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1月09日訊】孫子說：「兵者，詭道也。」當下，外界對習近平主持的三中全會全面聚焦，各種渠道的消息、分析和放風紛至沓來。其中，對導致中共分崩的江(澤民)周(永康)派勢力，會延用中共「權謀詭道」對待決定中共走向與自己命運的這次會議，以實現捆綁政敵、禍及百姓目的的觀點比較有看頭，應會讓旁觀者看懂這場宮廷內鬥大戲。

最近，評論界對層出不窮的宮廷斗戲展開批評，指「權謀」是屬於落後的封建文化的一部份。然中共「君位」之爭從來都非同尋常，歷屆交班均不乏腥風血雨。被其黨供奉的毛澤東，更是以熟稔的陰損手段奪取了政權，並將其權術在對內統治中繼續發揮。與其一脈相承的中共內鬥史，大到各個時期的領袖沉浮，小至軍隊的軍銜分配，無不體現出邪招頻出，陰損欺詐和指鹿為馬的中共特色權謀。

張戎女士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披露，當國軍在前線浴血奮戰之際，毛澤東派潘漢年為特使接觸日本，共商共產黨佔領區與日佔區互相通商、共同合作打擊國民政府事宜。另一個衝擊大陸讀者認知力的史實是：積弱百年後，中國國力處境險惡。對外，世界動盪，強敵偷伺已久；對內，迫切需要時間調整、恢復國力和尋求外援。面對日本軍國擴張，開戰越早其實對日本越有利。在日本因此步步進逼，國民黨政府忍辱努力推遲抗戰爆發之時，避居陝北的中共，卻看準時機，全力動員民眾逼迫政府立即在華北華東全面對日開戰，「救中國」為名，「救中共」為實。此舉被歷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指為：中共是在「逼政府自殺」。國民政府控制區的「學生運動」是「逼政府自殺」的主力。

上面所舉兩例中，前例，中共藉助日本勢力擊潰對手──乃借刀殺人之術；後例，讓國民黨政府疲於奔命──乃以逸待勞之術；最後，在對手國力、將領、彈藥消耗殆盡時下手奪權──乃趁火打劫。正所謂「小盜竊珠，大盜竊國」是也。

種種權術，不僅為毛控制其邪黨、國家和人民積累反動經驗，這些手段也被步其後塵的中共弄權者用到對六四學生，藏族同胞、新疆少數民族，對台灣政策，特別是對一億法輪功修煉者和上訪民眾的打壓上。其中最常用的一個手段是：控制傳媒，箝制民眾思想。

陸定一和胡喬木炮製了所謂的毛澤東新聞學框架（中共新聞學）。其「最顯著的特徵是將政治功利性視為新聞學的本質，而否認新聞具有超階級性屬性的觀點。」在對異己鎮壓上，指鹿為馬，可以毫不費力的無中生有。

框架中，「黨性第一」為第一原則。胡喬木說，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在為鎮壓法輪功團體羅織罪名中，此原則的運用，起到置換事實，抹黑升級，然後定性鎮壓的效果。例如，把善良的法輪功修煉者上訪國家機關，呼籲調查、制止天津警察非法抓捕煉功民眾的信任政府的行為置換為「攻擊」、「有很深的政治社會背景乃至複雜的國際背景」。在中國，「政治背景」和「國際背景」的指控並與1989年的「六四」相提並論，無疑是大規模政治迫害的宣言與鋪墊。

中共新聞學框架第二個原則，是「運用報紙指導運動原則」。即「在運動初期和達到高潮的一段時間內，集中報導，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此「原則」在89年天安門屠殺之後，給學生運動定性時充分展現。

要說毛清除異己中運用「報紙指導運動原則」頗為成功，那麼江澤民運用同樣手法，在為迫害、酷刑、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而發動的「媒體運動人民」中，把毛的個人權術，更是直接加諸多於全國1/10的中國普通民眾身上，屠殺了百萬性命，毀壞了百萬個家庭！

1999年5月8日，江對內發佈秘令「各級公安、安全部門要加強情報信息工作……不提供煉功場所，不提供交通工具，不提供印刷通訊設備……」，又成立迫害法輪功團體的610辦公室；而7月13日，中共卻還在借《人民日報》對外發表社論，「安撫」修煉群眾說：煉功不迷信、健身不違法，稱：「對各種正常的煉功健身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人們既有相信並練習某一種功法的自由。」這等做法，正是「巧言令色腹中劍」權謀的再現。親身經歷過對一億法輪功修煉者全面鎮壓的人，都覺得，那是毛文革的翻版，是讓「人民斗人民」、煽動群眾仇恨群眾的邪惡手段的再現。(詳細史實，可見：//ebook.wgdev.org/chapter/10069/28.htm)

目前高層搏擊的一個特點是中共把「媒體指導運動原則」用給了中共自己。不同派系利用國內媒體、海外媒體、親共媒體、控股媒體漫天放風，對外掩蓋高層內鬥、分崩根源：即迫害法輪功驚天罪惡。以此致使全世界媒體竟同黨媒們口徑保持了一致，造成事件真相幾乎被全球所有媒體集體過濾，導致外界對中國時局的判斷進退失據；用媒體「指導」局面，攪渾水，讓對方被假象迷惑，然後施計者可在假象掩蓋下經營自己的意圖，包括將罪行與當今高層惡意捆綁，令其一起揹負活摘、害死百萬法輪功學員的血債。這些斬斷對方後路，趁亂得手等企圖，也正是「混水摸魚」「借屍還魂」的伎倆。

10月28日發生的天安門汽車自殺事件，雖然被定性為「東突恐怖襲擊」，但對中共在六四後宣佈沒死人，對在SARS肆虐期間外交部宣稱「到中國旅遊和經商是安全的」並不陌生的中國人來說，還是覺得事出蹊蹺。很多分析人士推測，天安門汽車爆炸事件不乏江派人馬三中全會前持續攪局的可能。

鑑於中共擅長「趁亂下手」的歷史，江派在湖南李旺陽被殺、馬三家勞教報導、「習近平打的」，光大指數等事件中，從未停止過在背後發動攻擊習派的做法，再聯繫看這次三中全會，從某種意義上說，很可能相當於江、習兩派的最後對決。特別是經濟學家吳敬璉疾呼「體制改革已到關口」，在會前被放到了桌面上。但從江澤民踩六四學生屍骨上位，到為控權害死百萬修煉真、善、忍的善良百姓的一貫做法來看，在現今面臨清算，已沒有退路的情況下，與習派之間的戰爭中，根本不會有「僥倖」兩個字，也沒有「惻隱」這個詞的。在習最終艱難接班、三中全會引發外界熱切解讀、種種變化和改革信號頻現之際，敢大規模摘取活人器官的江派，頑抗應該會更激烈，更兇殘。

以權謀之術為心，治國國破，治家家亡，此話不錯。毛澤東可算一個例子，「毛一生從來沒有安穩過，因為他讓身邊的人不安穩，身邊的人也不會讓他安穩。」現在，這句話套用在沾染百萬國民鮮血的血債幫身上，猶如量身訂做。在面對比外界想像要殘酷的多的這次內鬥分崩中，它們將成為無法安生、失去靈魂的軀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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