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3月12日訊】 【核心提示】：2013年中國又發「中共中央一號文件」，這是連續近三十年、第十個中共中央發出的年度排序為「第一號」的專指中國「三農」(指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黨、國之略。這又歷史尖端的說明：第（1）、中國執政者對農業問題依然天下兀立、超核級別的重視；這（2）則表明：中國「三農」國策的長期不達、舉世更加懸空艱難。倘若一個國家、一部《法律》文件長期十數年如一直都「不作為」，再用20年、30年來解決「三農」，這個國家怎麼運行？這對這個長期黨治之國又意味著甚麼？是「法治中國」無能？還是殃及中國超過八億以上的農業人口（作者註：中國社會是「兩元制」社會，在中國2012年末全部13.7億中國人口中，被區別為「城鎮人口」與「農業人口」。前者「城鎮人口」，享受國家所有「國民待遇」。後者「農業人口」，只有地方待遇，出生「赤裸裸來，死時光條條」走，沒有享受這個國家任何「國民待遇」——失業、就醫、就學、住房等等「新三座大山」等沒有任何保障。到2012年末，官方公佈中國「城鎮化」超過51%）。2013年，是中國新一屆領導層履任第一個春天、也是「習李新政」的首份「黨國文件」，這能否引領21世紀中國走出「中央年年抓，三農問題年年出」—— 63年中國「三農」的歷史怪圈，則格外令世界關注。
63年中國至今，中國充斥著各種各樣的不公平——有教育、醫保、就業、失業等等等，國民待遇至今63年從未有過任何公平（「公平正義比陽光還要有光輝」——2010年3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與採訪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在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的最後一個問題時說：「我們國家的發展不僅是要搞好經濟建設，而且要推進社會的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和自由的發展，這三者不可偏廢。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其根本目的是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而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我認為，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但最最被漠視、命運最悲衰的是人數最多超過八億人口的農民。今天中國「三農」問題依然跨世紀的嚴峻，其種子是在毛澤東時代就播下了的。共和國領袖以農民之身做了那麼多對不起農民的事，使這個國家的農民永遠背上了新「三座大山」（指醫療、住房和教育，這三個「國民待遇」是「農村戶口」者63年來至今一直沒有），是這個國家的一國之民，卻永遠都有天與地之別、不同的「國民待遇」。
「破窗理論」告訴世人：一個房子如果窗子破了，沒有人去修補、重新妥善，隔不久，其它的窗戶也會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牆，如果出現一些塗鴉沒有被清洗掉，很快牆上就會佈滿了亂七八糟、不堪入目的東西；一個持續不達的國家好策略，一直無法完善達標，長此以往，規則就會打水漂，失去政信；一個很乾淨的地方，人們不好意思丟垃圾、污染，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現之後，人們就會毫不猶疑地亂拋，絲毫不覺羞愧……十數年的中共1號文件，就是中國黨、政這個現代「破窗效應」在十數年一年又一年的繼續。中國「頭號」1號文件的所謂法規尚且十數年是這樣一直不達標而持續低效率空轉，那麼中國其它國家法律又怎麼會真正說話算數、得到有效實踐呢？今日中國就是一個一直短缺「法治國家」、63年「人治」的黨國，中國又怎麼不零《憲法》持續63年空轉至今？
「三農」兀立全球難以解決
儘管近30年來中國農村改革成績斐然、突破了不少「人治」的歷史積弊，中國糧食生產實現「九連增」，中國農民收入亦連續增加，但中國「三農問題」積重難返、「三農問題」仍面臨很多深層次矛盾、歷史性懸空依然難有保障。如中國糧食安全、食品安全，以及中國農村空心化、留守青少等,且國家制度建設和公共服務水平仍和城鎮有著「天與地」差距。不過，有資深學者解讀認為：中國黨、政高度重視農業問題已毫無異議，而2013年的「一號文件」已觸及三農問題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意圖就是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建立農業產業發展的長效機制，是一種更為「市場化」的途徑，相較之前的強調基礎設施等硬件而言效果料更好，期貨市場亦將長期受益。但中國新「三座大山」將長期存在，看不到歷史解決的可能性——「中國特色」絕無僅有，將兀立世界各國。
有官方解讀者稱：「中共這次(一號文件)比較有含金量，跟以前的強調硬件是不一樣的……提出加強制度建設，尤其是農業經營體制機制創新，這是建立產業化發展的長效機制」。中國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產業與技術研究室主任張昭新認為。但中國「三農問題」一直沒有從根源解決，這是30多年一直延續的事實。
中共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除了把糧食安全繼續擺在首位外，最值得關注的是土地經營權、承包耕地准入制和土地確權等體制機制創新，並把城鄉發展一體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但依然沒有解決土地的「所有權」的根源問題，農民的土地、房屋用地的問題是中國根源的歷史問題，也是中國63年至今未解決的重大根源問題（63年來中國一直奉行土地歸「國家所有」的基本國策，因之所有中國公民購買的房屋都囿土地而永遠懸空，這也是63年中國長期不穩定的發源地），更是與全球所有「法治國家」都不同、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
此前，中國政府解決「三農」問題更多是通過財政傾斜等行政手段或者加強基礎設施以及科技等硬件投入，而2013年「一號文件」中透露出更明顯地利用「市場」的方式來解決「三農」問題，其效果令人期待。但一個「法治國家」，只解決「使用權」，不解決「所以權」，中國土地依然長期危機四伏，依然63年沒有根源的解決方案。
2012年末閉幕的中共「18大」決定加緊實施、推進中國城鎮化建設，這就是說有更多的中國「三農」轄意內的土地、人口、農村將被規模的「城鎮化」。有數據稱，到2012年末，中國總體「城鎮化」超過51%。不過，在工業化及城鎮化的衝擊下，能否真正解決承載過63年曆史欠賬的「三農」問題，最重要的還在於上述新舉措能否得到生態環境的「落實」，63年建立的「三農」是否得到根源改變？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的歷史欠賬尤為沉重，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令農業農村要素包括土地、勞動力和資金均流向非農產業，而此前國家更多通過公共財政渠道向農村傾斜的方式沒法根本扭轉農業的弱勢格局。特別是2013年1月占中國整體約1/3總面積的北部、東部的霧霾，給中國城鎮化提出了歷史從未有過、始料不及的歷史新課題：霧霾將導致中國整體環境的空前「死結」（但還未直接導致死人，還沒有引起中國當局的徹底反省），怎樣讓中國新政釋懷？
中國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在國新辦發佈會亦強調：「中國農業問題面臨很多新的挑戰和問題，從中國國情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鉅、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還有農業生產經營、農村社會管理以及糧食安全等挑戰」。「從一個國家層面輸血造血的角度而言，財政傾斜的方式沒有根本扭轉格局的作用……，也就是說只有輸血、卻沒有造血的功能，市場機制是最基礎的，改變要素配置方式才是根本之舉，而2013年這次體制機制創新就是這個方向」。有學者進一步說。
有學者認為，如果2013年的一號文件真能貫徹落實，「三農問題」解決可能會有個加速的扭轉過程。但根源解決「三農」問題，不大可能。中國2012年糧食總產量達到11791億斤(58955萬噸),實現「九連增」，在九年時間裏累計增產3177億斤。中國「三農」其實解決的就是一個連糧食問題，還沒有涉及這個國家——「國民待遇」的公平問題。
中國「1號文件」聚焦「三農」一發就是連續十數年，這說明中國一年又一年、連續十數年都沒有將國策、黨略調整到位，說明了中國「1號文件」數十年的國策一種短見、鼠目寸光，以至於一個又一個的不了了之……還要連續十數年的不斷更改、調整、再改變、也一直無法到位……。按一個國家律法的實施原理，這個國家的律法實施的越持久、越高屋建瓴、越有遠見，這個國家就越穩固，勝算越多，越有持續的動力，越江山如此多嬌！中國「1號文件」連續十年不達，像是一個喊了十年「狼來了，狼來了」的孩子，信譽一年一年的流失；中國民俗哲人講「好事不過三」，然好事一來就是連續十年，這還是好事嗎？更重要的是，一列高速行駛的時代列車，最最忌諱的就是經常變道、轉彎、凸快凸慢，沒有持續動力，這是人類發展的大忌。一個大國家方略也更是這樣。
「市場經濟」扭曲或變轍？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更多強調通過體制機制創新的市場化方式來解決「三農」問題，其效果令人期待和觀察，對中國期市而言亦長期利好。2013年的一號文件，對中國期市農產品的價格影響並沒有很直接的影響，但對期貨市場發展的長期影響卻是相當值得關注。
一號文件支持、主張規模經營並允許土地「流轉」（中國土地制度的根源不是中間環節的所謂「流轉」，歸根結底是繞不過「所有權」問題，將為中國留下永遠的後患無窮），對期市必然產生長期影響，因為規模經營的主體必然需要利用期貨市場來對接，並規避風險，對期市發展是一個機會。現在是，一旦龐大的中國農業生產形成規模化，必然降低農產品的生產成本，提升效率，但經營風險也將隨之加大、成倍率的體現，期貨市場的功能亦將凸顯。不過，市場人士對2013年一號文件中繼續堅持並完善糧棉油糖等農產品收儲機制有所詬病。他們認為，目前運行中的糧棉油糖收儲機制實際上部份扭曲了市場，並有間接推高國際價格之嫌。
據新湖期貨研究所副所長時巖坦言，「(一號文件)比我們之前想像得溫和一些，之前我們最關注的是收儲政策執行今年是否會有調整，但結果還是堅持原有的收儲政策，可能國家覺得不能走得太快」。很多市場人士都提到，目前執行中的收儲政策已經暴露出一些弊端，如果能採取補貼的形式可能對市場的干擾更小一些，且符合國際慣例。
2013年一號文件稱，中國將繼續提高小麥、稻穀最低收購價，適時啟動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食糖等農產品臨時收儲。優化中國糧食等大宗 農產品儲備品種結構和區域佈局，完善糧棉油糖進口轉儲制度。其實，這應按「市場經濟」規則運行就是，用得著「殺雞用牛刀」「導彈打蚊子」——用舉國持續「1號文件」來文件幹嗎？
關於中國「二元戶口制」？
近一、二十年來，中國政府和各種機構（國務院、人大、公安局、民政部、司法部、教育部、發改委、社科院和許多智囊機構），都在不斷研究取消戶口制的可能性、可行性。但直到今天，還沒能拿出一套完整行之有效的「改革藍圖」，但中國「二元戶口制」將全國13.7億人中分成有「國民待遇」——城鎮戶口與無「國民待遇」——農業人口之天地之別。
據新華社報導，2008年起，中國政府就組織相關部門就此事進行討論，國家發改委主張三、五年內就取消戶口制，但是馬上遭到公安部及各級公安機構的強烈反對。
中國知名學者胡鞍鋼十幾年前就呼籲：取消戶口制。他說：農民向城市流動、遷移是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必然趨勢。他說：「自改革開放以來，民工平均每年令中國經濟多增長一個百分點，而且增長速度愈高的地方，吸引的民工就愈多，又進一步刺激當地的經濟增長」。他估計，未來二十年內，中國至少有數億農民將移居城市，政府如果放長目光，就應該制訂公平的民工就業政策，平等友好善待民工——同等的國民待遇，最終取消戶籍制，讓民工在城市擁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不過，學者胡少江對取消戶籍制度的前景並不看好：他說，中國歧視農民的戶籍制度從道德倫理上講早就應該取消。但是取消了這個制度，中國的共產黨政府還有甚麼能力去控制八億中國農民呢？還有甚麼手段令中國農民去承受國家加諸他們的種種重擔呢?胡少江認為，當局長期歧視農民的政策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非常的地步，「使得歧視與剝奪農民成了維持其『穩定』統治的支柱，成了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中不可或缺的社會組織手段，也成了今天共產黨、政府發展經濟的基石。取消戶籍制度的困難就在於此」。中國同等、公平的「國民待遇」有朝一日嗎？
據查，近100多年來全球世界各國，所有法治國家與民主國家都沒有「戶口制」規則，倘若中國真要建設成「法治國家」的話，與國際接軌，那麼「戶口制」就當然要歸「西天」。
根據人類社會發展的「供需原理」：（1）、「戶口制（經查：中國「二元戶口制」始於1958年1月9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毛澤東簽署一號主席令，頒布了新中國第一部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確立了一套較完善的戶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7項人口登記制度。這個《條例》以法律形式嚴格限制農民進入城市，限制城市與間人口流動。而1958年以前，中國沒有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人們可以自由遷徙）是政者強加在公民身上的一方之詞、又不能證明甚麼、無法在陽光下使用的一種所謂的「證明」，只有「供者」管轄、卻沒有「需者」的市場，就當然的要退出歷史的舞台，成為匆匆過客；（2）、「戶口制」有嚴明的「政治歧視」色彩（指「農村戶口」與「城鎮戶口」），並出現在一個人人生識別的《身份證》之前，而今的《身份證》完全可以取代「戶口制」所有的人類與社會的使用功能，成為人類自「爬行」到「直立」行走脫胎換骨的歷史推動作用。對於一個人，「戶口制」的所有功能，《身份證》都完全覆蓋、具備；（3）、對於一個市場經濟地位國家的社會、商品、市場經濟時代，「戶口制」就是一個沒用的真正「死結」，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社會，「戶口制」都沒有生存和延續的任何空間，且極大浪費了國家的政治與經濟資源、人力、納稅人的財富資源，成為一個國家之下《身份證》、《戶口制》雙重疊加、又一個被歷史淘汰的「二元」制。
關於中國「留守兒童」之極
中新社北京2012年7月21日報導：在此間發佈的《2012西部藍皮書》顯示，中國西部9000萬兒童中，再加上中國東部留守兒童，中國總體留守兒童超過1.5億人口，留守兒童問題受到社會的強烈關注（見2013年2月3日中國CCTV「新聞聯播」頭條「留守兒童」——《誰伴我長大：爸爸媽媽我想你》）。
據中國西北大學、社科文獻出版社聯合發佈的2012年西部藍皮書《中國西部發展報告2012》新近披露，中國西部地區約9000萬18歲以下兒童中，有留守兒童約1883萬、流動兒童2000多萬。留守兒童占西部兒童總量的21%，比例高出全國平均比例3個百分點，佔全國留守兒童總量的32%。藍皮書稱，西部地區留守兒童、流動兒童受教育問題受到社會高度關注。為解決留守兒童受教育問題，西部各省區採取多種舉措，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不斷改善，一大批流動兒童獲得了公平的就學權利和就學機會。藍皮書同時指，儘管西部地區扶貧開發取得了巨大成績，但仍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研究顯示，西部部份地區貧困人口返貧現象比較嚴重，返貧率高，平均返貧率在15%-25%，個別地方高達30%-50%，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返貧人口超過脫貧人口的現象。報告提出，為加快西部地區扶貧開發，應完善扶貧開發機制與扶貧開發模式，提高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
據2月3日中國央視CCTV《誰伴我長大：爸爸媽媽我想你》報導：那些失去父母之愛的「留守兒童」被問及爺爺奶奶不在了怎麼辦，她們的回答禁然是「死」。現在中國約有超過1.5億的「留守兒童」她們怎麼有未來？又怎麼面對未來？！
〖名詞解釋〗：破窗理論
任何理論都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揭示了大自然中人文社會的一種規律，同時也都存在人類大自然的一種利弊關係。
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辛巴杜(Philip Zimbardo)於1969年進行了一項實驗，他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把其中的一輛停在加州帕洛阿爾托的中產階級社區，而另一輛停在相對雜亂的紐約布朗克斯區。停在布朗克斯的那輛，他把車牌摘掉，把頂棚打開，結果當天就被人偷走了。而放在帕洛阿爾托的那一輛，一個星期也無人理睬。後來，辛巴杜用錘子把那輛車的玻璃敲了個大洞。結果呢，僅僅過了幾個小時，它就不見了。以這項實驗為基礎，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了一個「破窗效應」理論，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幢建築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又得不到及時的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範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繼續慣性的感覺，結果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猖獗。
同時，早先於19世紀，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作為批評的靶子而總結出來的，見其著名文章《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下面是這一段的譯文： 你是否見過這位善良的店主——詹姆斯‧B‧薩姆納先生生氣的樣子？當時，他那粗心的兒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戶玻璃。如果你置身於這樣的場合，你恐怕會看到這樣的情景，每個看客，看到這種局面的每個人，都會不約而同地如此這般地安慰這位不幸的店主：「不論發生甚麼不幸的事，天下總有人會得到好處。人人都要過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幹甚麼呀，生產玻璃又幹甚麼呵」。而今，這種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經形成為一種理論，人們將用這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了這一理論，就發現，人類本身就很不幸，就是這樣的理論在指導著我們絕大多數的經濟制度。但人類所有事物是有規律、可以把握的，這一事實基本主宰了文明地球世界。
從「破窗效應」中，人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一種不良現象的存在，都在傳遞著一種信息，這種信息會導致不良現象的無限擴展，同時必須高度警覺那些看起來是偶然的、個別的、輕微的「過錯」，如果對這種行為不聞不問、熟視無睹、反應遲鈍或糾正不力，就會縱容更多的人「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就極有可能演變成「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的惡果。正如先賢劉備所說那句話，「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人類世界不僅不能做第N次打破窗戶的人，人們還要努力做修復「第一扇窗戶」的人。即使是當人類無法選擇環境，甚至無力去改變環境時，但還是努力，那就是使自己不要成為一扇「破窗」，每個人、一代又一代的不「破窗」豈不持久的環境就建立了（但其實這也很難、很難，人類世界本就是一場沒完沒了的創建與破除並舉遊戲）。
鏈接：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系列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第一個「一號文件」，對迅速推行的農村改革進行了總結，並對當年和此後一個時期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作出了具體部署。之後，連續４年的中央「1號文件」都是關於農村政策的。這五個「1號文件」，在中國農村改革史上成為專用名詞——「五個1號文件」。自第一個涉「三農」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至今31多年過去，中共中央已經下發了十數個1號文件。1982年的一號文件，突破了傳統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框框，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或大包干「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這個文件不但肯定了「雙包」（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制，而且說明它「不同於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而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份」。
1983年1月，第二個中央一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正式頒布。這個文件從理論上說明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個一號文件。文件強調要繼續穩定和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延長土地承包期。為鼓勵農民增加對土地的投資，規定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在15年以上，生產週期長的和開發性的項目，承包期應當更長一些。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即第四個一號文件。文件的中心內容是：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取消30年來農副產品統購派購的制度，對糧、棉等少數重要產品採取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國家還將農業稅由實物稅改為現金稅。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1986年農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個一號文件。文件肯定了農村改革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必須繼續貫徹執行。針對農業面臨的停滯、徘徊和放鬆傾向，文件強調進一步擺正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
2004年1月，中央下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的第六個一號文件。
200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意見》，成為第七個一號文件。
200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這份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顯示，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之後，2010、2013年等都發出了旨在解決中國到2012年底依然有超過8億人口的「三農」問題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