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1月03日訊】（法廣記者凱文報導） 在高等院校和文化機構雲集的北京，講座是一種司空見慣的資訊傳播方式。但近年來，傳統的學術講座正逐步走出象牙塔，和市場力量相聯手， 衍生出新的形式。2012年的中國高層政局風雲變幻，照例成為街頭巷尾的談資，但京城同時流行「讀書會」，構成了公民社會發育「暗渡陳倉」的一種形式。

從來源來看，京城流行的講座、沙龍、讀書會主要來自幾個途徑：首先，作為教學活動，傳統的學術講座在北大清華等著名高校自然經久不衰，但多數情況下局限在校內範圍，外界不易接觸。因此，微博上出現了「北大清華講座」等賬戶，專門收集高校講座信息對外界公佈。同時，一些學院派講座藉助微博等新媒體，自始便面向公眾，例如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主辦的「薊門書院」等。 某些民間智庫，如天則、洪範、九鼎研究所等也在網站上公佈學術講座日程，供公眾參與。

其次，對於實體書店和出版社來說，面向公眾的講堂是品牌價值的延伸。此前最為著名的三味書屋講座，儼然成為長安街上自由思想的地標，但2010年後因遭遇政治壓力，三味書屋講座被迫停辦。今天在單向街、字裡行間等後輩民營書店，各自的讀書沙龍方興未艾。官辦的出版機構更是擁有得天獨厚的作者資源，商務印書館等學術重鎮經常能邀請到重量級學者舉辦讀書研討會，但熱情和靈活性則遠遠不如民營書店。

再次，傳統紙媒中的領軍企業，也藉助豐沛人脈推出自有品牌的講座和沙龍，例如財新傳媒旗下《中國改革》讀書會、《南方週末》的「時間講堂」，《看歷史》的「國家歷史講堂」等等。與此同時，實力雄厚的網站也各有王牌，如騰訊網旗下 「燕山大講堂」迄今已經開辦近200期，以及搜狐網讀書會、網易財經讀書會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思想文化類網站「共識網」讀書會今年邀請歷史學家朱學勤發表關於法國革命的演講，隨後文字實錄發表在《南方週末》上，借新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契機，掀起輿論熱議。這種「網站-讀書會-傳統紙媒」三方聯動格局，更加凸顯出讀書會在公共輿論空間中的作用。

最後一種形式，則是由傳統上和讀書活動聯繫不多的商界來搭台唱戲。「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組織的讀書會一年多來異軍突起，二十五場活動場場爆滿，多數借重商界人脈完成，但任志強、柳傳志、俞敏洪等嘉賓在大眾媒體中知名度，激發出聽眾極高的追捧熱情。市場化的營銷手段使得一場讀書會聲光電俱全，輔之以微博互動，更像是一場以讀書為名的商業盛典。

如果說學院派的講座從形式上並無新意，最後這種讀書會卻展示了一種新的模式、新的社會思潮趨向。

相對於「講座」、「講堂」等暗示學識高低之分的名稱，「讀書會」這一稱呼顯得更加討巧，它緩和了商界與學界的精英傾向，暗示著參加者的地位更加平等 ——大家共同面對某一本書，而不是某一位演講者。但除了名稱以外，現代傳媒和商業背景的「讀書會」在事實上沒有太大差別，甚至暗含的「差序格局」更加顯著。

和三五好友促膝相談的讀書不同，由傳媒龍頭和商界組織的「讀書會」往往有數百人甚至近千人參與。隨著規模擴大，聽眾直接和嘉賓互動的機會相應下降。 而「微博投影上牆」的造勢方式，除了表面的熱鬧，並沒有產生真正的平等交流，更反襯出聽眾對主講嘉賓的崇拜和追捧。在嘉賓名氣的號召下，許多聽眾只是慕名而來，不乏「追星」熱情，而主講人的著作反而放在其次。例如，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曾經邀請著名學者金雁介紹新著《倒轉紅輪》，現場氣氛熱烈，但是當主持人詢問現場觀眾有多少人讀過該書，舉手人數不超過四分之一。

讀書會聽眾以40歲以下的中青年群體為主。通常而言，活動規模越大，參與者的職業背景越龐雜。例如在《中國改革》讀書會邀請資深法學家郭道暉主講 「依憲執政」，也有來自銀行、投資等經濟領域的聽眾。相對於聽眾日益高漲的熱情，相當一部份讀書會的組織者強調，由於空間有限，只有事先按照規定方式報名的聽眾，經過組織者篩選，收到郵件或短信確認後才能進入會場。市場化的操作方式，也使得敏感度降低，宣傳部門更不容易對其進行控制。

一個顯而易見、卻值得玩味的現象是，當下各家主辦的讀書會上，通常被視為自由派的嘉賓佔據壓倒性的比重，具有無可抵擋的話語權優勢，其中不乏被對手貶稱為「公知」的人物。當年毛左陣營的「烏有之鄉」也曾頻繁舉辦講座聚攏人氣，但隨著一年來政治形勢的變化，這種組織形式至少在公開場合中已經銷聲匿跡。 無論是「毛左」還是「新左」人物，在今天這些方興未艾的讀書會上都難見蹤影。儘管今天50～60歲的商界人士中不乏毛澤東的擁躉，這種影響甚至滲透在經營風格中，但極少見到有大眾讀書會公開鼓吹過去的正統意識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下熱鬧的讀書會並不是真正的「多元化」，而缺席的，恰恰是反對「多元化」 的聲音。

在若干敏感歷史問題上，這些大大小小的讀書會通常小心翼翼，避免過多提及而惹來麻煩，但也並不特別忌諱。發言者往往通過旁敲側擊、一語雙關的方式博聽眾會意一笑。至於黨史，本身就是講座沙龍的富礦之一，只要不涉及到晚近掌權人物，反而往往成為吸引聽眾的招牌，雷頤、馬勇、章立凡、楊奎松等近代史學者就曾是多家讀書會的座上賓。

另外勿庸諱言的是，有些讀書會活動並非單純讀書，事實上構成了市場營銷的一個環節。在新書上市的關頭，作者往往樂意接受邀請出席讀書活動，為自己的作品宣傳造勢。尤其當讀書會主辦方和圖書策劃方同屬一個集團旗下時，這種「協同作戰」的特徵最為明顯。

總體看來，雖然存在著「讀書會」名不副實等種種問題，但是多數情況下，話題的吸引力和嘉賓的號召力成功地彌補了嚴肅性的短板，儘管圍繞讀書的討論通常並不深入，但組織者和嘉賓的基本理念，在潛移默化之中已經影響到聽眾的立場。和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時代的沙龍一樣，這些形形色色的讀書會構成了當代中國的另一種「啟蒙」；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普遍清貧境遇的啟蒙不同，京城流行的「讀書會」見證了今天中產階層、尤其是年輕一代「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追求，也顯示了商界精英的公共責任意識的覺醒，以及公民社會多元組織形式的深化與擴展。

（責任編輯：李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