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端陽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加拿大作家愛麗絲‧門羅(Alice Munro)。而中國讀者熟悉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再次落榜，看來村上是顆鐵樹，一時半會開不了花。要談到當代短篇文學大師，我以為有人比門羅更有資格。

愛麗絲‧門羅被稱為“加拿大的契科夫”，我想這是評論家的過譽之詞了。承平日久、波瀾不驚的加拿大根本就沒有產生契科夫的土壤。在契科夫（1860-1904）生活的俄國，正是大革命的前夜，新思想與舊觀念的衝擊，資本主義與農奴制的矛盾，守舊派與革命派的對壘，為契科夫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而同樣是大變革前夜的中國才是契科夫投胎的理想國家。

今天的中國，一部分人在飆瑪莎垃蒂、法拉利時，一部分人卻在坐老虎凳、死人床；一部分人在為飛船上天而歡欣鼓舞時，一部分人卻為孩子的教室而愁眉苦臉；一部分人動輒貪腐上億時，一部分人卻在垃圾堆裡找三餐口糧……在善與惡的交鋒中，在種種不平與絕望的社會裡，體制內的“文豪”們，本應該不平則鳴， “為生民請命”，但在專制的鐵拳下，他們大部分人選擇做“套中人”，“像寄居蟹或蝸牛那樣，縮進自己的殼裡”，“縱做鬼，也幸福。”

國家不幸詩家幸，一些底層的民眾，卻承擔起了契科夫，馬克‧吐溫的使命，“段子”文學應運而生。那些精緻的諷刺時事的段子作者，個個都是“當代短篇小說大師”。誰說中國人不幽默，誰說中文的表現力不好？在處處拼爹的時代，一句“恨爹不成剛”可能會讓你回味良久。而中文的博大精深，在段子創作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清明節，地獄的’先烈們’ 紛紛來電。楊子榮問：土匪都剿滅了嗎？答：都當公安和城管了；毛澤東問：地主都打到了嗎？ 答：都入黨了；馬克思問：資本家都消滅了嗎？答：都進黨中央了。”這個段子，真正地用“魔幻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 （2012年對莫言的評語）

“小時候，祖國是一條寬寬的長安街，我們在這頭，坦克在那頭；長大後，祖國是一堵高高的防火牆，我們在裡頭，真相在外頭；而現在，祖國是一輛重重的工程車，我們在下頭，體制在上頭。” 這個描寫“祖國”的段子，則用詩一樣的語言，“通過凝煉、透徹的意象，為我們提供了通向現實的新途徑。” （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評語）

“一上訪，就是瘋子；一上街，就是鬧事；一揭露，就是造謠；一理論，就是誹謗；一提議，就是煽動；一批評，就是顛覆；一提美國，就是賣國；一說台灣，就是分裂；一維權，就是抗法；一反抗，就是謀殺；一投票，就沒有資格；一選舉，就是敵對勢力。儘管這樣，媒體還一直追問人民幸福不。”這個段子，“對權力結構進行了細緻的描繪，對個人的抵抗、反抗和失敗給予了犀利的敘述。” （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評語）

“一個人為錢犯罪，這個人有罪；一個人為麵包犯罪，這個社會有罪；一個人為尊嚴犯罪，世人都有罪。如果一個人絕望，那麼所有的人都不安全。所以，正義感就是：永遠不要對他人的苦難無動於衷!”“秋收暴動你不怕亂，南昌暴動你不怕亂， “土改”你不怕亂，三年人禍你不怕亂，“文革”你更不怕亂。怎麼一說政治改革，百姓只為爭取個生存權利你就怕亂？你這是什麼邏輯？！”這兩個段子則以哲學家的思辨語言，“以其懷疑的態度、激情和遠見，清楚地剖析了一個分裂的文化。” （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評語）

“救護車一響，一年豬白養；住上一次院，三年活白乾；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場大病全泡湯；小病拖、大病扛、病危等著見閻王。種豆子，種高粱，天天都為子女忙；上個學，買個房，女兒瀟灑苦爹娘。” 這個段子“對於中國農民生活的豐富和真正史詩氣概的描述（1938年對賽珍珠的評語）”以及可讀性，遠遠超過當年的賽珍珠。

這些段子，或針砭時事，或諷刺貪官，或譏笑官僚，或嘲弄名人，“由於那些充滿理想主義及人情味的作品–它們那種激動性諷刺，常涵蘊著一種高度的詩意美。”（ 1925年對蕭伯納的評語），它們字字珠璣，針針見血，刀刀見骨。不僅如此，這些段子中的“道德力量，藉著它，繼承了(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1970對索爾仁尼琴的評語）

“段子”文化在中國如此流行，越來越多的小說家也樂於此道，甚至北方有德云社，南方有“海派清口”，在劇場裡專門為觀眾開講段子。顯而易見，“段子”以其“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和藝術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2000年對高行健的評語）

年事漸高、不堪忍受長篇小說折磨的終身評委們，近來來似乎青睞短篇文學，因此，那些創作出睿智幽默、短小精悍段子的中國民眾，作為一個整體，才是更合格的獲獎者。而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似乎也是個“反黨組織”，他們每年絞盡腦汁、“處心積慮”寫下的評語，原來一直是在給譏諷中共的“段子”做生動的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