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0月28日訊】《真實的江澤民》第十章 貪戰中各方的淪陷
貪戰的結果是「共毀」。
他要你貪才行。你不貪，他甚麼都幹不了。——題記
第一節 中國「經濟崛起」的道德挑戰
如果用給現代西方自由經濟量身定做的統計和研究方法來衡量中國近十年的發展，中國經濟似乎是在快速發展，甚至呈「崛起」之勢。但如果透過數字的迷霧，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究竟給人類帶來了甚麼，已經和將產生甚麼樣的全球層面的社會影響，對這些問題的直面回答可能會頃刻間摧毀那些由表面華麗數字拼出的經濟盛宴。
西方經濟發展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
西方經濟發展及理論一直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的。這不僅體現在每一個原始到「物物相易」（barter trade）的交換都要求公平，對等，更表現在當代宏觀經濟的管理，調控都強調透明和公益性（social welfare effect）。可以說，從稅收，資金市場監察，審計，直至反映「公平競爭」的反托拉斯法，民主政府在經濟領域的主要功能是保證每個參與者有公平的競爭機會，而且被同樣公認的遊戲規則所規範，即所謂的「公平賽場」（level playing field）理論。西方這種經濟理念，如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奧地利學派」的代表者哈耶克（Hayek）所充分表述的，是和西方「文藝復興」（Renaissance）之後對人性的尊重相輔相成的，尤其是它認為經濟活動凝聚了「自由」和「選擇」等近代西方恪守的原則。
很值得深思的是民主經濟體制的道德性著重過程的公平，透明，人性化，並不在意以GDP為主導的綜合結果。相反，以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這種依賴「中央調控」(central-planning)和「政府介入」(government intervention)所製造的「繁榮」是危險的，專制的，因而是不道德的。此觀點的代表作是哈耶克出版於1944年的經典名著《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在書中，他重點剖析並批判了創造所謂經濟輝煌的納粹德國，並對戰後全球經濟走向一體化和具專制性而表示深切的擔憂。
現在，統觀全球經濟，人們不能不為哈耶克的遠見卓識而折服，也不能不為以自由市場為導向和主體的世界經濟格局陷入專制或「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的陷阱而扼腕歎息。的確，從2008年幾乎將美國壓垮的金融危機直至現在還在發酵中的有可能一舉摧毀「歐元區」的歐債危機，歐美經濟危機四伏，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以至於最近的「達沃斯經濟論壇」的主題之一，即是「西方市場經濟是否已經死亡」。更為可怕的是，西方政經界雖然普遍認識到這次危機對於自身的生死攸關，但卻對它的來由直到現在還沒摸到門。不但對危機的根源和性質集體「找不著北」，有的甚至對所謂的「中國模式」膜頂崇拜，認為是另闢蹊徑。
中共經濟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的角色
已經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真的是能解決世界經濟問題的仙丹妙藥嗎？西方經濟的問題究竟在哪裏？是自身的，還是外在的？為甚麼危機的深度，一方面只有因西方經濟上層建築的稚嫩而造成的20年代「大蕭條」可以相比，另一方面卻恰恰出現在中共經濟和西方完全融合，不分彼此的今天？究竟中共經濟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著甚麼樣的角色？對世界的格局和發展有甚麼啟示呢？
1．「改革開放」是命懸一線的中共政權的救命稻草
文革之後，中國經濟滿目瘡痍，其GDP在全球的比重也降到了中國歷史的最低點，連中共自己也承認其「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在此形勢下，中共黨魁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來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共政權。事實上，對於經濟發展和政權穩固兩個選項中共會作何選擇，江澤民傾國之力迫害法輪功已經作了血淋淋的回答。對給國家政府帶來巨大好處，節約大量民生醫療資金，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升中華道德水平的好處，全然置於不顧，把中國拖入萬丈深淵。
在喪失了執政合法性之後，經濟作為成了中共唯一的救命稻草。
2．中國加入世貿是綁架西方的開始
如果一個有心的研究者從中國後文革經濟的宏觀數據中勾勒出其時間序列，一個明顯的拐點會是2001年。此前的中國經濟像是身負重擔的騾馬上坡，被三角債，國地稅，和發達國家及關貿協定（GATT）的貿易戰，國企轉型等等一系列問題壓得喘不過氣，而近十年的中國經濟從表面看則像是換上了一套寶馬發動機。人們常說，「不破不立」；近十年的中國經濟發展給人的感覺卻是一直在大喊「只破不立」。隨著原有的全民經濟體制被打破，類似發達國家和「蘇東解體」後發展歷程中的有序的，系統的，全面的私有經濟體制和法律的建立被無限期的推遲或有意地進行空洞式，簡單體，概念化地模糊處理，使人徹底地被體制，或「沒體制」搞暈，喪失對其基本的信心，依賴和認真。
放眼看去，在「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不知所云，敷衍了事，甚至自相矛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空洞標語下，中共進行的是一場通過經濟來維持其獨裁統治的無限期博弈。試問：中共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三十年有餘，有一張時間表嗎？從中國歷史上的「商鞅變法」到「王安石改革」直至「張居正改制」，到歐美的「柯倫威爾改革」和「羅斯福新政」直到今天的「奧巴馬醫改」，哪一個像中共這樣永遠改下去呢？沒有目標，監控，計劃的改革實質是畫在天空中吊全體中國民眾和西方被矇蔽人士胃口的一張大餅，一個藉以苟延殘喘的「保命契約」，恰如一個三十年來每天都殺人的罪犯每天也同樣公佈一張「改過自新」的保證。自2001年10月起，這張契約中又新增了一個條款，使中共在與西方自由世界的終極價值理念衝突中獲得了一個類似「護身符」的籌碼。這個籌碼的重要性對中南海的掌權者是不言而喻的：十年後，一個在「人民大會堂」的盛典以中共獨有的方式記錄了他們內心的竊喜。是的，「入世」，一個已經過時的時髦詞彙，給已經無以為繼的中共帶來了生機，卻給當時蓬勃的西方經濟埋下了深深的禍根。
由於中共的改革不涉及「政改」，而江澤民的無能更是造成國民經濟的支離破碎。這一切直接導致90年代末中共在銀行，稅收和其他方面的全面危機。當時國有四大銀行的壞賬均超過一半，迫使中共通過開出開放自己「廣闊市場」的空頭支票和西方經濟綁在一起來度過危機。十年過去了，西方政經界突然發現一個曾經極具誘惑力的十億人的市場只是虛幻的泡影；沉重的金融剝削加上各式各樣從房改，教改到醫改的巧取豪奪，伴隨著國家對公民提供基本福利責任的徹底喪失，使年年喊的「拉動內需」成為天方夜譚，更不要說刺激老百姓購買價格昂貴的外國產品。
事實上，中共真正看重的不是與西方公平合作，互通有無的機會，而是能夠給其充血的資金，技術，以及和國際壟斷資本一起奴役國人的分紅。
2012年初，美國國會屬下的「美中經濟•安全委員會」發佈了對中國經濟的最新報告。文中觀點很大程度反映了西方主流智囊對中共「入世」十年的盤點，即在這過程中，中國經濟的自由競爭性非但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增加，相反卻大幅下降。這體現在雖然大型國營企業的總數由原來的五千家左右下降到只有三百家，但按工資數隻僱用8%勞動力的國企卻在GDP份額中重新恢復到50%的水平；而先前在鄧小平時期有顯著增長，僱用大量勞動力的民營企業卻在資金缺乏，沉重稅負和各種由政策管制帶來的隱性成本的打擊下呈萎縮狀態。至此，由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提出的，通過「中國入世」來孕育其私營經濟並最終實現市場甚至政治體制自由化的考量，宣告徹底失敗。
與此同時，「紐約時報」在其近一年中最具影響力的新聞調查報告中曝光了設在四川成都全球獨家生產蘋果iPhone和iPad的「富士康」工廠內部驚人的剝削和迫害。故事的主人翁，一個畢業不久的大學生，每週工作6天，但仍在休息日和女朋友有約一起看戲的情況下被叫去加班。他的工作職責是在滿是鋁粉的車間監督工人用鋁紙打磨蘋果手機的屏幕。悲劇發生了。當候在劇院門口的女朋友再次聽到她男朋友的消息時，粉塵指標嚴重超標的打磨車間已經發生了爆炸，而她的男朋友正在病床上呻吟中熬過短暫人生的最後時刻。美國大眾對此報告一片嘩然：頓時，在生意場上藉助智能手機利潤如日中天，在股市中光芒四射的蘋果公司成了千夫所指的公敵。可是，與此同時，在故事的發生地，卻是沉寂一片。也許，那裏民眾的神經已經被此前同樣發生在「富士康」的「十三連跳」刺得已經麻木了。更加觸目驚心的是，在這整個過程中，中共政府在哪裏？做了甚麼表示？
中共加入國際經濟一體化破壞了已有的公平的國際貿易法則，使國家干預甚至操縱成為必然，惡化了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西方自由經濟學說從18世紀亞當斯密開始就樹立了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理論。這種理論和之前流行的「重商學說」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強調在發揮每個貿易夥伴自身優勢的前提下的互惠及互通有無之原則，促進全球經濟發展，而後者之所以被摒棄也正在於其囿於狹隘，不可持續性的通過保持貿易順差，犧牲其他貿易夥伴利益而帶來的畸形財富積累。西方對中共入世的積極態度最初來自其對國際貿易法則對中共約束力的幻想和對中國虛幻的「廣大市場」的垂涎。而中共在入世後，不但繼續通過赤裸裸的國家干預對諸如金融，能源，電信等核心市場進行保護，更是通過對人民幣匯率的操縱，「出口退稅」等變相國家補貼的方式大興「重商主義」來取得對西方討價還價的資本，減輕國際社會對其人權迫害的壓力，並腐蝕，拉攏西方政客，學者，媒體為其獨裁統治站台。
西方主要民主國家在蘇東解體，民主自由之風在全球成為主流的環境中，放鬆了對極權統治最後的堡壘–中共的警惕，不但任其坐大，還出於自身短期或黨派利益的需要為其輸血，使中共這個早已成為殭屍的歷史垃圾能夠在89巨變發生20年後的今天仍然奴役，挾持著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成為支持全球一切極權，恐怖，反人類組織和政權的總後台，構成對世界和平及自由力量的最大威脅。表面上看，中共通過類似為Walmart等企業提供廉價產品為美國消費者節約了幾千億美元(2011年中方估計為6千億美元；西方學界估算實際數字可能更高)，並使美聯儲有足夠空間完成其原本不可完成的同時保持低利息以促發展和低通脹以穩物價民生的任務，但美國和整個西方在此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是慘痛，甚至自殺性的。
此外，西方幼稚地希望通過中共加入國際經濟循環加速其經濟的私有化，市場化，最終帶動其民主化。但從最近「湖州萬人抗稅」【1】和「溫州老闆跑路」【2】等事件反映出的現實卻是民企作為中國經濟中發展速度最快，利潤最高，生命力最強，僱用人數最多的版塊卻在稅收，貸款等最能體現政府扶持的方面受到壓搾和刁難。與此同時，國營企業打著「上市公司」的牌子無償從國家獲得大量土地，低息貸款及由隨意做會計假賬而帶來的低稅收和低分紅的特權。據估計，中國最大的121家國營企業的資產總值從2002年的3千6百億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2萬9千億美元，其中增幅最快的階段恰恰是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肆虐之時，也就是「4萬億救市計劃」實施期間。而在2009年中國國有銀行貸出的總額高達1.4萬億美元的款項中，85%流向了國企。
中共所倡導的「北京模式」表面上看只是繼承了「國家資本主義」的衣缽，走著德國，日本，韓國的老路，但其本質是不同的。由於中共政權頑固的獨裁和專制特性，其所代表的「國家」和西方所理解的，或普通意義上的涵義有很大區別。譬如，在現有的中共「領導人」當中，有17名同時兼任「國家級」大企業的老闆，而在中共中央委員當中，有27名是商界領袖。中共一黨專政的現實給與這些「紅頂老闆」近似無限的權利和資源，但同時卻近似剝奪了社會，或真正的「國家」，對其人的任何公束力，使「北京模式」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的最新，也是最極端的變種。
西方著名記者，中國問題專家Richard McGregor在描述這些「紅色權貴」時指出，中國50幾家最大的公司老總在他們放在辦公桌上的Bloomberg終端和家庭合影的旁邊，總是有一台直通中南海的紅色電話機。也許，以協助鎮壓「六。四」而聞名的中國前總理李鵬的兒子李小鵬的官場經歷給外人如何理解McGregor的這句話提供了生動的註解。2008年6月3日，「六四」慘案發生20年之後，新華社發稿宣佈李小鵬「辭去」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的職務而出任山西省副省長。這份任命宣佈的時機是否是選擇性地具有嘲諷全體中國民眾的意味我們未可知，但一個在正常西方選舉體制下起碼需要兩年（成功率不定）的從企業老闆到高級公共官員的轉換，在一紙新華社電訊或黨內「紅頭文件」中即刻得到認可和實施，使人們對於諸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管理者收購」等充斥中國的西方市場經濟舶來名詞的真實性或含金量有了自然，感性的認識。
中國「入世」的十年中，北京鑽空子，耍無賴不開放市場，使「太子黨」掌控的國企能攫取巨額利潤，利用「金融剝削」摧毀性地削弱民間實際購買力，大力扶持「黨產」國企，製造房地產，高鐵等泡沫經濟來斂財，通過外資，外企，外貿把中國經濟牢牢地和西方經濟綁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節選自《真實的江澤民》第十章；作者：《真實的江澤民》聯合寫作組）
（責任編輯：肖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