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2月07日訊】武訓興辦義學的精神，30年如一日厲行的人格力量，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進入社會的核心層。傳至民國時，當時蔣介石有感武訓精神，題記「武訓先生傳讚」，由衷讚歎武訓：「以行乞之力，而創成德達才之業。以不學之身，而遺淑人壽世之澤。於戲先生！獨行空前，仁孚義協，允無愧於堅苦卓絕，世之履厚席豐，而頑鄙自利者，寧不聞風而有立。」後來，張學良讚譽武訓「行兼孔墨」，這樣一個最底層的草根之人，30年來做著孔子、墨子的興學事業。

為一介乞丐的精神題詞題記，寫撰文，散記隨筆的各界名流，除了蔣介石，還有梁啟超，馮玉祥，蔡元培，張學良，何應欽，張自忠，張伯芬，段祺瑞等人，儘管這些人所處的時代，社會地位不同，題詞的角度也各有側重，但他們對武訓精神的讚譽和肯定，卻是驚人的一致。

武訓身為乞丐，一生居無定所，食不果腹，當他的事跡聲名遠揚後，引起海內外名家名流的震撼，在世人眼中「懿行千古」，「義聞千秋」，「苦節宏願」的武訓，以一個人的屈辱下跪，幫助更多人挺起做人的尊嚴；以一個人的隱忍卑賤，托起一方貧苦，乃至社會的風尚。他似乎有不同的稱號，也有不同的化身，名家名流毫不吝惜的以「聖人」「金剛」「義士」「行者」等稱號，來比喻武訓的義行。

以致，有人萬分感歎的說：「這個乞丐決非一個吃了上頓愁下頓、心為物役的小民，而是發下金剛心有著非凡智慧的行者、聖者、明哲。」這句話一點也不為過。有人算過，武訓30年來省吃儉用，乞討所得，經營所得，獻給義學的經費，就高達28，880兩，相當於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當於當今的八百萬至一千萬元，他完全可以成為一名大地主，衣食無憂的安度晚年，但他並沒有那樣做，而是苛嚴的自律，不為自己動用分文用於義學的經費。他仍到處流浪乞討，住破廟、碾棚、磨棚、瓜棚，從不肯為自己花乞討來的一文錢。這樣的隱忍氣度和寬仁心胸，並不是誰都可以做得到的。

武七沒有念過一天書，卻能在行乞中，往往出口成章，吟唱之詞猶如天賜一般，不僅簡單通俗易懂，卻又寓意深刻，更似有化緣勸善之味，可謂稱奇：「我積錢、我買田，修個義學為貧寒。誰養家、誰肥己，準備上天雷神擊。」，「你行善大家修個義學院。不嫌多、不嫌少，捨些金錢修義學。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準叫你子子孫孫坐八抬大轎」。當他的親戚族人找他所要錢物土地時，武訓唱到：「眾人錢不養家，養家天打霹靂火龍抓」。

武訓不僅攢錢辦義學，對窮苦有難的人也慷慨救助。他的兄嫂病死，留下了一子無人照料，武訓便把侄子收養起來。1875年魯西大旱，鄉民餓死甚多，武訓拿出紅高粱40餘石委託一紳士為其發放。1885年，他聽說有位孝兒媳竟割股養親，便找上門去奉送十畝土地。他出租的土地，凡真正窮困有難的，就不收地租，也不讓外人知道。武訓的內境，善之至大，完全超出了一介蠅蠅村野小民，所要做的事。

武訓的忍辱苦行，開啟的璀璨星空，任憑我們現代的人，盡情仰望他的高度，而難以超越。他是肯為利他之事習慣下跪的人，但也是一個跪的最低，卻站的最高最遠的人。他的仁愛天性，慈善之心，行乞中的歌唱，不僅像苦度中的行者，又像是和善之聖的苦口勸說。當我們仰望武訓開啟的那片奇異的天空時，引人震撼驚嘆之時，內心又在久久的沉默中，不停的澎湃翻湧。

當世俗沉浸在名利的追求當中時，武訓卻以放下個人的一切，成為了最自由的人，因為他堅韌的守護興辦義學的信念，又使他擁有了最自由的心靈。這顆無比自由的心，用忍辱的身軀支撐世人站的更加挺拔與高貴。

據說，有個在軍閥混戰中，打仗多年的將軍段承澤，曾在孫傳芳手下擔任師長、副軍長等要職。1927年，當他駐軍泰安時，聽到友人講武訓的故事，震動中幡然醒悟，當時立定「退贓贖罪」的志願，並拋棄軍中要職，將自己的財產捐獻。1933年，段將軍開辦了武訓小學，實施生活教育，以期建立新文化。段承澤去世後被人稱為「榮軍之父」。這一例子，也在作證武訓精神不僅超越時代，也超越了他想要拯救的階層。

或許，有人不同意，把「聖者」的稱號賦予一個身份卑微的乞丐。但想想，一個人的精神，可以引來清朝文武百官的震驚，也使民國時期無論軍政大員，還是文界精英，都極力推崇武訓，可見武訓精神的感召之力，不僅廣泛，而且深刻。他以苦行締結的偉大，在於他挽救的對象，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是普天之下遭受矇蔽的人。武訓悲天憫人的情懷，使他以極度卑微，極度屈辱的草根形象，演繹了千古以來的高貴，他在無比的艱辛和屈辱中，在完全放下自我中，磊磊落落灑脫四方，而他為興學行乞的大忍大義，更像是耀眼的明珠，照亮世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