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1月07日訊】 一．政治與文化
我在上篇文章中談到，九評的發表，紀念九評八週年第一個讓我的思索的題目是信仰與科學。對信仰問題的具體探究則讓人們看到，信仰改變必然導致另外一種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因此也可以說必然導致另外一種文化。為此，紀念九評發表八週年第二個讓我思索的題目是「文化與政治」的關係問題。
從一九九九年法輪功學員由於信仰受到公開的殘酷的迫害以來，他們的存在就同時受到專制者們的誹謗污蔑。他們希望擁有自己的信仰是「搞政治」，他們被迫講真相，維護自己的信仰是「搞政治」，他們開始明確拒絕專制是「搞政治」，最後他們總結出了九評，開始推動退黨，解體中共當然就更是「搞政治」了。「搞政治」為此成為了一個極權統治者抹黑攻擊法輪功學員團體的重要工具。
然而，匪夷所思的是，與此同時很多人居然被共產黨的這套言論迷惑，甚至沿用了共產黨說法，指責法輪功的「搞政治」。而更為嚴重的是他們忘記或說忽視了更必須譴責和制裁的是那些唯政治、唯權力為上，運用政治暴力對法輪功進行最殘酷的共產黨。當然，他們同時也沒有思索，過問政治是每個人當然有的權利，對法輪功學員也不例外，而單純的「搞政治」，能夠讓一個信仰群體做出這麼深刻的認識和總結，做出那麼多根本性的推動歷史變化的貢獻嗎？
在法輪功出現以前，在《大紀元》創刊以前，那麼多過問政治的人和團體，那麼多專門「搞政治」的人，都沒有受到過這類的指責和抹黑，也沒有做出過如此徹底的對於共產黨問題，中國近代社會及歷史問題的反思和總結。這就讓我們對「搞政治」問題產生了更多的疑問。為甚麼那些一直熱衷政治的人沒有受到共產黨的抹黑，也沒有如九評，法輪功學員們那樣系統地去認識中共，所以顯然單純一個對「政治」的態度和關注是不可能產生九評的。
那麼九評為甚麼會如此深刻和徹底？這其實又是一個非常值得思索的問題，而對於這個問題的思索首先讓我看到信仰問題，其次它讓我看到政治和文化問題的深刻聯繫。
二．文化與政治
政治與文化在共產黨社會的關係不是常態社會，一般社會中的那種關係。極權的共產黨毫不掩飾地公開聲稱在共產黨社會一切為政治服務，教育為政治服務，藝術為政治服務，文化為政治服務。在共產黨社會文化沒有任何可能存在的獨立空間。共產黨利用完全意識形態化控制，或者力圖控制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一元化是這個社會的典型特點。它決定了一元的共產黨專制一定會對任何不同信仰的團體和人採取最殘酷的毀滅性的鎮壓迫害措施。而正是這種特點，文化與政治的在極權主義社會的這種特殊的排他的關係，導致了法輪功的學員們追求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一定不被共產黨統治者所容忍。他們代表的以後一定是一種與共產黨社會不同的生活方式。
事實上法輪功學員們由於信仰所經歷的遭遇在共產黨社會並不是獨一無二的，相反，從一九四九年之後，甚至從共產黨一誕生起他們就在所控制的範圍內對異質的人，不同思想的人和派別如此殘暴。
共產黨的歷史暴行是無法隱瞞的。一九四九年他們攫取政權後，對國民黨人，對各類非無產階的群體派別無不是採取最殘酷的迫害消滅政策。他們為此直接殺害了上千萬人。
在這方面共產黨最緩和的做法也不過是對那些心甘情願地接受宮刑的人，在閹割後安排以花瓶的位置，然而花瓶的位置卻並不是供奉你擺設你，依然是時刻監視你是否真的沒有了生育能力、生命能力，是否人前人後都如太監一樣地為黨服務。
到九十年代初期，共產黨在中國的精神領域，文化領域如深耕一樣已經把中國大地翻了幾翻，翦除了幾代人的生育能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一九七六年所謂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所謂鬆動允許人們否定性地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居然那個時候中國的知識精英們沒有人出來徹底審查共產黨，反而是擁護鄧小平的所謂改革挽救共產黨。
整個七十年代末期到八九年，在中國大陸幾乎沒有提出任何新方向的政治問題，文化問題，仍然沿著文化大革命的反傳統的道路，完全意識形態化的道路徘徊，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政治氣氛和文化氣氛，實際上和冷戰後東歐民眾和知識份子那種對於共產黨從政治上，、信仰和文化上那種對抗性成了鮮明的對照。
八十年代本來是反省、變化的最好的時間，然而卻不幸被那些「傷痕文學」的哀怨依戀，「走向未來」的無知傲慢，「河殤」們的混亂荒誕繼續浪費了半代人的生命。
當然，也或許正是在這種文化的荊棘中，最深層的傳統精神得到了喘息，生聚的時間和空間。沒有那些鼓噪他們也不可能得到靜靜地復甦的可能。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在經歷了一九八九年中國歷史上最公開的殺屠民眾的血腥後，一九九二年，法輪功在中國大地出現。這是被政治徹底摧殘後的傳統文化的觸底反彈，是文化對於政治的歷史性的回答。
法輪功的出現對中國社會，尤其是對共產黨來說是無聲的驚雷，它顯示出的是生命力，生育力，是春風居然吹又生的中國傳統精神，倫理道德。它顯示的當然是對於共產黨完全意識形態化，一元化的政治文化的一種背離和拒絕。它的出現和一九七六年以後在共產黨社會空間出現的各種以擁護共產黨為前提，使用共產黨給的思維和語言的青年才俊、意識形態分子們截然不同。
文化與政治的這種相輔相成、相反相成的關係，嗜權的共產黨領導人心裏非常清楚。
三．文化問題與對八九年中國變化的思索
文化問題是根本的問題。一個徹底的反省和否定一定伴隨著對文化問題的探究，建立在文化的基礎上。一九八九年，及其後由此產生的中國異議運動的發展的結果向我們展示了這點。對於這個案例的比較思索也讓我們看到，建立在文化思想基礎上的九評的深刻性。
一九九二年法輪功誕生的時候正是中國社會在政治上發生翻天覆地的大事的時候。然而也是文化最荒蕪的時期。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廣場，共產黨用槍炮坦克在全世界的電視鏡頭前屠殺手無寸鐵的市民、學生。說它是史無前例毫不為過，說它是沒人性毫不誇張。因為一個能夠說出殺他個二十萬，安定個二十年的人，和當年那個不怕打原子戰爭死幾億人，我們坑儒一坑就是幾十萬的毛澤東一樣當然都是人間的「魔鬼」。
然而，一九八九年的大屠殺卻居然「再次」沒有帶來對這個社會及其文化的徹底唾棄與反省。
一九八九年後，全世界一起制裁一個國家，任是魔鬼也害怕。尤其是八九年柏林牆的倒塌，整體的魔鬼集團從世界消失就更釀成了一個大好的政治局勢。儘管從事政治的人風光無限，在那時甚至有人嘲笑知識份子的理念當先是在政治上不負責任，聲稱他們是搞政治的，高於知識份子，知道進退得失。但是，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政治並沒有給中國人帶來深刻的認識和變化，並沒有帶來《九評》這樣的深刻的文章，更廣泛的對於共產黨的背離。相反帶來異議人士短視：對於錢財的揮霍，盲目的自大樂觀，內部無休止、不擇手段的互鬥。
一九八九年激發的民主運動，由於缺乏文化基礎，沒有進一步文化的追求，因此這個源於八十年代的意識形態潮流的異議運動每況愈下——由於沒有預料到的政治事件而激發的異議運動如一條內流河迅速地消失在沙漠中，荒山中，繁華中。到一九九五年，海外異議運動幾乎奄奄一息。
回顧一九八九年及其後幾年中國大陸及海外異議運動的發生發展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
1.異議人士如果在文化上不是異議的，或者說在文化上表現不出異議來，那麼這個異議人士是沒有根基的，隨時可能重新回到極權主義的懷抱。
2.以文化問題為基礎分析政治和社會問題，分析共產黨問題，法輪功學員們和八九年前後出現的某些所謂異議人士最根本的不同，他們不是「搞政治」，所以他們能夠源遠流長，不被政治所左右。
3.九評中提出的黨文化問題的影響：八九年後異議運動的走向讓我們從另一側面看到這個黨文化的問題。它不僅深刻地涉及到共產黨社會的一般特點，涉及到共產黨的政治本質。也就是一切以權力為中心，為前提，為基礎，而且涉及到共產黨社會的生活方式，價值倫理觀。
為此，八九年後的歷史讓我們也進一步看到，伴隨一九八九年產生的那個「運動」由於沒有文化上的背離和反叛，留下來的效果是有限的。而他們之中有些人，直到二零零六年還看不到九二年突然產生發展的法輪功的精神根源，以及他的意義也是有深刻根源的。
所以，沒有文化根基的政治是蒼白的，混亂的，沒有生命力的，甚至是可疑的、荒謬的。文化與政治，文化永遠是基礎，是根本的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