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3月26日訊】寫在前面：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共製造和散佈了無數謊言，欺騙了幾代中國人。為了揭開其中的真相，我們將圍繞「重大事件」、「重要問題」和「重點人物」這三大主題，選取有代表性的謊言進行深度解剖，還原被其歪曲和掩蔽的歷史真相。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近代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嗎？
—共產黨是如何欺騙中國人民的（事件篇）之一
按照中共的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近代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事實果真如此嗎？且讓我們來回溯一下當年的歷史。
「從滿清後期到民國初期，中華古國經歷著巨大的外來衝擊和內在變革，社會處於混亂和痛苦之中。其間許多知識份子和仁人志士，滿懷濟世救國的憂患意識。但是在國難和混亂中，他們由失望變成了完全的絕望。有病亂求醫，他們到中國以外尋找靈丹妙藥，英國式的不行就換法國式的，法國式的不行再換俄國式的，不惜下猛藥烈藥，恨不得一日即能振興中國。」（《九評共產黨》）正是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之下，強調「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馬克思主義於「十月革命」後不久傳入了中國，引發了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激進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強烈共鳴。此後，在他們的推動下，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
儘管有人說，「1920年2月，陳獨秀為躲避敵人的搜捕，由李大釗陪同秘密離開北京，前往天津（陳獨秀再乘船到上海）。途中，兩人商討了建黨事宜」，但至今沒有過硬的材料說明陳、李當時已有組織大規模共產主義組織的明確想法，他們只不過是在頻繁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活動罷了，重要的是這一點很快便被共產國際發現與利用了。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送來的不僅有馬克思主義，還有共產黨。
如同舊沙俄一樣，新起的蘇俄也有著強烈的對外擴張的野心。中國不僅是古老的東方大國，也是它最重要的鄰國，當然是它想染指的一個重要國度。因此，蘇俄建立不久就積極開始了對中國的滲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國尋找代理人，建立共產黨，利用這個黨把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輸入到中國去，從而最終達到將中國納入到其勢力範圍之內的目的。而具體實施這個計劃的則是在俄共控制下的共產國際。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寧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第三國際實際上是蘇俄對外擴張的指揮機關。它居於各國共產黨之上，對各國共產黨有指揮權。各國共產黨是它的下級組織，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共產國際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機構，傳播、鼓動全世界搞共產革命，從一國數國的共產主義勝利直到全球勝利。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俄共（布）遠東局」，在海參威成立「俄共（布）海參威分局」，任命維經斯基為分局負責人，專門從事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工作。不久，俄共（布）中央與共產國際磋商，並獲得共產國際的批准、同意，給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發去一份電報，指示他們派遣一個代表團前往中國。據日本學者波多野乾一等人的研究，這個代表團有三項任務：1、同中國社會主義團體聯繫，組織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及共青團；2、指導中國工人運動，成立各種工會；3、物色一些中國的進步青年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並選擇一些進步份子到歐洲遊歷。27歲的維經斯基被選中擔任這個代表團的負責人。臨行前，代表團又增加了一項使命：「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
很快，他們喬裝成新聞記者代表團來到了中國。經人介紹，他們先在北京結識了中國共產主義思想的早期宣傳者李大釗。在與李大釗的接觸中，維經斯基明確提出「中國應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隨後，李大釗又介紹他們去上海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在上海，維經斯基與陳獨秀一起討論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在那裏，維經斯基還結識了《星期評論》的主持人戴季陶、沉玄廬、李漢俊，《時事新報》的主持人張東蓀。他與他們經常在陳獨秀的家裏密談，在戴季陶的居所聚會。在與這些人的交往中，維經斯基產生了這樣的設想：「就是把《新青年》、《星期評論》和《時事新報》結合起來，乘五四運動的高潮建立一個革命同盟，並由這幾個刊物的主持人聯合起來，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或中國社會黨。」（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開了幾次座談會，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維經斯基終於把建黨的設想明確地向這幾位「筆桿子」提了出來。
當年曾參加座談會的北大文科畢業生袁振英事後回憶說，「1920年5月，陳獨秀約我和戴季陶、施存統、沉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鳳、俞秀松、葉天低、李季、周佛海、楊明齋和李達、劉少奇等社會主義者，同俄國代表密商組織共產黨的辦法」。當時路過上海也曾參加座談會的周佛海回憶說，「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國人維經斯基在座。維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經過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釗）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 周佛海《往矣集》）曾任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的李達說得更明確：「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列入了日程。維經斯基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繫，他不懂甚麼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後，說在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沉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
作為建黨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負責人是陳獨秀。到了同年8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又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仍是陳獨秀。維經斯基沿用蘇共的習慣，說負責人應稱「書記」。就這樣，陳獨秀擔任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首任書記。有了「小組」，有了這個「小組」的書記，中共的第一個早期組織就在上海誕生了，並且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
接下來短短的半年多時間裏，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法國、日本八個共產主義小組相繼成立。儘管名稱五花八門，有的叫「共產黨」「共產黨小組」「共產黨支部」，有的甚至連名稱都沒有，但它們都是以俄共為榜樣建立的，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1921年初，維經斯基接到了回國任職的密令。臨行前，他到北京重新會晤了李大釗，還會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當時在場的張國濤後來回憶說，「一般說來，維經斯基對於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初期活動是表示滿意的。他這次是路經北京，預備回俄國去，向共產國際報告他初步活動的結果，在臨動身之前表示極希望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和他們所建立起來的各地的雛形組織能夠從速聯合起來，舉行第一次全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並迅速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
1921年1月，當維經斯基還在中國的時候，共產國際執委會為了加強對遠東各國所謂革命運動的領導，決定設立遠東書記處。遠東書記處下設四個部：中國部、朝鮮部、日本部、蒙藏部。每個部都有這個國家的共產黨人參加。其中中國部的任務是解決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問題，給中國共產黨和俄共提供情況，並向中國共產黨傳達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國部有兩位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任命的書記，一位就是維經斯基，還有一位則是隨維經斯基一同抵俄的中國人張太雷。張太雷是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委派，前往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成為第一個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儘管那時中國共產黨尚處於各地成立小組的階段，尚未開過全國代表大會，尚未選出中央機構，但張太雷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而且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在朝鮮共產黨成立大會上發了言。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產國際「三大」在克里姆林宮召開，張太雷是出席這次大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在閉幕式上，張太雷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言。他最後說，「必然到來的世界革命中，中國豐富的資源和偉大的力量是被資本家用來同無產階級作鬥爭呢，還是被無產階級用來同資本家作鬥爭，那就要看中國共產黨，主要是看共產國際的支持而定了。」他高呼：「世界革命萬歲！」「共產國際萬歲！」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正式代表第一次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發言。
列寧認為在中國正式成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為了繼續推進維經斯基未完成的建黨工作，由列寧直接推薦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馬林於1921年6月抵達上海。與維經斯基不同，馬林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 ，而維經斯基只是俄共的代表，馬林的職位也遠遠高於維經斯基。而且，馬林是列寧直接推薦的。
馬林到中國後，很快跟同期來中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代表尼柯爾斯基接上了頭。然後，又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代理書記李達以及李漢俊這「二李」秘密見了面。馬林聽了「二李」的匯報後，建議及早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李達發信給各地的黨小組，要他們各派代表二人來上海開會。馬林還拿出了帶來的經費：每位代表發給路費100元，回去時再發50元。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開幕，參加大會的都是知識份子，沒有一個工人。
開幕式上先由張國濤向大家報告了大會的籌備情況和大會的議題，並宣讀了陳獨秀的來信。接著，馬林代表共產國際致辭。他一開頭就說，「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增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甚維克增添了一個東方戰友。」作為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馬林向與會者介紹了共產國際的性質、組織和使命。他強調說，「共產國際不僅僅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聯盟，而且與各國共產黨之間保持領導與被領導的高度統一的上下級關係。共產國際是以世界共產黨的形式統一指揮各國無產階級的戰鬥行動。各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
馬林講完話後，尼柯爾斯基也致了辭。他在向中共「一大」表示祝賀之後，介紹了剛剛建立不久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並建議給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發去電報，報告大會的進程。
之後，大會選舉陳獨秀為中共中央局書記。據陳獨秀後來對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據他說，全部代表為十三人），我因事在廣東，沒有參加。所以叫我當上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叫維經斯基的到中國來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陳獨秀的獄中生活》，載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報》）當時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也是莫斯科交下來「著令通過」的俄、英兩種文本，後來才由中共譯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明確標明要「聯合第三國際」。在大會決議中，還規定每月應向第三國際呈送報告一份；必要時，應派代表去伊爾庫茨克遠東書記處，與遠東各國共產黨代表，商討聯合階級鬥爭之事。 一年後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決議案》，又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一次，中共的第一任領導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發生同意見分歧，馬林帶一封信給陳說，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雖然陳獨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聽從共產國際「教廷」的命令，隸屬和屈從蘇俄。
綜上所述，不僅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來源於蘇俄，而且建立中國共產黨的設想也是由俄共和共產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明確提出的，中國共產黨的籌備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們的一手指導下按部就班進行和完成的，即使是黨的第一任總書記也是由他們挑選的。在這個過程中，儘管具體的事務性工作是由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信徒們做的，但領頭的起著主導作用的始終是對中國懷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產國際。
可見，中國共產黨決不是由中國人自己自發地獨立地搞起來的，而是在俄共和共產國際的直接干預指揮下成立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蘇聯人出錢直接策劃和指揮中國的左翼激進知識份子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實是共產國際的亞洲中國支部，以俄共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執行的是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東方路線，仰仗的是俄共成熟的暴力奪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在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等各個方面均聽命於俄共。它不但拿的是共產國際的錢，干的也是共產國際交辦的事。正如有的大陸學者所分析的那樣，「過去我們一直以為中共是在以中國早期幾個共產主義者小組為主體的基礎上，接受共產國際的幫助而建立起來的，這個解說其實根本就是站不住腳的。」「1921年中共建黨，是以共產國際為主推動的，而不是所謂中國已有了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在從事建黨活動，然後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建黨了。不是這樣的，從一開始，這就是共產國際自個兒的事兒。陳、李只不過是共產國際找到的幫手罷了。從共產國際當時的『市場推進『安排看，即便是在中國找不到陳、李，那他們就自己派人干了。如同現在的』外商代表處』。那個印度人羅易不是就給派到墨西哥去組黨，還成了墨西哥共產黨的總書記嘛。」（《兩個局外者的對談》）在這個意義上，中共完全稱的上是俄共的「兒子黨」，是為蘇俄染指中國服務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也不是像中共自己宣傳的那樣，是甚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當時的中國產業工人全國總共才有200萬人，他們既不知道甚麼馬克思主義，更不可能有甚麼建立共產黨的想法，連列寧都認為當時的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出現跟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根本就扯不上邊。要說「結合」，稱中共是蘇俄對外擴張的需要與中國左翼激進知識份子改造社會的急燥情緒相結合的產物還差不多。
既然馬克思主義是從國外輸入的，主導推動中共成立的也是外國人，無論是思想理論還是運作的主導力量都來自國外，還能說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近代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說到底，中共不過是蘇俄輸入給中國的一個「怪胎」，在中國自己的歷史發展中找不到任何內在的根據。這樣一個不是從自身的土壤裡生出來的「怪胎」，對中國來說是禍是福，自然不難推知。
孫中山提出過「新、舊」兩個三民主義嗎？
—共產黨是如何欺騙中國人民的（事件篇）之二
蘇俄和中共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公然篡改成為「舊的和新的兩個三民主義」，甚至用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之所謂三大政策，來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義的內容，實在是對孫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開背叛和欺騙。
歷史的事實是：
一、孫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義思想，並在1905年《民報》創刊號上正式闡釋三民主義的精義，直至他1925年3月12日辭世，就從未說過他曾有過「新、舊」兩個三民主義，更未說過他有了「新」的三民主義，已不再要「舊」的三民主義了。
二、查遍《孫文全集》和中國國民黨文獻，亦從來沒有新、舊三民主義之任何提法與說法。1924年1月，自國民黨「一大」召開，「聯俄容共」做法付諸實行始，直至該年七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系統講演三民主義 —— 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後成書出版凡數十萬字，他講的仍然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非但沒有所謂「新」，亦更沒有所謂「舊」，自然也就不可能稱那個由蘇俄顧問和中共一起製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義了。如果要有甚麼「新」，那就是「新」在他曾於民生主義第四講中，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俄國的共產革命——這才是孫中山先生於民主革命理論建設中，最後、也是極為重要的貢獻。因為正是這個貢獻，才在民主革命理論上劃清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結果，已一再證明它們不過是共產黨的「創作」。中國大陸學者陳錫其早已在他的論文「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這是日後『總結』的提法。」至於日後是誰總結的，他顯然不敢說。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黃彥則進一步於論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
如果說這兩位大陸學者已經論證，所謂國民黨「制定了三大政策」純屬「虛構」，則中國大陸學者魯振群尤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裡面，進一步地證明說：「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為為了拖延、反對和破壞中國國民黨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決議謂「迎汪（精衛）復職，以與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個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產黨的文件。是因為孫中山先生逝世，蔣介石護黨，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著中共為再度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北伐和意在打倒國民黨新領袖蔣介石，而使用的陰謀策略。並且，直至1927年春天，才由蘇俄顧問鮑羅廷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首次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首次公開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然而，此時，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兩年有餘。然而，十年之後，在毛澤東和中共曾數次發表的「抗日」宣言和決議中，竟又將由他們所「創作」的「新」三民主義，「還原」成了「舊」三民主義，並一再地表白他們願意為實現孫中山先生「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而堅決奮鬥了。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義」既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蘇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孫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義」，並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義」，更借宋慶齡之口，妄指它們竟是孫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義和政策，則只能證明中共既要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大旗，以為正統；又要毀孫中山三民主義，以進行謀篡、背叛和欺騙。
在中國大陸，有許多小學生，包括少年時的作者，都曾問過他們的歷史老師：「新三民主義裡面怎麼連一個『民』字也沒有呢？」
這個問題的簡單性，自然令人一目瞭然；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和可怕性，卻使得所有的歷史教授、歷史教師們不能回答和不敢回答。其中的奧妙，只能令味之者無極。(本文選自辛灝年所著《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三章)
農民運動真的「好得很」嗎？
—共產黨是如何欺騙中國人民的（事件篇）之三
早在1923年5月, 共產國際就告訴中共：「只有把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即小農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它要中共「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土地革命。」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就是遵循共產國際的這些指示發動起來的。
廣東的陸海豐是農民運動的起源地。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早期農運的中心很快由那裏轉移到了湖南。到1926年11月底，湖南全省已有54個縣建立農民協會，會員從北伐前的40萬上升為107萬；到1927年1月，會員又激增至200萬。
究竟如何看待和評價這場暴風驟雨般的農民運動？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兩種聲音。反對者說「糟得很！」。贊成者以毛澤東為代表，稱這場運動為「農村大革命」，認為「好得很！」「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直到今天，中共仍稱頌這場運動 「動搖了帝國主義、官僚專制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基礎，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新華社北京７月１日電，《人民日報》2006年7月2日 第2版)）
那麼，毛澤東和中共的觀點是不是正確呢？是不是經得起客觀事實和歷史的檢驗呢？這正是我們要在這里加以討論的。
在做出結論之前，還是讓我們先回到當年的歷史環境中，去追溯一下中共早期農運的實際情形。
不論是廣東還是湖南，在中國的傳統鄉村裡一般都包含著三種不同的社會成分。一個是地主，或者講叫士紳。另一個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再一個就是閒雜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販夫之類。這後一種人大都游離在鄉村結構主體之外，參加不了任何意義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鄉村中最為人所不齒的人物，有的學者把他們命名為鄉村中的「邊緣力量」，中共則常稱他們為「流氓無產者」。在鄉村平靜如常時，沒有這個力量的發言地位。
在農運起來之前，當時的中國鄉村基本上是平靜自足的。為了打破這種平靜自足的傳統鄉村秩序，中共賴以發動農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幾個經過培訓的農運幹部進入鄉村，憑三寸不爛之舌，聚集流氓無產者徹夜談心，向他們灌輸諸如「人人都有手腳，可是農民的手腳一年到頭不停的勞動，卻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勞動，有腳還坐轎子，卻吃大魚大肉，穿綾羅綢緞」，「地主飯桌上的白面饅頭是從你這兒剝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類「革命思想」，挑起鄉村痞子們對富戶士紳的不滿和仇恨，鉤起他們人性中惡的那一面。試想，對這些沒有文化、頭腦簡單、性格粗獷、敢打敢沖、目光短淺，僅僅關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隨眾盲從的鄉村流氓來說，還有甚麼比名正言順地把地主家裏的大魚大肉、綾羅綢緞奪過來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地打幾個滾更讓他們感到刺激與神往的呢？！於是，不用費太大的勁，很快他們便被中共派來的農運幹部發動起來了，成了所謂的「革命先鋒」。
在農民運動的開始階段，一般農民都害怕出頭，於是中共的農運幹部便唆使「革命先鋒」打頭陣，捆綁地主士紳，衝進他們家裏打砸搶抄，殺豬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為。眼見有利可圖，場面熱鬧，許多貧苦農民於是也開始跟著起鬨鬧事。就這樣，鬥爭地主士紳的聲勢越來越大，捲入的人也越來越多。正如有學者所分析的那樣， 「在鄉村的共同體的傳統作用下，這種暴力的場面會造成一種你必須置身於其間，否則連命也不保的局面，這就是脅迫。於是參加的人就越來越多，被衝擊的人也就越來越多。」
中國的軍閥混戰到1926年時起時伏已進行了10年，自1912年民國成立以來，北京政府也改組了四十多次，但軍閥們都沒有改變固有的社會結構。除非處在兩軍交戰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舊。但自從大規模的農民運動興起後，原有的社會架構崩潰了，暴力橫行，到處是一片混亂，整個鄉村陷入了血腥的恐怖之中。與此同時，農會的暴行也迫使鄉村中的地主士紳不得不起來反抗，以暴抗暴，以惡還惡。
以湖南農運為例，這場運動從1925年春天開始，到1927年五月達到高峰。中間才兩年時間，但不到一年就開始失控了。當時湖南全省農會會員人數號稱有200多萬，他們無所顧忌地揪斗槍殺鄉村中的地主士紳，不僅奪了鄉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權，而且把各縣的政權機構也打掉了，發展到極端時，在長沙城裡也大開殺戒，從鄉村到縣城上演了一幕幕極度血腥、混亂和瘋狂的鬧劇。結果鬧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長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作為農民運動的領導人被邀請回鄉「指導一切」。
他看到基層農民協會辦事人，大都是所謂的「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他們現在有了權：「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凶的東西了」。他們任意給人定罪：「造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叫他劣紳」。他們「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總之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毛看到痞子們很喜歡玩弄手裡的犧牲品，比方說戴高帽子游鄉，「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日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烏了臉。嚇了他結果又不給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巡視中，農協會向毛報告說有人被打死，問毛怎麼辦。毛說：「打死個把，還不算了。」這之後，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視以前，湖南農運領導人曾著手約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們放人，批評他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湖南農運領導人作了檢討，執行了毛的命令。毛還格外欣賞一種凶器——梭鏢，「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東西』。」他要求湖南當局把梭鏢「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
當時中共與寧漢分裂後的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們在前線與軍閥作戰，他們的家屬在後方卻受到農會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國民黨元老，同情共產黨的譚延愷也因女婿（長沙大資本家之孫）受到農會勒索而不得不發電報向共產黨說情。國民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為國民黨左派唐生智部下，馬日事變前兩日他在河南作戰時，長沙總工會卻抄了他在長沙的家並逮捕了他的父親遊街。何鍵聞訊後急電湖南省政府，大罵總工會搗亂後方。甚至連當時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給湖南農會寫信求情，讓他們不要把他父親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沒幾天農會照樣還是砍了他父親的頭。
而最叫人震驚的是農會竟殺了湖南大知識份子葉德輝。葉當時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慣農會的暴民作風，在農會開會時送了一幅對聯意涵譏諷：「農運久長，稻梁菽麥黍稷，一班雜種；會場廣大，馬牛羊雞亍犬，都是畜生。」中國傳統讀書人有了名，鬧點小脾氣社會一般不以為忤，統治者也不敢隨便殺他們。但葉德輝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對聯被農會以「封建餘孽豪紳領袖」的罪名公開處決了。
即便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當時在致共產國際的電文中也承認湖南農運過激了，說，「當時北伐軍官家屬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與懲罰，米的運輸受阻，向商人勒捐，農民搶米糧，吃大戶，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數金錢均被農民沒收與瓜分。」早期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責「農民運動居然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
當年北伐軍的大部份軍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與農村士紳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農會打殺地主士紳及其家屬、親友，當然激起了他們的義憤：「老子在前方與軍閥打仗，出生入死，你們在後方殺我爹娘、親友，老子不幹了！」
不但農村士紳和北伐軍官兵不滿農會和中共的暴行，許多本分的農民也十分反感農會和中共的所作所為。
為了瞭解農民對農會和中共的看法，當時住長沙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曾親自訪問了一些農民。他說，「有一天，我率領士兵到長沙附廓作野外戰鬥演習，事畢以後，士兵由團副率領返防，我乘便到一個原來很熟的農人張春生的家裏去談天。
我問：『老張，你的東家對你怎樣？現在湖南各鄉村農民協會都成立了，要向你的東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給你們，還要把他掃地出門，活活的餓死，你的感想怎樣？』
張春生遲疑了多時，將我引入他的內房，才低聲的對我說：『我與我的東家，相處幾十年，素來相安無事，如今農民協會的一班地痞流氓，橫行無忌，只有他們的世界，要我發動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餓死，未免太殘酷了！我不能做，中國固有道德，是講人道的，農人要吃飯，地主也應該使他有生路。我們做佃農的只要勤儉，將來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產黨這種流血的土地改革，我們農人是絕對不同意的。現在正是春耕時候，田間工作忙得很，偏要在這個時候，成立甚麼農民協會和赤衛隊，整天整晚叫我們農人去開會，不到會或到會稍遲一點的，就誣為反動派，要受處罰，甚至於挨打和罰跪，共產黨這種作法，實在大多數農民的內心厭惡極了！但現在的政權被他們所竊據，我們被它們所脅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們軍人設法解救我們啊！……』
說至此時，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樣子，他繼續的說；『我剛才和你所談的話，你千萬不要洩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禍害。』
我便安慰他說：『你不要性急，好好的應付環境，總有解脫枷鎖的一天。』
嗣後我更暗中訪問許多農民，其答覆均與張春生所言大同小異。至此我已經澈底明瞭農人的內心，是絕對厭惡共產黨的。」
不久，農會的胡作非為，終於激起了軍隊嘩變。
1927年5月21日，許克祥得到消息，中共準備組織農民協會赤衛隊和工會糾察隊員，在各人自己的家鄉進行一次大屠殺，以此造成人與人間的深仇大恨，讓他們再也不能在家鄉立足，從而死心塌地跟著它跑。當天晚上，許克祥與湘軍將領何鍵密謀後，率部隊千餘人，在長沙包圍了國民黨省黨部、省工會、省農會，一舉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的武裝，並逮捕中共黨員及有關人員，當晚打死30餘人。軍隊奉命即時打開牢門，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土豪劣紳」。這些受盡折磨的地主士紳，對農會恨得咬牙切齒，回鄉後立即組織武裝，瘋狂報復。凡被他們抓獲的中共黨員、農會幹部，不是受到嚴刑拷打，就是被凌遲處死。只要是參加過農會的，他們不問青紅皂白，抓了便殺。據不完全統計，僅長沙及其近郊，就殺了萬餘人，包括中共幹部500餘人，其狀之慘烈可以說也毫不遜於之前農運的血腥。這就是當年中共掀起的「湖南農民運動」帶給農民立竿見影的「回報」和「好處」。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文明禮義之邦，受儒家傳統道德的教化與熏陶，在農村中，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地主士紳與農民之間雖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賴、和睦共處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謂你死我活的仇恨與鬥爭。但中共一手發動的農民運動，卻人為地製造和挑起了鄉村貧富階層之間的極端仇殺，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輪番交替，把昔日平靜自足的農村一下變成了刀光劍影血肉橫飛的人間地獄。在不斷上演的循環仇殺中，失去生命的不僅是成千上萬的地主士紳，人數更多的是大量無辜的農民。
回顧完中共早期農運的歷史之後，不妨讓我們再來思考一下甚麼是社會革命？
對此，毛澤東的答案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這個關於革命的定義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筆者也曾是它的忠實信奉者之一。但今天當我們回過頭來反思時，卻不難發現它其實是對革命一詞的曲解。
革命固然有採取暴力形式的，可以是暴動，但暴動未必就是革命，因為暴力並不是革命的必要因素。同樣，革命可以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但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未必就是革命，因為它也不是革命的必要因素。
從根本上講，革命乃是推動社會進步、給大多數人帶來益處的社會質變，是新的先進的社會形態取代舊的落後的社會形態的過程。不管暴動也好，和平也好，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也好，或別的甚麼也好，只要不能推動社會進步，給大多數人帶來益處，只要不是新的先進的社會形態取代舊的落後的社會形態，可以說都與革命無緣。特別需要警惕的是，表面激進但本質落後甚至反動卻冒充革命招搖過世的社會運動在歷史上並不鮮見，但這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偽革命。
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共早期的農民運動，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根本就不是甚麼「革命」，而是在「革命」的旗號下進行的以燒殺擄掠為主要內容，以血腥恐怖為突出特徵的痞子暴民運動，與歷史上以改朝換代為目的的農民造反暴民恐怖本質上是一回事。換句話說，它充其量只是一場偽革命。
如果要說得再具體些，第一．這場運動是中共通過宣傳階級鬥爭理論，在鄉村製造階級仇恨人為挑起的；
第二．這場運動是以鄉村中的地痞無賴打頭陣的；
第三．這場運動建立的政權組織即各級農會施行的是典型的獨裁暴政，充滿了血腥恐怖，燒殺擄掠，無所顧忌，既違背天理,也不合人道；
第四. 這場運動純粹是一場破壞, 毫無建設和進步可言，不但殘害了大量無辜的地主士紳,嚴重干擾了北伐和國民革命，而且也使許多農民死於非命，給他們帶來了充滿血與淚的災難！
顯然，這樣一場改頭換面的農民造反不可能「好得很！」，只能是「糟透了！」
蔣介石「背叛」過「革命」嗎？
—共產黨是如何欺騙中國人民的（事件篇）之四
迄今為止，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國現代史教科書書目上，都印著「蔣介石背叛革命」這樣一個赫然的標題。而任何一本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亦都在這個標題之下，稱「中共領導北伐成功，大革命卻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便是蔣介石「背叛」了革命。
然而，這卻是一個彌天大謊和欲加之罪。因為：
第一、既然北伐成功，國民革命就沒有失敗。第二、如果國民革命失敗，便沒有中共領導北伐的成功。因為大革命就是國民革命，北伐就是國民革命的具體內容和勝利進程。第三、中共之所以要稱國民革命失敗，無非是要以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革命為手段，妄稱國民革命失敗以掩飾共產革命的失敗，由是它才需要製造一個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謊言，來充當自己失敗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壞和背叛國民革命的敗績。
當我們對中共已經重複了千次萬次的「歷史性謊言」，在邏輯上稍加清理之後，我們對蔣介石究否背叛過革命， 和究竟有沒有背叛過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論證得多了。
第一、從蔣介石追隨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的歷史來看，他投身的乃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他非但從來不曾背叛過自己一心相與的中國國民革命，而且正因自己的豐功偉績而作成了她的領袖。所以，指蔣介石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參加和推進的中國國民革命，自然只能是一樁赤裸裸的栽贓。
第二、蔣介石除參加由孫先生創建的中國同盟會 —— 中華革命黨 —— 中國國民黨以外，就不曾參加過其它任何黨派，尤其是作為第三國際一個支部的中國共產黨。而且，如前所說，蔣介石作為一個同盟會員，一個國民黨人，他忠於信仰，堅於職守，功勳卓著，更無背叛之可言。蔣介石作為一個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革命者，則同樣是在忠於自身信仰、堅於自身職守的前提下，為堅持三民主義而反對共產主義，為保衛國民革命而反對共產革命，為保護國民黨而反對共產黨，是舉世所知的反共先覺之一。由是可知，蔣介石作為共產黨和共產革命的敵人，卻被共產黨指為「背叛」，則「叛」從何來？
第三、中共指蔣介石「背叛」革命，還有一層惑人的地方，即是指蔣介石背叛了孫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謂三大政策，乃為蘇俄與中共所造。單就孫先生「聯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孫先生亦向有採取這一做法的原則。孫先生一再申明的「共產黨要反對國民黨，我就要開除共產黨；蘇俄要支持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的話，以及孫先生在實行「聯俄容共」做法之後，曾一再堅持表明的「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堅持民權革命，反對階級專政」和他「堅決反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的態度，便是「聯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則。在這些原則下，蘇俄若真心助我國民革命，則聯俄；蘇俄若違背了此一原則，要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國的共產革命，則必須抗俄。同樣，中共若真心參加國民革命，則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參加國民革命，以行共產革命，直至公然反對和公開背叛國民革命，則非但不能容，而且還要反對之，清除之。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蘇俄與中共為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為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已經從竊奪國民黨黨權、竊奪國民革命領導權走向了反對、利用、破壞、直至公然背叛北伐的地步，此倒不是背叛？相反，蔣介石本孫先生的遺教，因蘇俄和中共對孫先生的背叛而決心抗俄和清黨，倒反而是「背叛」了？
第四、再就蔣介石對「聯俄容共」的態度而言，應該說，他從來就是「聯俄容共」的反對者。但因他深知孫中山先生是為「俄援」而聯俄，雖不便公開反對，但卻數度「託故假歸」，消極待之。及至孫中山要派他這個最能幹的人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俄考察，他考察歸來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既在口頭上，又在書面上，向孫中山及國民黨中央匯報了他對蘇俄「主義與事實」有別的看法，明言蘇俄有對中國的赤色帝國主義野心，揭露了中共黨人在蘇俄對三民主義以及孫中山本人的攻擊和誣蔑，並明確認為俄人是要借中國的國民革命，來達到它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移植共產專制制度的目的。這既是他考察歸來即「託故假歸」的原因，更是他幾度赴粵，又幾度離粵，連黃埔軍校校長也不想做的根本緣由所在。
若不是孫中山對他的器重，和他對孫中山與國民革命事業的忠誠，這個校長大約也就不是他的了。此後的蔣介石，一是於孫先生在世時，為忠于先生，而自行韜誨，努力辦好軍校，盡力培養黨軍，儘量使之不受蘇俄的過度鉗制和中共的過分操縱，從而使俄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視他為眼中之釘。二是在孫先生逝世之後，於蘇俄僭權、中共篡權、國民黨和國民革命危在旦夕之時，堅定地起而護黨，捍衛國民革命，直至走向決心抗俄清黨的道路。由是可知，正因他「心中明而眸子燎焉」，他才既不像廖仲凱那樣發作過「左派幼稚病」，更不像汪精衛那樣發作過「左派權力病」。他無非是在無可奈何時，虛與委蛇；被迫還擊時，則旗幟鮮明；事關國民革命大業時，乃義不肯讓。由是，「蔣介石背叛革命」之一語究從何來？而真正背叛了孫先生的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者，又為阿誰？ (本文選自辛灝年所著《誰是新中國》上卷第四章)
「四一二事變」是「反革命政變」嗎？
—共產黨是如何欺騙中國人民的（事件篇）之五
在所有中共編撰的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中都寫著：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事實果真是這樣嗎？
中共建黨之初，中國人中以信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人居多，而相信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則很少。為了讓中共在短時間內發展起來，俄共根據自身的經驗，指使中共加入國民黨，『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
而此時的孫中山因為建立新政府受挫，對於蘇俄多次派人來尋求合作的意願也未拒絕，但並不同意將國民黨更名為共產黨，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於是，蘇俄一方面命令全體中共黨員迅速加入國民黨，一方面派代表與孫中山聯合發表宣言，稱「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以此取得了孫中山的信任。而希望藉助蘇俄勢力的孫中山雖然採取了「聯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則就是「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但中共黨員在加入國民黨後，卻根本不遵從孫中山提出的原則，一方面，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界限，在國民黨內部製造左派和右派之分，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甚至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另一方面，中共藉著孫中山「聯俄容共」的契機，成功打入了國民黨內部，特別是進入了國民黨的宣傳、組織部門以及黃埔軍校，從而從內部控制了國民黨；中共還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中共黨員。
為了蘇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將民族利益置之腦後。比如當1924年7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國民黨公開指責蘇俄時，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卻沒有一人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此外，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還全然不顧孫中山提出的「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原則，在中共的機關刊物《新青年》等不斷地登載批評國民黨組織上的缺陷和缺點的文章。
由是可知，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卻非但未以國民黨為本黨，甚至為聽命蘇俄，而不惜公開反對自身亦在其中的國民黨。這自然引起了國民黨員的不滿。在國民黨中處於上升勢力的蔣介石為了護黨，於1926年3月26日利用「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限制國民黨內共產黨的領導權，併進而提出繼續北伐，在數月之內統一了中國南方。
為避免國民黨勢力的壯大，蘇俄與中共首先堅決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北伐在所到之地發動共產革命，繼而破壞北伐。1927年4月，鑒於蘇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種種行為，鑒於孫中山先生「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推進國民革命、反對共產革命，主張人民民權，反對共產專政，建立共和國家、反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之聯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則已為蘇俄與中共所毀，鑒於國民黨再度分裂、國民革命陣營內亂頻生，叛亂將至，北伐已經無以為繼，鑒於需要一個真正的國民革命政權和一個真正中國人的政府，來領導國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蔣介石決心實行「清黨」，並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
由於中共為奪取上海政權，一是在軍閥駐滬軍隊已經表示向北伐軍投降、上海即將和平解放之時，曾搶前發動三次暴動，並自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佈這個市民政府「就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蘇維埃、巴黎公社。」；二是陳獨秀、羅亦農等推動「武力進攻蔣軍」，並驅使工人糾察隊襲擊租界，意在激怒列強，挑起國際事端，並認為「此一決鬥，實比對直魯軍閥還有更重要的意義」； 三是煽動工人罷工鬧市，無了無休，使滬上商人「自國軍臨滬以來即處於憔悴呻吟之下」，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級工會不僅自持武裝，並且擁有一支兩千人的武裝力量，實際上已造成另有一個上海政權的存在；因而，在國民黨中央監委已一致決定「清黨」以後，1927年4月12日晨，駐滬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即在白崇禧指揮下，解除了上海各處工人糾察隊武裝，逮捕了中共上海總工會主席汪壽華。13日，中共上海總工會召開市民大會，發表「全面罷工」宣言，並於會後持槍武裝集合進攻寶山路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部，迅為第二師彈壓。中共叛亂武裝當場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魯匪軍特遣證章。隨後，國民革命軍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總指揮部 —— 上海總工會。這就是中共恨之入骨的所謂「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那麼，這次事變是否如中共所言，是一次「反革命政變」呢？對此，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做了富有說服力的回答。他說，「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的「反革命」究竟是誰?在共產黨的教科書裡,這個「反革命」就是國民黨, 而今天在我們重新認識歷史的時候, 才發現這個「反革命」不是國民黨, 因為那個時候的反革命只有一個人是軍閥, 北伐打倒軍閥, 就是在打這個反革命, 在打這個打反革命的過程當中, 第一, 全國人民都是非常贊成和支持的；第二, 凡是打這個反革命軍閥的,那他就是革命的, 凡是不打這個軍閥的,製造混亂的，那他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那麼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北伐軍正在打這一夥軍閥，你怎麼能說他是反革命的呢?而恰恰在打軍閥的過程當中,在斯大林親自命令之下，中共一次又一次地破壞北伐,甚至於要用武裝暴動的辦法提出「南伐」, 要打回廣東去, 以阻止中國國民黨打垮北洋軍閥, 統一全中國, 你想到底誰是在逆革命而動呢? 到底是誰在做著有利於北洋軍閥的事情呢?那是共產黨。」「歷史的事實是，中共明明要政變北伐成功後的國民革命新政權，卻將國民革命軍為保衛新政權而撲滅政變的不得已手段，不僅垢之為『政變』，甚至反污為『反革命』，此亦無非是中共一己的『邏輯』，即政治的謊言罷了。」
「秋收起義」究竟是怎麼回事？
—共產黨是如何欺騙中國人民的（事件篇）之六
當年，毛澤東在延安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把1927在湖南發生的秋收暴動繪聲繪色地描繪成了一次由他親自領導的農民起義。毛澤東是農民領袖的神話大半即源於此。但歷史的真實卻是另一回事。
根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記述，1927年4月蔣介石「清共」開始時，斯大林剛成為克里姆林宮的頭號人物，他親自製定對華政策，要中共建立軍隊和根據地，以便最終用槍桿子征服中國。
用槍桿子奪權，斯大林早在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時就為中共想到了。跟國民黨合作時，莫斯科派中共黨員打入國民黨軍隊設法控制它。蔣介石「清共」後，斯大林命令中共馬上從國民黨軍隊裡儘可能拉出隊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裝」。
斯大林派他的親信老鄉羅明納茲來中國管事。蘇軍情報局局長伯金給「中國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寫信說，蘇聯在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紅軍。主要城市都派有蘇軍情報局人員，負責給中共供應武器、資金、藥品、情報。同時派來的還有軍事顧問，在蘇聯國內也加緊了對中共人員的軍事訓練。
莫斯科的第一步計劃，是把拉出的隊伍帶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蘇聯軍火，然後在那裏建立根據地。同時，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它三個有農民協會的省舉行暴動。
毛澤東舉雙手贊成這條道路。他在羅明納茲主持的「八七」緊急會議上說：「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後來演變成他的名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當時莫斯科剛撤掉了中共領袖陳獨秀，把國民黨分裂怪罪到陳頭上，換上了同他們關係密切的年輕文人瞿秋白。剛當上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毛，不要做這種任人想換就換，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槍桿子，建立自己的地盤，使自己處於實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權。有自己的領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沒有一桿槍，一個兵，莫斯科也沒有派他搞軍事。毛要擁有軍隊，必須靠別的手段。
1927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裝是駐紮南昌的一支兩萬人的軍隊。8月1日，在蘇聯顧問庫馬寧的直接指揮下，中共負責軍事的周恩來組織這支隊伍舉行兵變。這就是「南昌起義」，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軍節」。人們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話說，這個行動是「共產國際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產國際的主意」。「起義」部隊隨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頭挺進，去接收蘇聯人準備運來的武器。
毛打算把這支部隊的一部份抓到手。由於他們預計的行軍路線接近湘南，毛便在8月初向中央建議，在即將舉行的湖南秋收暴動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從路過的南昌起義部隊中給他一個團，稱加上其他農軍，他至少有佔領五縣以上的把握。從毛後來的行為可以看出，他並不是真要去發動農民搞暴動，而是以暴動為藉口，希望從中央那裏挖出一支武裝帶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動建議。湖南全省暴動的領導者們約定8月15日在長沙蘇聯領事館開會。開會那天獨獨毛沒有來，儘管他三天前已回長沙，就住在楊開慧娘家。由於他是主要人物，會議只好改到第二天。據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到了16日，到會的人部齊全，唯澤東一人未到。」
18日，毛才姍姍露面，大家很生氣，他卻說他去搞「農民調查」去了。
毛遲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義的部隊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動」了。
南昌起義的部隊離開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彈藥也丟了一半。氣溫高達攝氏三十度，極度的悶熱，士兵們沒有水暍，只好暍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隊伍七零八落，只求掙扎著拚到汕頭，不可能繞到湘南。
於是，毛出現在蘇聯領事館時，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堅決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動計劃。毛的理由是，暴動應該縮小範圍，應該集中精力打長沙。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說：「縮小範圍的暴動計劃，澤東持之最堅。」
就像他並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動一樣，毛也無意打長沙。他提出「打」是因為該城附近有三支紅色武裝，他可以以打長沙為名，把它們帶走。這三支武裝，一支是原農運的活躍份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礦倒閉而失業的礦工和礦警，還有一支是原駐武漢的部隊，奉命去參加南昌起義而沒趕上。一共數千人。
毛如願以償地當上了指揮這些軍隊的「前委」書記，受湖南省委領導。毛沒受過任何軍事訓練，讓他當前敵指揮官，純粹是因為他對莫斯科暴動奪權指示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樂觀和熱情，而主持長沙決策會議的是兩個蘇聯人。毛的積極可以在他8月20日給中央的信裡看到：「某同志 [蘇聯人]來湘，道及國際新訓令，主張在中國立即實行工農兵蘇維埃，聞之距躍三丈。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1917年……我們此刻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此政權既建設，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國的勝利。望中央無疑的接受國際訓令，並且在湖南上實行。」
8月31日，毛離開了蘇聯領事館，說是到部隊去。他並沒有去。9月11日是約好的起事日子，這天，毛一個人悄悄待在長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說法，毛率領三支部隊中的一支，從銅鼓出發。而當時跟毛關係密切的何長工等人，都說毛根本沒去銅鼓。14日，三支隊伍還沒有到長沙，毛就傳令要他們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隊都到了文家市。
這一切完全出乎在長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們只好在15日取消整個暴動。蘇聯領事館的書記馬也爾說，發生的這一切「可說是最可恥的背叛與臨陣脫逃。」莫斯科稱之為「暴動的玩笑」。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毛先前不遺餘力地鼓吹「暴動」、打長沙，為的都是調兵——調到自己手上。
可見，秋收暴動根本就不是一次真正的農民起義，就連中共湖南省委當年給中共中央的檢討也承認：這「純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掀動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狂潮，連取得農民對此次暴動的興趣都沒有」。更有甚者，毛還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遠離長沙，在沒有無線電聯繫的情況下，湖南省委和蘇聯人無法直接指揮。毛早已計劃好了這支部隊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岡山。井岡山位於湘贛邊界，兩省當局都鞭長莫及，歷來是土匪、綠林好漢的出沒之地。那裏有兩位山大王：袁文才，從前是學生；王佐，從前是裁縫。這兩人手下有五百人馬，佔領著有十三萬人口的寧岡縣大部份，靠收租徵稅過活。毛如今要把他們的地盤拿過來作自己的根據地。
毛很清楚，他要帶隊伍進山，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沒有黨的明確指示，這樣做無異於當土匪。毛擔心一旦攤牌會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揮官開會宣佈決定前，先找到部隊中幾個從前熟悉的人，幫助壓陣。找的人之一是何長工，何長工這個名字還是毛給他取的。何後來回憶說，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楊立三的在會場上保護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楊立三在會場上打雜呀、拿菸呀，我們兩個人是你一進，我一出；我一出，他一進。」會上爭得很厲害，指揮官們都不同意進山，但最後勉強服從了毛，因為毛是唯一在場的黨的代表。
部隊向井岡山行進。一路上，毛穿著他鍾愛的長衫，脖子上繫條土布長巾，一副鄉村教師的打扮。開始官兵不認識毛，有人以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給他們扛槍。當毛宣佈部隊是去上山做「大王」時，大家都驚呆了，他們參加革命不是為當土匪。但是毛以黨的名義要他們放心，說他們是「紅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儘管如此，許多人仍滿心疑慮。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離去，只不准帶槍，他知道他不具備強留任何人的條件。兩名最高指揮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後投向了國民黨。部隊著實筋疲力盡，打擺子，爛腿子，拉痢疾，宿營地裡瀰漫著強烈的腥臭味兒，有的人一躺在路邊的草叢裡就再也起不來了。
兩星期後隊伍到達井岡山時，只剩下了六百人，跟著毛大半是因為沒有別的出路。他們成為毛起家的班底。（本文選自張戎所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消滅AB團」和「富田事變」的真實內幕是甚麼？
—共產黨是如何欺騙中國人民的（事件篇）之七
在黨外，毛澤東與蔣介石爭天下，曾殺人無數。不僅如此，在黨內的權力鬥爭中，他對自己的「同志」也同樣毫無留情，許多與他爭權或敢於挑戰他的人都成了他的「刀下鬼」。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消滅AB團」和「富田事變」。
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儘管毛已開始在中共黨內斬露頭角，但此時在江西進行軍事割據的他仍必須接受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領導，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蘇區，他的個人權威也還未徹底鞏固。
當時的江西蘇區和紅軍內部，有著大量的江西本土幹部，他們與以毛為代表的身居上層領導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開始，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因各種原因趨於尖銳化，毛在江西蘇區剛剛建立的權威因此遭到了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專橫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於是，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已經取得的權力，為了做江西蘇區的列寧，他巧借「消滅AB團」的名義，發動了一輪對黨內政敵的血腥清洗。
歷史上確有過一個叫「AB團」的反共組織。那是1926年11月8日，蔣介石率中路北伐軍攻克江西省會南昌後，發現江西的國民黨省黨部、市黨部，完全被共產黨藉國共合作的名義控制住，當即指示國民黨中央駐南昌的特派員段錫朋組織起一個反共組織，以圖從共產黨手中奪回省、市黨部的控制權，這個組織就叫「AB團」。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後，這個「AB團」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為了製造整肅政敵的理由，以毛為首的總前委把贛西南中共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把不同意見說成是『取消路線』，是『取消派與AB團結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贛西南地區展開了「紅色五月運動」，破獲了所謂的「AB團組織」。不久，運動很快擴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並在隨後召開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上強調要改造黨的組織，要嚴厲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到處都在大抓特抓「AB團」。到1930年底，「富田事變」發生之前，僅紅一方面軍中便已經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團」分子，占軍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和東固根據地的創建人李文林被定為「AB團」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二人大興冤獄，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AB團分子」，並處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李韶九和古柏的行為引起了眾怒，紅20軍官兵跟著147團政委劉敵包圍了軍部，並扣留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關押的一百多人，此後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則趁夜色跑掉了。隨後，紅20軍又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正是因為這句口號，事變的參與者們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仍不得翻身。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後，毛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稱為「AB團」。1931年初，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黨內地位在毛之上。項英對清查「AB團」的運動採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權，開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書記項英也在打擊之列。因此，在「富田事變」問題上，王明站在了毛一邊，將「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隨後，中共中央把處理精神傳達到了每個根據地，終於促成了各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和大屠殺。此時，重掌中央蘇區大權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整個紅一方面軍中的清查「AB團」運動也出現了新的高潮，一場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紅20軍的指戰員們他們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標、木棒處決（為了節省子彈，這是紅軍中通行的行刑辦法）。
根據統計，這場肅反運動在短短二三年間處決了7萬多被定為「AB團」的紅軍、2萬多所謂「改組派」、6200多所謂「社會民主黨」。毛的秘書李銳曾在「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說，從『富田事變」打擊「AB團」開始，有10萬共產黨人死於自己人手上，而紅軍1934年開始長征時也不過只有30萬人。
紅軍長征真是為了「北上抗日」嗎？
—共產黨是如何欺騙中國人民的（事件篇）之八
按照中共一貫的說法，當年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但事實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撤離江西蘇區時，並沒有具體的前進目標，此後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沒有一次與「北上抗日」有關。紅軍長征其實是一次大逃亡，與「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邊。
從1933年10月開始的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由於採取了構築碉堡群包圍「蘇區」、步步為營的戰術，不給紅軍打游擊戰、運動戰的機會，使紅軍屢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蘇區」北方門戶廣昌失守，紅軍元氣大傷。中共已無信心守住江西「蘇區」。6月10日前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突圍」事宜。周恩來提出，有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是向東北方，沿閩、贛邊轉移到沿閩、浙、贛邊，可以威脅國民黨心臟地區江、浙一帶。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贛粵邊突圍。周主張採取第二方案，毛澤東主張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懷贊同毛的意見。結果通過了周案而散會。
顯然，這兩個方案均未將「北上抗日」考慮在內。
次日，中共「總負責」博古(註：原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叛變後，中共首腦一般不再稱總書記，而稱總負責。)、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朱德、周恩來、項英、龔楚開會研究突圍的準備工作。這時，「博古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兩隊北上，為紅軍主力突圍試探。」會議決定∶一，由方志敏率「紅軍抗日第一先遣隊」，「向衢州方面挺進，創造皖、浙、贛根據地。」二，組建第六軍團，「以蕭克任軍團長，稱為紅軍抗日第二先遣隊，向桂東、汝城間突圍，沿湘桂邊界北上湘西，與賀龍會合，準備策應紅軍主力突圍後的行動。」三，「將粵贛軍區改為贛南軍區……以龔楚任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劉伯堅為政治部主任，負責部署突圍準備工作。」
由此可知，「紅軍抗日先遣隊」並無抗日的任務，也無北上的意圖。中共組建「紅軍抗日先遣隊」，純為突圍打個招牌，與「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黨內留俄派首領，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成為黨內頭號人物，實際是書生一個。「抗日先遣隊」的招牌固然響亮，可日本人遠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幾乎為零。軍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隊被擊潰，方志敏被俘，殘部退回閩北。第二先遣隊也折損大半，僅剩一千人與賀龍部會合。據龔楚說∶「這兩個抗日先遣隊的派遣，無論在政治影響上，軍事行動上，均無補於紅軍主力的突圍，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損失而已。」
不過，若無博古那個主意，中共歷史上將不會有「抗日先遣隊」一詞，後來中共也就不會有紅軍「北上抗日」一說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後來竟給了中共一個用以自我吹噓的資本，或許不能說一無是處。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經湖南廣東交界處之通道縣，到達貴州黎平。在那裏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去向及立足點。會議決定「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這才有向遵義進軍之舉。遵義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顯然那時博古、周恩來一夥沒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紅軍奪得遵義，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聯絡王稼祥、說服張聞天，爭取周恩來，扳倒博古和那個蘇聯派來的洋人李德，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小組負責軍事指揮。
2月初，在雲、貴、川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張聞天取代博古，成「總負責」。他負責起草並主持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此決議也沒提「北上抗日」，只改變了其目的地：「擴大會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這個決定的理由是：由於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與四方面軍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個空無敵人的區域）、經濟上都比黔北好。」
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過低估計了四川國民黨軍隊的實力。進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蘇區根據地的設想無法實施。他們只好邊打邊走，邊研究落腳點。6月12日，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率領的四方面軍在成都西北約一百多公里處的懋功地區（今阿壩藏族自治州小金縣）會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針，會師後的去向就沒甚麼可爭論的。正因為無此考慮，雙方產生了極大的分歧。張國燾主張西進，到青海、新疆尋求發展，或者南下，出長江，下武漢。張聞天這一邊主張，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而後逐步佔領四川、陝西、甘肅。6月16日，張、毛、周、朱聯名致電張國燾等，說「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可見，佔領新疆、打通去蘇聯的路，這一點雙方沒有分歧。張聞天們反對張國燾放棄四川西進的理由，不是因為日本人在東邊，而是因為西去千里人煙稀少，補充給養困難。張國燾固然不考慮「抗日」，張、毛、周這邊也一樣。
然而，由於兵力不敵國軍，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帶建立根據地的設想也無法實施，紅軍被迫出川。9月17日，紅軍闖過天險臘子口，抵達甘肅岷縣哈達鋪。這時，中央再次開會研究前進路線，討論是往西打通往蘇聯去的路，還是到別的甚麼地方。
此時，賈拓夫提出了到陝北落腳的建議。賈拓夫是個知識青年，年僅22歲。1934年初被”陝、甘邊區”黨組織派到上海去向中央匯報工作的代表。此時中共中央早已遷至江西。賈到上海撲了個空，便輾轉到了江西，並於10月間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
在岷縣哈達鋪，見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處去，賈拓夫便向毛澤東建議：去陝北。他告訴毛說，陝北有上萬劉志丹領導的紅軍，並且有一塊不小的蘇區。此時，中央紅軍總共才不到一萬人，一聽賈的介紹，毛澤東馬上說∶「有一萬紅軍就去，何況還有那麼大的一個蘇區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縣榜羅鎮（或屬通渭縣）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賈拓夫特別被邀列席。在這個會議中，毛澤東們才作出了到陝北立足的決定。
會後，賈率領一連戰士和一部電台，作為前哨，出發尋找陝北紅軍。在陝西甘泉縣，他遇見陝北黨的領導人郭洪濤和紅十五軍團政委程子華，完成了與陝北黨組織聯絡的任務。
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保安縣吳起鎮，與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會合。長征結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縣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在長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陝北有這樣大的蘇區和紅軍，所以決定去陝北……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
注意，這裡毛澤東說的是「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而非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抗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合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號是『抗日反蔣」，「反蔣」是實，「全國革命」是實，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對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是實，「抗日」不過是爭取民心的一桿旗而已。
總而言之，「紅軍北上抗日」一說是中共在北上結束以後編造出來的。 （作者：丁抒）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嗎？
—共產黨是如何欺騙中國人民的（事件篇）之九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此乃中共的一貫說法。但近年來歷史學者關於長征歷史研究的成果表明，事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根據現有材料和學者何方等人的研究，遵義會議是中共長征逃亡途中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是檢討博古、周恩來、李德在領導長征中的軍事路線錯誤。那時領導中央紅軍長征的是所謂「三人團」（總書記博古、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和共產國際代表李德）。會上由博古作關於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政治局常委張聞天作「反報告」，對「三人團」的軍事路線錯誤提出系統批判，並接受會議委託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案》。會上改組了政治局常委，由張聞天取代博古任總書記；經張聞天、王稼祥提議，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取消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由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後成立的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軍事小組，周恩來任組長。
可見，在遵義會議上，雖然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但由於他並未代替博古任總書記（負總責），所以首先在組織上就不能算是新領導集體中的首要人物。如果會議情況確實像後來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出來領導，那為甚麼不推舉他接任總書記，反而推舉張聞天呢？總之，遵義會議並沒有確立毛澤東對中共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遵義會議及其以後一個時期，毛澤東作為這一集體的一員起了重要作用，但並未成為核心。而且，根據何方等專家的研究考證，在遵義會議後長時期裡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的是張聞天，實施對全黨組織領導的是張聞天，從政治領導和決策過程看也是張聞天為首，代表中央和以中央名義行事的還是張聞天。確立起毛澤東在中央和黨內的領導地位，起碼也是三四年以後的事，至於遵義會議則連開始過渡都談不上。
有一種說法也是明顯站不住腳的，即: 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發言時「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為我黨我軍領袖」。「他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 如果屬實，那會議起碼也會推舉毛澤東代替周恩來任軍委書記，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軍事小組時也會以他為組長，而不會是周恩來。既然連國際顧問都可以讓其靠邊，總書記都可以更換，改變軍事領導首長是更不會有甚麼困難的，周恩來本人也一定會力辭。然而這一切卻都並未出現，可見長期以來流傳的那些說法是多麼得不可靠。
已經披露於世的「鄧穎超日記」中記載的周恩來臨終前關於遵義會議的談話，也明確否定了中共歷來的說法。1975年11月15日，周恩來對鄧穎超說：「我想在生命最後時期，還是要自我反思、檢討、澄清若幹事件。儘管是晚了，但總不能讓其錯、假繼續下去。歷史誰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是確立了張聞天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要把歪曲的歷史更正過來，好在當年參加會議的同志還在。」
子虛烏有的「飛奪瀘定橋」
—共產黨是如何欺騙中國人民的（事件篇）之十
大渡河位於四川的中西部時，面臨天塹。陡峭的山谷中，五月下旬時激流奔騰咆哮，漩渦密佈，河床佈滿尖利的岩石，使涉水無法想像。河上只有一座橋，叫瀘定橋，建於十八世紀初葉，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這是一座雄偉的吊橋，全長一百零一公尺，寬兩公尺多，十三根粗大的鐵索連接東西兩岸，九根作橋底，每兩根相距一尺左右，上面鋪著木板做橋面。
中共多年來一直宣稱，長征途中他們領導的紅軍曾在大渡河演出了一幕「飛奪瀘定橋」的英雄壯舉。
故事是這樣的：1935年5月26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作出了奪取瀘定橋的決定。接令後「紅四團」晝夜兼行240華里山路，於29日晨出其不意地出現在瀘定橋西岸並與守軍交火。當時百餘米的瀘定橋已被守軍拆去了約八十餘米的橋板，並以機槍、炮兵各一連於東橋頭高地組成密集火力，嚴密封鎖了瀘定橋橋面。中午，「紅四團」在沙壩天主教堂內召開全團幹部會議，進行戰鬥動員，組織了由連長廖大珠、指導員王海雲率領的23名奪橋突擊隊。下午四點，23名勇士身掛衝鋒鎗，背插馬刀，腰纏十來顆手榴彈，冒著槍林彈雨，爬著光溜溜的鐵索鏈向東橋頭猛撲。三名戰士在王友才的率領下，緊跟在後，背著槍，一手抱木板，一手抓著鐵鏈，邊前進邊鋪橋板。當勇士們爬到橋中間時，守軍在東橋頭放起大火、妄圖以烈火阻擊紅軍奪橋。勇士們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烈焰，高喊「同志們，這是勝利的最後關頭，鼓足勇氣，衝過去!莫怕火，衝呀!敵人垮了，衝呀!」廖大珠一躍而起踏上橋板，撲向東橋頭，勇士們緊跟著也衝了上來，抽出馬刀，與守軍展開白刃戰。此時政委楊成武率領隊伍衝過東橋頭，打退了守軍的反撲，佔領了瀘定城，迅速撲滅了橋頭大火。整個戰鬥僅用了兩個小時，便奇絕驚險地飛奪了瀘定橋，粉碎了蔣介石南追北堵欲藉助大渡河天險把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的美夢。
這個「飛奪瀘定橋」的故事，堪稱是後來中共長征英雄史詩的代表作。但據張戎女士考證，這故事純粹是憑空編造的。
張女士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第十三章中寫到：
「其實，在瀘定橋根本沒有戰鬥。紅軍5月29日到達時，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從國民黨軍隊的大量來往電報、部署可以看出，長征故事中說的守橋的國民黨二十四軍第四旅李全山團，其實並不駐屯瀘定城，而在遠處的化林坪一帶。駐紮瀘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長是余松琳。紅軍到來前夕，該旅就離開了，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當時國民黨無數通訊記錄，沒有一份講在瀘定橋打了仗，只提到紅軍在去瀘定橋的路上，和離開瀘定橋之後，有幾次小型遭遇戰。
紅軍先頭部隊到達橋邊時，指揮部設在離橋不遠的天主教堂裡，向河對岸已無國民黨軍的瀘定城打炮。當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婦女家裏開豆腐花店，就在紅軍所在的橋邊，紅軍還住在她家。1997年這位婦女已經93歲高齡，但頭腦十分清晰，她對我們講紅軍「陰一炮，陽一炮地打過去」，然後「慢慢過完橋」，過橋時「沒有打」。
有的木板是被損害，可能有拆去的。93歲的老太太記得紅軍來借老百姓的木板去鋪橋，有的人家交出了寶貴的棺材蓋子，隊伍過完後，老百姓各自去認領。瀘定橋只有一次剩下光溜溜的鐵鏈，那是中共政權拍宣傳長征的電影《萬水千山》時。
過橋時紅軍沒有一人傷亡。首批過橋的22名戰士，在6月2日過橋後，每人得了一套列寧裝、一支鋼筆、一個碗和二雙筷子。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受傷。
其他紅軍過橋時也沒有傷亡。周恩來的警衛員描述周聽說有一匹馬掉在河裡淹死了很著急，問過橋的指揮宮楊成武：人員有沒有受損失？，當聽說沒有時，周又問：『一個都沒有？』答覆是：『一個都沒有。』
國民黨部隊再無能，憑藉天險優勢，也不至於讓紅軍毫無傷亡吧。
『飛奪瀘定橋』純係虛構。鄧小平在1982年對美國總統卡特 (JimmyCarter)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列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親口說：『這只是為了宣傳，我們需要表現我們軍隊的戰鬥精神。』」
無獨有偶，網絡上流傳的《紅軍飛奪瀘定橋——彌天大謊》一文也印證了張戎女士的考證。以下就是這篇文章的全文：
「2001年5月，我們一行5人去四川康定旅遊，經過瀘定城，少不了要去參觀瀘定橋。第一天下午5點抵達瀘定，找到了一個在瀘定打工已半年的堂弟。吃過晚飯後，我們就迫不急待地想去參觀瀘定橋。但堂弟說橋頭堡已經關門了，等第二天再去。只好先去參觀瀘定橋紀念館。在紀念館內，我們首先看到的是《紅軍飛奪瀘定橋簡介》。內容大意是：1935年，紅軍先頭部隊的一個連抵達瀘定，由連長楊德志帶領22勇士飛奪瀘定橋。簡介中沒有具體記載任何一名勇士的姓名和身份。看完後我有些忿忿不平地對丈夫說：『紅軍冒著槍林彈雨飛奪瀘定橋，怎麼一個勇士的名字都不記錄呢？』同時令我們不解的是，六十年代我們讀書時，教科書上寫的是十八勇士，怎麼紀念館裡的是22勇士呢？我又到別的地方參觀去了。這時堂弟對我丈夫說：『大哥，據當地的老年人講，根本沒有飛奪瀘定橋這回事。』我丈夫聽了沒往心裏去，或許壓根不相信這種說法吧。當時也沒告訴我。
第二天參觀完瀘定橋後，我們在一家餐館吃午飯。其間，一位老者從我身邊經過進裡屋去了，看起來年齡很大，但精神矍鑠。我問老闆那是甚麼人，老闆說是他的父親，90多歲了。我想老人家一定親眼見過紅軍飛奪瀘定橋。老大爺進屋不到一分鐘又出來了，我趕快問：『大爺，您看見過紅軍飛奪瀘定橋沒有？』。他邊走邊扭過頭來對著我大聲嚷道：『沒得意思的（沒意義），沒得意思的！』。我以為他沒聽清我問的啥，等他坐在屋簷下喝茶時，我們挨著他坐下來，又問：『大爺，請您講一下當年紅軍是怎樣飛奪瀘定橋的，行嗎？』大爺非常生氣地說：『打哪個嘛（打誰嘛）！人都跑光了，打哪個嘛！』。說完就氣乎乎地喝他的茶，也不理我們。
我一下沒回過神來，這是怎麼回事呢？於是我試探著問：『大爺，當年紅軍來的時候，橋板撬掉沒有？』這時大爺才回答說：『橋板是撬了的。當年紅軍來的時候，瀘定已是一座空城。老百姓聽說共匪要來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跑了。國民黨的軍隊落在紅軍一百多公里之外。當時守瀘定橋的是一個民團。民團是守橋的，而不是對付紅軍的。康熙年間修好瀘定橋後就一直有民團守橋，因為瀘定是通往西藏的要道。紅軍的先頭部隊來到橋對面時，民團向橋對面胡亂放了一陣槍後就跑了。紅軍沒有還槍，他們跑了一天一夜，倒在河灘上就睡著了。等到大部隊來了後，把老鄉的門板取了兩個換搭著過橋，然後用城裡的門板把橋鋪滿。紅軍是排著隊過的橋，隊伍過完後就放火把橋頭堡燒了，說是為了阻擋國軍的追擊。紅軍另一支隊伍從安順場過河後，沿公路向瀘定城來了，先派來了一個探子，然後來了兩個探子，後來又來了三個探子，最後大隊伍就來了』。講完後，大爺用質問的口吻說：『好久（哪裏）打過仗嘛？！』
聽完大爺講述，我們同行的一個小伙子馬上說：『我上黨校時，有一節黨史課講《飛奪瀘定橋》。老師走上講台，把教科書往桌上一摔說，不看這些，我們講點真實的歷史，飛奪瀘定橋—沒有這回事…』回家後，我碰到一位曾在瀘定工作多年的老鄉，問她是否聽說過飛奪瀘定橋是假的。她很小心地一邊擠眼暗示，一邊小聲應道：『哎呀，是的，是的。』一個參加過中越戰爭的親戚，聽我講了這件事後，約了戰友專程去瀘定考證。回來後對我說，他們在瀘定橋的兩頭仔仔細細查看過，的確沒有打過仗的痕跡。
瀘定之行，令我非常震驚。我時常在思考，共產黨到底還製造了多少彌天大謊？『飛奪瀘定橋』本是一個荒唐的騙局，卻冠冕堂皇地寫進了教科書、黨史，甚至拍成電影和電視劇。我們這代人被欺騙了幾十年，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還在繼續被愚弄。謊話已經編導得更『完善了』，當今教科書中的瀘定勇士名額已調整到與紀念館中的相一致。我很擔心歷史的真相會隨著老一輩見證人的離去而消逝，所以，今天借大紀元一角將它記載。」
與「飛奪瀘定橋」相類似的長征神話還有「強渡大渡河」與「突破天險臘子口」等。
根據張女士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的考證，大渡河渡口寬闊，沒有遮掩，紅軍渡了整整一個星期，在國民黨偵察機的眼皮底下，但同樣無一傷亡。
1946年，一個英國記者問彭德懷過大渡河的事。彭委婉地說，「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也記不清了。我們過了那麼多河——金沙江、湘江、烏江、長江—–我記不清了，我記得有人掉在河裡。」他對戰鬥或橋起火之事不置一詞。有三個人命喪此橋，朱德夫人和張女士訪問的93歲老人都說是紅軍修橋時，年久失修的橋板突然折斷，他們失足掉下去的。
而在叫臘子口的山隘處，其實只發生過一場小小的遭遇戰，參與的只有十來個人。據紅軍軍事顧問李德說，「」除了幾個放冷槍的以外，這一戰沒有敵人。」
清除污染我們記憶的塵埃
——關於謊言文化的札記
你可以在某一個時間騙所有的人，也可以永遠欺騙一部份人，但是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人。
——林肯
破壞回憶是極權統治的典型措施，對人的奴役，是從奪取其回憶開始的。
——德國思想家默茨
引子
1989年12月8日至18日，時任中共國防部長的遲浩田訪問美國。期間，遲在美國防大學演說時，面對聽眾關於「六四」的提問，曾當眾表示：「天安門廣場上沒死一個人」。
此言一出，群情嘩然。
事隔4年，2003年的春天，被瞞報許久的SARS已在中國大面積擴散，發展成為威脅到全世界70億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這種十分危急的情況下，4月3日，時任中國衛生部長的張文康竟然在新聞發佈會上信誓旦旦地宣稱，SARS已經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 例SARS，死亡3例」。但幾天後的4月19日，北京301醫院蔣彥永大夫向媒體提供的證詞即爆出真情：到4月3號為止，單是北京309醫院就已經接收了 60個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過了張文康公佈的數字。
消息公開後，世界輿論為之震驚！張文康因此被輿論冠名為「謊言部長」。
在中共歷史上，如此說謊者遲浩田和張文康顯然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翻閱中共從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曆史，可以說它是無時不撒謊，無事不撒謊，張嘴即是謊言，撒謊成性到了極至。中共的歷史完全稱得上是一部名副其實的謊言史。難怪大陸民眾譏諷說，「共產黨的報紙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
與一般說謊者不同的是，中共不但說謊成性，而且創造了源遠流長完備精緻的謊言文化。作為整個「黨文化」的一個基本部份，它是中共對大陸人民進行愚民宣傳和奴化教育並欺騙國際社會的重要工具，也是寄生在中華民族肌體上毒害我們的一隻「毒瘤」
一．說謊本性與謊言文化
1．有人以為，說謊只是中共個別掌權者的所為，不是「黨」的責任；還有些人認為，現在的「黨」已經承認了過去的造假事實，改正了錯誤，不會重犯欺騙民眾的錯誤了。這些出於善意的看法，源於對中共的本質缺乏足夠的瞭解。其實，說謊是中共與生俱來改變不了的本性，戈貝爾的「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和林彪的「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是中共私下一向信守和密不示人的教義。更有甚者，按照中共的「黨邏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說謊不但不是甚麼可恥的事，而且光榮無比；只要黨的利益需要，甚麼謊都能說，甚麼謊都值得說，甚麼謊都應當說。中共從起家到今天之所以謊言不斷，根源就在於此。因此，不管是誰掌權，也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或者將來，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就必定要說謊。如果有一天中共不說謊了，那它也就不是共產黨了，只要它還是共產黨，就必定要造假說謊，而且一旦搞起政治運動，還會更加肆無忌憚變本加厲，特別是在重大的善惡是非問題上，更是如此。
2．中共來到人世後的八十多年裡，在其活動範圍內和影響所及之處，謊言就像空氣一樣瀰漫於歷史的各個時段和社會生活的各個空間，幾乎無所不在。中共不但欺騙國人，而且欺騙國際社會，不但在黨外謊話連篇，而且在黨內也是說謊成風，不但欺上而且瞞下，不但自欺而且欺人。大到治國方略，小到身邊瑣事，遠到古代，近至眼前，可以說沒有它不敢造假不曾造假的。中共不僅以大量造假著稱於世，而且有著強烈持久的說謊動機，與時俱進的造假手段，高超精緻的謊言傳播藝術和密不透風的謊言保障機制。它說謊從來都是持續的而非間斷的，是系統的而非零亂的，是有目的的而非無意識的。毫不誇大地講，謊言已不是中共一時一地一事的行為，一種因它而導致的尋常的社會現象，它已經成了中共的行為方式、統治方式和生活方式。換句話說，中共已經創造了一種只有在共產黨國家裏才會存在的「謊言文化」，並且把它發揚光大到了極至。
二．美化自己、抹黑對手和誘騙民眾
3．八十多年來，中共製造的謊言不計其數，但就具體內容而言，主要有三大部份：即美化自己、抹黑對手和誘騙民眾。
4．從起家到今天，中共一直不遺餘力地對自己進行美化，堪稱是「王婆賣瓜，自吹自誇」的典型。為了美化自己，中共編造的謊言可以說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其中有兩個最大的謊言，一個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另一個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無論是翻開歷任中共領導人的文章著作，還是中共黨章或中共名目繁多的官方文件，也無論是從毛澤東當年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都充斥著這種自我標榜，只是具體表述有所不同而已。
5．中共一向熱衷四面樹敵。在國外，中共的敵人有西方資本主義，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等等；在國內，奪得政權前，中共的頭號敵人是國民黨；奪得政權後，它的敵人則包括了形形色色被其視為異己的人和社會群體，其中既有中共內部的所謂「反黨集團」、「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有黨外的「階級敵人」和「反革命分子」。但不管是誰，是外國的還是本國的，是黨內的還是黨外的，只要是它眼中的敵人，中共一概都會用謊言將他們抹黑。國民黨失敗後，中共史書將其寫得一團漆黑，連國民黨領銜抗日的豐功偉績都全然予以抹煞。即便是自己的歷史，中共也經常根據「路線鬥爭」的需要肆意進行偽造。誰在黨內權力鬥爭中取勝，誰就改寫歷史，銷毀文件，篡改檔案，把失敗或失勢的一方，寫得一無是處。
6．中共不僅一貫美化自己，抹黑對手，而且擅長誘騙民眾。比如，農民窮，想改善生活，中共就許諾讓他們 「過上好日子」；工人想獲得政治地位，中共就封他們為「領導階級」；知識份子嚮往民主自由，中共就跟他們一起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不過，「過上好日子」也吧， 「領導階級」也吧，民主自由也吧，都不過是誘餌，一旦「魚」釣到了手，誘餌也就沒用了。所以，中共掌權後，農民壓根就沒過上過「好日子」，工人階級也沒當上「領導階級」， 知識份子更沒有得到過民主自由，到頭來，都被共產黨騙得很慘。
四．說謊源於中共的世界觀和本性
7．如同所有的共產黨一樣，中共也是典型的唯意志論者，無論是認識和對待週遭的現實，還是管理國家制訂政策，它都是以自己的那套意識形態，而不是以民眾的利益和歷史的趨勢為出發點和依據的。中外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都一樣，核心都是要維持黨的統治的合法性、正當性、永久性和不可挑戰的權力。在實際當中，這種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與廣大民眾的利益與當今世界尊重人權、追求民主的潮流相衝突。這時候，作為唯意志論者的中共不是根據實際情況改變、拋棄自己的意識形態，而總是動用宣傳工具，對真實世界進行篡改偽造，使之吻合自己的意識形態。當然，中共如果能夠根據實際情況改變、拋棄自己的意識形態，那它也就不是唯意志論者了。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說謊成性是由它的唯意志論世界觀所決定的。
8．縱觀人類社會，不管是甚麼社會勢力，要想有所作為，必得取得民眾的支持。區別只在於，善者以仁愛行於世間，順天理而行，自然能贏得民眾的支持，不但根本不需要謊言的包裝，而且其善的本性本身對謊言就是排斥的。惡者正好相反，他們從來都不敢以本來面目示人，總是靠謊言招搖過世，因為他們是邪惡的代表，奉行的是「假惡暴」，逆天理而行。不過，儘管惡勢力的目標與民眾的利益一向背道而弛，但要實現他們的目標卻又不得不藉助民眾的力量與支持。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從而牢牢地把民眾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唯一的辦法只有說謊——用謊言構築的「美好形象」把自己邪惡的真實面目掩蓋起來，用謊言構築的「醜惡形象」抹黑敵人對手煽動仇恨，同時用謊言構築的「美好未來」 誘騙民眾，無論是希特勒政權還是中共都是這樣的典型。從這個角度講，中共的說謊成性又是由它的邪惡本性所決定的。
9．欲控制民眾首先必須贏得民眾的信任和擁戴，而要讓民眾自覺地信任和擁戴自己，又必得讓民眾將自己視為公理正義的化身和自身利益的代表。但事實上，中共既不是公理和正義的化身，更不是民眾自身利益的代表。打個比方，一個人明明是小人，卻偏偏要別人把自己當君子。怎麼辦？只有說謊，自己往自己臉上貼金。這也就是中共之所以要美化自己的具體原因。
10．欲控制民眾還必須讓他們與自己同仇敵愾。中共奉行「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鬥爭哲學，以打敗形形色色的敵人，滿足自己的征服欲和統治欲為人生最大的樂趣。不過中共也很清楚，要打敗形形色色的敵人，光靠自己單打獨鬥是不行的，必須藉助民眾的力量。但要做到這一點也非易事，因為中共的敵人並非是民眾的敵人，只有讓中共的敵人也變為民眾共同的敵人，民眾才會自覺地與中共同仇敵愾，從而被它控制，為其所用。那麼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除了製造謊言，抹黑對手，挑起民眾對他們的仇恨，別無它法可言。這就是中共一貫抹黑對手的具體起因。
11．古往今來，民眾可能會為抽像的口號激動一時，卻不會為它奮鬥一生，只有切身的實際利益才可能使他們長久地投入一項社會運動。因此，欲控制民眾，不但必須贏得民眾的信任和擁戴，讓民眾與自己同仇敵愾，還必須讓民眾把實現切身利益的希望也寄托在自己身上。中共深諳這一社會心理，但矛盾的是中共的本性是唯我獨尊嗜權如命的，這就決定了它在本質上與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不會也不可能會真地為實現民眾的切身利益操心做事。不過這也難不倒擅長演戲，毫無道德底線的中共，多開幾章空頭支票就是了！中共對民眾的謊言誘騙概起因於此。
五．形形色色的造假手段
12．中共不愧為古往今來造假騙人的行家裏手，造假手段形形色色，無奇不有。陳奎德先生曾對同樣熱衷和擅長說謊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做過一番精闢透徹的對比。他說，「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謊言來維繫（即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和『筆桿子』）。但仔細深究，共產主義那一套更精緻、更偽善，甚至常常還『敢於』訴諸道德情感。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有史以來虛偽到了頂峰的意識形態。換言之，共產主義所依賴的，是一套精彫細刻的謊言體系，而法西斯主義的話語脈絡，則粗糙得多，也不成體系。」
13．先說中共自我美化常用的的四種手段。
13．1．第一種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
大躍進時期盛行的「浮誇風」就是一個典型。1957年毛澤東提出：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上第一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高指標的刺激，促成了高產「衛星」的出現。高指標和高產「衛星」相輔相成，刮起了愈演愈烈的「浮誇風」。 「浮誇風」中放出的一顆最引人注目的高產「衛星」是廣西環江縣中稻畝產130434.14斤的記錄。
這顆「衛星」是怎樣上天的呢？原來，該縣縣委書記認定要「爭全區第一、全國第一、天下第一」，要放畝產10萬斤的「衛星」。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把原來搞試驗的一塊一畝一分三厘田地裡的禾苗全部拔出來，再犁耙、深耕，將成千上萬擔各種肥料堆放在田中，將泥肥耙融耙爛。然後動員了當地社員、機關幹部、中小學教師等近千人，在兩天內不分晝夜地將附近一百多畝稻田中長勢最好、已成熟的禾苗，連根帶泥挑到試驗田中並□，密植到小孩在禾苗上爬來爬去也掉不下來的程度。在並兜過程中，為了防止禾苗倒伏，他們用木樁支撐後再用竹蔑片攔腰將田塊分割成五六尺見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樁頂實，這樣禾苗便直立在一塊塊的格子裡了。
收割時，在亂哄哄的過秤現場，策劃者又指揮運糧的人群過完一次稱後，不倒上谷堆，又重新回到未過秤的隊伍中再重新稱過一次，如此循環反覆，過秤的數字越來越大。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折騰，終於統計出數字：畝產130434.14斤，一個全區、全國、全世界歷史上空前的水稻畝產最高記錄便這樣創造出來了。事後，細心的人曾做過統計：當天收割的稻田里，實收穀子26000多斤，從四個生產隊的糧倉裡挑出了67000多斤穀子，另外剩餘的47217.4斤純粹是在反覆過秤中創造出來的。
13．2．第二種是偽造歷史，貪天之功為己有。
比如，明明是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領導了中國的抗戰，國民政府軍才是抗戰的主要力量，是他們在從1937年到1945年的整整八年間，在正面戰場與日軍進行了38,931次小型戰鬥、1,117次重大戰役、22場大會戰，犧牲了200位以上的將領，傷亡了330餘萬人，在台兒莊、淞滬、長沙、獨山等正規戰，上海、筧橋等空戰中給予日軍重創，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最終贏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而中共自己，在抗戰的前6 年，當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東北時，它竟號召保衛蘇聯、工人罷工等，還要以武裝暴動推翻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後8 年，它想方設法讓日蔣火拚，自己則到「敵人後方去」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風，種革命鴉片，偷敵賣國。其所謂游擊戰更是「游而不擊」，專打國軍，不打日軍。其所謂「擁蔣抗日」則是執行蘇共命令要為保衛蘇維埃而行。日軍在華斃命的129名將領之中，死於與中共作戰的只有3個，其餘都是死於國民政府軍隊手中。中共在抗戰中犧牲的高級將領也只有左權、楊靖宇兩人。但抗戰結束後，中共卻閉著眼睛說瞎話，將上述歷史事實一筆抹殺，硬是把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領導和進行抗戰的偉大功勳記到了自己的功勞簿上，毫不臉紅地把自己吹噓成了領導抗戰的中流砥柱。
13．3．第三種是貼金遮醜，自我標榜。
歷經半個多世紀的驗證，越來越多的的人已經清楚地看出，中共在大陸建立的政權，在本質上完全是背離人民的，既不是共和體制，與民主更是一點都沾不上邊，而是地地道道的專制獨裁。可是專制獨裁是個惡名，背離人民更會遭人吐棄，這個本來面目中共是不能也不敢示人的。所以，為了美化自己，它從建立政權的那一天起，就想著法子自我標榜，拚命往自己臉上貼金，甚麼中華啊，人民啊，民主啊，共和啊。於是，一塊分外耀眼的金字招牌做成了，這就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可是，瞭解內情的人都知道，這塊牌子表裡完全是反過來的。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
13．4．第四種是只縱向比不橫向比。
中共吹噓自己的「偉大成就」時，總是縱向比，而不是橫向比；總是和戰亂年代比，而不是和治平年代比；總是說做到了甚麼，而不提沒做到甚麼。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半個世紀以來非共產國家和共產中國的不同道路，就會發現：如果沒有共產黨，憑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勤奮，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能夠獲得比現狀不知強多少倍的輝煌成就。
以經濟為例。中共常說中國人口多底子薄，那我們就看看同樣人口多、底子薄，但沒有共產黨的東鄰日本。日本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339.3人（1998年數據），幾乎是中國的三倍。日本國土的71％都是山地和丘陵，土地貧瘠、資源缺乏，自然條件並不優越。二戰以後，日本在戰爭的廢墟中起步，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不但擺脫了戰爭給經濟帶來的陰影，而且超過傳統強國英國、法國、德國、和蘇聯，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從1955年到1973年，就在共產黨發動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把中國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連續十八年以年均10%的速度高速增長，被世人稱為「日本經濟的奇蹟」。
印度人口和中國處在一個數量級上，和中國具有一定可比性。1980年代，幾乎在中共開始改革開放的同期，印度在總理拉．甘地的領導下，開始了溫和式的自由改革。1991年開始，印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0年到2002年印度經濟年均增長6%，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長7.5%，速度上已經接近中共宣稱的8%。但印度的銀行壞帳占所有貸款的不到2%，遠低於中國；基尼係數0.33，而中國同期的基尼係數可能高到0.5到0.6。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源的高投入，而印度GDP增長主要來自生產率提高，而不是來自增加資本或勞動投入。印度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與東亞、尤其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依賴國內市場而非出口，依賴消費而非投資，依賴服務業而非工業，依賴高技術而非低技術製造業。專家指出，印度經濟增長模式能更有效地造福於民眾。
14．中共常用的抹黑對手的方法也有四種。
14．1．憑主觀臆斷篡改事實歪曲真像是其一。
以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為例。在毛澤東之前，當年中共文藝界的領導給胡風問題定的性不過是「宗派主義小集團」。1955年4月13日，胡風昔日的朋友舒蕪交出了胡風當年寫給他的一些私人信件。很快，這些信件經過整理後，被送呈毛澤東審閱。在看了這些信之後，毛澤東未經任何進一步的調查，便大筆一揮，將胡風問題一下升格成了「反黨反革命集團」。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報》分三批刊登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這些材料出自在胡風及其朋友處抄家得來或他們主動交出的往來信函。毛澤東一一過目，親自編輯，又親自寫了按語。這些按語堪稱是憑個人的主觀臆斷篡改事實歪曲真像從而強加於人的典型。
14、2．通過搞逼供信製造假口供假材料是其二。
所謂「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這頂莫須有的大帽子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文革」開始後，中共專門成立了劉少奇專案組。調查尚未開始，專案組負責人巫中就劃框框、定調子，肯定劉少奇已經「叛變自首」。他說：「查劉少奇罪證關係極為重大這是一項戰略任務。有罪證是肯定的，只是查出來查不出來的問題，不存在有沒有的問題。」對調查方法，他明確提出：「要經過鬥爭」，「以政治鬥爭為主，也要採取一定措施，如鬥爭會、小型專政等。」按照這個指導方針，辦案人員對「知情人」採取了種種威逼手段。通過外調方式談話得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就以隔離辦班為名進行拘留審查，剝奪人身自由，用專人監管，施加壓力。一次次的審訊，一次次的威脅恫嚇，直到證人俯首就範，讓說甚麼就說甚麼，讓證甚麼就證甚麼。一份份劉少奇被捕後如何叛變、如何出賣黨的機構和同志、造成共產黨多人被捕的假證詞，就是這樣出籠的。
14．3．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嫁禍於人是其三。
如「六四」後中共將因被軍方自己誤傷等原因致死的士兵說成是被暴徒打死的，許多所謂六四暴徒的「暴行」就是這樣造假造出來的。據知情人揭露，當年一位被封為「共和國衛士」的陳姓軍人，是部隊的宣傳幹事，1989年5月22日，他乘坐軍車撤退，群眾歡呼時陳向學生揮手致意，軍車突然發動，陳當場被摔死，當時各報都做了報導（短消息），但兩天後軍委突然對陳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他也因此成了六四的第一位「衛士」，軍報並開始宣傳他是被群眾擁擠的人流擠到車輪下的。另據在澳大利亞留學的前解放軍39軍雷達站上尉站長李曉明透露，「六四」時他所在高炮團的一名士兵後來被評為烈士，報紙上說是被群眾打死的，其實是在駐地時被身邊一位戰士不小心擦槍走火打死的。團裡領導為了團裡的利益、同時也是為了這位戰士，將他向上級謊報為是被暴徒打死的。李曉明說：「往上報說有暴徒開槍把我們的戰士給打死了。實際上不是那麼回事，是我們自己的槍走火了。我能證明。」
14．4．斷章取義穿鑿附會羅織罪名是其四。
1957年反右運動中「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一案便是一例典型。
1957年5月24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應邀前來參加座談會的該校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琦就黨內同志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黨外知識份子，黨員幹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等等，給校黨委提了一些批評意見，並語重心長憂心忡忡地簡略闡述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5月26日， 《北京日報》報導了題葛佩琪的這次發言。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內部刊物《人大週報》的報導，他頓時覺得炸了頭。因為它斷章取義橫加篡改地說他說了這樣的話：「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當天下午，他就面見了學校校長、校黨委副書記聶真，指著《人大週報》的這段話情急氣沖沖地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真說：葛佩琦同志，你不要著急；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沒有更正，而且風聲鬧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離譜，在6月8日全國正式「反擊右派猖狂進攻」之前就對他展開了「批判揭露」。
6月8日，毛澤東讓《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甚麼？》的社論，正式吹響了「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號角，對葛佩琦的批判也隨之白熾化。在黨中央喉舌《人民日報》的帶動下，全國大小報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誅之」的頭號反共人物，被「理所當然」地劃成了「極右份子」。
15．最後再說中共誘騙民眾常用的兩大招數。
第一種是對症下藥，空口許諾。中共的謊言機器是一部相當精準的謊言機器，它善於揣摩民眾的每一個心理細節，從而有針對性地拋出誘餌。抗戰期間，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知識份子對民主自由的渴望日益高漲，看準這一點後，本性獨裁的中共不失時機地打出了爭民主爭自由的大旗，以此作為爭取和利用民眾的政治口號。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時，毛澤東曾當面給他開了一張民主的支票。
黃炎培回憶說，「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致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的這番話傳開後，倍受當時許多民主人士的青睞，但直到中共當政後他們才發現自己上當了，原來，毛當年開的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
藏起屠刀偽裝笑臉也是中共常用的一種誘騙招數。最典型者莫過於反右前夕毛澤東玩弄的「陽謀」。 1957年4月27日，中共決定進行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批評建議。許多人為之興奮，以為春天來了。為了鼓勵大家提意見，1957 年4 月30 日，毛澤東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講了「一定要放」的話，他說「這是有領導的反官僚主義」。半個月後，毛澤東向黨內幹部打招呼：「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甚麼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不過，「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
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7 月1 日是中共誕生36 週年紀念日。毛澤東覺得反攻的時候到了。他選擇《文匯報》開刀，親自為《人民日報》寫了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向階級敵人公開了他的戰略方針：「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報紙在一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
六．以強制為顯著特徵的謊言傳播方式
16．中共不但是編造謊言的行家，而且也是傳播謊言的高手。就其統治大陸後而言，中共的謊言傳播首先是一種帶有明顯強制性的傳播。也就是說，作為受眾的廣大民眾，在面對這種傳播時是沒有選擇餘地的，不管你願意也吧不願意也吧，也不管你樂於接受還是想要逃避，你都必須接受這種傳播——至於你內心是否真地接受那則是另一回事。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於，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一方面，謊言傳播始終都是以國家的強制力包括暴力為基礎的，拒絕接受傳播者必定會受到程度不同的懲罰。舉個例子，大陸的高校規定每個學生在政治課上都必須學習「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 如果一個大學生拒絕學這些，可想而知，等待他的將是甚麼結果。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剝奪了民眾的知情權，並且封鎖了傳播真相的一切聲音，民眾能夠接觸到的都是謊言，即使你想要瞭解真相也沒有必須的手段和渠道，在這種情況下，你所聽到看到的當然都只能是謊言了。就像一個學生，政治課上他讀到的只能是中共編寫的滿是謊言的課本，別的意識形態的課本他想看也不可能看到。
17．傳播謊言對於中共來說，從來都不是一種偶然的隨意的簡單的行為，而是一整套有目的的包含著複雜的制度安排的行為系統。換句話說，中共的謊言傳播還是一種制度化的傳播。這種制度化具體體現在：第一，有一整套專門的工作班子，其中發號施令的是各級黨委和政府，具體實施的則是各級宣傳部門及下屬的新聞出版和文化單位；第二，有一整套完整的運作程序，通常首先由黨政領導下達任務，然後由宣傳部門制訂相關計劃，將任務細化，最後由新聞、出版和文化單位具體實施；第三，有一整套分工協作系統，主要包括各種新聞、出版和文化單位，各司其責，各顯所長，而宣傳部門則負責統籌協調。
18．從縱向看，中共的謊言傳播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傳播，貫穿了個人和社會的各個時段。就個人言，打從懂事那天起，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共灌輸謊言的對象。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和大學，再到走上社會和工作崗位，在人生的每個階段，我們所受教育的一項基本內容就是接受中共灌輸的謊言。換個角度講，不論是家長、老師還是領導，我們成長道路上的每一個教育者，幾乎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了謊言傳播者的角色。至於整個國家和社會，那就更是這樣了。從中共成立的那天起，特別是它統治大陸後，就從來沒有間斷過對謊言的傳播。中共的各級宣傳部，實質上就是各地的謊言編造和傳播中心，中共的各種媒體、出版部門和文化單位，實質上就是形形色色的謊言生產車間和傳播工具。
19．從橫向看，中共的謊言傳播則是一種全方位的傳播。在它統治下的大陸，謊言就像空氣一樣瀰漫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和各個空間，甚至於它的每個縫隙。中央如此，地方也如此；政策如此，對策也如此；事實如此，理論也如此。從理論謊言、制度性謊言、政策謊言，到媒體謊言、教育謊言、情報謊言、統計謊言等等，人們就生活在大謊套中謊，中謊套小謊，謊謊疊印交叉的謊言世界中。從政治、經濟到文化娛樂，上到國家大事，下到個人生活，到處都成了中共傳播謊言的陣地和舞台。而且，為了使謊言不被戳穿，總是謊言產生謊言，謊言再產生謊言，謊言又再產生謊言……謊言不斷複製，謊言不斷克隆，謊言不斷惡性循環，謊言不斷惡性膨脹。於是，每天醒來睜開雙眼，你翻開的報紙雜誌和書籍，只要是中共編寫出版的，幾乎無一不在向你兜售著各種各樣的謊言；打開電視廣播，映入你眼簾的，灌進你耳朵的，也無一不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假話。在單位裡，領導的講話也好，上級的文件也好，告訴你的同樣是連篇的謊話。即便是八小時之外，飯桌上家人的閒聊，朋友間的酒後茶餘，乃至大街上商店裡的廣告，等等，都是中共謊言見縫就鑽、無孔不入的地方。如果說從縱向上講中共的謊言傳播表現為一種持續不斷的謊言灌輸，那麼從橫向上講它又是一種無處不在的謊言宣傳。
20．中共統治大陸後，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搞一次政治運動，每搞政治運動時，又總是它傳播謊言最集中最瘋狂的時期。一到這個時候，平時按部就班的謊言傳播模式已很難滿足中共大規模整人的政治需要，取而代之的是鋪天蓋地狂風暴雨般的謊言轟炸。這時候，所有的宣傳機器都被迅速發動起來，進入超負荷的高速運轉狀態，而且十八般武器一起亮相，各路人馬全部披掛上陣，每天從早到晚輪番散佈各種各樣的謊言，矛頭直指運動的對象，也就是中共要打倒的敵人，其密度之高頻率之大力度之猛，可謂世所罕見！這種「謊言轟炸」所起到的矇騙民眾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剛聽到官方的謊言時，也許有不少人會不大相信，但反覆聽，不斷聽，漸漸地，許多人就會不由自主地冒出一種想法：這麼多事情不會都是假的吧？慢慢地，他們也就會從一開始的不信到似信非信，再到信以為真，最後甚至變得深信不疑了。在這方面，中共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實踐「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的「大師」。
七．謊言保障機制
21．縱觀中共從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曆史，從未受過中共謊言欺騙的中國人可以說為數甚少，絕大多數人中國人都曾上過它的當，只是受騙的多少和長短有所不同而已。即使是在「文革」結束近三十年後的今天，被中共蒙在鼓裡抱著謊言不放的仍大有人在。還有不少人，儘管能識破中共的某些謊言，但對另一些謊言卻仍然信以為真，雖然覺醒了，但覺醒得並不徹底。之所以如此，關鍵在於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系統的精緻的而且是不斷完善的「謊言保障機制」。正因為有了它，中共才敢於不斷造謠，並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矇騙那麼多人，而且成功地把他們矇騙得那麼久那麼深。
22．黑箱式的造假系統是這套機制中首當其衝的部份。謊言最怕爆光，人們一旦明瞭了謊言是如何被造假者編造出來的，它就再也騙不了人了。古今中外的謊言製造者都明白這一點，因此無一不竭盡全力對造假過程進行封鎖和保密，中共更是精於此道。在它的操控下，所有的謊言造假過程完全都是黑箱操作，外人根本無從瞭解其中的內幕。而且，造假過程中所涉及到的所有人物，不管各自在其中扮演甚麼角色，均受到中共的嚴密控制，其人身安全、生活、工作、就學、前途，全部被脅持，配合中共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23．謊言保障機制的另一個部份是不斷完善的說謊藝術。作為當今世界的謊言高手，中共不但集古今中外說謊藝術之大成，而且不斷地對它們加以改進和完善，甚至還有許多超越前人和同輩的發明創造。經過幾十年的反覆歷練，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天中共的說謊藝術已經完全達到了爐火純青的水準，不是一般同類能夠企及的。藉助於它，中共謊言的感染力和表面上的可信度明顯增強。
按理講，「文革」之後，歷經幾十年政治運動的反覆折騰，吃夠了受騙上當之苦的大陸民眾，對中共的說謊本性已經有了相當充分的認識和警覺，而且也有了相當高的識別真假的能力，但當江澤民顛倒黑白，將信仰「真善忍」、一心做好人的法輪功打成所謂「邪教」時，仍然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再次上當受騙，把江氏集團散佈的謊言當作真話。這樣的歷史悲劇之所以又一次重演，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中共的說謊藝術確實不同尋常。
24．嚴密的信息封鎖構成了謊言保障機制的另一個部份。眾所周知，在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社會允許各種聲音同時存在，輿論不存在「一邊倒」的情況，人們可以自由充分地接觸到不同乃至相反的信息，從而有效地辨別事情的真假。有人散佈謊言，就會有人揭露真象，在這種情況下，謊言很難獲得市場，即使有人被騙，也不會長久。陰險狡詐的中共深知這一點，因此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對民眾進行嚴密的信息封鎖。一方面，它不遺餘力地封鎖所有非官方的信息渠道，特別是來自國外民主國家的新聞報導，對一切敢於傳播被官方禁止的信息的人和所謂有關的「大案要案」，均予以無情鎮壓；另一方面，還竭盡全力壓制一切反對的聲音，不給被它打擊的人任何辯解的機會，從而不讓民眾瞭解到任何非官方的信息。
大陸開放國門以後，人們覺得自由似乎多多了，同外界的交往、信息的傳遞也頻繁起來，官方也常報導社會上的負面消息，給人們的感覺是，現在的官方媒體變得「客觀」「公正」了。其實，今天的中共像以前一樣，仍在一如既往地嚴密封鎖著民眾所能獲得的各種信息，嚴格過濾著哪些信息是可以讓老百姓知道的，哪些是不能讓他們知道的，負面消息如何報導才能為官方所用，只不過所使用的手段較以往要隱蔽得多也藝術得而已。
所謂日益「開放」和「寬鬆」的信息世界，只是一種表面的假象，在它的掩蓋之下，普通人仍然無法得知和感受到被迫害團體的惡劣處境，甚至更加容易相信中共對某個團體或者某件事情的誹謗宣傳。無論是法輪功學員還是其他信仰團體的信徒，或者是中共眼裡的所謂異見人士，大家都有過一種相同的經歷，就是每當他們向大陸同胞揭露因為信仰或思想等原因而遭受中共殘酷迫害的真象時，不少人都會露出驚訝的表情，疑惑地問：「真有這樣的事嗎？我們怎麼從來沒聽說過啊？」由此可見中共的信息封鎖在今天仍是何等的嚴密與有效。更為嚴重的是，在信息被封鎖無從瞭解真像的情況下，許多老百姓長年累月被灌輸謊言和仇恨，天長日久在他們的思維中往往還會形成了一種心理定勢，不管相信中共還是不相信中共，都把自己的思維封閉起來，產生一種排斥瞭解真像的願望，並且對傳播真像的人十分抵觸。
25．無所不在的精神控制也是謊言保障機制中重要的一環。中共動不動就攻擊正信的信仰群體對信徒進行所謂精神控制，其實不過是在賊喊捉賊，真正迷信和熱中精神控制的不是別人，恰恰是它自己。
中共起家後，以邪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所謂「精神武器」，不遺餘力地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和外國的優秀文化，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共產黨獨有的「黨文化」，並據此對廣大人民進行全方位的精神滲透和矇蔽。奪得政權後，它更是變本加厲地利用自己掌握的國家機器，長年累月和竭盡全力地通過各種形式，對大陸人民進行瘋狂的「洗腦」，試圖讓國人全盤接受他們荒謬不堪的「黨文化」，將一切與此有別的思想統統從自己的頭腦中驅除出去，從而成為它的精神奴隸。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這種「洗腦」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從小到大所受的都是所謂「黨的教育」，久而久之，人們滿腦子裝的也都是「黨文化」的那一套，很多人的思想都被它禁錮，完全喪失了獨立思考和分辨真假的能力。
26．上述謊言保障機制的四個部份，既各有分工，又互相依賴和支撐，缺一不可。其中黑箱式的造假系統使人無法瞭解謊言編造的內幕，從而為謊言築起了第一道防護牆；在此基礎上，不斷完善的說謊藝術又巧妙地增添了謊言的所謂感染力和可信度；而嚴密的信息封鎖則成功地把人們隔離在了事實真像之外；最後，無所不在的精神控制又進而讓人喪失了對謊言進行質疑和辨別事情真假的基本能力。有了這樣一整套如此完備的保障機制，中共的謊言焉能不一再得逞、屢試不爽呢？！這就是它們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矇騙人，而且能矇騙得那麼深那麼久的奧秘所在！
八．謊言的作用在於為暴力鳴鑼開道和包裝掩飾
27．自古以來，謊言不但是人世間所有暴行暴政的孿生姐妹，而且是一切暴力賴以維繫的最根本的基礎。世界上再暴虐的政權，都無法單靠暴力維持，就連強大的納粹德國，也要有戈培爾；不可一世的薩達姆，也需要薩哈夫。可以說，離開了謊言，暴力連一天也維持不下去。正如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指出的那樣，「暴力並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它與虛假相互依存，暴力在虛假中找到了避難所，虛假在暴力中獲得了支持。」中共作為邪惡勢力在當今世界的代表之一，同樣擺脫不了這個邏輯。
28．中共禍亂中華八十多年，主要干了兩件事，一件是進行武裝叛亂顛覆民國政府，一件是實行專制獨裁奴役大陸人民。這兩件事都是以暴力為依托的，也都是典型的暴行暴政，而謊言則起到了為暴力鳴鑼開道和包裝掩飾的重要作用。所以說，謊言和暴力，是中共奪江山、坐江山的兩大「法寶」， 兩者缺一不可。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中共對謊言的依賴還超過了對暴力的依賴。
29．站在二十一世紀的大門口回望八十多年來的中國歷史，當年國民黨統治大陸時，雖有種種弊病和過失，甚至在某些問題上有很嚴重的弊病和過失，但仍不失為引領中國邁向民主國家的積極力量，而中共則是披著革命的外衣，將中國拖回到落後的專制時代去的邪惡勢力。但恰恰是這個當年邪惡而弱小的中共，最後卻意外地推翻了強大的國民黨。之所以會出現這個結果，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共善於運用謊言宣傳的伎倆，成功地欺騙和控制了許多善良天真同時頭腦簡單的中國人，從而有效地利用他們的力量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正是憑藉謊言宣傳，中共如願地把自己裝扮成了勞苦大眾的代表；正是憑藉謊言宣傳，中共如願地挑起了眾多民眾對現存制度和國民黨政府的仇恨；正是憑藉謊言宣傳，中共如願地讓民眾把自己當成了「翻身得解放」的希望所在，從而心甘情願地為它充當奪取江山的炮灰。一言以蔽之，謊言宣傳是中共發動和進行武裝叛亂的吹鼓手，為它實現改朝換代的野心起到了鳴鑼開道和呼風喚雨的作用。
30．中共當政後，昔日的叛匪成了今天的統治者。但它的江山不是民選得來的，而是靠武力奪得的，顯然不具有合法性。不僅如此，中共施政後所實行的各項政策也都是背離民眾利益的。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不具有合法性，處處與民眾為敵的政府，卻維持了半個多世紀之長，至今沒有退出歷史舞台。之所以如此，除了暴力鎮壓和恐嚇，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謊言宣傳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
如果說在奪江山的時代，謊言宣傳曾經是中共發動和進行武裝叛亂的吹鼓手，那麼今天，在坐江山的日子，謊言宣傳則成了中共獨裁統治的衛道士和遮羞布。用謊言，中共成功地為自己的專制獨裁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用謊言，中共成功地給歷次政治運動中它想要打倒的人扣上了形形色色的罪名，騙得了民眾的同仇敵愾；用謊言，中共還成功地讓民眾把對美好明天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從而盲目地追隨它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
31．今天，中共的獨裁統治已經日薄西山，奄奄一息，謊言不僅仍然扮演著衛道士的角色，起著遮羞布的作用，它還成了中共維持統治的強心針，無論是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還是胡錦濤的「和諧社會」，都不過是想換一種說法，用新的語言繼續騙取民眾對中共的支持。只可惜中共已病入膏肓，再好的強心針也無濟於事了。
九．全民說謊與集體緘默
32．不說謊是古今中外做人的基本底線和普遍常識。在中國傳統觀念中，道家講做真人，佛家講出家人不打誑語，儒家講信，都認為撒謊是不對的。孔子把「仁義禮智信」作為五常。其中人與人之間的誠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
治國的道理同樣也是如此。孔子的學生子貢曾向老師請教治國的辦法。孔子說：「一是讓老百姓豐衣足食；二是國家擁有強大的軍隊；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貢問：「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條，應該先去掉哪一條？」孔子說：「去掉軍隊。」子貢又問：「如果再去掉一條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寧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國家遲早要滅亡。」
固然，世界上哪個國家都有人說謊，但在多數國家，整個社會的機制卻都是以誠信為基礎的，講信用是一個人能夠長期立足社會的資本。
然而，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謊言卻成了社會的「立國之本」，整個社會靠說謊支撐，說謊成為人們在社會上生存的基本技能，不但當權者謊話連篇，就連普通民眾也說謊成風。換言之，「謊言文化」不僅使中共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謊言黨」，而且把大陸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謊言國家」，把大陸民眾變成了一群地地道道的「謊言國民」從而形成了一種全民說謊的罕見景觀。
34．如果說中共說謊是其與生俱來不可更改的本性，那麼民眾說謊成風卻是由中共的暴政和謊言文化一手造成的，與大陸特有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
大陸民眾的說謊習慣首先得「歸功」於中共的率先垂范。常言道 「上樑不正下樑歪」，有甚麼樣的統治者就有甚麼樣的國民。在普通民眾眼裡，統治者的人不但是國家權力的執掌者，也應是國民的道德楷模。如今既然領導國家的中共都帶頭造假，不以說謊為恥，反以說謊為榮，我們小民又何必再把說謊當回事呢！於是，自古以來中國人內心拒斥謊言的道德堤壩就這樣崩塌了，大家對說謊變得再無顧忌可言。
35．大陸民眾的說謊成風還源於中共的恐嚇與利誘。
高高在上的中共不但滔滔不絕地帶頭說謊，以身示範，而且一手拿著寒光閃閃的大刀，一手拿著可口誘人的蛋糕，不停地訓導台下的民眾怎麼說話。它一會拿著大刀嚇唬台下的民眾說：「你們誰敢講真話，我就砍他的頭！」一會又拿著蛋糕誘惑台下的民眾說：「你們只要照著我的話說，我說甚麼你們就跟著說甚麼，我就把手裡的蛋糕賞給你們。」起初，有幾個膽大的還不買帳，照樣自顧自地說自己想說的話，甚至跟官方頂嘴，結果輕者挨批，降薪，下崗，開除，重者坐牢殺頭。這種殺雞給猴看的恐怖劇演過幾次之後，很快立竿見影，效果畢現，絕大多數人雖然本來也想說真話，但抗壓力的能耐畢竟有限，眼見得如此場景，只得紛紛違心地跟著中共說假話。結果，不但沒人受罰，說得好的還有賞。極少數勢利小人，本來就習慣於信口開河，對自己怎麼有利怎麼說，無所謂真話假話，這種情況下當然更是搶著說假話，在當權者面前竭力表現自己了。久而久之，也就沒人再敢說真話了。
再後來，在這種氛圍日復一日地熏陶下，習慣成自然，絕大多數人甚至連說真話的願望都漸漸喪失了，那些本來違心說了假話私下還會自責和不安的人，現在連原來的自責和不安也都沒了。對於他們來說，為了保全自己而說謊已不再是一件可恥的事，而是一件可以理解令人同情的事，甚至是天經地義的事。說謊於他們變成了一種沒有任何負罪感和沒有任何理由的本能行為，只要對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甚麼謊話都能跟著說，而且說得坦然自若。因此用謊話來換取自己的利益變成了普遍現象，不但張口就是謊言，而且說謊的時候已經在考慮下面怎麼說怎麼做能夠圓謊了。而那些為了良心寧願犧牲切身利益也要堅持說真話的人，反倒成了他們眼中不可理喻的「傻子」、「瘋子」。更有甚者，有的人最後竟變異到了真假顛倒，把謊言當成真實，把真話當成謊言的程度，甚至主動參與對少數堅持說真話者的迫害，自覺自願地充當謊言的劊子手。就像索爾忍尼琴曾經說過的那樣：「當謊言成為準則，謊言自身也被欺騙了。」因為當一切都是謊言時，也就沒有謊言了。
到了今天，甚至於許多人不但跟著當權者說謊話，不但被動地重複當權者的謊話，而且還開起了自己的「謊言鋪子」，學著中共的樣子，爭先恐後地兜售起自己編造的謊言來了。如果說以前他們只是被中共欺騙，那麼現在他們也開始大著膽子騙起「親愛的黨」和自己的同胞來了。就像一首民謠裡說的：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你也騙，我也騙，騙到啥時啥時算。那滿大街都是的虛假廣告，市場上隨處可見的假冒偽劣產品，企業裡形形色色的假帳，還有大小騙子娓娓動聽的說辭—-不正是這樣的傑作麼！
就這樣，由說真話到說謊話，由被動地說謊話到主動地說謊話，由良心不安地說謊話到心安理得地說謊話，由被當權者所騙到反過來矇騙當權者和自己的同胞，說謊漸漸演變成了全體國民共同的習慣和生存方式，成了我們這個社會的支撐。
這固然令人悲哀，卻也符合邏輯。試想，當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帶頭說謊，普通民眾不說謊就無法生存，昧著良心說謊不但能保全自己，還能獲得種種好處，而且謊話說得越多越大好處也越多越大的時候，這個國家怎麼可能不變成地地道道的「謊言國家」，這個國家的民眾又怎麼可能不變成地地道道的「謊言國民」呢？！
36．在謊言文化的全面操控和滲透下，今日大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社會景觀：公開場合中，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民眾都在毫無顧忌地說謊，大家心知肚明，卻又心照不宣，沒有人覺得這有甚麼不正常，更沒有人會戳穿彼此的「官話」。面對四處瀰漫的謊言，人們彷彿達成了某種默契，不約而同地保持著共同的沉默。這種集體緘默已經成了當今公共生活的一條「潛規則」，誰膽敢跳違反這條規則，就會受到絕大多數人的一致譴責和非議。
仔細觀察，你會發現，這種集體緘默其實是建立在當權者與普通民眾的一種不言而喻的交換的基礎上的。對於民眾來說，是用對官方謊言的附和換取了自己所要的口糧、工資、前程，等等；對於當權者而言，則是用民眾渴望得到的種種實惠換取了他們對自己屈從和效忠。
37．對於上述交換，捷克異議人士、劇作家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曾做過精闢的分析。他說，在共產捷克時代，某個經理在他的蔬菜店櫥窗裡貼了一個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為甚麼要這麼做呢？哈維爾認為，大多數商店經理對標語中的意義是不關心的，標語是上面批發蔥頭和胡蘿蔔時一起發下來的，經理只是照貼不誤，這樣做等於向當局表示，我是順民，我服從你們的權威。而共產黨當局對蔬菜店經理不過問標語內容的行為也不很看重，他們看重的是你貼出標語本身，因為這個形式已證明，你是「唯命是從的」，你是服從我們的權威的。在這種心照不宣的「交換」中，蔬菜店經理用敷衍性的假話，首先踐踏了自己的尊嚴；其次幫助政權鞏固了標語所代表的謊言制度。
十．謊言即災難
38．暴力必定帶給人災難，謊言同樣如此。
39．中共的暴行暴政之所以能夠在大陸施虐橫行達八十多年之久，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因為有謊言文化為它充當吹鼓手和衛道士。這八十多年裡，特別是中共當政後的這半個多世紀裡，謊言與暴力結伴同行，給大陸民眾造成了無窮無盡的禍害。在它們的踐踏之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神州大地上，生靈塗炭，山河破碎，魔鬼被奉為了天使，忠良被打成了奸雄，黑白顛倒，善惡錯位，正邪混淆，正如北島詩中所寫：「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在那鍍金的天空中，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到了今天，全民說謊更造成了整個社會日趨嚴重的誠信危機，不僅廣大民眾，連當權者自己都不得不吞食社會道德墮落的苦果。一個全面腐敗，全面造假的社會，人們自己都說「法不責眾」，誰也不知道該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這個爛攤子了。
40．被謊言禍害的不僅是社會的整體，也包括每一個受騙上當的個人。八十多年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無知地生活在被謊言偽造的「歷史記憶」和「現實印象」中，是非被顛倒，愛憎被扭曲，自以為是在「偉大領袖」和「黨」的指揮下，轟轟烈烈地進行著解放全中國和全人類的崇高事業，卻不知其實是在助紂為虐，踐踏正義，迫害忠良，充當獨裁者的炮灰和幫凶。捫心自問，經歷過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聽信過一撥又一撥謊言宣傳的大陸人，有幾個手上不曾沾過被謊言誣陷者的血。到頭來，既害別人，亦害了自己，不但無端地浪費了生命，甚至因此丟失了自己的良知與靈魂。一旦有誰從謊言中甦醒，要動手去揭開週遭的黑幕時，等待他的不是光明，又將是新一輪的誣陷和暴力。
41．要埋葬中共的獨裁暴政，必須解體支撐它的謊言文化。
哈維爾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真話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索爾仁尼琴也說，「一個純樸而又勇敢的人所採取的簡單一步，就是說真話，不參與虛假！」「一旦虛假被驅散，那麼赤裸裸的暴力就會立即露出它的一切醜惡，暴力就會變得老朽，將會死亡。」 說到底，專制社會就像是一個貌似強大的暴力氣球，暴力只是個外殼，靠裡面的謊言氣體維持。因此，只要用真話的針頭去戳破那個巨大的謊言氣球，讓它不斷跑氣兒，氣球就會轟然倒塌，摔落地面。
那麼，怎樣才能解體謊言文化呢？應該怎樣解體謊言文化呢？我們的看法是：解體「謊言文化」不能採取以暴易暴的方式，而必須走一條和平理性的道路。簡單講，關鍵就是三個字：說真話！用當年捷克知識份子反抗組織「七七憲章」的話講就是「Living in Truth」，即「生活在真實中」。
42．「說真話」的第一步是拒絕說謊。當獨裁者在那裏肆無忌憚地編造和傳播謊言時，當許多人在高壓下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唯心地附和謊言時，你能夠勇敢地選擇沉默，讓謊言車間的流水線和謊言傳播機器的鏈條在你這裡癱瘓。
拒絕說謊簡易可行，不用上街，不用去廣場發表演講。「沉默是金」，既然憲法賦予我們的言論自由還在紙上，幹嗎不享受享受「不表態」權、使用使用「沉默權」呢？在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中，男主人翁托馬斯醫生曾在報上發表過暗諷蘇聯的文章，後來醫院領導人勸他寫份「檢查」，並保證不讓其他人知道，只是放在檔案裡做個記錄，事情就可了結。但托馬斯堅決拒絕了。他知道違心寫這份檢查，說點假話，既不會傷害到別人，還可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但他寧可失去醫生職業，去擦玻璃，去鄉下種地也不願意唯心地寫這種所謂的「檢查」。因為他覺得，即使別人都不知道，也不可以拿自己的尊嚴做抵押，不可以放棄原則。原則和尊嚴是人生最寶貴的價值。正如兩位美國作家所說，「人生的價值不在於生活中的勝利，而是一個人的尊嚴。」（索爾．貝婁） 「有人持槍威逼，不服從就開槍。而你在服從的剎那間生命其實就結束了，因為你不再有自己的生命。」（瑪雅．安傑洛）
拒絕說謊不僅是自己不參與說謊，而且還意味著拒絕別人的謊言，特別是獨裁者的謊言。比如，不唱篡改歷史為虎作倀的歌；不再盲信撒謊者的宣傳，甚麼「偉、光、正」，甚麼「三個代表」，甚麼「先進性」；也不再人云亦云接受撒謊者的誤導，去寫它所希望的甚麼「紅色經典」、「紅色文旅」；不再傳播、引用、重複愛撒謊者的理論，甚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拒訂助紂為虐以撒謊為己任的刊物；每當聽到撒謊者千篇一律恬不知恥的政治傳銷時，立即掉頭而去—-
43．僅僅拒絕說謊還是不夠的，「說真話」的第二步是揭穿謊言，講清真相，它比拒絕說謊風險更大，更難做到，境界當然更高，意義也更大。如果說拒絕說謊只是減弱了謊言文化的聲勢，縮小了謊言文化的市場，那麼揭穿謊言，講清真相，則使一切謊言原形畢露，並讓說謊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從而給了謊言文化以致命的一擊。
戲劇家吳祖光先生就是這樣一位敢於揭穿中共謊言，堅持說真話的代表。因為說真話，他丟了黨籍，被趕出了「全國政協」，一直遭到當局的排斥，但卻至死立場不改。1989年4月底，在舊金山的一個文化討論會上，由於八九民運剛剛爆發，人們不約而同談起學潮，但在正式發言時，多數人都比較謹慎，只有吳祖光的講話獨樹一幟，他居然在台上大聲說：「現在是時候了，讓我們裡應外合推翻共產黨！」全場幾十名與會者鴉雀無聲，被吳祖光的話「震住了」，大概沒人想到這位中國劇作家敢這樣大膽直言。當時在座的不僅有中港台及美國學者，還有《紐約時報》記者等，而且吳祖光開完會之後還要回到中國。
1999年冬，在北京的一個環保會議上，吳祖光當眾痛批毛澤東、鄧小平，他說，「我們今天談的是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不過我認為中國更嚴重的問題還是人心靈的污染。污染中國人心靈的罪魁禍首是誰呢？是毛賊！」「我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將毛賊的屍體從紀念堂中扔出來，將毛賊的頭像從天安門城樓上取下來。」對於鄧小平，吳祖光也毫不留情：「鄧小平的雙手也沾滿了鮮血，『六四』害死的學生比國民黨時候還多，我就親眼看到了學生們堆積起來的屍體。我認為，清算專制獨裁才是中國環保事業的第一步！」
吳祖光的這番話「讓在場的幾名官員面面相覷，而諸多聽眾則掌聲如雷。後來，人們知道吳老口無遮攔，舉辦會議的時候便不再邀請他參加了。但吳老卻說：不讓我去，我也不在乎。不過，只要有人請我去，我還要那樣說。」
其實，吳祖光先生並沒有講出甚麼深刻的道理，他的可貴就在於大膽地戳破了虛假，揭穿了謊言的真實面目。當今中國的知識人，有的兜售靈魂，做專制的辯護士；有的用各種理由推諉說真話的責任；還有的以建構甚麼「後現代、後後現代理論體系」等各種偽深刻來迴避嚴峻的真正問題，其結果不但直接間接地維護了中共的「謊言文化」，也褻瀆了作為「社會良心」的自尊。
44．「說真話」不僅是為瞭解體中共的謊言文化，也是為了做一個誠實的人，捍衛自己的自尊，說真話當然會付出代價，甚至生命。所以索爾仁尼琴說，「這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他本人就曾因為說真話被關進集中營，克格勃曾想毒死他，後來他又遭驅逐在海外流亡了20年。哈維爾也曾因為說真話被剝奪了劇作家的寫作權利，被迫到啤酒廠打雜，後又被關進監獄四年半。七七憲章的第二個發言人、布拉格大學哲學系主任、70歲的著名哲學家簡．巴參卡被抓到警察局連續審問11個小時後倒地昏厥，三天後因腦充血去世。第三個發言人基瑞．哈傑克在蘇聯入侵布拉格時任捷克外交部長，曾在聯合國嚴詞譴責蘇聯入侵，結果因為說真話，不僅被免職，還一直遭迫害。有一次跟蹤他的便衣警察竟把強烈刺激性液體噴入他的眼睛。
但這些智慧、勇敢的人並沒有退縮。索爾仁尼琴說，在這種謊言世界，「我們的人性已經被剝奪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以至為了一點食物，我們就準備犧牲一切原則，犧牲一切靈魂……」但我們必須選擇「是繼續有意識地當謊言的奴僕，還是擺脫謊言，做一個值得同輩和子孫都尊敬的老實人，」「對於身體來說，這是困難的選擇，但對靈魂來說，這是唯一的選擇。」
那位在警察局被連續審問迫害致死的捷克哲學家，在去世四天前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還強調，知識份子「越是奴顏婢膝滿心恐懼，當局就越不把你當回事。你只有讓他們明白，不公正和專橫並不能暢通無阻，你才有希望使他們有所收斂。人們一定要永遠保持尊嚴，不怕威脅，不低三下四，只講真話。這樣做才能造成一種壓力，因為這一切與當局的所作所為尖銳對立。」
當大家都開始說真話時，謊言文化的末日也就到來了！那一天也是我們龍的子孫恢復做人尊嚴的大喜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