有業界人士指出，大學盲目擴招是政府極其不負責任的行為。對學生本身、對社會乃至對千千萬萬個家庭，還有教育本身，都是弊大於利的。
悲劇的是，中國的教育真正是為政治服務的，而不是人民。
（責任編輯：江啟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