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8月07日訊】（四）妨礙文化繁榮的因素
1. 權力的強制和利用
「思想不能用錢買」，也不能用強權壓出來。大一統的政權和經濟發達的所謂「盛世」不一定產生優秀的文化，歷史上多次證實。中國歷史上思想活躍、文化繁榮時期大多是亂世：春秋戰國、魏晉六朝、民國初年軍閥割據時期，等等。當然不一定非得亂世文化才發達。只不過中國的「盛世」往往是專制統治特別強，同時對文化思想控制比較嚴。別的國家並不一定如此。
某一種學說一旦變成官學，就是它的不幸，或被歪曲利用，或片面發展其某一缺陷：儒學被皇朝定於一尊、馬克思主義被利用來作為唯一的治國基礎、魯迅在一次「講話」中被捧上至高無上的位置而同時其最寶貴的反抗和批判精神被扼殺，都可以算作「死神之吻」。統治者要假借一種學說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排斥其他學說，用權力來強制定於一尊，而且任意歪曲解釋其所利用的學說。
2. 高度實用主義、功利化
《布魯諾與方孝孺》一文中提到中國人缺乏與實際無關的好奇心。中國人是多神教，對各種神仙也採取實用主義態度，給諸神也分了工，進了廟宇不是淨化靈魂而是賄賂菩薩。但是過去的文人還有田園的追求，在藝術上有浪漫的想像和創造的空間。現在的實用主義更加變本加厲。過去至少學生時代還有理想、幻想、浪漫情調。現在從幼兒園起就進入為一個世俗目標高度競爭的絞肉機。創造力、想像力全被扼殺。
這個問題不限於中國。市場化到極致，會使文化低俗化。《廊橋遺夢》暢銷，但是人們只注意愛情與家庭責任的矛盾，沒有注意作者通過主人翁對市場對藝術的催殘以及人的退化進行的批判。我在「熱潮退去話廊橋」一文中說到這一點。
歐美國家過去中學必修拉丁文，後來經過一場辯論後取消了。（有些學校還作為選修課），至今還有不少老知識份子認為是一失策，看似無用，但是與文化底蘊、思維邏輯有關。就像中國學生如果完全不讀古文、文言文，從實用觀點看，似乎也沒關係，但從文化傳承來看是大損失。一切以當前是否「有用」出發，近來又有理工科人士主張完全取消文科之論。這與「文革」中的「最高指示」一脈相承。甚至「文科有害論」也不是新的。大約因為學了文科就思想不安分起來，只要理工，人人變成某一專業的工具就天下太平了。實際上，理科也是要抽像思維的，所以只要工科即可。
今日更有網絡，還發展為微薄，進一步快餐化。在中國現有的媒體受控制的情況下，本人對於網絡和微博的積極作用給與高度評價。但是如果只有這方面一枝獨秀，就妨礙思想的深刻化。一切表達都語錄化，沒有耐心靜下來思考、反覆論證，系統的考慮問題。本人一篇文章「中國知識份子對道統的承載和失落」的遭遇使我體會到快餐文化的威力。這篇文章是我對49年以後的知識份子精神狀態何以至此的比較系統的闡述，是多年思考的結果，從兩千年的傳統講起，結合各個歷史時期的背景，解釋今天的現狀。但是忽然發現被不知哪位好事者只截取最後一段，並擅自加了一個「六十年怪現狀」的標題，在網上廣為流傳，前面的系統論述已經沒有人注意了。只看這一部份大概比較痛快，人們沒有耐心去探索歷史根源，做更深入的思考。
（五）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人性、制度的異化
如前所述，當前中國內地相對而言，更緊迫的是制度問題，人權、自由、法治都在爭取中。但是在很多國家，包括香港地區，自由、法治的問題解決以後怎麼辦？
1. 自由不受權力的壓制以後怎麼辦？約翰•穆勒在《論自由》中談到自由的敵人除了強權之外，還有社會風氣的力量，人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同的本能。這種社會風氣的力量甚至比強權還厲害。胡適在為「王小航先生文存序」一文中引王小航的話：要說真話，在「富貴不能淫……」三個條件之外還要加上一個更重要的條件，就是：「時髦不能動」，多少聰明人，不辭貧賤，不慕富貴，不怕權威，只不能打破這一個關頭，只怕人們笑他們「落伍」！只此不甘落伍的一個念頭，就可以叫他們努力學時髦而不肯說真話。
這段話先得我心。例如去年忽然大唱紅歌，全國風靡，都是各單位「自發的」、有組織的。除了重慶之外，沒有地方是強迫的。我問過許多單位的負責人，是否上面有文件，或有精神，都說沒有。許多也不是甘心情願，但不知一種甚麼力量使他們覺得必須追這股風。其中個人也沒有被強迫參加，既沒有「威武」，也與「富貴、貧賤」無關，但很少人敢不參加。
以上這個例子還可以說可能與權力的慣性作用有關，有一種潛在的威力。但是另外一種時髦的力量，例如追求名牌可以達到瘋狂的地步。沒有了纏足、束腰，出現了整容，在身體各部位動刀子，有的比纏足還殘酷，而且也是趨同。人人都沒有自信，要模仿一種模式。五官、身材尺寸都追求標準化，失去理性、也失去自由和獨立的人格。女孩子為一個名牌手提包賣身，男青年為一部時髦的「ipad」而賣腎（是真事）。沒有人強迫，都是自願的。這多麼可怕！
2. 市場與民主的異化
這種追隨時髦背後的推手是市場，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科學與市場結合，原來是產生平等、自由的社會，造福人類。但是現在二者結合生產人們並不需要的東西，引得人們瘋狂追求，造成物質和精神的浪費。原來馬克思設想有一天，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只要用很少的時間生產出消費的需要，其餘時間都去發揮自己的興趣，從事文化藝術創作。現在生產力早已達到這個程度，但是人的生活越來越緊張。如同「紅舞鞋」，不斷地轉，停不下來，不知伊于胡底。
當前喬布斯成為成功創業的英雄，我在上海《文匯報》上看到一篇文章「喬布斯給了我們毒蘋果」（江曉原、劉兵科學文化對話）頗受啟發。文章大意說喬布斯提供我們不需要的東西，強迫大家接受（ipad）；把我們需要的東西抓到他自己手中（紙媒、書籍）。最後的結果是扼殺文化的多元化。這一說法有一定的道理。
市場從最自由，變成無形的專制，也是一種異化。
隨著手段的日新月異，人性的貪婪更難得到遏制。已經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也面臨異化的可能。人們一直相信，因為人性惡所以民主有必要，因為人性善，所以民主有可能。民主是用性善的一面制定規則遏制性惡的一面，也就是荀子說的「以義克利」。現在是否還有效？例如媒體原來的社會批判和社會良知的功能因搶奪市場、吸引眼球、討好廣告而趨炎附勢、阿世媚俗；議會鬥爭以狹隘的黨派利益裹挾大眾的利益，等等，美、歐所面臨的問題深層次的也是制度文明面臨革新的問題。
2. 科學進步是造福還是禍害人類
二十世紀初已經有人提出：人類掌控自然的能力超過控制自己的能力，擔心科學的發展對人類帶來災難。到原子彈的發明，科學家有大聲疾呼提出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日益嚴重。
當前科學發展的兩大禍害：1）破壞環境；2）軍備競賽和戰爭。這很明顯，毋需多講。當然科學本身是中性的，主要還是掌握在人的手裡。於是又回到原來的問題：人的趨利本能能否受「不損人」的界限的約束？甚麼樣的制度能「以義克利」？本文開頭所說人類共同的善惡是非標準，還產生出一種異類：
以群體名義顛覆個人之間的倫理道德
人類自從有了組織乃至國家之後，用於個人之間的道德規範在群體之間就不適用。以民族、國家、宗教、種族、階級、團體、黨派，以及革命的名義，可以殺人、放火、搶劫、欺詐而不以為惡。兩千年前莊子概括為「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特別精闢。為私人的利益而做的惡行、犯罪，以國家或者革命的名義就變成大善、正義、崇高。例如說謊是惡行，但是外交官為了國家利益就可以而且應該說謊。當前流行的諜戰小說和諜戰劇更是在一個「敵、我」的前提下對人之常情和倫理道德的顛覆。在某個時期，一個種族把另一種族視為非人類，心安理得地任意屠殺，如早期歐洲人之於印第安土著、美國的種族歧視，直到希特勒以種族優劣的名義屠殺猶太人達到頂峰。在這方面，中國也不例外。由於近代以來，中國作為黃種人總是受白種人的壓迫，就自以為僅僅是受害者，其實在歷史上漢族對少數民族一向以「化外」之人對待，「壯士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到民國時期有些少數民族的名字還有犬字旁。
這種標準也有時代性、階段性。種族歧視在二戰後在人類的共同道德規範中列入了「惡」的範圍，達成了共識。又如19世紀中葉，英國可以堂而皇之向中國或其他國家出口鴉片，現在任何一個國家以任何名義都不能公開販毒。虐待俘虜問題，古代「坑降卒」幾十萬，現代有了保護俘虜的明文規定；戰爭中殺害平民，直到二戰中還是被認為不可避免的，雙方都有「地毯式轟炸」，現在雖然仍然有不少無辜平民在戰爭中被殺害，但是在國際準則上已經是非法的，不被允許的，只能說是「誤傷」。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的「公德」是在進步。但是製造殺人武器，準備與其他國家作戰，還是國家的正當行為，而且方興未艾，規模日新月異，不知拐點在何處。
一部世界史是人類自相殘殺的歷史。現在我們還沒有跨越這個階段。以「愛國」、「革命」、「信仰」以及其他種種群體的利益的名義殘害對手還有一定的道義的號召力。甚麼時候群體之間的道德標準和個人之間的一致起來，人類可望達到持久和平。但是留給人類的時間也不多了。
——轉自作者博客
